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党国现形记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本人嗜书如痴、且有“粉丝”追星逐月的习惯，一年前看到朋友陈破空的《中南海厚黑学》一书出版，立即向作者追讨签名本。当然，我求知若渴的另一原因是，本书书名让我为之一震。我们每天都见证党国丑闻充斥海外媒体；读罢随之而起的是郁闷、愤怒、叹息和无助。逐渐地，我们对所有的残暴个案在心理上变得麻木起来，权且把它们当作“天方夜谭”来看待，有意无意间接受了汉娜-阿伦特称之为的“邪恶的常态化”（“the banality  of evil”）。当越来越多的人对每时每刻产生的邪恶已见惯不惊、习以为常时，陈破空却细心收集和分析貌似不相关的点滴新闻事件，将它们放到“厚黑学”的框架下去检讨、审视，确实是独辟蹊径。 本来早就该就陈破空先生的大作写点文字。后来因为《中南海厚黑学》一书上市即成抢手货，掀起洛阳纸贵的效应，出版社决定修订再版，二次推出。作者为我想得周到，叮嘱我如要花费时间，就读新版。2010年秋我从他那里得到签名本，年底利用寒假过年才能有的大块时间，细细品读了《中南海厚黑学》。带着尚未平息消退的激动，我想在此与读者分享我的阅读快乐。概而言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如雷轰顶的感觉，并一定会时常拍案叫绝。该书是一道川味十足、带劲过瘾的“麻、辣、烫”！ 我们常说，文若其人。要讲陈破空的书，首先该讲讲作者其人。我和作者的生命轨迹是注定了要相会的：我们都是四川人，几乎同时出川，顺长江而下负笈求学。当1986年上海爆发学潮时，我们又都在研究生院：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与作者就读的同济大学也就是十来分钟的步行距离。我们当时未曾认识，但我们一定已经谋面，因为我们都是学潮的积极分子，活跃在外滩和人民广场；更不要说，同济的学生游行到复旦，复旦的学生又去同济声援。如果我们没有握手、拍肩，一定也会目视致敬。受恩于胡耀邦和赵紫阳治下的宽松政治，尽管我们都曾兴风作浪，却并未遭到整肃。所以我们又分别在1989年的上海和广州学潮中首当其冲。从党国思维来分析，如果说1986年我们都还是学生，属于偶尔犯错，尚情有可原；那1989年我们都成了复旦和中山大学的青年教师，后面的就被当然看作是屡教不改，而且有充当学运“黑手”之嫌。为此，我们都付出了代价。当然，作者两度蒙受牢狱之灾，受苦受难比我更多。 1996年作者出狱后流亡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做访问学者、后又攻下经济学硕士学位。1997年我到纽约城市大学任教。我们很快就相逢相识了。记得作者最早给我介绍他的名字叫“陈劲松”，后来改为“陈破空”，这叫我百思不得其解。前者是一个多么响亮的“高大全”名字！它令我马上想起了革命样板戏的铿锵唱词：“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顶天立地到长空，八千里风暴吹不倒！” 或者是郑板桥的诗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至于说后面的名字，我等浅薄之辈会暗中为“劲松”的“落草”、“掉价”而惋惜。“陈旧、破烂、空洞”！一个文人怎能用它为笔名！为了不使朋友难堪，我从来没有向他提及我心中的疑惑不解。但当我把他的书读至一半时，茅舍顿开，明白了学兄的高远志向和宽广胸襟，也明白了他在书中所依托的道德高度和流露的道德勇气。 据说六祖慧能大师听闻《金刚经》中的“应无住所而生其心”一句经文而顿悟成道。《金刚经》还说，心有所执著，犹如生根不动。舍弃劲松，犹如弃根而动，达到心无住所。《金刚经》又言：“若菩萨心住于法而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照明，见种种色。”所以，佛教教导众生认识五蕴归空，不要有太多的执着心。如果众生能破除我执，甚至对“空”也不执迷，能破空者，自然能达到《心经》开篇所言的“自在菩萨”的境界，“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经》继续说：“以无所得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磐。”