自由波瀾泮鐵籠——《自由荊冠：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結語

<div> 劉曉波博士榮獲2010年諾貝爾桂冠，得到全世界的加冕，但直到今天，他還被囚禁在中共黨國的大牢裏。與劉曉波同樣深陷囹圄的民主自由鬥士還包括王炳章、胡佳、師濤、郭飛雄、譚作人、黃琦等。他們幾乎被扣上了同樣的“顛覆政權”等莫須有的罪名而失去了寶貴的人身自由。   這些民主自由的鬥士們幾乎都有解放自己和家人的能力和機會，甚至可以做到舉家徹底逃離中共鐵掌心。但他們愛那片土地愛得如此深情、執著，他們顯示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義無反顧地走進牢門。劉曉波甚至放棄了外部的自由世界，回歸鐵籠子。他甚至重複了多次。   劉曉波們是沉著、冷靜、理性地選擇踏入牢籠鐵門的。首先，對他們來說，如果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大監獄，如果整個民族都生活在鐵籠子裏，那麼是在小的鐵籠或在大的鐵籠裏，實在就沒有太大的區別了。在譚作人看來，在大的鐵籠子裏面還有太多的喧鬧、誘惑、糜爛和墮落；在小的鐵籠子裏，不幸中的萬幸，倒可遠離這一切，求得內心的寧靜、大腦的反思和精神的升華和超越。他們的肉體可以被囚禁，但他們的思想和靈魂是沒法用鐐銬鎖住的。同時，劉曉波、譚作人們還篤信，如果他們能把小的鐵籠牢底坐穿，他們才有希望溶解中國共產黨專制的大鐵籠。所以他們勇敢地穿上了囚衣，扛上了十字架，行進在通往自由、民主中國的荊棘路上。   劉曉波們肩上重重的十字架是要帶走我們的麻木、怯懦、冷漠、犬儒和圓滑，用他們的血肉之軀為後來人壓出一條坦途。面對歷史上最龐大的鎮壓機器，我們有太多的自疑，太少的自信。我們絕大多數人無法想象和看到這麼一個遠景：在專制體制消融後，一個自由的中華民主共和國會誕生。但這一切正在發生改變，而且中國專制體制盛滿則衰的轉折點早在2008年就已經出現了。   幾乎所有的中國人今天都能明白“08.08.08”的豐富內涵。一個不信鬼神的共產黨近年來因為作惡太多，愈發變得疑神疑鬼、神魂顛倒起來，所以他們撿起了南粵的民間迷信，癡信“08.08”，一求就靈、一靈就發。我們都知道，對中國統治集團來說，2008年真是大出意外，變得雲譎波詭。民間出了一種解構官方求簽的說法：“1月25日雪災”三位數加起成八來“天災”；“3月14日西藏騷亂”也是八出“人禍”；“5月12日地震”相加成八遭地災，京奧88日前發生8級地震。連“7.1”共產黨的生日那天，在它的誕生地上海，刀客楊佳只身一人搗警署，殺死六警、撂倒五個，又破“逢八就發”的黨國期盼。   當然，2008年中國政府遭遇的兩件猝不及防、性命交關的事件，一個是國內自發的《零八憲章》運動，另一個是國際上來勢凶猛的金融風暴。對於後者，中國政府通過控制信息、扭曲統計數字和瘋狂救市等方式，試圖掩蓋2007年出口危機加上沿海（尤其是珠三角）產業破產造成的問題，粉飾金融風暴下中國全方位經濟受挫的嚴重性。基於虛假的信息，國際上和國內百姓出現一種錯覺，以為“大國崛起”已成，“中國世紀”也已提前降臨。其實，2008年的危機不僅沒有完全消失，而且還成為以後中國社會危機沖突的母板，不斷衍生、演繹、交織、深化，醞釀著質的變革。   例如，2008年的雪災、汶川地震後的玉樹地震、旱災、水災連綿不斷。“3.14”拉薩事件後第二年和直到現在都在不斷重演或以新的面目出現（玉樹救災出現的問題、藏區的藏語教學問題等），或類似的少數民族沖突又在新疆以更大的規模重演。三鹿毒奶粉事件和以前河南的“血災”、同年的川震地區“豆腐渣”校舍垮塌、和以後的山西假疫苗事件都在演繹，繼續肆虐戕害我們的孩童。2007年以後看到的出口危機到今天也沒有完全扭轉，民營企業倒閉潮還在繼續。金融風暴後政府“國進民退”的經濟戰略繼續在傷害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柱：民營和外資企業；同時催生更大的房產樓市泡沫和股市泡沫。2008年五千億美元以上的奧運開銷根本是勞民傷財，到2009年的“國慶閱兵”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再到廣州的亞運會，都是一脈相承。中國政府上上下下試圖通過大工程來給經濟注射強心針，同時給各級官員提供末日前的最後一次筵席。