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文革初期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在伟大领袖关心国家大事的感召下，在长期党的阶级政策的灌输下，在一篇篇杀气腾腾的人民日报社论的鼓动下，在各级干部为转移斗争方向的纵容下，在公检法机关的默许下，这幅宣扬封建血统论的对联出笼了，成千上万出身地富反坏右、资本家、黑帮、甚至普通教师的子女被打、被辱、被逼自杀、甚至直接惨遭杀害。</div><div><br /></div><div>对出身不好的人的侮辱歧视并非从文革开始。自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一部分人就成为共和国的敌人，他们的家属也就沦为贱民。一开始是地主、富农、反革命，接下来是资本家、小业主、右派、反动文人、反党分子。他们的子女不仅得辱骂自己的父母来划清界线，难以入团入党提干，还不让上学，分配坏的苦的工作。我的一位远房堂叔聪明好学，因为出身地主兼反动军官，不准其上高中。华东师大一位教授肃反时被送去劳改，家属被赶到农村，小孩不能上学以至八十年代全家平反时因文盲难以安排工作。大右派钱伟长的儿子内定大学不予录取。</div><div><br /></div><div>到了文革这一共产党的既定政策变的变本加厉，直到北京大兴县和湖南道县大规模斩尽杀绝四类分子的全家，不论老幼。人权先驱遇罗克本人也因出身进不了大学，他挺身而出反击这幅对联所代表的血统论，他的《出身论》一时洛阳纸贵，说出了每一个出身不好的人的心声。尽管当时当局为了党内斗争需要，也装模作样批判了一阵上述对联，将出身不好的人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实际就是肯定这些人的“原罪”。对彻底揭露封建血统论和株连政策荒谬和罪恶的遇罗克却绝不放过，让他人头落地。</div><div><br /></div><div>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在胡耀邦大力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推动下，株连歧视的状况大为好转。但是父贵子荣，仗势欺人这些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远没有灭绝，在某些方面甚至越演越烈。最近流传在网上的一幅对联苦涩贴切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状，“恨爹不成刚，怨娘非玉兰”，横批“没种”（我改了一字，将下联的“恨”改成“怨”）。李启铭汽车撞死人后敢于口出狂言“我爸是李刚”，举报马晶晶考试作弊者被跨省追捕，都是因为他们有当官的父母—李启铭的一个当官的李刚父亲，马晶晶的一个当官的玉兰母亲。平民百姓无权者就只能忍声吞气，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div><div><br /></div><div>尽管大多数这样的事例是地方官员及其子女家属胡作非为，仗势欺人，往往涉及到个人品质，中央和上级政府也不希望这类事情发生。但是他们之间利益相关，唇齿相依，使得他们总是千方百计一起来掩盖真相，相互保护，宁愿牺牲公平正义和草民利益，保障所谓“和谐”。即使像“我爸是李刚”这样激起网民极大义愤的案件，到头来也得“私下和解”，为了拿到四十六万赔偿费，家属不得不放弃诉讼，解聘律师，噤声闭口，否则就是“反党，反政府”。</div><div><br /></div><div>共产党从封建皇朝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株连政策至今也没有完全放弃。前不久学者丁东的儿子和吴思的女儿被阻出国，就是因为他们的父亲的名字在一份名单上，当然更因为丁东吴思长期以来的独立人格和思想。研究，宣传遇罗克思想，编辑遇罗克文集的丁东对遇罗克思想有了更切身的体验，发明“潜规则”一词的吴思也再一次尝到了潜规则的滋味。</div><div><br /></div><div>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家庭出身都会对人的成长产生一些影响，达官富人家的孩子总会多一些机会。但是在现代民主国家，制度上政策上的歧视已经基本不存在，社会对弱者往往还给予一些优待，譬如大学会对穷人家的孩子，罪犯的子女降低录取标准，认为他们比常人克服了更多的艰难。独立的法制系统使人们有地方投诉不平，自由的新闻媒体盯住官员使得他们难以腐败。像上面讲的这些事例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专制社会，无论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是一人得罪，株连九族，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为它是维持统治的一种机制手段。</div><div><br /></div><div>自上而下提拔干部的制度，不受监督、不受限制的权力，党控制法律系统都是造成中国社会不断发生这样子假父威，以权以财欺人和因出身、父母而定命运的事例的原因，只有通过建立独立的法制，保障自由的言论，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