作者恐怕是少有的既有慧根，又有佛缘，又有悟性的上智之士，能悟空得道，跳出藩篱。他在书的自序中透露自己的意境：“回归精神的独立，享有生命的自由。”好一个天马行空的潇洒文人！ 既有“度一切苦厄”之心，作者的慈悲情怀油然而生。既然心无挂碍，也就无所畏惧。作者的道德勇气由此而起。在善恶的交战中，作者爱憎分明，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刻的精神、坚定的信仰和永恒的灵魂。以此观之，他的文字，篇篇都是扬善除恶的檄文。他的整部书的立意和布局也就昭然若现了，透露出他的独具匠心。 本书开宗明义，作者要用四川奇人李宗吾的“厚黑学”来透视、解剖“中共厚黑集团”的“统治杂技”。根据李氏研究，厚黑就是“面厚心黑”。厚黑学分三步功夫：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第一步算初等功夫，因为城墙虽厚，大炮还可以攻破；煤炭虽黑，颜色令人厌而远之。第二步，深于厚学的人，任你攻打，可以纹丝不动；深于黑学的人，如退光漆招牌，越是黑，越卖价高。但此等境界，依然有声有色，难免不透露迹象。第三步，至黑至厚，反倒使人感觉不厚不黑。无形无色，达到止境。 在李氏厚黑学时代（民国初期）尚未有人修炼到第三果位，但很快，刚起家的共产党迅速升入厚黑的第三境界。在《中南海厚黑学》中，作者明确断言：“中共领导层，堪称厚黑大队，内斗激烈，最后的赢家，少之又少。”“能爬上共产党高位的，个个都是厚黑高手。”“而中南海形形色色的所谓‘主义’、‘理论’、‘口号’，本身就是厚黑产物。诸如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有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有冠冕堂皇的假正经，有装点门面的遮羞布。正如李宗吾总结：‘大凡行使厚黑学，外面一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于是，在这些‘厚而硬，黑而亮’的招牌下，腐败、淫乱、污染、盗版、假冒伪劣、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纷纷出笼，且大行其道，国人莫以为怪。”中国共产党集团是“积厚黑学之大成者”。“中共之厚黑，世间莫敌。” 在作者看来，中共厚黑学的实质，或曰“中共统治法宝，乃谎言与暴力。谎言，折射其厚；暴力，反射其黑。”“中共把谎言、暴力、仇视等手段发挥到极致。”为了论证这一总的结论，作者分兵八路，从下面的几个视角发起了进攻： 第一， 拔剑出鞘，直指中共恶人。 通常在讨论现阶段共党中国的专制体制时，许多人从传统文化、民族劣根性、民众的低劣文化或政治素质、或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去寻找解释。又有许多人从制度上去找根源，诸如：法制不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尚未完善，建立的规章制度未能得到切实的落实和贯彻，等等。还有一些人从偶然的失误和无辜的犯错来解释中国现实专制政治的痼疾。只有少数的人会直接否定党国体制（例如：刘晓波和《九评共产党》的著者），更少的人会将矛头直指党国领导（例如：余杰、张戎、辛灏年）。 但作者开篇就把“中共高人”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包括：“厚黑学超级大师”、“无边的内心黑暗”的“国际巨骗”毛泽东，“深谙老二哲学”的周恩来，“挽救中共的补锅匠”、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中国末代皇帝”邓小平，“混迹红潮的上海帮主”江泽民，“红孩儿”胡锦涛，“老邓安插的卧底”、“煽情作秀的天才”温家宝，和“痞子外长”李肇星，等人。在作者的笔下，“毛既无道德底线，也无人性底线，更无行为底线”（第5页）。当然还免不了“第五代”准备接班的“太子党”：他们不仅精于权术、高学历造假，而且内讧争斗也无底线。该书尤其引用共产党自己领导人的回忆，描述当今中国“左派旗手”薄熙来在文革中一拳将父亲薄一波打到在地，并踢断三根肋骨（见107页）。薄熙来都认定“这小子正是我们党未来接班人的好材料。” 