但他們意識不到，在地方各級政府已經被地方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情況下，這種瘋狂開銷和貪腐完全已變成了飲鴆止渴。   由於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經濟成長帶來了家庭和政府財政的積累，尤其是所有的家庭儲蓄通過國有銀行最後都變成了政府可以隨意動用揮霍的第二財政，中國政府可謂糧秣充足、財大氣粗，自信有能力花錢消災，搞定擺平一切危機。中國官員認定，只要人民幣可以解決的矛盾統統是“人民內部矛盾”，言下之意就是它們沒有危及和動搖政權基業。偏偏還在演繹的金融風暴不僅使中共的糧草受損（比如，投在美國金融業、兩房機構、美元儲備和國債已在三萬億美元以上），而且當下和近期還有更多的地方要求花更多的錢。對那些只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學到過“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危機”的中共領導層來講，難免不懸心吊膽。更讓他們惱火的是，《零八憲章》不屬於他們能夠用人民幣來解決的“人民內部矛盾”。《零八憲章》運動的參與者軟硬不吃，許多人還有不食人間煙火的決心，把矛頭直指黨國的阿基裏斯之踵：沒有民主程序賦權和認可的一黨專制。   當《零八憲章》找到了一個阿基米德基點來撬動中國專制體制後，就像魔棍行使了點金術，中國所有的社會、經濟、法律、宗教和政治問題都排成了有規律的方陣，向現行體制發起總沖擊。老子在《道德經：六十四章》說，“其安易持，其脆易泮。”中國六十年來的專制政體已經表剛裏脆，持續不斷的自由民主波濤已經在融蝕其根基。我們可以預見，當中國自由民主鬥士掀起世界民主第四波時，脆化消融的將是整個黨國體系。這就是為什麼，中共黨國官員對劉曉波恨之入骨、懼之入心，把他第三次打入深牢，重判十一年，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   只有放在這樣的大歷史、大時代的大背景下，我們才能全面理會《零八憲章》運動的意義，深刻理解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的上善若水的策略，及時捕捉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為中國民主化平和變革提供的機遇，同時認清國際大環境對中國民主化的期盼與支持。   在我與陳奎德博士不分白天黑夜連續作戰、緊張編選這本文集時，我們倆人都是百感交集。陳奎德博士作為我四川的同鄉、復旦的校友，一直是我敬仰的師長。至今記憶猶新的是，我十六歲負笈出川下江南在復旦校園寒窗苦讀時，第一次啟蒙是由他和他的同學給予的。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授予的第一個西方哲學博士，陳奎德和其他幾位思想犀利的博士、碩士畢業生在1983年舉辦了轟動全校的“告別演說”系列。從此，我選擇踏上了一條不斷靠近他們銀河系的思想軌道。他與劉曉波建立的友誼時間已很久遠，他對後者的了解也遠比我要深。我最早寫的有關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的兩篇文章也是在他主編的《縱覽中國》雜志上發表的。在此，我不敢妄稱可以代表我的合作者，但我想他也不會反對我把我們的複雜感情用下面五個字來概括：喜、怒、哀、愁、望。   喜：喜極而泣   在諾貝爾和平獎公布前十天，某種直覺告訴我，劉曉波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奪冠。我把這一想法告訴了采訪我的中國記者，也與我的朋友一道提前籌備慶祝會。盡管如此，好消息到來時，我還是感到意外和興奮。一方面我要為BBC的《點評中國》節目交一篇有關此事的專欄稿；同時，我給許多朋友打電話，分享喜訊；最後，我穿上了紅襯衣、打上了紅領帶，以中國傳統節日慶典的打扮裝束，與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朋友、同志一起舉行慶祝晚會。我們有五糧液配中餐，有香檳配唱卡拉OK。   我想我的心境與眾多的人都是相似的。在我整理和翻譯諾貝爾獎網頁和《紐約時報》就劉曉波獲獎的留言和評論時，我強烈地感到，整個世界的良心已被劉曉波征服。他不是孑孓一身在為中國的自由民主鏖戰。