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今天是我父亲逝世三十周年的忌日。最近的一段日子里父亲的身影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思想时而恍恍惚惚的。许多年以来我就想把我知道的有关父亲零零碎碎的事写在纸上，不想让它被遗忘或压在我的心上。但是我一直没有动笔，心有许多顾虑。一是我拙于写作，担心写不好；二是我不完全了解父亲，因为他生活的时空比较长和大，况且我对他的专业世界古代史完全不懂；三是父亲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平常，只是一个普通的旧知识分子的遭遇。现在，我不想那么多了，就算写这篇回忆的目的是为了我的女儿。她没有见过祖父，我希望她能记住她有这样一位祖父，知道中国曾有过这样一段历史。 一 长期以来我对家里过去的事不太清楚，即使以前也听说过一些故事，现在有关的记忆也变得残缺不堪了。我老家在新邵县坪上乡，父亲在那里出生的。六四年我母亲从长沙被遣送回老家了。母亲担心她的身份会影响我们，再三嘱咐我们不要回乡看她。我从来没有回过老家。那里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但我对它却十分的陌生。这是我心里一个永久的愧疚。 文革初期，我家在岳麓山脚。那时学院四处都是大字报，批斗，抄家等，家家都如惊弓之鸟，人心惶惶的。父亲在家中架起了一个火盆，叫我们把他手上一叠东西烧掉。在火烧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两张发黄的旧照片。一张是父亲在复旦大学毕业时穿着毕业礼服的象。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觉得很新奇。另一张照片上的人我认不出来。他与父亲和蔼的面容截然不同，他的面容显得威严，目光使人感到冷酷尖锐。问了父亲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我的祖父。后来我听说祖父早年就读京师法学堂。曾在武昌检察院和湖南高院担任过首席检查官和民法庭庭长职务。后来患了糖尿病就提前退休回老家了。在乡下他曾在一所学校担任过校长。农民打官司时他喜欢给农民出主意。他还热衷于替别人看风水，常翻山越岭去选坟地和宅地。五一年他病逝了。 祖父有四个孩子，全都是男孩，父亲是长子。父亲在老家念完小学之后到长沙雅礼中学学习。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获得史学和英文双学士学位。后来他在复旦研究院获得史学硕士学位和东吴大学的法学士学位。我猜想父亲学法律可能是祖父的意思。然后在复旦任教十年，晋升为副教授。抗战期间他回老家中学教书。抗战胜利后在湖大外语系任教。五0年晋升为教授。五三年院系调整后在师院历史系任教，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直至逝世。二叔曾在武昌一所美术学院学绘画。毕业后回老家去了，没有在外面工作。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在我念小学时的一个夏天，二叔在我家住了一段日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常靠着大门边坐在一把矮小的竹椅上抽烟，沉默不语，眼睛望着远处的树，有时就在竹椅上打瞌睡。他在乡下当了一辈子的农民，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凄凉。三叔毕业于湖大土木系。曾在铁路和矿务局任工程师。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是穿着一件深蓝的旧尼子衣，上面有一块不同颜色的小补丁。文革中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满叔毕业于复旦土木系，在铁路上任工程师。曾参加志愿军铁路兵团，和武汉大桥的建设。 我和我妹妹是在新中国诞生不久出生的。父亲给我们的名字分别是：和与日新。我曾时常琢磨着我们名字的含义，揣测父亲的心思。在长年战乱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结束之后，他可能在我们的名字中含有对新社会满怀着安居乐业和蒸蒸日上的美好憧憬。