作者描述“红孩儿胡锦涛”的段落尤其精彩，现转引如下： 《西游记》中，有一角色，号为“红孩儿”，牛魔王的儿子、铁扇公主豢养的小妖，武功非凡，诡计多端，曾骗擒八戒、卷走唐僧，连孙悟空都不敌，邀请观音菩萨出马收复。“面如傅粉三分白，唇若涂朱一表才。”“红孩儿”外表俊秀，却心狠手辣。 胡锦涛，就是共产党、共青团这两部大机器里磨合出来的一个标准“红孩儿”：表面上温文尔雅，骨子里却充满斗争基因。他所接受的全部教育、熏陶和浸染，都来自共产党那个红色大染缸。（第38页） 对许多无意地对中共政权还抱有希望或有意地为中共罪错解套的人来说，只要我们给予共产党人时间、只要条件成熟，他们就会一心向善、进步向前。但陈破空看到了建立政权的“中共高人”的邪恶本性。恶人不仅做不出善事，而且还会像蝗虫一样糟蹋掉已有的道德和良知，像白蚁一样蛀蚀掉健全的法律和体制。更重要的是，恶人与恶制交相强化，将恶的基因通过体制管道教育和传递给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中共当今恶政的根源，主要在于恶人当政这一主观因素，而不是政治生态的客观因素。从制度结构和能动体（structure and agency）的角度来看，为中共小骂大帮忙的学者用政治制度或政治生态来论证现存制度的存在是合乎客观的；只有完全放弃了对中共幻想、认清了中共恶政本质的学者才会有智慧和勇气剑指执政集团和它的核心成员。因此，我们要记住，同时要警告恶行的帮闲文人，当某一天清算的日子到来时，人民和历史将要审判的不是文化、不是体制，而是恶人。 第二， 明示中共六十年暴政，邪恶一脉相承。 对中共执政六十年的历史，有的中共领导人和一些学者愿意将它分为两段：建国后三十年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样做法，对邓小平来说，其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承继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法统，另一方面又可以推卸掉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错。对许多学者来说，是可以将中共的专制政权分为“恶专制”和“好专制”，从而为当今的所谓的“可以带来经济发展”的“发展专制主义”寻找理论根据。 对此，作者有所回应。他说：“当人类还没有出现民主制的时候，独裁者或许有好好之分。”“当人类认识到民主价值，并开始推广民主制的时候，依然故我的独裁者就没有好坏之分，统统归于坏类。道理很简单，这种当代独裁，逆时代潮流而动，即为反动、反人类。如果说古代独裁是一种相对自然的、无意识状态，当代独裁就是一种人为的、蓄意的状态，是昧着良心的固执。单凭这一点，就是不道德的和无耻的。”（第311页） 所以在作者看来，六十年的共党统治全是恶的专制体系。党机器无非是部“世界上最残酷的绞肉机”（第12页）。不仅如此，从思想意识心态上、从政治经济的控制上、从对根本人权的践踏上、和从对厚黑手段的运用上，毛、邓他们还是一脉相承的。作者精辟地写道：“客观而言，毛邓二人，犹如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前者把坏事做绝，后者把好话说尽；一个制造极端，一个扭转极端，人心自然不难收拾。”（第21页）“而中共党政史，俨然就是毛的破坏加上邓的‘改革’，一部组合史，一出双簧戏，正和李氏厚黑学的‘补锅法’。毛砸锅，邓补锅。邓一声‘改革’，仿佛‘救世主’再现。”他继续写到：“在一些人的错觉中，一切都在‘进步’。即便6月4日那天杀了人，6月5日不杀了，也能被当成‘进步’。之后再杀，又在从头‘进步’。邓精习愚民术，一句‘一切向前看’，仅仅变砸锅为补锅，中共累累罪恶，就似一笔勾销。”（第23页） 有人说，中共在进步，在“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作者则有更深刻的见地：“与其说中共在变，不如说中国在变；与其说中国在变，不如说世界在变。民众变化，是主动的，中共变化，是被动的，永远落在民众之后，而且是在民众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尤其海内外的批评声浪，更逼使和促进了中共的若干变迁。然而，迄今，变化的是表象，不变的是本质。独裁与专制，谎言与暴力，贪婪与腐败，依然是中共的看家本领。