他的身旁有他忠心愛人、有他廣大的戰友，更讓人高興的是，無數的中國大學生，這些80後甚至90後對1989年天安門鎮壓沒有多少記憶的年輕人認同了他和他為之犧牲的理想和事業。因為他獲得了這樣廣泛衷心的支持和理解，我為劉曉波感到高興。   從中國民主運動的角度來看，在過去的二十年間，這項事業遇到了重重障礙，它也開始了自我反思和升華，力求建設一個由具有鑽石般純潔和堅毅品格的人們組成的領袖集團，同時夯實國內和國外廣泛的民意支持。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顯然把國際注意力聚焦在了中國民主運動事業和它的辛勤耕耘者們身上。它不僅有助於中國民主運動的組織建設和整合，也有助於該項運動獲得更廣泛的同情和支持。   當諾貝爾委員會選擇被監禁的劉曉波作為和平獎得主後，中國政府對此進行了譴責，聲稱，任何人都無權幹涉中國的內部事務。為此，諾委會主席亞格蘭回複道：“但他們錯了：國際人權法和標准高於民族國家，而且國際社會有責任確保它們得到尊重。”我們高興地看到，盡管過去中國政府利用過度壓榨的人民財富在國際上推行它的“大外宣”，兜售它的“軟實力”，打造“大國崛起”和“北京共識”的神話，但這些努力都失敗了。國際社會的民主主流價值觀最終對專制和張揚的中國政府集體說了“不”。我們知道，現今的民主化過程必須依托國際民主聯盟的支持和聲援。由於中國政府的“趕盡殺絕”政策，國內的民間力量舉步維艱。民主運動領袖人物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被迫流亡，或者是生活在24小時“老大哥”政權的國保全方位監控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是中國政府尚存畏懼的唯一反對黨。諾貝爾和平獎作為最具有權威意義的世界輿論解讀，反映了國際環境的積極變化，它讓我們相信，國際環境變得更有利於中國民主化了。   特別讓人感到高興的是，盡管官方還在極力這樣做，愈來愈多的中國民眾已經不把愛國和自由、民族與民主對立起來了。在諾委會網頁上的留言，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國內的民眾。他們翻牆而來，用中文向劉曉波賀喜、用雙語向諾委會和世界致意。他們體現了自由愛國主義（這也是愛國主義的最初形態）和民主國際主義（替代了陳腐的帝國主義）的完美結合，並已經成為無數中國人的普遍價值觀。中國人民的強烈積極反應（99%以上的留言支持劉曉波獲獎）再次向世界證明：中國人民是愛和平、愛自由和愛民主的。諾貝爾和平獎給了中國公民，也是對中國人民對自由和民主渴求的肯定；同時，它也昭示世人，真正阻礙中國民主化進程、把中國與文明世界隔離開來的正是沒有民主和法治意識的黨國領導層。   當我讀到諾貝爾獎網頁上的每一句留言時，我都被中華民族迸發出無窮的創造力折服。我為中華民族感到由衷的高興和自豪。假如有一天中國人民獲得了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中華民族的創造力會得到全面的井噴；屆時，中國會成為真正受世人接受和尊重的大國。這不是我的個人觀點，這是留言者讓我感到的共識。這才是激發更多的人追隨劉曉波、爭民主和自由的不盡源泉。   怒：怒不可遏   中國人民在過去三十年中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諾貝爾獎委員會並非如中國政府所言，是要否認這一成就。正如諾委會主席亞格蘭說，“中國有充分的理由為它在過去20年來的成就感到自豪。我們希望看到這一進步繼續下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頒發和平獎給劉先生。”   但面對國際社會的善意批評和積極期望，中國政府不是積極反思、改進工作，而是開動宣傳機器，向普世價值和國際輿論宣戰。盡管中國政府和它的幫閑拋出許多惡言攻擊之詞，許多還落為下流邪惡，但核心的論點有兩個：劉曉波是一個中國司法制度裁定的“罪犯”；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因此幹涉了中國的司法制度和內政。兩個論點又合成一個結論：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違背”和“褻瀆”了該獎的宗旨。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第一個論點。