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出生在岳麓山上的桃园村，那是一个树多幽静的地方。五三年院系调整时父亲从湖大调到师院教书，我家就住在岳麓山脚的新至善村2号。在那里我们居住了近十七年，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那栋房子是住两家的平房。我家有大小五间房，从大门进去的左边有两间卧室，正面是吃饭的，右边有一间厨房和放杂物的小房间。前面窗外种有月季花和栀子花，厨房门外有一排女贞树。 父亲到师院工作后，我依然在湖大子弟小学上学。小学设在岳麓书院内。从书院大门进去，然后朝右拐进入半学斋，那里第一个房间就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教室。课间休息时我和同学常去讲堂大厅玩。讲堂两侧的墙上刻着南宋理学家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大厅中央悬挂着清朝乾隆皇帝御赐的木匾‘道南正脉’。在那所小学学习时有一件小事对我幼小的心灵产生很大的触动，引起我对父亲的好奇心。从书院大门进去朝我教室的右边有一间湖大储藏图书的小房间，房间有一个小窗户。有一次我爬上窗户朝室内观看，发现在一本书的封面上有着父亲的名字，我非常惊讶。第二天我又爬窗看了一遍，确实如此。书的封面怎么会有父亲的名字？念小学之前我很喜欢到父亲的房间里去玩。他的房间里活动空间不大。除了一张旧书桌和旧床以外，还有三个大书架和一个装书的巨大的木箱子。书桌上摆满了书本和稿子，还有一个装烟蒂的瓷茶杯。父亲总是坐在书桌前写书。母亲经常用拖把把地板擦洗得干干净净的，让我们脱了鞋再进去。有时我会把父亲书桌上许多古希腊建筑和雕像的图片摆放在地板上看，问父亲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父亲在干什么。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父亲几乎没有带我们去看过电影或戏，不过带我们游过公园，如岳麓山，烈士公园，还带我们去吃过馆子。在大节日或有亲戚来我家时，父亲会带着一家人去河东的李合盛牛肉店，它位于解放路的拐弯处银行金库的对面。那家饭店是父亲最喜欢的一家。铺面不大，分楼上和楼下两层。但菜的种类多，如爆炒牛肉片，红烧牛蹄筋，发丝牛百叶等。父亲最喜欢的是清炖牛肉：牛肉汤清清的，只有上面几点绿葱，味道又纯正又鲜美，而且香味诱人。后来我觉得有时平平淡淡的生活好象父亲喜欢的清炖牛肉汤。 二 解放前在复旦大学工作时父亲就开始译书。解放以后父亲主要翻译了以下几本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著），《罗马史》上，下卷（古罗马阿庇安著），《历史著作史》上卷（美国汤普生著），另外与人合译了《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捷克人赫罗兹尼著），《神圣罗马帝国》（布莱斯著）和《历史著作史》下卷。我不懂世界古代史。我曾经勉强地读过父亲一两本译著的序言和部分章节。父亲曾说在翻译上述著作时，他觉得最艰难的是《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一书，他曾几次想放弃，最后还是坚持把它译完了。后来他庆幸自己坚持下来了。据说那本书成了高校历史专业的一本参考书。父亲翻译的原著是商务印书馆指定的，并且译著由他们出版。在近三十年的往来中，父亲与商务的合作十分愉快，有着深厚的感情。 最初译书时父亲因稿费的事产生了忧虑。父亲认为他每月有工资如果又收稿费的话担心不妥。当父亲收到稿费时决定缴公，但是学院认为这是个人合法所得，不必上缴。文革初期父亲被打成了牛鬼蛇神，红卫兵到我家里来抄了家。由于父亲有稿费的名声在外，学院一个学生红卫兵组织需要活动经费，逼迫父亲把存款缴出来。红卫兵押着父亲到银行取款时，因存款被冻结，银行拒绝了父亲的提款。父亲的稿费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哥患了肾炎。父亲送他到湖医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一个月之后我哥的病情变得更为严重了。一位护士背后告诉父亲，肾炎在这里医治不好。父亲只好接哥出院回家。从那时起有整整三年母亲背着他看中医吃中药，最终哥的病医治好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有人到我家来打听我哥的病是怎样治好的，能不能看看药方。