中共还在邪路上走，中共没有变。”（第314-315页） 六十年共产党统治浑然一体，这一看法从胡锦涛那里得到反正。首先是胡锦涛把这六十年统统看作统一的伟大成就，从而把这六十年打通贯穿。在胡锦涛看来，这六十年有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在《中南海厚黑学》作者看来，就是共产专制的邪恶一脉相承。 第三， 中共党内权力争夺残酷无情，厚黑者胜，不通厚黑者败，领导集团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机制。 中共高层的权力争斗，尤其是权力交接时的大位继承，尤其能体现厚黑术的广泛而精妙的运用。作者劈有专章来讨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以反衬厚黑学成为中共权术的东方宝典。在作者笔下的牺牲品包括想黑却未从煤炭修炼成金钢的刘少奇，有点底线因而厚黑不足的华国锋，推崇孔孟因而能反省自身、克己复礼的林彪，悬崖勒马并幡然醒悟、起而反抗的林立果，不通厚黑、不擅权谋的胡耀邦和赵紫阳。 作者既然认为，中共党国是个“红色染缸”，能在里面折腾和腾达的均非等闲之辈。作者论道：“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们，整日沉溺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死我活。他们都是身心被毁的残疾人，无法回到生活，无法做一个正常人。可悲的是，由于他们做不了正常人，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做不了正常人。”（第61页）许多人误入红色大潮，“迷失了本性，丢失了生活，赔上了性命。”对于自取其咎的党国领导人，作者并无毫无保留的同情。他写道：“中共祸国，欠下累累血债。作为最大的犯罪集团，毛泽东当推首恶，其他中共人物，也都难辞其咎。纵使林彪、彭德怀等，才具超凡绝伦，人品可圈可点，但毕竟误上贼船，明珠暗投。灰色印记，恐终难磨灭。” 所有那些能迷途知返、想逃离“党的工具”定位而回归自然的人，通常都只能成为悲剧英雄。但对于悲剧英雄，作者是同情和褒扬的。例如，作者这样评价司马璐：“司马璐曾误投中共，失身虎穴龙潭，但及时醒悟，断然抽身，回复生活，回归自然，回归人性。扬弃妖魔，供奉人性。司马璐的一身，何其大幸！”（第62页）对于胡赵二人，作者认为他们“良知有余，厚黑不足”。而且两人“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从共产党的冷血官僚，变身为亲近民众的开明派和改革家”。对于赵紫阳，作者有这样的文字：“当权时，作为改革家的赵紫阳，是勇者，敢作敢为；下台后，被软禁的赵紫阳，依然是勇者，孤军奋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伊人已逝，良心犹存。赵紫阳的良心，中国不死的良心。”（第78页）作者明确回答了“什么是永恒”这一命题。显然，良心永存，善名永恒。一个历史人物能得到如此颂扬，可以安然长眠了。 作者笔下如圣女贞德般的英雄是林昭，这位“中华民族的血性女子”。从小就在教会学校受基督教熏教的林昭为中华民族受难赎罪。但，作者慨叹，“以她惨烈的付出，又如何能赎尽，这个堕落民族深重的罪孽？”（第79页）作者同时嗑问每一个中国人冰冻已久的良心：“有朝一日，当圣女林昭的陵园在神州大地庄严落成的时候，将有多少国人，会问心自愧，会自惭形秽，会无地自容？”（第81页） 尽管作者没有明示，但我们从书中论及的蒋介石尚拘泥于忠孝廉耻和仁义礼智信、林彪受孔孟之道的影响、林昭受基督教的熏教、达赖喇嘛推广仁爱、信守良知，我们知道了道德底线何在；同时从作者的善恶道德观，不难体会到作者敬畏天地神灵的态度。将儒、释、耶三教和共产党的厚黑学一对比，恐怕我们有理由追问：一个无神论的邪党到底给中国和中国文化带来的伤害有多深？我们知道，世界所有的文明都是把道德伦理体系建筑在宗教信仰之上的。共产党对精神信仰体系的摧残，无疑是对道德体系和规则铲草除根。作者在谈论假货肆略国际市场时，引用了韩国报纸的下述评论：“中国假货泛滥，是因为，中国没有宗教。‘中国只是一个把钱当作宗教来推崇的国家’。”（第152页）由此我们也就容易找到中共厚黑的邪恶根源了，也容易解释为什么今日中国进到了最无道德的时代。 