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第一章 引言：简论建立民主工程学</strong></div><div> </div><div>一、路径的困惑</div><div> </div><div>中国正在经历第二波争取民主共和的努力。在当今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中，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一努力更重要了。第一波努力滥觞于清朝末年，所取得的成绩既显著又有限，到了1949年共产党人接管政权，则彻底灰飞烟灭。在历经30年极权主义统治之后，也就是70年代末，第二波努力发端了，延续到现在仍然停留在呼喊阶段。这是浴火重生的新启蒙时代，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等原则再次得到阐释传播，今天已然上升为民间主流话语。</div><div><br /></div><div>然而，中国如何才能建立民主宪政？民主变革的切入点在哪里？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路径，比较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这些问题依然困惑着人们，令人苦恼而又挥之难去。虽然知识分子们一直在思考论述，但应该说，对这些问题迄今并没有给出任何强有力的回答。与在传播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相比，中国知识分子过去30年来对于民主转型路径的思考、探索，却黯然失色。尤其是90年代以来，尽管自由、民主等价值获得了比过去更为清晰深入的解说，但知识界流行的其实是一种非常保守的自由主义，主张的是一种更有利于维持现状不利于开创未来的转型战略。这种战略，其主张者将其概括为“渐进改革”。它没有使人们对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变得更清楚，反而变得更加困惑更加不切实际。</div><div><br /></div><div>二、伪渐进主义</div><div>无数的人在谈论、倡导渐进改革，认为是中国实现民主的最现实也代价最小的路径。然而，不幸的是，当下盛行的渐进改革主义，其实是对民主转型的性质和过程缺乏基本认识，或者是没有勇气面对民主转型，而提出的一种想当然的路径设想。它没有严肃仔细考虑过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也不愿意正视从专制到民主必须经历一场剧变、断裂。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以为民主转型可以通过小改小革的累积而完成，或者假定小改革会导致大改革；假定只有小步幅、缓慢的改革才能平稳、有序地实现转型，而将开放党禁、全国直选等民主转型所要求的关键性变革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div><div><br /></div><div>就其将重大的、整体性的变革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而言，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不论其主张者的初衷如何，客观上不是一种关于民主转型的战略，毋宁说，是一种在头脑中想象为以实现民主为导向、实际上乃是回避甚至反对民主转型的言说。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因此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热情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渴望国家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在涉及如何民主化时，却后退了回去，有意无意地支持那种延缓、甚至反对民主转型的立场。而更严重的是，迄今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依然对一种伪渐进主义深信不疑，任何反对意见都有可能被贴上“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标签。倘若知识精英——舆论和精神氛围的主要塑造者之一——都不能走出这种自相矛盾，没有面对、要求整体性大变革的勇气与魄力，中国民主转型发生的可能性将是渺茫的。</div><div><br /></div><div>三、想象的恐惧</div><div>一般认为，民主转型的发生必须以专制秩序的正当性危机为大前提。当专制的政治秩序不再被人们所认同的时候，它就陷入了一种不寻常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在政治学上被称为“正当性危机”(crisis of legitimacy) 。但正当性危机并不是专制秩序崩溃、民主转型发生的充分条件。只有当民主成为一种真实而非想象的替代性选择（real alternative）时，民主转型才会发生(注2)。也就是，许多人包括政治精英愿意以实际行动结束专制的时候，民主转型才会发生。而形成付诸行动的政治意志，需要的不只是对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有足够的认同，也需要对民主转型的过程有较强的信心。</div><div><br /></div><div>目前中国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人对于民主转型的过程缺乏信心，一提到民主转型便立即联想到可能会引发难以收拾的动荡、失序，从而陷入对民主转型的想象的恐惧之中。在展望自己的国家没有经历过的、意味着巨变的未来的时候，人们内心深处有种种恐惧和担忧是在所难免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恐惧、担忧都是有道理的。目前中国弥漫的对民主转型的恐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民主转型过程的不了解，或者说对于民主转型路径的迷茫，主要是想象的恐惧。恐惧如果压倒了信心，人们就不会选择未来。要想建立人们对于民主转型的信心，不能像当下盛行的渐进主义那样回避民主转型的大变革，相反应该正视民主转型的大变革、认真研究阐释民主转型的大变革。</div><div><br /></div><div>应该看到，许多国家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并没有发生什么天塌下来的大劫难，而人们收获的是解放和自由。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程度不一的震荡，其它国家人们能承受的，中国人民也没有什么不能承受，否则我们就不配得到自由、民主。我并不是说民主转型不会有任何严重的风险，但是只有正视、研究民主转型的过程，才能知道风险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并找出对治的策略、办法。如果转型的战略、步骤以及制度安排得当，人们所担心的某些问题，例如民族冲突、国家分裂，也是可以避免、控制的。</div><div><br /></div><div>四、民主工程学</div><div>根据中国目前的思想状况，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转型的复杂性，特别有必要发展一门新学问，不妨称之为“民主工程学”(注3)，或者 “自由工程学”、“宪政工程学”。这样一种学问，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动力机制，探讨民主转型的战略、模式、路径、步骤、节奏；研究民主政体的制度设计、宪法选择，探讨民主转型完成后如何巩固民主、提升民主的质量、使民主持之久远；预测民主转型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寻求化解危机的策略、方法。这样一种学问，其指向显然是未来的，但却必须立足于当下。</div><div><br /></div><div>以当下而论，通过研究转型路径、转型经验，民主工程学将致力于厘清人们矛盾混乱的思绪，帮助人们克服对于民主转型可能导致天下大乱的想象的恐惧，营造一种有利于民主转型发生的舆论氛围，促成政治变革意志的形成、民主转型时刻的到来。</div><div><br /></div><div>就未来指向而言，民主工程学将致力于为成功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而进行必要的知识、理论、战略和制度选择准备。民主工程学的哲学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它特别重视世界范围内民主转型案例的分析、探讨。与过去数十年来知识界醉心于英国经验、从古老的英国历史汲取灵感不同，民主工程学特别重视发生在当代世界的民主转型。以遥远的英国历史为参照寻找中国的出路是一种时空错乱，最近数十年发生的第三波民主化才对我们更有价值。第三波民主化为我们提供了特别富于启发意义的经验材料，中国已经遗憾地错过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如果我们也不能利用好第三波民主化所提供的宝贵经验，那将是知识界的失职。</div><div><br /></div><div>五、本文的计划</div><div>本文是发展民主工程学的一个尝试，核心是探讨政治变革的恰当顺序，同时也兼顾转型模式、动力机制等重大问题，以期提供一个战略性思考框架。它是一种不同于当下盛行的渐进改革主义的思想框架，不妨命名为“大转型理论”。我将首先立足于第三波民主化，阐述一种强调动力、过程的转型思考方法，解释从专制到民主必经的阶段，逐一界定民主化、自由化、民主巩固的任务，说明自由化必须发生在民主化之前，并从动力、节奏的角度划分民主转型模式类型。