母亲把药方给他们看，那是一书包的药方。父母亲给了我哥第二次生命。六四年母亲被遣送回老家乡下。母亲的身体不好，患胆结石，曾动过手术。她孤独一人在乡下。后来经常往返乡下与长沙之间。从此母亲的病越来越重，七三年去世了。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是顺其自然。在文革前父亲很忙，在学习上几乎没有管过我。那时我非常贪玩，没有认真读书。在文革中还有一些事情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下放在靖县，对绘画发生了兴趣。一年冬天我回家时，当时我家已从新至善村搬到溁湾镇的红泥山，我跟父亲说我想学画画。父亲没有考虑我是否以前画过画，有无天赋，年龄是否大了，学有何用等问题，他就凭我想学这一点支持我。那时师院艺术系有一位退休的老教授住在红泥山，父亲认识他，带我去见他，希望他能教我。到了那位教授的家里之后，我才知道他教山水画，而我却想学油画，画人物。在我回靖县之前，父亲带我到黄兴路八角亭一家商店买了油彩和画笔。到了靖县后，我找了一个木匠做了画架子，兴致勃勃地画了半年之后停止了。以后我完全忘记了我当时画了一些什么东西。约三十几年后我回靖县在我哥的一个纸箱里看到一张那时我从旧电影画报封面照上临摹的一幅油画，保尔柯察金戴着红军帽，骑着战马手舞马刀，叫喊呼啦的头部像。 七一年我哥心里萌发了想学英文的念头。父亲得知很高兴。那年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随后国家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父亲在新华书店买到了一本英文课本，英语900句，寄给了我哥。冬天我哥回家探亲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父亲非常的兴奋和高兴。大家都知道当尼克松踏上中国的土地与周恩来握手意味着什么。在欢迎的宴会上中国演奏了美国音乐。尼克松在宴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为了让我哥学好英文，父亲给他买了一部留声机带到靖县去了。在乡下，我也心血来潮跟着哥一块学。他过去学俄语的，学英文时遇到一些困难，但他的兴趣依然很大。他有三种课本：英语900句，灵格风和当时的中学英文课本。在中学课本中‘革命’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我哥断言这个词绝不会在那两本国外的教材中出现。有一天，我哥特别激动地告诉我，他在英语900句中发现了‘革命’这个词：拖拉机使农业革命化了，（也译成：拖拉机彻底改变了农业）。那时我们认为革命的对象是人，革命这个词有一种火和血的感觉。但在900句中的革命一词使我们耳目一新。后来美国之音开始播放英语900句学习节目。深夜我哥和我时常收听。每次节目结束时主持人会说一句，这是何丽达（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随后有一小段音乐。在那静悄悄的夜晚，当你想到一个偏僻的山村与那个遥远的华盛顿之间有了一丝联系的存在时，心里就会产生一种美妙的感觉。我哥学英语的事在公社传说。靖县一中暂缺英文老师时请我哥带过一段时间的课。七三年大学招生时他被师院外语系录取，毕业后当了一名中学英文教师。 七四年我被推荐进了黔阳农校学习，当时那所学校离我下放的生产队很近，大约三十分钟就能走到。第二年它才搬回安江的。那时我依然学英文。在与父亲的通信中，我常写几句英文。有一次我在信中劝说父亲‘不要抽烟’，英文的含义却变成了‘停下来抽烟’。父亲收到信后很开心。在回信中他告诉我那个动词后接不定时和动名词有相反的含义。在农校我有一位学农学的朋友，也是下放在靖县的，他找到一页不知从什么杂志上撕下来的著名科学家袁隆平教授的英文科研论文，叫我和他一起在寝室翻译它。我们一人拿一本英汉字典，兴致勃勃地读那篇文章。当时袁教授在农校任教，名气还不是非常的大。他家住在校园一棵大樟树下一排多家居住的破旧的木板平房里。我们的英文水平很低，看到半夜，才明白文章说什么。那是我第一次看英文科研论文，也是第一次看到“水稻雄性不育”这个词。 三． 解放后父亲经历了反右运动，四清运动和文革运动。这些运动几乎贯穿了父亲在那个时代的全部生活。当年搞运动就是闹革命。以革命的名义你可以做任何事。革命无罪。 五八年反右运动中父亲因赞同‘在党委领导下教授治校’的办学方针而被学院划为右派。