諾委會主席亞格蘭說：“劉先生的監禁清楚地證明，中國的刑法是不符合其憲法的。他被判定犯有‘散布謠言，誹謗或者用其他手段，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罪。’但在普遍人權為基礎的國際社會，杜絕意見和謠言不是一個政府的工作。各國政府有義務確保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 — 即使說話者主張不同的社會制度。”因此，海外有媒體評論說：劉曉波是一個違反自己憲法的政府的“罪犯”。   在人類發展進程中，無數的歷史英雄都被不義的政府汙蔑為“罪犯”而投入監禁、甚至奪去生命。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市監獄裏寫道：“事實上有兩類的法律: 正義的和不義的。我將是人間第一人去宣講服從正義的法律。一個人不僅有法制意義上的、而且有道義的責任去服從正義的律法。相反，一個人有道義的責任不去服從不義的律法。我同意聖-奧古斯丁所言，‘不義的律法根本就不是律法。’”那麼，“正義律法”和“不義律法”的區別在何處呢？馬丁-路德-金繼續寫道：“正義律法是由人遵循道德律令和上帝之法而制定的法律。不義之法卻是與道德律令相抵觸。用托馬斯-阿奎那的話來說，不義律法是那些沒有根植於永恒和自然的法則的。任何提升人類品性的法律就是正義的；任何貶低人類品性的法律就是不義的。”   我們已經看到，中國政府在2008年後開始開倒車，逆歷史潮流而動。比如，在申請奧運會時，中國政府表白了許多承諾，尤其為此還提出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表明自己願意“與時俱進，與世俱進”和接受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但奧運會後，中國政府不僅在政策和實踐上偏離了普世價值，而且在理念層面還展開了對普世價值的圍剿和抵制。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政府已經滑落進經典的法西斯主義泥潭。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發展出一套新的“四項基本原則”：培育仇恨（人與人的、中國對國際社會的）、散布恐懼（對他人的和對外界的）、濫用暴力（對自己的人民和政敵）和鼓勵謊言（從個人到公共政策層面）。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近年來中共黨國的所作所為不僅有日漸保守和反動的趨勢，還暴露出邪惡的目的。當然我們看到了，劉曉波獲獎後，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把酒當歌、積極從事“飯醉”活動。這就是對不義律法的嘲弄，對一個不義政權“罪犯”的認同。   馬丁-路德-金在他的獄中書信裏還寫道：“一個人若欲違反不義之法，就應該公開地和充滿愛意地去做，並願意為此承擔處罰。我認為，一個人破壞了良心告訴他那是不義的法律，而且願意接受監禁之苦，從而喚醒整個社區面對不義的良心覺醒，這正是在真正意義上表達對法律的最高遵從。”   在劉曉波被惡判後，我信手翻倒《舊約∶以賽亞書》第十章：“行惡者必遭災禍”。我願在此抄錄下面的文字給中國的執政當局：“禍哉！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和記錄奸詐之判語的。為要屈枉窮乏人、奪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婦當作擄物、以孤兒當作掠物。到降罰的日子，有災禍從遠方臨到，那時你們怎樣行呢？你們向誰逃奔求救呢？你們的榮耀財富存留何處呢？”   我們又來看看中國政府的第二個論點：諾委會幹預了中國的內政。對此，亞格蘭主席又說：“在上個世紀，隨著世界從民族主義轉移到國際主義，主權的概念再次改變了。在兩個災難性的世界大戰後成立的聯合國，讓會員國承諾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爭端，並在世界人權宣言中確定全體人民的基本權利。宣言中說，民族國家將不再有最終的、無限的權力。今天，普遍人權對世界各地的任意多數提供了一種限制，無論是民主與否。