</div><div><br /></div><div>然后，我将检讨知识界盛行的民主转型观，也就是渐进主义，分析渐进主义的内容、主张和产生的现实、历史、理论原因，说明渐进主义的空想性及其与民主转型的矛盾或不相关性，阐明为什么要将思考模式从“渐进改革”转变为“民主转型”。接下来将提出一个包含不同阶段的快速转型思路，推荐变革速度、顺序有所不同的两种操作方案，说明为什么一些重大的整体性变革必须置于优先地位，否则要么不是真正启动民主转型，要么真的有可能导致天下大乱、国家分裂，使民主转型复杂化。</div><div><br /></div><div>最后，我将简略讨论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转型过程中的沟通与谈判以及转型正义。为了澄清目前学界关于民主转型路径设想的混乱、迷思，本文将对一些声望很高的学者提出或许尖锐的批评，但我所有的批评都是善意的。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批评，而是抛砖引玉，以期推动关于民主转型的研究讨论。在我的批评对象中，除个别例外，我不怀疑他们对于民主自由价值真诚的拥抱和对中国前途命运由衷的焦虑。</div><div><br /></div><div>第二章 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div><div>一、事实与理论</div><div>1.1社会条件解释</div><div><br /></div><div>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一群中下级军官发动政变，迅速推翻了马赛罗•卡塔诺独裁政权，民众涌上街头欢呼士兵们，把康乃馨花插在他们的枪筒中。这场后来被称为“康乃馨花革命”的兵变，开启了葡萄牙的民主转型，也无意中揭开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的序幕——这一浪潮，被称为“第三波民主化” (注4) 。浪潮由南欧而及拉美，再到东亚，然后是前苏联东欧阵营，接着又涌现于非洲，进入21世纪后，依然余波不尽。我们的邻居韩国、蒙古、印度尼西亚，我国的台湾，以及曾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都是这波民主化浪潮中成功的典范。</div><div><br /></div><div>在这一席卷全球的浪潮中，有70余个国家民主化。1973年，也就是第三波民主化开始前一年，世界上只有40个民主政体，但是，到2002年这个数字是121，占193个独立国家的3/5强(注5)。这些新兴民主国家中，有一部分虽然有竞争性的、比较公平的多党选举，但是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即个人自由，还有待扩张。它们还不是自由民主国家，而是选举民主国家（electoral democracies），属于“部分自由国家”（partly free）范畴(注6)。不过，政治权利的获得为其它自由的扩张、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只要民主不崩溃、不倒退回威权政体，可以相信，自由在那些国家的前景是远大的。</div><div><br /></div><div>与政治上的差异相比，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更大。有的发展水平相当高，例如韩国、西班牙，有的则非常低，甚至低得惊人，例如贝宁、马里等。美国转型学家、《民主杂志》编辑拉里•戴蒙（Larry Diamond），在其新著《民主的精神》中对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民主化的情况进行了统计。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列为最不发达的36个国家中，有15个（42%）实现了民主化，被列入次不发达的23个国家中，则有11个（48%）实现了民主化(注7)。这种情况对于一种曾经非常流行的理论——现代化理论（theory of moderrnity）——构成了重大挑战。现代化理论在我国知识界也很有影响，但是，许多人对在其后发展起来的转型理论（transitology）却并不熟悉。 </div><div><br /></div><div>现代化理论是60-70年代在国际上特别流行的一种关于民主的发生、存在条件的学说。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塞缪尔•M•里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是这一理论最重要的阐释者之一。1959年，里普塞特这样写道：“在谈论民主时，必须能够指着一组在一系列国家实际存在的条件，说：民主就是从这些条件中产生的，并且是因为某些支撑着它的机制（institutions）和价值，以及其内部自我维持的程式，而稳定下来的”(注8)。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相互关联。这当然是自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以后就存在的一个观点，但是里普塞特的不同就在于试图以社会现代化程度指标的相关数据来予以证实。他对48个欧洲、英语和拉美国家——包括稳定的民主国家、民主与专制都不稳定的国家、从民主转变为不稳定的专制的国家、稳定的专制国家四种类型——的人均财富、工业化程度、城市化范围、教育水准进行了比较。民主较多的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数据高于那些民主较少或没有民主的国家。例如，在欧洲，更加民主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是695美元，民主较少的是308美元；在拉美，有一定民主的国家是171美元，没有民主的119美元（这些都是里普塞特写作时即1959年之前的数据）。</div><div><br /></div><div>高水准的教育并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在现代世界差不多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文盲超过半数的拉美国家，除了巴西外，其他都是民主较少或没有民主的国家。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尽管某些经济贫困的国家也可能会有较高的教育水准。不过，里普塞特补充说，一个给定的民主政体，其稳定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还取决于其效能和正当性，即取决于它满足社会多数成员期望的程度以及人们是否认为它对于社会是最适宜的制度(注9)。</div><div><br /></div><div>截至7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民主政体都是西方先进工业国家。当时，西方知识界对民主制度在其他地区的发展前景相当悲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其出版于1971年的著名的《多元政体》一书中写道：“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即在一代或两代人时间之内多元政体（民主政体）的数量会出现戏剧性变化。……像许多事情一样，要打赌一个国家的政体从当下算起在未来一代人内的变化，最安全的押注是它会与今天不同，但是不会有根本性的不同”(注10)。拉里•戴蒙说，这种悲观情调产生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显赫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认为，发达工业国家之所以能保有民主，是因为它们有高水准的教育、个人收入和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些发达的特征在公众中培养了政治知识和参与，对异议与反对派的宽容，政治上的节制和约束，以及建立和参加独立组织的习性——独立组织使民主成为可能。这样一种广泛的民主政治文化，构成了民主精神的关键维度”(注11)。所以，要成为民主国家，首先要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根据这一逻辑和冷战需要，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和投资那些致力于现代化的独裁者，例如台湾的蒋介石、南韩的全斗焕、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巴西和智利的将军们、伊朗的国王。最终发达起来的时候，民主也会接踵而至”(注12)。</div><div><br /></div><div>然而，就在西方政治分析家们认为民主不可能在世界范围获得快速扩展、西方政府支持许多独裁政权的时候，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从葡萄牙的里斯本揭开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崩溃后，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了一本书，宣布历史终结了，因为自由民主的价值没有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了，已经取得了最后胜利(注13)。也许福山有些过于乐观，但是过去数十年民主国家数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增加，却是许多人所不曾料到的。</div><div><br /></div><div>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不仅仅在于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贫穷的国家也实现了民主化。