右派那顶帽子让父亲和家庭遭受了二十年的厄运。他因此离开了教书的讲台，在校园里干体力劳动，如担砖之类，后来分配到图书馆清理图书。在反右中母亲曾叮嘱父亲不要提意见，父亲没有听从母亲的话。事后母亲很担心父亲想不开，夜里总是要等父亲安稳地睡着了她才能入睡，否则彻夜难眠。在那顶右派的帽子下，父亲翻译了《罗马史》。 六四年我哥参加高考没有被录取。同年他作为知青下放到零陵地区一个农场劳动。文革初期师院附中的档案室被红卫兵砸破了。那时我是附中的学生，看到那里满地都是散乱的档案。在那里我找到了当年我哥高考时的审查表，表上盖着一个蓝色的章，可录取一般院校。我哥没有被录取的原因是父亲的右派问题。我哥从零陵农场转到靖县后的七0年，长沙湘江火柴厂来靖县招工。经推荐，评议和审查后，火柴厂同意招收我哥。他办好手续后，在准备离开靖县回长沙的那一天，公社知青办的负责人把我哥叫到办公室，斥责他隐瞒父亲的政治问题。公社收到了师院的一份父亲是右派的公函。因此公社取消了他当工人的资格。此事对我哥是一个残酷的打击。那时他已经在乡下劳动了六个年头了，同样也是我父母日夜盼等儿子回家的六年。当年我家兄妹四人都在乡下当知青。 七九年师院统战部三位干部来我家为父亲的右派问题平反。在他们与父亲的谈话的过程中时而听到父亲开怀的笑声。我记得他大声地说，那句话拿到现在来看也是没有错的。父亲去世几年后，师院的党委书记来家拜访我岳父和岳母，谈论到父亲的右派问题。后来岳母告诉我，我父亲不是右派，当年学院划了他的右派，材料报到省统战部时没有批准，这类型的右派是最冤的。听到此事时我感到一阵辛酸和愤怒。后来我想了很久。我推测父亲很可能早就知道他的右派帽子是学院给他戴上的。当年在这种情形下他能向上申诉吗？他若申诉，很可能给他加上一个右派翻案的罪名，省统战部不会为他说话的。为什么院系领导要干如此荒唐的事？ 四． 阶级成分是另一个给父亲和家庭带来厄运的罪名。解放初期父亲的成分划为自由职业兼地主。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土改完成之后，凡是什么兼地主的成分以前部分为准，删除后部分的兼地主。那么父亲成分应该是自由职业。这符合实际的情况，阶级划分是以经济来源为准绳的，在解放前父亲的经济来源是教书的薪水，而不是靠土地，母亲是家庭妇女，经济来源依赖父亲。但实际结果恰恰相反，在档案中我们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解放后有了新概念的阶级，随后许多有关的名词流行：阶级敌人，阶级路线，阶级斗争。六四年学院四清运动中母亲因地主成分问题被注销户口，遣送回老家。从那时起母亲就失去了城市居住的权利，不能和自己的丈夫和未成年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了。家庭和孩子对母亲而言就是她生活的整个世界，而她的世界在运动中被打碎了。疾病缠身的母亲孤独地生活在偏远的乡下，而父亲在城里要教书，写书，还要做母亲的那份工作。 两年之后更大的灾难来了，文革开始了。一天上午我从学校回家，从老至善村的老井走到上坡去新至善村桃林的小路口子上，看到了一群红卫兵押着一个颈部挂着一块大牌子的人朝下走来，走近时我才发现那人是父亲。他的双手用麻绳反捆绑着，他身边有两个红卫兵紧紧地抓着他的左右臂。父亲也看见了我，停下来转过身想和我说话，但马上被他身边的红卫兵使劲地推了一把，叫他走。他们朝校园走去。望着那一群学生红卫兵，我的心里涌出强烈的恨，恨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恨。 学院的运动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在校园中学生宿舍内马路的大字报区和史地系教学楼前的大字报区有许多批判教师的大字报，包括父亲的。在学生三舍前的篮球场的大批判会中父亲和一些教师在那里被批斗。到工宣队进驻学院后，父亲和其他被批判的教师关进了位于学生二舍的集中营，进行劳动改造思想。 那时父亲对自己的命运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回乡下老家去和我母亲在一起。我家没有几件家具，大部分都是从学院租来的。父亲主要的东西就是书。为了以后搬家方便，父亲叫我们把他的书卖了。一天上午我们通过邻居朋友从学院借了一部板车，将书从新至善村拖到溁湾镇废品收购站。当我和我哥推着板车走到学生五舍外马路与运动场边通往附中马路接口处遇到了我父亲他们的劳改队。他们拿着锄头和担着粪桶去附中下面的农田劳动。