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align="center"><strong>“学习工农兵”的神话和教训 <br /></div></strong> <div> </div> <p><em>园丁要干预自然生态，用“人为状态”代替“自然状态”。但是,园丁的干预只要一停止，自然状态就立即开始自动复元。——赫胥黎 </em></p> <div><br />“重庆大学生再学工农兵”，据报道，是为了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为此将在全市大学生中重点开展“带薪实习、种树、学农、学工、学军和社会调研等活动，确保70多万大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4个月的社会实践，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在这个计划中，目的最具体，最明确，也是最可以“考核”的一项是“种树”。其他几项，如带薪实习一个月；到农村一个月；到企业做工一个月等等，完成后，要考核是否已经达到“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标准，恐怕就难说了。 </div> <p>提出要把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培养成什么事业的“接班人”，关系到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国民问题。在许多国家里，这叫“国民教育”或“公民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曾说过：“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后代”。同样，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给子孙后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中国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后代。所以“接班人”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br />这样重大的教育问题，指望在种树、学农、学工、学军和社会调研中得到解决，令人联想到四五十年前的阶级斗争和文革时代，当时也曾号召青少年学习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在那个乌托邦的理想时代，根据伟大领袖的阶级分析理论，工农兵是最先进的无产阶级，代表人类的未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阶级，所以学习工农兵不是学习如何做工、种田、种树、打枪，而是为了当无产阶级的“接班人”。 </p> <p>当时的“学习工农兵”担负着培养青少年一代的两项重大任务。第一是国民品格培养，工农兵最能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忠厚诚实。第二是国民主体塑造，工农兵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受尽剥削，在新社会翻身做主。消灭了所有的剥削阶级之后，中国成为工农兵的国家，所有人都会像他们一样,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成为一代代“新人”。 </p> <p>这样高远美好的国民品格培养和国民主体塑造，事实上并没有能在中国造就出什么“新人”。这个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起到的是一种事与愿违的，揠苗助长的作用。早在1894年，英国思想家赫胥黎（T. X. Huxley）就在《进化和伦理》中把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工程比喻成不自量力的园丁工作。园丁要干预自然生态，用一种“人为状态”代替“自然状态”。但是,园丁的干预只要一停止,自然状态就立即开始自动复元。作为“革命群众”的工农兵，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经常被干预、被拔高、被浪漫化的。青年人“学习工农兵”，同样也是这样性质的社会工程，他们和无数的工农兵个体一样，被按照至高无上的权力意志改造成“先进新人”。然而,一旦园丁式的干预停止或者不再奏效，“先进”立即开始恢复到先前的“落后”,甚至比以前的落后更加落后。 </p> <p>这正是我们在乌托邦的工农兵神话破灭后所看到的景象：芸芸众生比以前变得更加自私、丑陋、暴力、放纵欲望、贪得无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不再美丽的真实世界：下岗无助的工人、富士康式的血汗工厂、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次等公民的农民工、助人无好报的背运雷锋、蛮横贪婪的新权贵。 </p> <p>今天的工农兵早已不再具有几十年前的那种崇高而优越的政治身份(如“光荣”的工农成分或出身)，他们的经济地位也早已落到了社会底层，甚至成为弱势群体。就像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公民一样，年轻大学生去关心、体察普通工农的疾苦和困境，进而支持他们的维权要求，本来是应尽的社会责任。他们这么做，正是为了不要“学习”像下层工农那样憋屈地生活。 </p> <p>如今重拾学习工农兵的破碎神话，把它当作成功的经验，会令人对提议者的动机起疑，也会对他们的领导智慧和能力无法信任，更不要说是引发对文革时代的不详联想了。几十年前以学习工农兵来塑造一代新人的社会工程既然未能成功，今天便应该认真吸取的历史教训，重新设计我们的公民教育。 </p> <p>———————————————— </p> <div> </div> <div> </div> <div align="center"><strong>监狱里的“国学”和神经病院的“红歌” <br /></div></strong> <div> </div> <p>据报道，自2009年11月开始，成都高新区中和街道锦江监狱展开了学“国学”活动，监狱编辑印发了辑录《三字经》、《弟子规》等经典国学著作的《国学经典服刑人员读本》，“2000名服刑人员人手一本。自此以后，监狱高墙中每天都会传出国学的朗读声”。12月3日上午，“锦江监狱服刑人员《国学经典》演讲比赛”在锦江监狱举行，监狱一名服刑人员以“国学，重塑灵魂的丰碑”演讲获得第一名。据监狱负责人说，“服刑人员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双修，既能让人修学，又能让人修身养性。” </p> <p>像《三字经》、《弟子规》这样的“国学经典”，原本是童蒙读物，兼有儿童认字和“蒙以养正”的功能。