在議會中的一個多數並不能決定傷害一個少數群體的權利，也不能投票給損害人權的法律。即使中國不是一個憲政民主政體，它是聯合國的會員國，而且它已經修改了憲法以符合世界人權宣言。”   顯然，中國的當政者們還抱著十七世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的絕對主權觀，拒絕進步。打個通俗的比喻：四百年前（甚至就一百年前或幾十年前的落後地區），中國的丈夫可以隨意打罵甚至處死妻子、或隨意打罵、體罰自己的孩子。今天，如果再發生這樣的事，鄰裏一定會幹預制止。中國政府的官員似乎還想停留在封建父權的落後時代，還想保留自己隨意虐待殺戮自己國民的特權。即便中國政府不進化，但世界文明了，中國政府的無限的殘暴特權也必須收斂起來了。   最後回到諾貝爾獎是否違背了它的宗旨這一問題上。什麼是和平？和平分為消極和積極兩種。前者是沒有戰爭，後者是沒有仇恨、有博愛。顯然，和平是建立在正義基礎上的；而正義又必須有道德來維護；而道德又必須建立在自由和自由選擇上。在所有的政體形式中，幾千年的發展淘汰，讓人類治理體系通向了民主共和制；上個世紀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的大較量以蘇東共產主義政權的全面崩潰而告終結。民主制度最終成為人類社會的主導政體形式。我們都知道，政治學說是很難產生公理的。但二十世紀的國際政治學理論貢獻了“民主和平論”，亦即，民主國家之間不開戰。民主體制對世界和平的貢獻顯而易見。諾貝爾和平獎就是意識到了上述因果機制的存在，所以要支持在中國建立一個人民有尊嚴、政府護人權的民主體制，從而使中國為世界和平做出應有的貢獻。這當然是符合諾貝爾獎的原始初衷的。   哀：哀其不明   劉曉波與體制決裂並最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還說明了另一個有趣現象：越來越多的精英已經淨身出戶，乘道德而漂遊了。將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相比較，我們也可以發現前者的創造力在急劇萎縮，而後者的卻在迅速提升和噴發。一個小小的例子是：如果你讀《環球時報》發表的幾篇圍剿諾貝爾委員會和詆毀劉曉波的文章，除了沒有內在邏輯和互洽，更為可悲的是，政府組織的“五毛黨”的幫閑評論，不是低能的的重複，就是下流的人身攻擊和邪惡的謾罵。當我讀到他們的文字時，我真是為劉曉波和自己感到慶幸，他們不是和我們站在一起。   黨國的政工宣傳幹部的平庸無能並不讓我感到驚訝。令我感到不安和悲哀的是一些文人學者跳上了中國政府的豪華遊輪“泰坦尼克號”，甘願做最後一代末世王朝的殉葬品。上海復旦大學的一位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如果1989年劉曉波勝利了，中國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嗎？甚至還有一個問題，你們要民主化的那個中國還會在嗎？另外加一句，如果中國政府把劉曉波的言論和相關文章都放到網上，中國的憤青們就可能在大街上把他打死。”顯然，我們沒法假定歷史；但我們同樣可以想象，如果趙紫陽的溫和派取得了勝利，中國的發展路徑恐怕並非一定是死路一條；比起現在的景象，好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發展的模式難道就只有靠“黨國的雙手握著流血的刺刀”來保障嗎？難倒真如被派到歐盟高級文化論壇去撒謊的學者所說，“六-四屠殺”是歷史的唯一選擇、也是最佳選擇嗎？或者，如這位副主任所言，劉曉波可能在大街上被憤青們打死。他如此說，是在給政府支招來置劉曉波於死地嗎？還是他在歌頌黨國的暴虐和血腥已成為全國年輕人的模仿對象？還是他在說，中國政府對劉曉波的惡判既為全國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也未劉曉波保了一條命？無論如何解讀，我們都看到前述的黨國新的“四項基本原則”在這些所謂學者的體內發酵，並侵蝕和毒害他們的靈魂。顯然，像全中國一樣，復旦氣象已經是今不如昔了。   當然我們也應該設身處地得為復旦這位副主任想：他畢竟吃著黨國的體制飯，“謀食”重於“謀道”，“屁股決定腦袋”。此時黨國陷於四面楚歌的境地，怎能不趕快援手，好表現政治忠誠、撈取未來上升的政治資本。如此想來，這位教授也很可憐，我也就不必太苛求他人了。   