它只是从社会结构特征的角度探讨民主的条件，并没有说明民主产生的政治过程。第三波民主化发生后，尽管学者们还经常为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争论不休，但是，现代化理论的显赫地位被一种新的分析体系——转型学（transitology）所取代。它的核心关注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过程。</div><div><br /></div><div>1.2动态分析视角</div><div><br /></div><div>实际上，在第三波民主化开始前不久，就有人主张应该从动态角度探讨民主的形成原因。1970年，美国政治学家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发表文章，对现代化理论家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罗斯托认为，此前的学者们，例如里普塞特，讨论的实际上不是民主是如何形成的，而是已经存在的民主如何能够保持、加强其健康与稳定。他们使用的是民主国家当下的经验数据。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导致民主产生的原因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否定社会条件的重要性当然是头脑简单的，但是维持一个民主政体稳定的因素未必是导致民主产生的因素，应该在民主的运转与其产生之间做出区分。应该回到历史中去，到一个民主政体产生之前和其来临的阶段去寻找经验事实，解释其是如何发生的。</div><div><br /></div><div>罗斯托只列举了一项民主产生的背景条件，那就是国家的统一，因为在多数人对于自己属于哪个国家都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民主显然是无从建立和运作的。他进而将民主的产生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预备阶段。引发民主化动态过程的是一种长期的、扩散性的政治抗争。其次是决定阶段，也就是选择民主的阶段。相当数量的政治力量相互博弈，其中一小部分领袖人物会发挥特别大的作用，因为要就明确的条件和可能的风险进行谈判。最后是习惯阶段。民主化的决定对于一些人是苦涩的，但是一旦做出了选择，可能会发现其实是可口的。人们在新的规则下竞夺公职、处理纠纷，在日复一日的公共生活中体验民主的好处(注14)。</div><div><br /></div><div>罗斯托的分析视角、模型是民主转型研究的先声，转型政治学的大发展自然是第三波民主化兴起、准确地说是进入80年代以后的事情。从那时到现在产生了浩如烟海的转型研究著作，这里想特别提到、推荐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吉勒莫•奥多纳（Guillermo O’Donnell）与菲利普•斯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主编的、80年代中期出版的《从威权统治转型》（共四卷），以及另两位美国政治学家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90年代中期出版的《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它们都包含了大量转型个案和相当系统的理论概括，是过去数十年中被最广泛阅读的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巨著。</div><div><br /></div><div>本文下面将介绍国外学者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经验对于民主转型各主要阶段的研究。不过在此之前，首先要说明的是，民主转型是不同政治角色（actors）的博弈过程，政治精英的选择、战略至关重要。奥多纳、斯密特认为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精英内部发生分裂，这是转型政治学中一个著名的论断，对于理解民主转型是如何发生的相当关键。所谓“分裂”自然是指统治精英内部裂变出温和派(soft-liners)，形成温和派与强硬派（hard-liners）的不同。“强硬派相信彻底实行威权统治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如果不能彻底实行，建立某些伪装也能保持自己不受侵犯的、等级森严的威权统治权力。”“有的强硬派持这一立场是出于机会主义，并不关心长远的政治目标，只关心保住自己的职位和分赃份额”，但“构成强硬派核心的是那些发自肺腑要拒斥民主的种种‘不治之症’和‘混乱失序’的人”。“温和派起初与强硬派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民主的呼声、外部的反抗，“他们可能同样倾向于使用镇压手段、纵容相关部门或安全机构的专横行为”。“他们转变成温和派是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他们所协助建立并在其中占据高位的政治体系，在可预见的未来需要采用某种程度或形式的选举而正当化”(注15)。</div><div><br /></div><div>不过，奥多纳所阐释的“分裂”似乎只是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分裂。在对一些转型案例进行研究之后，我发现分裂包括两种明显有所不同的形式。一是政治决策层分裂，也就是奥多纳所分析的分裂。这种分裂既可能表现为最高领导人作为温和派的首领，例如，台湾的蒋经国(注16)、波兰的牙鲁泽尔斯基(注17)，也可能表现为职位与最高领导人相近的重要人物作为温和派的发言人，例如匈牙利的波斯茨格(Poszgay)、中国的赵紫阳——一个失败的案例。另一种分裂是军队、警察与政治决策层或最高领导人的分裂，也就是他们拒绝镇压。例如，齐奥塞斯库手下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偷偷下令军队撤回军营，捷克斯洛伐克的华拉克维克将军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军队不会与人民作战”。当然，军队的分裂和政治决策层的分裂有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强调了统治精英内部分裂对于民主转型的关键意义，但是不能忘记的是，内部分裂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从过去的历史看，社会反叛、经济危机是导致统治精英内部分裂的最常见的原因。关于这方面的事实材料，本文后面会在不同的地方叙述。</div><div><br /></div><div>当代转型学者的研究以罗斯托所说的“决定阶段”为核心。罗斯托所说的“预备阶段”显然不同于启动转型后的政治过程。当学者们谈论“民主转型”时，他们指的通常是转型被提上政治日程后的过程。民主政体的形成、稳定过程被划分为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也就是罗斯托所说的“习惯”——两大阶段。民主转型又进而被划分为自由化与民主化两个阶段、两个维度。下面将通过界说自由化、民主化、民主巩固三个概念，来描述从专制到民主的令人激动的宏大政治变迁。需要顺便说明的是，以罗斯托所说的决定阶段为核心，当然不是说转型前的预备阶段不重要——它极其重要，转型学家们当然也予以研究。除了转型学，还有社会运动学、非暴力政治学的专门研究作为这方面的重要补充。</div><div><br /></div><div><br /></div><div><em>注解： </em></div><div><em><br /></em></div><div><em>1、本论文主要基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中心（2008.1-4、2008.7-2009.7）、西北大学罗贝塔•巴菲特国际与比较研究中心（2008.4-7）、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2009.9-2010.7）所做的阅读、研究，写作开始于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学者抢救基金会（Scholar Rescue Fund）与接收我的上述三个机构共同支持了我的访问研究。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为我2009年上半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研究提供了部分支持。受难学者机构（Scholars at Risk）2007年夏季向学者抢救基金会提名了我，并为我2010年上半年在纽约大学的研究提供了部分支持。在此，一并向上述所有机构表示感谢。还要特别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Andrew Nathan）、司马缙(James D. Seymour)教授，西北大学的肯尼斯•简达(Kenneth Janda)教授，纽约大学的孔杰荣 (Jerome Cohen)教授，他们的帮助对于我的访问研究机会至关重要。但研究和写作是我独自进行的，任何不足和谬误只能归责于我自己。 </em></div><div><em><br /></em></div><div><em>2、美国政治学家Adam Przeworski论述过为什么专制秩序的正当性危机不是民主转型的充分条件以及民主如何成为真实的可替代性选择。参见Adam Przeworski,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em></div><div><em><br /></em></div><div><em>3、在华人学者中，最早提出建立民主工程学的是目前任教于加拿大的吴国光教授。