父亲看到我们后与押队的人说了几句话就走到板车前拿了两本书翻开看一看。我们站在他的身边，从他微微抖动的手和痛惜的脸色我们深深地感触到他内心的难受。最后他仿佛对自己说了一句，卖了吧。我们跑了三趟，拖了三板车，把书倒在了废品站的地上，那地上堆着乱七八糟的旧报纸，脏玻璃瓶子，和破铜烂铁。 在集中营里父亲的内心还比较平静，安心地在那里劳改和写检查。工宣传队对父亲的表现不满意。他们想看到的是被批判的老师惊恐不安，忧心忡忡或辗转难眠的状态。他们批评父亲思想检查不深刻，因为父亲晚上倒床就睡着了，酣睡到天明。有一次在集中营里父亲的胃溃疡病又发作了，并且胃出血，不能吃食堂里的饭菜。工宣传队不允许父亲回家，只能在家做好饭送过来。那是冬天，母亲担心送饭的路上饭菜会凉了，把一件旧棉衣的袖子剪下来做了一个保温袋。稀饭装在一个大搪瓷杯里，上面放了一些白菜，下面放了两个荷包蛋。我妹妹把它送过去，在集中营的办公室他们要求我妹妹把杯子打开检查。他们用一双筷子在稀饭中搅动，结果荷包蛋被翻出来了。他们大怒，你们还想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我妹妹急了，又哭又闹，非要把蛋和稀饭送给父亲，他们看到一个小女孩这样，无可奈何，让我妹妹把稀饭送进去了。在那群看守中有一个烧锅炉的工人待人非常凶恶的。 六八年冬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来了。当时父亲被关着，母亲在乡下。父亲嘱咐我哥给我们买两床新棉被带到乡下去，钱的事找工宣传队去。我哥和我去了工宣传队居住的学生宿舍。他们写了一个条子批准了从父亲被扣工资中领取大约120元。领到那笔钱后，我哥和我到黄兴路一家商店买做被套的布时，钱被小偷偷走了。我哥心里很难过。我们背着旧棉被走的。在岳麓书院大门口一辆长途公共汽车接我们。我没有看见一家父母来送别的，看到的只是书院门口两侧几幅欢送的红标语和几面飘动的红旗。七0年我妹妹也下乡来靖县了。长沙只剩下父亲一人了。当时有政策规定，父母身边无人，可留一子女不下乡。但父亲催着妹妹下了乡。 父亲从集中营出来后又回到了新至善村。冬天，当我从乡下回来看父亲时发现那栋平房改建了，原住两家改为住三家。父亲仅住与邻居相连的那一间卧室。那间卧室朝外把墙打破另开了一个门，内部与另一卧室相连的门用砖封死了。其余的房间都被别人居住了。晚上，我在地板上打地铺。白天，我和父亲到食堂买饭或在门前台阶上用煤油炉煮面条。回靖县前父亲给我买了一些腊肉和猪油带到乡下去。在回去的路上我对父亲的生活处境很担忧和难过。我家的那栋房子在山坡上而公厕在山坡下，有一条小路，中间还有一块石碑搭成的小桥，来回要五，六分钟。在夜晚和风雨雪天对父亲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而言上厕所是很不方便的。 大约七一年父亲从新至善村搬到离校园很远的溁湾镇红泥山。那里是为师院退休教职员工修建的住房。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七八年。我家在山坡上，一栋住四家的平房。平房中间是共用的厨房，两侧各两家，每家前后两间房。房子的墙不是砖，而是夯土，室内地面是泥土，天花板是竹席。我家里很简陋，几张旧桌子和旧床，外加几把旧椅子。我们住房没有自来水，四周都是农民的房子，用水时要去很远的地方担水。公用厕所是用土砖和茅草搭建的，男女各一个位置。夜晚上厕须持手电，否则有可能踩进粪坑。从家到校园的路大部分是小路，不通车。那时父亲的处境是很冷落凄清的，但是他没有因此产生悲愤愁苦的情绪。在那里他审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邱吉尔著），参加了《辞源》的编写工作，翻译了《历史著作史》。父亲所有译著的书几乎都是身处逆境中完成的。为了工作他需要一个和平的心境，为了和平他能做的只有用忍退去避免或消除内心出现的忧烦和惶悚。 七三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母亲的胆结石病发作了，腹部剧烈的绞痛。母亲疼痛难熬，等不到天明时去医院了。因我家离学院卫生科很远，无法去借担架。我妹妹只有去溁湾镇一家大酒厂找值夜班的工人，请求工人借给她推动的担架。有一位善良的工人把担架借给了她。我妹妹和父亲深夜把母亲送到医院。医生做了手术之后不久她就去世了。在母亲走之前嘱咐父亲请他不要将她去世的消息告诉在乡下的我们，以免我们跑回来，因为那年大学招生，她担心会影响我们。几个星期之后我从别人的嘴里才知道母亲不在了。