但是，一位叫“張維為”的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教授卻不能不提。張教授學貫中西、同時官場、學界都能遊刃有餘。他以身居阿爾卑斯山之高、攜西學之淵博而被國人仰慕。然而，就是這麼一位飽吸瑞士牛奶、沐浴加爾文宗教改革和盧梭啟蒙運動遺風的學者，近來在《環球時報》寫了一篇文章，討伐諾委會，題目叫：“對華偏見，西方就像井底之蛙”。我們來看看這位在井底之蛙的文化圈混跡而又經常到“天朝”朝聖度假的學者的幾個宏論：“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已“勢不可擋”，由此西方話語霸權可能走向終結。西方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偏見表現在了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上。“西方沒有真正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願。”“西方希望了解中國的意願長期以來遠遠低於中國希望了解西方的意願。”“我們對西方的了解遠遠大於西方對我們的了解。”“西方國家最終是承認實力的。你發展起來了，西方就會開始想方設法地了解你。”   如果我們把張維為教授的邏輯推論簡化一下，他的思路是這樣的：中國有實力了，西方害怕了，西方有偏見了，他們不願了解中國，而實力可以強迫西方了解中國，所以中國要集中發展實力。就這樣的邏輯循環還混到了中國新華社的報刊上去丟人現眼，可見黨國真是武大郎開店，經營慘淡了。另外還值得提及的是，在他的其他論述中，張維為教授還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基礎上發明了“純經驗主義”來為文化相對主義辯解，同時抗衡普世價值。他還發明了“民心論”來替代西方的“民意論”。他的理論的妙處在於，“民意”是可以通過民意測驗和調查來實證的，因此在中國沒有運用價值；但“民心”是靠黨國的領導來意會和解釋的，所以可為黨國“唯心”所用。這裏我再教張教授一個邏輯：當中共宣傳說，西方價值觀不適用中國，沒有普世價值，所以中國應堅持自己的獨特道路；這裏運用了一個邏輯推理：沒有普世價值，尊重文化相對主義。同時，中國政府的宣傳又說：各國有獨立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西方沒有權力幹預。仔細分析，中國政府已經把前者上升為了普世價值，並以此幹預西方的文化相對主義（也就是說，西方文化就是侵略性的）。張教授應該避免這樣的思維模式了。   中國還有另一批混跡海外的學者學術不見長進，卻忙於收集和傳播劉曉波在二十多年前發出的一些過激言論，也就是前面復旦副主任說的“會因此被打死的言論”。我們知道，劉曉波令我輩欽慕之處在於他的不斷自我反省和升華超越。本文集中許多作者談到的“兩個劉曉波”就是這個意思。但我們看到北美的一些華裔學者還忙著耙糞，用“黑馬”劉曉波留下的尾煙來抹黑今天已經展翅高飛的“天馬”劉曉波。令人悲哀！   愁：天涯愁腸   當我讀到復旦的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話：“中國憤青們就可能在大街上把他打死”，我的心收緊了。我想起了余英時先生說過的話：不要低估中共暴政在死亡前最後的殘暴。看看中國政府的流氓化和痞子化的“黑化”現象，我們不得不思考諾貝爾獎委員會網頁上的兩句留言：“這個獎不會救了他，而是會把他置於死地！！！！！！傻。”“大家現在該關注劉先生是否還能活著出來。”面對中共暴政，我們必須意識到：沒有什麼是它做不出的，只有我們想不到的。   我們知道，自從2010年十月八日諾貝爾和平獎公布以來，中共首先封鎖網絡，盯梢跟蹤網民，破壞國內異議人士聚會慶祝，並在北京和全國各地瘋狂抓人打人。劉曉波的好友、《零八憲章》的重要參與者崔衛平和憲政學者張祖樺、作家余杰、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異議作家江棋生，學者劉蘇里、北京維權人士范亞峰、基督教活躍人士陳天石、維權人士王荔蕻、趙常青、屠夫等人都時而飽受騷擾、時而失去自由。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也與外界失去了聯系，她的下落不明、命運未卜。   