参见吴国光《构造“民主工程学”：再论“县政中国”》，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9157。</em></div><div><em><br /></em></div><div><em>4、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90年代将这一波民主化命名为“第三波民主化”，被人们普遍接受。亨廷顿发现，总体上看，民主化是分几波发生的。第一波和第二波分别发生在1828-1926年、1943-1962年。参见Samuel Hung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pp.13-26。该书中文版由刘军宁先生翻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出版。</em></div><div><em><br /></em></div><div><em>附带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亨廷顿把第一波民主化的起点划定在1826年而不是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7年美国宪法的颁布，为什么这样划定是适当的。这涉及到民主与共和的区别。1688年光荣革命和1787年美国宪法确立的是共和政体（在英国披着君主制外衣），是政府权力受限制的立宪政体。这种政体有民主的因素，但民主并不是主导成分，因为选举资格的财产限制，政府并不是普选的。1826年美国废除了财产资格限制，共和制向民主共和制转变。关于共和制与民主制的区别与联系，请参见我的两篇文章《论共和国》（http://www.gongfa.com/republicwangtc.htm）、《再论共和国》（http://www.gongfa.com/republic2wangtc.htm）。</em></div><div><em><br /></em></div><div><em>5、该数据来自总部在纽约的国际著名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http://www.freedomhouse.org）2002年的《世界自由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自由之家”的报告是转型政治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受到广泛的重视。关于其评估体系、方法的介绍，请参见本文第8章“当前自由状况”小节。</em></div><div><em><br /></em></div><div><em>这里所说的“70个国家民主化”并不包括在转型之前不独立的国家。121个选举民主政体中，包括立陶宛、爱沙尼亚、拉托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有从苏联、南斯拉夫解体中独立的国家。</em></div><div><em><br /></em></div><div><em>6、“自由之家”将全世界独立国家分为“自由民主国家”、“选举民主国家”、“部分自由国家”和“不自由国家”4类。“选举民主政体”必须符合4项条件：1、竞争性的多党政治制度；2、成年公民的普选权；3、定期举行的竞争性的选举，秘密投票、选票安全有保障，没有大面积的作弊，选举的结果代表了公众的意愿；4、主要政党可以通过媒体和一般而言属于公开的政治竞选与公众进行重要的接触。“选举民主政体”包括了“自由民主政体”，但与其他选举民主政体的不同在于，“它意味着存在广泛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有些“选举民主国家”属于“部分自由国家”，但并非所有的“部分自由国家”都是“选举民主国家”。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就不是“选举民主国家”。2008年，有121个选举民主国家，其中88个是自由民主国家。参见“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自由之家”2002年后每年的报告都可以在其网站（http://www.freedomhouse.org）上阅读。</em></div><div><em><br /></em></div><div><em>7、参见Larry Diamond，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8,App.endix, Table 3, Regimes Types of Least Developed States,2006. 戴蒙说，在57个低或中低发展国家中，有27个是民主国家（47%），不过，其中大约有7个国家有些模糊，因为选举的自由和公正性以及总体政治环境有些可疑。</em></div><div><em><br /></em></div><div><em>8、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No.1(1959)。</em></div><div><em><br /></em></div><div><em>9、同上。</em></div><div><em><br /></em></div><div><em>10、Robert Alan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2), pp.208-209.转引自Larry Diamond，The Spirit of Democracy，p10.</em></div><div><em><br /></em></div><div><em>11、Larry Diamond，The Spirit of Democracy，pp.10-11.</em></div><div><em><br /></em></div><div><em>12、同上书，p11。</em></div><div><em><br /></em></div><div><em>13、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Free Press，1992）。</em></div><div><em><br /></em></div><div><em>14、参见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1970): 337-363。Rustow被誉为“转型学”之父，他的观点、分析视角在第三波民主化兴起之后被广泛接受。</em></div><div><em><br /></em></div><div><em>15、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7. </em></div><div><em><br /></em></div><div><em>16、2010年8月，在与一位台湾前政要交谈中，我了解到，1986年民进党在一个饭店宣布成立后，国民党高层讨论是否采取措施镇压，蒋经国表示：世界上没有在台上执政的万年政党。国民党政府对民进党成立的默认，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开端。</em></div><div><em><br /></em></div><div><em>17、1989年1月，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于是他与内政部长一起提出辞职，走出了会议室。</em></div><div><br /></div><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第二章 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strong></div><div> </div><div>二、政治过程</div><div> </div><div>2.1民主化</div><div><br /></div><div>任何关于民主转型的研究、思考，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民主转型”。对此认识不清，正是国内许多学者关于中国转型路径的论述陷入混乱、软弱的根源之一。前面说过，民主转型包括两个阶段、两个维度，即自由化与民主化。自由化先于民主化，但为了叙述方便，在此先讨论民主化。首先介绍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关于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定义。</div><div><br /></div><div>胡安•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中，提出了“完成的民主转型”（completed democratic transition）的概念，以此为切入点定义了民主化：“当就产生一个选举的政府的政治程序达成了足够的约定，当上台掌权的政府是自由的、大众投票的结果，当这样的政府真实地享有权威制定新政策，当新民主政体产生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不必与其它依法存在的组织体（bodies）分享，这样的时候，民主转型就是完成了的”。（注1） </div><div><br /></div><div>这一严谨的定义既来自于民主的普遍原则，也包含了民主化经验的概括。其核心是自由的大众选举：在进行这样的选举之前，先要对选举的程序规则达成足够的共识，选举完成之后，行使权力的应该是民选的政府，而不是任何其他组织、机构。简而言之，民主化指的就是大众自由选举产生政府。注意，这里的“政府”指的是全国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地方选举如果发生在全国选举之前，不属于民主化而属于后面将讨论的自由化的范畴。