第四， 对汉民族严控统治，任意荼毒十三亿民众，中国共产党成为戕害本民族人数最多的“世界历史冠军”。 中国共产党每每自我标榜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代表和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声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本书作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共也是一个外来政权，意识形态上，是德俄混血的马列怪胎；发迹过程中，仰仗外国势力：得益于苏联一意扶持、受益于日军侵华战争。”（第288页） 中共同时要中国人民相信，共产党统治一完结，中国就将陷入内乱和野蛮。作者则指出，中国过去百年的苦难都与共产主义兴起脱不了干系，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的六十多年历史，所有重大社会灾难的源头都来自于共产党。作者写道：“自1949年起，毛做了27年皇帝。以其至暴至恶、至奸至毒，的确超过历史上任何暴君。”“毛的杀人记录，却令希特勒和史达林都大为逊色。”（详细数字和比较见第3页）作者还写道：“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又沦入另一段屈辱历史，那便是，1949年开始的，中共恶势力对中国民众肆意屠杀、迫害、欺凌、羞辱的历史。制造‘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和维权人士等等惊天国祸的中共集团，其祸国殃民，超过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俄国人、日本人对中华民族所加灾难的总合。这是中华民族空前屈辱的历史，至今没有尽头。” （第288页）中国共产党至今还劫持者13亿的中国人作为人质，恐吓他们，如果试图摆脱共党控制，只会看到洪水滔天！ 第五， 中共对少数民族推行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实施种族灭绝。 作者细心梳理和揭破了在西藏问题上中共制造的种种谎言，例如: 西藏的农奴制、1959年“叛乱”、“大西藏”和“西藏独立”等。由于共产党大耍两面手法，一方面忽视藏人宗教文化传统、滥用暴力把藏人逼上绝路，致使许多年青人寻求独立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中共又对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实现西藏的名副其实的自治）故意漠视，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任意污蔑，制造出“藏独”的伪命题，来煽动和利用国内民众，尤其是愤青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中共在西藏滥用暴力（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位西藏最高的政教领袖都深受其害）引发藏民的不满，但中南海却把西藏问题栽赃到仁者达赖喇嘛的头上。 在2009年新疆“7.5事件”上，中共同样用暴力来对付维族人，然后又用谎言来掩盖真相和罪恶。作者写道：“对新疆，中南海只有一个字：杀！从王震时代杀到王乐泉时代，杀人如麻，血流西域，六十年不变。”而且，中共还将所有少数民族的请愿事件一律定性为“暴力”。作者写道：“双重标准，两面手段，反映中南海何其面厚心黑，也反映他们骨子里极端的种族主义。长期的妖魔化，在汉人面前，中共已经把藏人或维吾尔人塑造成‘野蛮人’，暴力的化身。无形之间，养成汉人的偏见，埋下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的种子。”（第254页） 第六， 中共对香港、台湾实行分化瓦解，又拉又打，但回避“民主自由”的根本问题。 在作者看来，中共并非真正关心中国的领土完整、统一；为了稳固政权，中共不惜拱手让出外蒙古和中俄边界的大片领土。香港和台湾对中共最大的威胁在于香港有自由，台湾有民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舍近求远，要学新加坡模式。