从母亲遣送回乡到去世整整九年的时间里，她都是在惶恐，寂寞，和病痛中度过的。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户口迁回长沙，和父亲在一起。但是到最后她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父亲非常的悲痛和悔恨，他要以后和母亲葬在一起。 七六年是一个难忘的历史的年头。那年我哥在师院毕业。当时父亲依然没有一个子女在身边，而且母亲也不在了。师院若按情理办事的话，应该将我哥分配在长沙地区。但是我哥却分配在湘潭地区。那年父亲已经七十岁了。同年九月九日我从农校毕业了，住在安江一家旅店里，准备第二天回靖县报到。当我和同学在街上闲逛时，突然街上的高音喇叭响起沉重的哀乐，报道伟大的领袖，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与世长辞了。我身边的同学顿时泪水盈眶，泣不成声。四周变得异常的肃静，只听到喇叭里悲痛的声音。路上行人带着悲伤和惊慌匆匆走过，好像一场大灾难即将降临。我躺在旅店的床上，意识到一个时代开始结束了，我梦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一个我父亲和所有被伤害的人能够获得新生的新时代。 五． 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了，如人们所言，春天来了。我家发生了许多变化。第一件事是七七年父亲被选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的顾问。同年全国恢复高考，父亲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写信告诉我。那时我从农校毕业后回到靖县，参加农村工作组，在一个偏远的山沟里蹲点。我的学习基础不好，文革前初中没有念完，在农校学的东西偏重技术和实践。但我没有犹豫，决定参加高考。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改变自己的命运，让父亲高兴。那时我的思想状态很好，一心一意地准备考试。我考上了大学回家后，父亲很高兴，不过显得有些平静，仿佛此事是他意料之中的。但我哥很惊讶，他知道只有很少的人考上。我表姐也没有想到我会考上，她祝贺我，撞上了大运。我妹妹做了一些好菜庆祝我回家。 七八年师院以招工的名义将我妹妹从靖县招回来，并且安排她在物理系实验室工作。这样解决了照顾父亲的生活问题。同年我们又搬家了，从溁湾镇红泥山搬到校园里上游村的专家楼。在那一年的暑假我大姐的女儿来到家里，她从一个纱厂女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中文系，由于她的来到我看到父亲前所未有的高兴。那一段日子里父亲好象每天只有一件事，和她在一起，和她说话，散步，带她去看我们过去住过的地方。父亲有一股强烈的欲望想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她。她临走时父亲将自己记录的卡片送给了她。她走后父亲有好几天说话比平日少多了。在0七年我大姐的女儿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在商务的百年历程中，我追寻着外公的足迹”。此文中她提到了那年见到外公时的情形。 七九年师院统战部为父亲的右派问题平反。文革结束了，师院清理了教师的档案，把他们在运动中写的检查材料退还给本人。父亲收到这些材料后，叫我把它扔掉。当时我看了一下，但是现在具体内容记不太清楚了，大致是父亲批判自己在教学和写书中没有用什么正确的理论或主义去主导。不过有一件小事还有点印象。在抗美援越那段时期，学院号召教师捐款，父亲捐了一笔钱，但是捐款名单上没有名字，因此心里有点不痛快。他批判自己这种名利思想，钱捐了还要名干什么。解放以后父亲是民盟的成员，一直在改造自己的思想，尽力与党和社会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不过，他对我们的思想依然象对待我们的学习一样，顺其自然。在家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讲话。在我刚念初中的时候，我哥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本反右运动中供批判而编辑的“毒草集”。他在家里兴致勃勃地对我大讲“毒草集”中什么政治设计院，党天下，还有流沙河的诗，仙人掌。 