“政府”在政治学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狭义的政府则是“行政部门”。这里的“政府”是广义的。由于在民主国家，法官往往不由选举产生，所以，选举的对象限于议会和行政部门。在采用议会制——又称内阁制——的国家，人民选举产生议会，然后由国家元首任命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或最多席位的政党领袖担任总理领导行政部门，所以人民选举议会的同时也选举了行政部门。在采用总统制的国家，人民有两次机会选举新政府：既直接选举议会，也直接选举总统——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也是行政首脑。 </div><div><br /></div><div>吉勒莫•奥多纳与菲利普•斯密特在《从威权统治转型》第4卷中说：“民主化指的是这样的过程，即将公民权（citizenship）的规则、程序适用于此前由其它原则（例如强制性控制、社会传统、专家评判、行政惯例等）管理的政治机构，或者扩张到此前不享有公民权、公民义务的人群（例如非纳税人、文盲、妇女、青年、少数民族、外来居民），或者扩展到覆盖此前不受制于公民参与的问题或机构（例如国家办事机构、军事机关、党派组织、利益社团、教育机构等）。”（注2）这一界说不如第一个定义简明，但并没有原则的不同。所谓“公民权”，其核心就是选举权。不过，在奥多纳、斯密特的定义中，民主化的范围并不限于大众选举政治机构即最高立法、行政部门。在自由选举最高立法、行政部门的前提下，如果进一步扩大有投票权的人群，例如文盲、外来居民，以及将公民参与延伸到非政治性的国家或社会组织例如行政职能机构、社会团体，也属于民主化。自然，允许大众自由选举统治自己的政治机构是最重要的民主化。它也正是转型政治学所研究的民主化。</div><div><br /></div><div>那么，为什么民主化被定义为自由选举呢？显然，民主化的界定是由“什么是民主”决定的。民主作为一种政制有其不可违背的原则，但是在这一前提之下，对民主的期望、解释却会有不同的角度。传统上，民主的目的被认为是为了实现人民意志、公共利益（public good）。然而，什么是“人民意志”、“公共利益”其实是含糊不清、难以判断的。现实地看，并不存在一个没有意见分歧、利益分殊的抽象的“人民”。所以，在当代政治学中，普遍被接受的是从程序的角度解释民主。1943年，出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清理了夹杂在古典民主理论中的含混不清的观念（注3），从经验角度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程序性定义。熊彼特写道：“民主方法是为了达成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在那种安排中，一些人通过竞夺人民的选票取得做出决定的权力”（注4）。他说，在宪政民主下，人民的主要作用不是选举代理人贯彻自己的意志，而是产生、撤换统治他们的政府。“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指，按照‘人民’和‘统治’这两个词的明显意义说的人民是确实在那里统治的意思。 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志在必得的领导人之间为争取选民投票而进行的自由竞争”（注5）。</div><div><br /></div><div>这一民主定义洋溢着一种精英主义特质，因为民主不过是由于政治人物们竞夺选票获得权力的程序，而并不是人民选择代理人贯彻自己意志的制度。对此，也许有人不太容易能接受。但是，熊彼特的民主理论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提供了一个将民主与其它政体区分开来的清晰、有效的标准：一个政府，如果不是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就不是民主政府，无论它自己如何渲染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在为人民谋利益。顺便说一句，民主作为人民选举领导人的制度，对于享有投票权的人数也有要求。如果人民中只有一小部分有权投票，由此产生的政府也不能认为是民主的，现代民主的原则是一人一票的普选权。</div><div><br /></div><div>熊彼特的解释在当代政治学中被认为是最低限度民主定义（minimal definition of democracy）。熊彼特之后，另一个对民主理论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是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与熊彼特的精英主义不同，他对民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在其著名的《多元政体》一书中认为，“民主的一个关键性特征是政府对于公民——政治上被一视同仁——的诉求（preferences）之持续不断的反应性”（注6）。他说，他宁愿将“民主”这一术语保留给那样一种政治制度，即其特征之一是对所有的公民彻底或几乎彻底的反应性。从这个角度看，在现实世界没有任何制度是完全民主化的，所以他将接近这种状态的制度称为“多元政体”（polyarchy）。为了保持政府对于公民的反应性，所有的公民都必须：（1）有充分的机会确定其诉求；（2）有机会通过个人和集体行动将其诉求传递给其他公民和政府；（3）有机会促使他们的诉求得到政府平等的权衡。这三种机会构成了民主的必要条件，但或许仍然是不充分的。为了提供这些机会，至少必须有8项制度性保障，即：（1）成立、加入组织的自由；（2）表达自由；（3）投票权；（4）政治领袖竞争以获得支持的权利；（5）出任公职的资格；（6）可以选择的资讯渠道；（7）自由、公正的选举；（8）为了使政府政策依赖于选票和其它表达而建立的机制（注7）。这8项制度性保障可以从两个有所不同的维度来解读，也就是竞争和参与。竞争意味着必须允许有反对的权利。自由、公平的选举包含了竞争和参与两个维度。</div><div><br /></div><div>达尔所概括的8项保障，是多元政体所必须达到的标准。其中，非常明显，最根本的是自由、公正的选举，尽管它对于民主仍然是不够的。但是，没有自由、公正的选举，民主就无从谈起。为了保证自由、公平的选举，就必须有投票、竞选、结社、集会、言论、新闻等政治自由。当然，毋庸赘言，集会、结社、新闻、言论等自由的意义也要远远超出选举；出于本文的目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由于自由、公平的选举必须以某些政治自由为前提，所以，没有自由化就没有民主化。</div><div><br /></div><div>2.2自由化</div><div><br /></div><div>自由与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在实际政治中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区分自由化与民主化是转型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区分不仅出于学者们为了细致地分析转型过程的需要，对于争取转型的启动、制定转型战略也非常重要。从一些国家的历史看，转型中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就是将自由化当做民主化，以自由化替代民主化（注8）。本文后面将谈到，在我国，许多人只呼吁政治改革却不要求自由化，或者只要求非常有限的自由化，而不要求民主化，将民主化延迟到无限期的未来。</div><div><br /></div><div>奥多纳、斯密特在《从威权统治转型》第4卷中这样定义自由化：“权利的重新界定与扩大过程，我们为其贴上的标签是‘自由化’” （注9）。“自由化是指落实某些权利的过程，以保护个人和社会群体免于国家或第三人专横、非法行为的侵害”（注10）。这些保障包括：制止任意拘禁、逮捕，住宅和通讯不受侵犯，获得辩护、公正审判的权利，法无明文不为罪，迁徙、言论和请愿的自由，集体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而不受惩罚，与其他公民自愿结社的自由（注11）。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第三波》中写道：自由化“是不经过自由竞争选择领导人的威权统治的部分开放。自由化的威权体制会释放政治犯，开放某些问题让公众辩论，放松审查，支持某些权力很小的职位的选举，允许公民社会的某种复兴，以及采取其他一些向民主方向前进的步骤，但是最高决策者仍然不经过选举考验”（注12）。林茨与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中说：“在非民主的情境中，自由化会包括政策和社会的综合变化，例如减少媒体审查，给自主的劳工活动组织更大的空间，引入某些诸如人身保护令的法律保障，释放政治犯，让流亡者归国，或许还会采取某些措施改进收入分配，而尤其重要的是容忍反对派”（注13）。</div><div><br /></div><div>上述三个定义中，奥多纳和斯密特的着眼点在于法律的保障，亨廷顿的视角是政治上的开放。但是，当威权政府开始自由化后，自由化的法律也仍然是脆弱的，所以我更倾向于亨廷顿的表述方式。林茨、斯泰潘从政策和社会的双重角度看自由化，其最大优点是强调了对反对派的容忍。不过，尽管三个定义的角度互不相同，列举的自由化的主要内容却高度一致。归结起来，所谓自由化，指的就是在大众自由选举最高政治机构之前威权体系的部分政治开放，其中必不可少的是停止政治迫害，放宽言论审查，允许集会、结社、组党。在选举最高政治机构之前，也可以先开放地方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选举也属于自由化的范畴。但是，地方选举也可以放到全国选举之后进行。</div><div><br /></div><div>自由化必须先于民主化，并贯穿于民主化之中。前面说过，没有自由化就没有民主化，因为自由公正的选举需要言论、集会、结社等表达自由为前提。但是，另一方面，有自由化却不一定有民主化。