作者认为，从香港民众在“六四”事件及其历年的纪念活动来看，“香港，是中国的良心。香港人，的确是中国人的好榜样。”难怪，香港良心，令北京生畏。北京试图单方面改变中英谈判确立的“一国两制”、“香港治权五十年不变”的安排，代之以“二十三条”；并施尽各种厚黑术，一直阻止香港实现立法会和行政首脑直选。 在台湾问题上，作者揭露了中共同样的厚黑招数：“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骗。”（第221页）现在，中共极力通过经济利益来套牢台湾，竭力拉拢国民党政客，集中打击民进党，分化台湾民众，同时想逼迫美国和其他国际势力放弃插手台湾，最终实现专制大一统，为共产党统治提供新的合法性资源。作者历数了台湾“蓝营”人士（包括总统马英九、连战和宋楚瑜等政客）对大陆政治实质只有模糊了解，见利忘义，中了共党统战的厚黑术。作者怀着深深的忧虑写道： 不料，到了今日，部分国民党人士，目光短浅、利欲熏心，竟与他们昔日所称的“共匪”打得火热起来，与狼共舞，弃两岸民众的福祉于不顾。一个主张“三民主义”的百年大党，一个重生于民主选举的执政党，竟去承认那个荼毒十三亿民众的独裁政权，当今世界最血腥、最腐败、最丑陋的专制集团—中国共产党，不可不谓，降尊为卑，思维逻辑混乱。站错现实立场，错估历史方向。所谓合作，不过是出卖良心；所谓谈判，不过是与虎谋皮。长远而言，有损于台湾民众利益，也无异于大陆民众利益。（第224页） 第七， 在国际社会，“中共以恶的强权对抗善的强权”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邓、江时代采取入流和低调的策略；胡温时代则高谈“中国模式”、“崛起大国”，挑战国际秩序和普世价值。可以说，胡锦涛已完全抛弃了邓小平“对内继续改革开放”和“对外不当头、对美不对抗”的双重遗产。江泽民时期还提出了“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口号，奥运时期中国政府也高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奥运后，中共乘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陷入困境之际，公开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其中最大的威胁是冲着世界民主体系。我们知道，民主第三波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绝大多数人口都已生活在了民主体制下。可以说，“文明世界，没有中共的一席之地；或者，中共自外于文明世界。”（第304页）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让世人看到“中共没朋友”，凸显中共“大外交”、“大外宣”的大失败。 对于暴政下的中国人民来说，国际舆论、文明世界是制约中共无法无天的唯一希望。中共意识到国际民主体系（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自身政权的颠覆作用，采取了一系列厚黑手法，例如，通过“奥运”、“世博”等“橱窗工程”欺世盗名，大把挥霍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讨好、摆平外国国家元首（尤其是小布什政府），把中国市场变成“投机赌场”赢得国际资本（尤其是华尔街）的垂青，豢养和支撑一批流氓政权（“中共的宝贝”穆加贝、缅甸、苏丹和北朝鲜等）在国际舞台上搅场、肇事并给中共助威。作者写道：“当今世界上众多邪恶的背后，都有中共的影子。”（第154页）“一心向恶”的中共政权是“流氓国家的龙头老大”。它甚至试图争夺国际话语权，颠覆是非标准，为自己的邪恶正名。 对于国际正义力量和正义的行为，中共处处作梗、蓄意报复。例如，在达赖喇嘛出访问题上报复法国，在资讯自由上逼走谷歌，在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峰会上拒绝接受国际核查导致大会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在诺贝尔和平奖问题上大肆讨伐、侮辱、谩骂、威胁诺委会和挪威政府，等等。