中國的宣傳機器也開足了馬力，對諾委會進行討伐，對挪威施行報複，對劉曉波進行詆毀，甚至蔑視和嘲弄整個世界輿論。由於中國政府完全失去了道德底線，在國際上陷入非常孤立的狀態，官方媒體窮心竭力組織文稿。所以我們看到了張維為之流在《環球時報》上的表演。新華社還有選擇地發布了一篇稱挪威一位教授抨擊“諾委會居心不良”的報道。但很快海外有報導稱這位教授指新華社的相關報導“純粹是造謠”。在10月18日出版的《中國青年報》還造假刊發報道《諾貝爾和平獎究竟唱的是哪出戲》，報道稱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揭曉後，記者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首都高校采訪青年學生。這些受訪青年學生紛紛以文革式大批判語言痛批諾貝爾獎委員會和劉曉波。結果有人證實，報道中的所有被采訪者不是正在該報社實習就是與其關系密切。   中共的宣傳和鎮壓機器還要走多遠？我們不得而知。從十七屆五中全會的平淡無奇和體制內改革力量勢單力薄來判斷，恐怕對中共主動順應時事、積極應變的幻想不要抱得太多。體制外的民間力量必須依靠自身，積極聚集整合成組織化力量，以求開啟中國民主化歷程。但現階段海、內外民主力量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捍衛劉曉波這面旗幟。從長計議，我們又必須推動和深化海內、外民主力量的良性互動，推動強大的反對黨運動。從諾貝爾和平獎網頁和海外媒體看到中國上千讀者翻牆雲集，我們有理由樂觀地估計中國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強烈渴望。我們可以以零星流出報端、網絡的信息和國際社會的普世價值為定位坐標，破解中共官方系統地制造的謊言，以達到瓦解中共的話語權和鼓勵民眾的自信心。海外的民主力量和國際民主聯盟都可以在此發揮巨大作用。   望：保守盼望   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既給了中國人新的希望，又傳達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民、尤其是民主運動領袖集團的殷切期望：期望中國人民在追求民主、爭取自由的過程中，能將人權、民主和和平作為一攬子目標協調整合起來。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暴力原則。中國民主運動的成功和民主制度的建立穩固，都有賴於公民對現政府展開大規模的不服從和不合作運動。聖雄甘地交到他的追隨者們說：“如果我們矢志不移地用真理來制定法律，把非暴力變為生命的律法，那麼，每一個難題都會找到解決辦法。對我來說，真理和非暴力是同一個金幣的兩面。”我們再也不能重複中國千年王朝歷史循環的老法子：用目標的正確性來論證手段的合理性，尤其是暴力手段。   因此，中國的民主自由鬥士，你們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非暴力展示無邊無際的愛，這是建立在“新四項基本原則”上的中共體制最缺乏的，也是它最懼怕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公民運動因該是劉曉波的主張，也因該是我們的保守。其實，仁愛、和平、慈悲，這就是中、西方文化相同的道德法則，是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佛教、儒教和道教傳揚的人類普世價值。   中國民主自由的鬥士們，你們是世界的光，你們在用自己鑽石般純潔和剛毅的靈魂光芒去啟蒙中國人民、去照亮中國大地！你們是世界的鹽，你們必須不斷提煉、淨化、升華自己，把自己變成強效的消毒品，去洗滌國人受汙染的心靈、愈合被長期傷害而化膿感染的中國社會肌體！   這是最壞的時代，因為我們不幸生活在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最血腥、最精密的集權專制體制下；這又是最好的時代，因為我們擁有選擇歷史和創造偉業的機遇，並把人類的五分之一人群帶進民主體系，最終鞏固全球的民主共同體。   我們正在踏入的是偉大終結的開端！我們有信心、有保守、有希望！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