例如，埃及、约旦、科威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中东国家，从80年代以来推行了程度不同的自由化，放宽了言论、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但不久后便开始强化控制，虽然没有完全回到原点，但已经停滞不前了。一些独联体国家，例如白俄罗斯、卡扎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了自由化，但是独立后没有向前发展而是向后退却，今天仍然处在威权统治之下。不过，尽管如此，自由化是所有民主转型的开端，是民主化的先导或者说预备阶段。而民主化则是比自由化更广泛、更具体的政治过程（注14）。自由化需要通过民主化来获得更丰富、更具体的实践机会。自由化的成果也需要通过民主化来浇灌和巩固。在威权体系中所获得的自由是不稳定的、并非法治下的自由，需要等到民主转型完成后才有可能制度化。</div><div><br /></div><div>过去数十年发生的所有民主转型，在民主化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自由化阶段。自由化阶段特别长的一个著名案例是巴西。1974年，巴西新一届军政府引入“政治对话”，推行所谓“有指导的民主”，培养“可信任的反对党”，启动了“受控制的自由化”，8年后才实行议会的自由选举，1989年底才举行总统直选，转型过程历时16年。不过，巴西算是一个特例，大多数成功的转型在自由化阶段停留的时间不长。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阿根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从自由化开始到第一次大选，时间间隔最长的才1年8个月，最短的只有4个月。</div><div><br /></div><div>这些国家转型的节奏之快，可以说民主化几乎是与自由化同时发生的，因为人们没有什么间歇就投入到竞选中去了。从自由化到民主化的时间跨度，涉及到民主转型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转型的速度、节奏。对此本文稍后会专门探讨，这里先阐释自由化会导致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结果。</div><div><br /></div><div>自由化将带来“公民社会的苏醒”(resurrection of civil society)（注15）。所谓“公民社会”是指介于政治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之间的空间，由关心公共或群体利益、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公民个体和非政府组织——例如宗教团体、环保组织、妇权运动、行业协会等等——组成。公民个体和社会组织的民主要求，对于转型的发生与完成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要求和足够压力，体制内的温和派便不能说服强硬派相信转型或放弃权力的必要。在转型开始之前，公民社会的发展会受到严重的束缚，因为威权统治本身就是制约公民社会发展的瓶颈。随着转型的开启，公民社会的发展会进入一个新阶段。如果自由化是在统治集团仍然保持着对社会的较强控制的情况下开始的，统治者最初作出的让步往往是有限的，只是松绑而已，并不是解除束缚，但公民社会可以进而要求和征服更多的空间。</div><div><br /></div><div>在这种“让步-征服”的游戏中，人们逐渐从恐惧和麻木中解放出来，社会的许多部分将苏醒过来，就像冰雪在消融、大地转而变绿。人们将从过去只经营私人事务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关注不同层次、领域的共同事务。人们将着手组织种种非政府组织，参加集会、社会运动，表达长期受到压制的要求和利益。在有的国家，这种情况会发展成“民众的奋起”（popular upsurge）：不同的组织、群体和活动分子都团结起来，汇聚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即“人民”，他们共同努力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要求民主化。随着公民社会的苏醒，转型的势头增强了，转型的步伐也会加快，转型被逆转的可能性减少了。</div><div><br /></div><div>自由化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独立政党的出现。自由化没有开始之前，人们也许看不到有什么政治力量可以取代眼前的统治党。但这种情况会被自由化所改变。在威权统治下，独立政党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除了巴西、乌拉圭等过去曾存在过民主、威权统治者不能完全取消不同政党的少数国家外，在其他许多国家，独立政党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处于胚胎、萌芽状态。所以，独立政党的存在并不是转型的必要条件，而通常是转型开始后结出的果实。但是，在转型没有开始之前，要求开放党禁、乃至冲击党禁，仍然是重要的，至少具有教育当政者和民众的作用。作为民主化的预备阶段，自由化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开放党禁。不过，党禁初开之时的政党，还不是成熟民主国家中那样的政党，一般是昔日的反对派的联盟、组合，严格说来，仍然属于社会运动（注16）。统治集团与反对运动组织的谈判，确定自由选举的步骤、时间和程序，常常是民主化之前的关键环节。超越于社会运动的政党组织的发展，只能围绕适应竞夺选票和组织政府的需要，才能逐渐发展出来。 </div><div><br /></div><div>政党组织不同于民间组织。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独立政党组织的出现，则标志着高于公民社会的政治社会开始发育了。所谓“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系指为了取得公共职位和国家机构控制权而展开政治竞争的场域。政党、选举、选举规则、政治领导人、政党联盟、议会构成了这一场域的核心。公民社会对于民主转型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公民社会至多可以摧毁一个非民主政体。而民主转型的完成，尤其是民主的巩固，却不能没有政治社会的参与” （注17）。 </div><div><br /></div><div>民主转型开始于自由化，然后是民主化。在民主化阶段结束后，一个新的阶段又开始了。</div><div><br /></div><div>2.3民主巩固</div><div><br /></div><div>在民主转型完成后，民主派并不能放松下来，还需要继续努力以使民主稳定下来、持之久远——也就是巩固民主（注18）。新生民主政体是脆弱的，可能会崩溃或倒退，被政变推翻，或者被掌权者逐渐侵蚀、“和平演变”为威权体制。我们的邻国菲律宾、俄罗斯都已回归威权主义，在国际知名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评估中重返不自由国家之列（注19）。巩固了的民主政体也不是不可能崩溃，但比没有巩固的民主政体机率要低。</div><div><br /></div><div>那么，什么是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呢？其中最广被引用的界说，来自于林茨、斯泰潘。他们认为，民主的巩固包括态度、行为和宪法三个维度，从这三个维度看，如果可以形象地说，民主成了“城中惟一的游戏”(the only game in town)，民主就巩固了。他们写道：“从行为上看，当不再有任何重要的政治群体真的会寻求推翻民主政体或从国家中分离出去，民主就成了城中惟一的游戏。当这种局面形成的时候，从民主转型中诞生的新的民选政府，其行为就不再会被如何避免民主崩溃的问题所左右了。从态度上看，即便面临着严重的政治或经济危机，人民中占压倒性的多数都相信，任何进一步的政治变动必须在民主规程的范围内进行，这样的时候，民主就成了城中惟一的游戏。从宪法上看，当所有的政治角色都习惯了这样的事实，即政治冲突将根据已经建立的规范来解决、侵犯那些规范不仅不会达到目的还会代价昂贵，这样的时候，民主就成了城中惟一的游戏。简短地说，随着民主的巩固，民主变得常规化了，深刻地内化于社会、制度，甚至人们的心理活动以及追求成功的算计中。” （注20） </div><div><br /></div><div>可以从哪些方面努力使民主成为“城中惟一的游戏”呢？林茨、斯泰潘认为，必须存在或创立五个相互联系、加强的条件才能巩固民主：一个自由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相对自主和受重视的政治社会；保障公民自由和社团生活的法治；可以为新的民主政府所使用的国家机构；制度化的济社会，也就是调节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的规则、机构、章程（注21）。拉里•戴蒙认为，尽管不同国家的民主政体在深度和所面临的挑战性质上有差异，但所有新兴和脆弱的民主政体，要想实现巩固，都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任务：民主的深化、政治制度化和政体的绩效（注22）。其中，加强政治制度的内容包括：强化官吏机构，提升政府效率；促进政党的制度化，强化立法机构，改进选举制度；强化司法体系，确立法治，监督官员、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建立或加强审计等专门监督机构，遏制、打击腐败，等等。