中国政府的其他一些恶行同样引起了国际反感：例如，出口日本的“毒水饺”事件，中国制造的假货泛滥全球，烂建水坝导致湄公河流域枯竭，污染造成全球公害，组织电脑黑客进攻西方，派出大量间谍卧底外国，十几年维持超高的军事开支。面对西方的抵制和不认同，中共御用文人提出“要有向躲雨棚扔石头的能力，”亦即，我进不去，就处处坏你的事。（第182页）中共政权成了国际社会中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流氓政权。 第八， 对海外华人，中共更是软硬兼施，打造侨团为主体的海外统一战线，瓦解海外民主运动。 随着中共财大气粗，许多海外华人逐名趋利而来，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等。当然，中共高官也会在海外对着外国人或海外华侨侈谈民主和人权，但那是不会对国人讲的。在他们把自己的亲眷子女移民海外时，他们仍然要高唱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西方的衰落。他们当中不乏为中共服务的间谍和线民。作者称：“1989年之后，中共强化特务治国，达到登峰造极。在国内展开大规模窃听、跟踪、卧底与监视，并把这种监控扩及海外、布及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中共更将其间谍战中的人海战术，发挥到极致。中共特务和线民，无处不在，密如蛛网。”（第143页）中共还拨出专项基金支持民运中的“投降派”，鼓励多个山头，制造内斗，分化并最终瓦解民运。 总之，中共政权的厚黑不只是一时作为、一方策略、一人或一个局部的特征，而是中共的实质和全部。作者写道：“善和恶，是人性的两面，虽不如硬币的正反两面那样成比例。‘人之初，性本善。’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都是指善的和自然的一面。恶，应该是人性中最小的部分。然而，没有一个时代，能像共产党时代那样，把人性之恶张扬得那般登峰造极，那般淋漓尽致。”（第59页） 也许是中国民众过于善良，也许是他们都患有历史健忘症，也许是太多的新的悲剧和苦难不断让旧的被遗忘，也许中共的宣传灌输洗脑术非常有效，中国的民众不能、中国的知识精英不愿在无数的厚黑例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共政权体制的大布局就是“邪恶大阴谋”。今天，《中南海厚黑学》的作者大声疾呼，就是要使国人从昏睡中惊醒，走出健忘、自欺和天真、主观的善愿。 善恶昭彰，如影随形。我们从《中南海厚黑学》中还可以继续找到许多共产党厚黑的可怕例子。我想任何读者都不会忘记高智晟和成千政治犯（包括作者本人）的遭遇，奥运会的诸多造假（假唱、假少数民族儿童、士兵充当演员、和虚设的“示威抗议区”等），“毒奶粉”婴儿和“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的对比，掩盖四川震区的“豆腐渣工程”和打压学童父母，等等。其实，我们不必再列举下去了，因为，如古人所言：“人之为善，百善而不足；人之为不善，一不善而足”。作恶就是作恶，不管数目有多少，并不影响中共政权的本质。 《中南海厚黑学》的作者说得很清楚，他写书“但求真理，不求高远。”该书少有读者陌生的人和事，例证多是从新闻报道中来。分析主要依据“以其之茅，攻其之盾”的逻辑推理，把这中共的歪理推到极致、荒谬之处。针对厚黑之人和厚黑邪党，作者毫不畏惧利用“短平快”的游记战术，“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对共产党理论、宣传和辩护进行解构。让我感到特别亲切的是，作者大量运用民间歇后语，使我想起对自己影响也很深的醇厚浓郁的四川民间文化。书中的歇后语不仅可以避免洋腔洋调，讲出生活的道理，而且也是对官话和官方话语体系的一种揶揄嘲弄。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来论证一个政权是否邪恶。卓别林的《大独裁者》说到希特勒的邪恶党国，电影有这么一句台词：“你并不需要去思考，你只需去感受。”今日中国的现状，只要我们回归人性、回归自然、回归常识，就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作者在书中罗列的许多惊人事件，没有一件应该发生；如果发生，没有一件能够被正直而有良心的人所接纳、容忍。 