我还对两件事有一点印象。那时师院外语系聘请了一位年轻的美籍专家，她也住在那栋专家楼。有一天她来拜访过父亲。她和外语系几位教师一起编写了一本词典，父亲在为她们审稿。另一件事是评定职称。父亲收到过学院送来的几份申请教授职称的评审材料。由于文革学院多年未评定职称，许多教师的职称评定被耽误了，父亲很同情他们。我记得父亲为一位老教师写了很长的评审意见，肯定他的工作和水平。父亲对我说他早就应该是正教授了。 关于父亲的职称与工资，我们发现一件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我遇见过两次别人认为父亲是副教授。有一次父亲帮人审阅了一本书的稿子，他在那本书的序言中表示了感谢，用的副教授。据了解他是根据父亲的工资确定的职称。另一次父亲和邻居聊天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父亲向他说明了职称，但没有说到工资的事。当时我没有多想此事。父亲逝世多年以后，我和我妹夫谈论到此事。他认为父亲存在着工资与职称不符的问题。根据五六年工资改革的规定，教授工资分为六级，从一级到三级为正教授，从四级到六级为副教授，其中三级教授每月工资为221元，四级为198元，五级为168元。按照这个规定父亲每月工资应该是三级教授的221元，但是实际领到的工资是五级教授的168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国家困难时期的六二年，曾有过提级不提薪的做法。但是父亲是五六年工资改革之前提的教授，按当时的情形应该发教授的工资。我妹妹还保留着父亲五八年在师院的工作证，上面注明职称是教授，而不是副教授。我们猜测父亲可能在反右运动中工资降了两级。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七九年平反时师院应该恢复父亲的原工资，但是没有。在平反过程中他们是否忽略了这一点。为什么师院对一位教授只付副教授的工资？这件事成为了一个谜。父亲的遭遇令人感叹，右派和地主的身份是名不符实，而教授的身份却是实不符名。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几乎从来没有和我谈论过法律，尽管他早年在东吴大学学过法律。在工作中他可能运用了一点法律知识在《罗马史》的翻译中。古罗马对西方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其法律体系。大约1400年以前《民法大全》的不以思想治罪和重证据等基本思想和原则已影响了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法律。我想在父亲的译著中我们可能可以找到他平日闲聊中想和我们说的但又没有说的话。 六． 三十年前的今天，父亲在那张旧书桌前工作时因冠心病突然发作，猝然离我们而去。我从学校赶回来时，父亲已经躺在了医院的太平间。那天夜里我守候在父亲的身边，我不想让他一人孤独地躺在那里。我握着他的手，望着他那安详的脸，他象睡着了。一夜我没有丝毫睡意，头脑里只有父亲，我梦想着拂晓时他的苏醒。那是我一生中一个最寒冷，寂静，和黑暗的冬夜。 他走了，带走了编写了十几年的中国古籍中外国史资料的整理和编辑的梦想，留下了一尺厚的再也无人翻动的稿子。他走了，带走了他即将要写下的回忆，我们永远失去了看到他有过的伤痛，希望，悲伤，快乐和爱的机会。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但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份永恒的爱，让我们永远都感到满足。他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一座这个民族了解世界古代历史，了解世界文明和进步的桥梁上。他没有怨恨，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的开场。在后他的三十年中，人们有了电脑，汽车，和房子。人们四处忙于剥削或被剥削，行进在实现个人梦想的路上。我想父亲可能没有想到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后，我想写下在清明时我心灵对父亲说过的两句话：你译著的书还有读者，另外，那家李合盛牛肉店早已拆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