顺便说明一下什么是制度化：它是政治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制度”（institutions）是指“稳定、受重视、重复的行为模式”，“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则是“组织和程序获得重视和稳定性的过程”（注23）。</div><div><br /></div><div>许多学者讨论民主巩固时都强调政党、民选机构、司法组织的制度化，不过也有的学者持不同看法。奥多纳主张应该给民主巩固的概念减肥，将其压缩到民主的最低程序要求范围内。他从拉美一些国家的情况出发，认为如果选举及与其相关的政治自由制度化了，民主或许就已经巩固了，也就是有可能经受冲突、存续下去了。有的存在了很长时间的民主政体，其正式的规则与人们的实际行为之间差距相当大，例如意大利（注24）。但尽管如此，我认为，民主巩固的界定广泛一些更为可取，因为它有利于激励人们做出更多的努力加强新生的民主制度。不过，深入探讨如何界定民主巩固已经超出了本文范围。民主转型还没有在中国发生，当那样的时刻来临的时候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制度选择。下面将转而讨论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更有利于民主巩固。</div><div><br /></div><div>在转型阶段制定宪法时，必须慎重考虑政府总体架构的选择，亦即采纳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这是一个将影响深远的选择。转型政治学占主流的观点认为，议会制要比总统制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和持久（注25）。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互不依赖的政府架构是总统制，在这种架构之下，总统和议会都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由于总统不是议会选举的，他所在的政党经常不是议会中的多数党，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之间便经常不一致。当冲突、僵局出现的时候，由于总统与议会相互独立、各有固定的任期，冲突、僵局没有宪法渠道可以化解。如果总统寻求非法手段打破僵局，将导致宪法、政体危机，民主便处于危险之中了；如果抛开议会进行统治，也会损害民主政体。总统与议会之间经常性的冲突与僵局，以及由此导致的信任危机、效能低下等问题，也会为军人政变提供诱因、机会。</div><div><br /></div><div>与总统制不同，在议会制架构中，只有议会民选的行政首脑，也就是总理，由多数党领袖出任，议会中的多数党或联合多数组织内阁。因此，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冲突的机率大大降低，并且，当两者发生不一致的时候，根据议会制的原则，议会可以投不信任票倒阁，总理也可以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所以，在议会制架构下，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发生冲突时，出现的危机是政府危机而不是政体危机，存在宪法渠道化解，通过倒阁或重新举行大选，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可以重新达成多数的一致。过去的经验表明，总统制民主崩溃的机率要高于议会制民主。当然总统制不是必然会失败，议会制也不是一定会成功。但在政治、经济条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议会制要比总统制有更强的生命力（注26）。</div><div><br /></div><div>不同的选举制度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尤其表现在对政党数量、政党制度化的影响上（注27）。强健的民主制度需要强健的政党体系来支撑、维系，需要强大的政党聚合利益、组织参与，需要强大的政党组织政府、以及强大的反对党监督政府。新兴民主政体面临的一个困难就在于政党的碎片化和不稳定性，小党林立、易分易灭，数量不合理，挥发性很高。这也是新生民主政体脆弱、不稳定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原因。时间短暂是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但必须注意到民主制度的其它部分对于政党体制的长期作用。政府架构和选举制度都会强烈影响政党的数量、结构与组织形态。总统制有助于形成两党制的格局，但议会中的政党会比较松散，因为总统的职位并不依赖于议会，相应地减少了加强议会政党纪律的动力。</div><div><br /></div><div>选举制度主要有两大类，即比例代表制与多数代表制。比例代表制按各政党得票比例分配席位，有利于小党派的存在，会导致党派林立。所以，为了抑制政党数量，增进政府的稳定性，不少国家都设立了门槛，规定只有得票数达到一定百分比的政党，例如德国是5%、波兰7%，才能进入议会。多数代表制又称“单人选区多数制”，一个选区选举一个代表，得票数最多者当选。这种选举法的优点是不会像比例代表制那样导致太多政党，但缺点是也不如比例代表制所产生的政府代表性强，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利益可能在议会中没有相应代表。所以，也有的国家两法并用，实行混合选举制，一定数量的议员以多数制确定，另一些议员则以比例制产生之。</div><div><br /></div><div>关于选举制度对于政党体制的影响，以上只是一个简单的概述。需要明确的是，并没有适合于所有国家的一种最佳选举方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既实行总统制又采用比例代表制，其民主制的稳定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比例代表制趋向于导致多党而不是两党制，总统的独立性将使得议会党团纪律涣散，两者综合的结果是政党高度的碎片化。总统得到议会多数党支持的机率将更小，总统与议会的关系将更加不容易协调，民主政体将变得十分脆弱。拉美一些国家的民主就曾这样走向崩溃。 </div><div><br /></div><div>还需要列举几个案例说明民主巩固的完成所需要的时间。我并不打算对此进行较多的探讨，只介绍林茨、斯泰潘的分析。西班牙的转型开始于1975年底弗朗哥去世之后，完成于1979年10月。1982年10月，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取得大选胜利，权力第一次顺利轮替，转型专家们普遍认为至此西班牙民主巩固了。林茨、斯泰潘也认同这一点，不过，补充说西班牙民主的巩固甚至可以认为更早一点，此前在成功审判了1981年2月军事政变领导人的时候，民主就已经巩固了，因为那个时候民主显然已经成了“城中惟一的游戏”（注28）。希腊的转型开始于1974年在对塞浦路斯战争中的失败，结束于1974年12月，是南欧国家中转型速度最快的。但是，其民主巩固完成的时间却不太容易判断。不过，林茨、斯泰潘认为，它最迟完成于1981反对党（社会民主党）赢得选举上台执政（注29）。葡萄牙的转型开始于1974年4月的军事政变。一般而言，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是两个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不过林茨、斯泰潘说，在有些情况下，它们会同时发生，葡萄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案例，其民主转型和巩固同时完成于1982年8月。林茨、斯泰潘从人们的态度（对于民主政治的参与、满意度）、行为方式（不寻求以非民主方式达到目的）、宪法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证。1982年8月，宪法的修改正式取消了保留给代表军方的“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监督权（注30）。</div><div><br /></div><div>对于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的各个阶段的阐释就到此为止。但是，到现在为止的阐释仍然是有严重欠缺的，因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涉及——转型模式。</div><div><br /></div><div>（未完待续） </div><div><br /></div><div><em><br /></em></div><div><em>1、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1.</em></div><div><em><br /></em></div><div><em>2、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8.</em></div><div><em><br /></em></div><div><em>3、参见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p.5-13。</em></div><div><em><br /></em></div><div><em>4、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George Allen & Unwin, 1976.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3), p269. 译文参考了顾昕为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译本所使用的翻译（三联出版社，213页）。</em></div><div><em><br /></em></div><div><em>5、同上，pp.284-285。