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体现民意的民意测验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北京《环球时报》2010年最后一天用两个整版篇幅刊出长篇要闻，题目是“中国人国家自豪感回归正常”，介绍并分析了这家报纸不久前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五座城市由电话随机抽样进行的“中国人看世界”舆论调查。所谓“舆论调查”形式上也就是国际通用的民意测验，它用问卷的形式收集民众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供媒体或决策层作参考。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意测验”，但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民意呢？　 民意测验本来是民主社会言论自由和信息透明的表现，也是对这种自由和透明的一种保障。它的好处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在一定范围内简便地收集民众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但有两个根本性缺陷。一是问题的设置和供选择的答案往往过分偏重于测验者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把受测验者的反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回避或者忽略了和受测问题相关的一些重要方面。二是很难确定受测验者群体在社会中的代表性，尤其是当测验的目的是了解整个社会而不是特定群体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时。正因为有这样的缺陷和或者说随机性，民意测验的结果即使在民主社会也只能“仅供参考”。 很多在民主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制度或者做法到了一个非民主社会中都不但会变质，甚至会走向反面，变成操纵，误导和虚构“民意”的工具。例如当年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以近百分之百得票率“当选”总统就是一例。民意测验也是如此，上面提到的它的两个固有的根本缺陷在非民主社会中更是会被放大，远远超出正常情况下可以接受的误差，甚至虚构出一个不存在的“民意”。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受测验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时，非民主社会中民意测验的设计者没有设置问题的自由，或者他们会本能地把问题的政治性质限制在官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使得受测验者没有可能选择和官方立场不一致的答案。这样测出来的结果难以反映真实的民意。 例如，在《环球时报》这次民意测验中，有一个问题是“哪种行为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按照测验结果排列出的答案是：１）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2）产品的劣质和造假现象严重；３）环境污染；4）国人的不文明行为；５）恶性生产安全事故。这些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基本上都是非政治性问题，即没有政治敏感性的问题。即使“贪污腐败”也是如此，因为它虽然有强烈的政治含义，但却是党和政府都承认的严重到了会亡党亡国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然而，国际社会谈论最多也最反感的问题毫无疑问是一党专制和人权问题，这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尤其突出。很多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但这些问题却不在受测之列。如果这样的问题缺席，那么这样的测验既不能反映中国真正的国际形象，也不能转达民众的意见。更严重的是，对一些真正“不明真相”的民众来说，全部重要的“中国问题”就是这么多了。　 再如，有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当前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按照测验结果排列的答案是１）“美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2）“台湾问题”；３）人民币汇率争议；４）经贸摩擦；5）两国意识形态不同；６）环保问题。这里，所谓“意识形态不同”是一个故意被含糊处理的概念，在中国的官方语言中，它实际上指的是国际社会政治语言中专制和自由，独裁和民主之间的对立。而独裁专制的字眼在这样一个民意调查中当然难以出现，于是含含糊糊的“意识形态不同”当然就敌不过官方一再灌输的“美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了”。 但这样的“民意测验”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从中虽然看不到真正的“民意”，但能看到被扭曲和操纵的民意，也能看到用“民意”面目出现的“官意”，特别是在对这样的测验结果的官方解读中。 例如，《环球时报》这次民意调查的长篇报道的题目是“中国人国家自豪感‘回归正常’”。它说和前四年相比，这次调查最明显的变化是中国公民喜欢自己国家的比例迅速增加。在不提供答案的前提下，对问题“你最喜欢世界上哪个国家？”，有百分之六十的受访者回答是中国。其他依次是美国（百分之七点五），法国，澳大利亚，瑞士，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报道说，两年前，喜欢中国的受访者只比喜欢美国的高出１４个百分点，但又不肯说那时喜欢中国的受访者到底占百分之多少。根据报道提供的图表，２００９年还有百分之十三的受访者说他们最喜欢美国，那么可以想象，２００８年回答“最喜欢中国”的受访者大概很难超过百分之三十。 在一个“看世界”的民意测验中，对“你最喜欢哪个国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自己国家，可以说是文不对题。这就像你问一个人在周围的人中他最喜欢谁，以此来测验他对群体其他成员的看法，但他的回答是他自己。你当然可以夸奖他有自尊自信，但对他是如何看待周围的人，你还是一无所知。除非这个测验真正的目的就是给他一个机会显示他的自尊和自信。看来这正是《环球时报》的意图。在连续多年日益强化的民族主义宣传下，很多民众已经下意识地接受了这样一种暗示，看到这样的问题后便毫不迟疑写上“中国”。《环球时报》借接受采访的“国际问题专家”的口，说这个结果显示了两年来中国持续增长的国力使得大众对自己国家“自豪感”的迅速增长。 然而，这个迅速增长的“对中国的喜欢”完全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是一个重大的公共意识问题，它的形成和个人对自己家庭的感觉非常类似，在没有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应该是比较稳定的，正常情况下很难在短时间内有大的起伏。如果说两年前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人回答说喜欢自己的国家，两年后却上升到百分之六十，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个非常轻浮和可疑的调查，何况这次调查是在五个经济最发达省市进行的，很难代表那些欠发达地区的“民意”。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披露，就在２００８年，当大多数受访者并不把自己的国家列为“最喜欢的国家”时，认为中国是“世界性强国”的受访者却高达近百分之二十七；而今年，当百分之六十的人说他们最喜欢中国时，认为中国是“世界性强国”的人却下降到百分之十二点四。对这个结果，《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说这是因为2008是奥运年，它放大了民众对中国国际地位的看法；而今年中国在周边地区遇到的麻烦让很多中国人看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还“面临很多复杂的不利因素”，但对中国的发展潜力看好，所以出现了认为中国是强国的受访者的比例下降，但喜欢中国的人却增多这个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结果。然而，对自己国家国力的判断在两年内有如此大的起伏，不也正说明这个调查结果的难以被信任吗？ 如果说对中国还不是世界性强国的受访者占了绝大多数至少说明了很多受访者在这个问题上头脑还是很清醒的话，那么对其他一些问题的回答则说明了他们在另外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受到官方的误导。例如对“您认为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有哪些？”，百分之四十四的人选择了“美国从中恶意挑拨”这个答案，其次是“南海的领土争端”（百分之四十二），再次是经济贸易竞争和贸易摩擦，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的认同”只占到百分之十五，这明显和实际情况不符。无论中国是否有意威胁东南亚，东南亚国家在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时，在政治和军事上确实普遍对中国抱有警惕，这个客观局面是在地缘政治和中国制度双重影响下产生的，不是哪个国家能制造出来的。把“美国从中恶意挑拨”列为中国和东南亚关系中的最大麻烦，其问题倒并不在于把美国妖魔化并夸大了美国对东南亚的影响，而在于把东南亚国家视为没有头脑任人摆布的小儿。在这种无知的背后是对小国的轻视甚至鄙视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它正好为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填了一条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