儿童学习这些童蒙书的地方是在家里或学堂，就算学得十分好，也不过是懂得一些做人的道理，根本谈不上“塑造灵魂的丰碑”。 </p> <p>古人重视儒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深知“养不学，父之过”，“子不学，非所宜”，所以也格外重视人生的正本慎始。《颜氏家训》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原因是“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大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只有“教妇初来，教子婴孩”，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西方同样也有这样的传统，古罗马的家庭教师，有的对他们认为品学不佳的学生要收取双倍的学费，因为学生一开始路走歪了道，在引他们上正道之前，先得把坏习惯纠正过来，所以双倍地费事。 </p> <p>古人讲究德教为先，从做小事的习惯开始。譬如教育家朱熹就提出，15岁以前的儿童，主要应就其日常生活接触到的“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和“眼前事”进行教育训导。所教之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等，只教他依此规矩去做”。在传统家训和蒙学读物中，更是对那些未冠子弟、学童的行为习惯，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如《弟子规》，在学童刚开蒙识字时，就以生活起居、侍奉长辈、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这些最为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要求他们，从人人皆知、人人可行的日常习惯养成做起，逐渐凝成品质，收到积土成山、积善成德之效。 </p> <p>一个人在监狱服刑，与其他罪犯生活在一起，与《弟子规》说的家庭、家族、宗族环境根本是南辕北辙。他即使把《弟子规》倒背如流，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毫无实际用处。更何况，《弟子规》规劝的是待人接物的礼仪，如“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又如“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说的无非是早晨要漱口、便后要洗手、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一类的小事。这些都不过是教育小朋友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与什么“塑造灵魂的丰碑”根本就扯不上边。 </p> <p>国民的道德教育是细水长流、潜移默化的，不能指望突发变善的“顿悟”。像指望大学生突击四个月“学习工农兵”改变社会意识，便是一种期待顿悟的做法。国民道德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是前面谈到的品格教育，从小教育儿童要诚实、礼貌、尊重和不伤害他人、勤劳、节制欲望，日后便可减少发生因偷盗、抢劫、强奸、杀人而进监狱的可能。 </p> <p>第二是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大环境的道德规范越共同遵守，越有效，个人也就越受他人的良好影响，这里面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有效监督。即使那些个人品格未必良好的人，由于制度的约束，也比较不会犯下贪污腐败、行贿受贿、金权勾结、坑蒙拐骗、欺诈造假等等的罪行。 </p> <p>第三是法律对社会的教育作用。好的法律强制人人平等地遵照社会伦理规范行事，违规便是“犯罪”。法律对违规行为进行谴责、惩罚并打上恶行印记。法律以惩罚为手段，诉诸于行为者的自我利益而非道德意识。而且，正如卢梭（Henri Rousseau）所说，法律虽有保护社会伦理的作用，但却无恢复社会道德的能力。一旦社会伦理道德普遍沦丧，法律也就穷于应付。 </p> <p>监狱顾名思义就是一定道德失败的地方，罪犯在那里“用‘国学’重塑灵魂”，令我想起一则神经病人唱“红歌”的报道：2009年11月26日下午，四川资阳市精神病医院举行了一次歌咏比赛。医护人员和精神病人同台演唱，“由于病人不能在卡拉OK乐曲伴奏下演唱，因此一律清唱。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歌声整齐、嘹亮、悦耳、动听。他们豪情满怀，饱含深情，用自己的歌喉歌唱祖国，展示了对党的忠诚之心，热爱之情。” </p> <p>这两则读书和唱歌的消息，都让人感觉到法国作家加缪（Albert Camus）所说的那种“荒诞”。荒诞是一种两个单独来看并不荒诞的东西之间的“不搭调”。监狱和罪犯本身并不荒诞，“国学”也不荒诞，荒诞的是罪犯在监狱里用“国学”重塑灵魂。同样，精神病院和精神病人本身并不荒诞，“红歌”也不荒诞，荒诞的是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用红歌“展示对党的忠诚之心，热爱之情”。犯人的灵魂这么高尚，还把他关在监狱里做什么？神经病人的理智这么清醒，为什么还不早早让他们回归正常人的社会？ </p> <p>今天的读书和唱歌故事，为什么与以前的如此似曾相识？“文革”时学“雄文”、“语录”和唱“语录歌”，也是只要一读一唱，便会立马发生思想转变、灵魂重塑的奇迹，变得道德高尚、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如今居然还在发生类似的读、唱“超现实主义”思想奇迹，只不过文和歌与时俱进地变成了“国学”和“红歌”。 </p> <p>正派的人格、优良的道德、干净的心灵、高尚的精神，这些都是当前许多中国人所期盼的。但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和道德摧残后，中国人的生活中匮乏这些，已经很长久了。在社会道德沦丧，国民道德教育苦无良策、前景黯淡的情况下， 人们饥择食地期待发生奇迹，也便有人趁机兜售像“国学”和“红歌”这样能一下子问题的“超现实”灵丹妙药。然而，超现实的“奇迹”也就是现实的“荒诞”，“奇迹”和“荒诞”都是普通人凭常识不可思议，似是而非到不可理解程度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放在今天正常人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极少有人相信，所以最适宜发生的地方也就只能是监狱和神经病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