中国国内和海外一些拥有政治学博士、教授头衔的所谓学者们，用晦涩的学术语言、运用所谓实证的统计分析、大量引证“施密特”等等，来论证“中国特色”、“举国体制的优势”，呼吁奋起反抗的民众保持理性和克制，其效用无非是为虎作伥。《中南海厚黑学》的作者谈到中共在国际事务中经常滥用“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的把戏，其实也可以用于这些博士、教授们：“这就好比：面对一个再度行凶的杀人惯犯，民众竟都谴责，有人不去制止杀人犯，反而说什么‘个人保持克制’。其阴阳怪气，令人冒汗。”（第188页）它显示了中国知识精英丧失了批评精神、走向了集体堕落。难怪犹太智慧中要教导人们把“常识”作为四卷法典之外的第五卷，“不要做好心的傻瓜！”加为“摩西十诫”后的第十一告诫！ 那么，中共政权如此厚黑，中国人民还有无冲出“黑铁笼”的可能呢？作者的回答是理想主义加乐观主义的。在书的结尾几页，作者发挥了历史的想象力，揭示了中共政权貌似强大、实则脆弱。“中南海城墙虽厚，却外实内虚。” 中南海红墙内的党国高官实则被他们恐惧的四层力量包围：“外国敌对势力”、“国内敌对势力”、“不满的民众”和“党内、体制内的改革派”；他们患上了“集体忧虑症”。作者写道： 中南海极度缺乏安全感。胡江等人，就像极度胆小的孩子，有贪玩云霄飞车，自己又吓得要死。硬着头皮，闭紧眼睛，只巴望这危险游戏快点收场。 何苦让自己提心吊胆？在小孩子那里，是好奇心；在中共那里，是虚荣心。当政六十年的中共，越来越紧张不安，因而越来越要面子；或者说，越来越要面子，因而越来越紧张不安；二者恶性循环。概在于，连中共自己，都怀疑自己当政的合法性，而毫无自信。（第286页） 如果消融中共厚黑大法的可能存在，那把可能变为现实的力量又在哪儿呢？从长远的历史高度来看，作者相信正义的力量，相信“善积者昌，恶积者丧”。但从政治现实的角度，作者看到了两股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积极力量: “中国人，共产铁幕下的中国人。”“代代新人，前赴后继，生命不息，抗争不止。”作者还写道：“独裁者的特性就在这里：民众不抗争，它就不让步；民众短促抗争，它也不让步；只有民众持久抗争，它才可能勉强让步。”（第314页）另一股力量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尽管作者也意识到美国时常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摇摆，小布什对中共就过于依赖和支持，但现实主义和对专制制度的容忍都是暂时的；而民主理想却是永恒的。“自由、民主、人权、公民社会”构成美国的软实力。面对北京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战争的策源地，中共已经成为人类的新梦魇。“美国与中共，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世界影响力的博弈上，恰恰反映出善与恶、正与邪、光明与黑暗的人间较量。”（第162页）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人担忧的“邪恶轴心”的首位国家。“如果中共的独裁性质不变，中美之间迟早会摊牌。就美国和文明世界的长远利益而言，美国与中共之间，迟摊牌，不如早摊牌。”（第215页） 当然，作者的最终希望还在每一位读者，因为厚黑术的运行和成功必须建立在每一位收受者的合作和认可上。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警惕、鉴别、识破厚黑术，厚黑大法就会失灵。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先知先觉者们已经行动起来，撕破中共厚黑画皮。在大陆国内有刘晓波、余杰、韩寒、焦国标、朱建国、冉云飞等身处逆境、以笔作战的勇士，在海外有胡平、袁红冰、芦笛、何清涟、易大旗、程映虹等人。陈破空是这一行列的又一位好手。他们正集体地解构着厚黑党国。如果你想摆脱厚黑侵袭之苦，识破厚黑权术，陈破空的书可以是个入门。特此推荐此书给读者。据我所知，该书已在香港和台湾出第二版，成为畅销书。 2011.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