译文参考了顾昕为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译本所使用的翻译（三联出版社，213-214页）。</em></div><div><em><br /></em></div><div><em>6、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1.</em></div><div><em><br /></em></div><div><em>7、参见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p.1-10。</em></div><div><em><br /></em></div><div><em>8、后面本文将论及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个错误，就在于混淆了自由化与民主化，没有及时推行民主化。</em></div><div><em><br /></em></div><div><em>9、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p7.</em></div><div><em><br /></em></div><div><em>10、同上。</em></div><div><em><br /></em></div><div><em>11、同上。</em></div><div><em><br /></em></div><div><em>12、Samuel Hung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9.</em></div><div><em><br /></em></div><div><em>13、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1.</em></div><div><em><br /></em></div><div><em>14、同上。</em></div><div><em><br /></em></div><div><em>v15、参见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48-57页。</em></div><div><em><br /></em></div><div><em>16、参见Geoffrey Pridham and Paul G. Lewis: Stabilizing Fagile Democracies: Comparing New Party System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 Routeledge, 1996 ), 11-15页。</em></div><div><em><br /></em></div><div><em>17、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p8.关于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分，请参见该书7-8页。</em></div><div><em><br /></em></div><div><em>18、参见Giuseppe D. Palma:To Craft Democracies .p14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em></div><div><em><br /></em></div><div><em>19、民主政体回归威权主义的方式，既可以是民主的崩溃（breakdown of democracy），也可以是民主的侵蚀(erosion of democracy)。民主的崩溃总是引人注目的，例如旧秩序的怀念者、支持者发动政变推翻民主政府，会成为世界大报的头条新闻。西班牙、阿根廷转型后都发生过军事政变，但被民主政府挫败了，政变者受到了审判。民主的侵蚀不像崩溃那样显著，以不太明显、逐步推进的方式发展。当选的政治领导人，特别是总统，通过限制自由、削弱议会、操控选举等反民主行为，逐步建立威权统治。自由和民主被吞噬，威权主义重生了，但历史并没有明显、突然的中断。菲律宾、俄罗斯，就以这种方式回到了威权主义。关于民主侵蚀与民主崩溃的区分，参见Andreas Schedler,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9.2 (1998) 91-107。</em></div><div><em><br /></em></div><div><em>20、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p5.</em></div><div><em><br /></em></div><div><em>21、同上书，pp.7-15。</em></div><div><em><br /></em></div><div><em>22、参见拉里•戴蒙（Larry Diamond），Developing Democrac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p.73-116。</em></div><div><em><br /></em></div><div><em>23、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p12.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em></div><div><em><br /></em></div><div><em>24、Guillermo O’Donnell,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in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etc,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hemes and Perspectiv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43-48.</em></div><div><em><br /></em></div><div><em>25、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Juan Linz, “The Perils of Prsidentialism”,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winter 1990; Alfred Stepan and Cindy Skach ,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liamentarianism versus Presidentialism”, in World Politics, Vol. 46, No. 1, (Oct., 1993); Scott Mainwaring, “Presidentialism, Multipartism, and Democrac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26 No.2,July 1993; Adam Przeworski etc, “What Makes Democracies Endure”, in in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etc,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hemes and Perspectiv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等。</em></div><div><em><br /></em></div><div><em>26、参见Alfred Stepan and Cindy Skach ,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liamentarianism versus Presidentialism”。</em></div><div><em><br /></em></div><div><em>27、关于选举制度的政治后果、与政党制度关系的著名作品有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John Wiley & Sons,1954）；Douglas Ra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Bernard Grofman and Arend Lijphart,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Agathon Press, 1986); Matthew Shugart and John Carey, Presidentialism and Assembl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 Giovanni Sartori,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4)等。</em></div><div><em><br /></em></div><div><em>28、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108.</em></div><div><em><br /></em></div><div><em>29、同上书，p133。</em></div><div><em><br /></em></div><div><em>30、同上书，pp.124-125。</em></div><div><br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