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东西方“大趋同”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p class="dropcap" style="margin-top: 0px; margin-right: 0px; margin-bottom: 10px; margin-left: 0px; padding-top: 0px; padding-right: 0px; padding-bottom: 0px; padding-left: 0px; text-indent: 0px; line-height: 1.75;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1/Jan/1152011000022163_piclink_0_0.jpg" width="470" height="164" vspace="8" hspace="8" align="left" alt="" />“大趋同”(great convergence)——<a href="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389" target="_blank" style="margin-top: 0px; margin-right: 0px; margin-bottom: 0px; margin-left: 0px; padding-top: 0px; padding-right: 0px; padding-bottom: 0px; padding-left: 0px; color: #4781aa; text-decoration: none; cursor: pointer; ">上周本专栏的主题——将如何塑造21世纪的全球格局？</a>在研究这个宏大的问题时，我有幸找到了一位“向导”：斯坦福大学(Stanford)教授伊安•莫里斯(Ian Morris)。莫里斯在他那本辉煌的著作中，探究了一万六千年的人类历史，分析了我们目前的局势、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以及未来会通向何方。*莫里斯教授表示，推动社会发展的是那些“贪婪、懒惰、怕这怕那的人”，他们“在安逸自在、尽可能少地工作和安全之间寻求自己喜欢的平衡”。由于人类既聪明，又具有高度的社会性，他们通过科技发明和创建制度，来实现这些目标。但一个人类群体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而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在改变：1000年前，大洋还是一道屏障；而到了500年前，已变成通途。莫里斯教授还为文明两极的发展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解释。文明的两极分别是源自两河流域（即当今的中东地区）农业革命的“西方”文明，以及源自当今中国版图内农业革命的“东方”文明。他得出的结论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西方要略微领先于东方；此后至18世纪之间，西方一直落后于东方；而18世纪后西方再次反超。东方对“后发优势”——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的利用，意味着21世纪将再次出现逆转。对于莫里斯教授而言，“社会发展”是四种因素的混合体：能源使用、城市化、军事能力和信息技术。第一个因素是基础：获取能源是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社会越复杂先进，获取的能源就越多。正因如此，用“工业革命”来概括两个世纪前的社会变迁不太恰当。那其实是一场能源革命：我们知道了如何开采变成化石的阳光。能源和思想是我们文明的两大基石。<div>莫里斯对社会发展和“能源获取”的考量结果彼此相符（参见图表中过去4000年的数据）。我们还可以发现其它三点。首先，公元1700年时，西方获取的能源与公元100年时几乎持平，而中国是在12世纪达到了现代化之前的巅峰水平。其次，能源获取和社会发展在过去两个世纪呈爆炸式增长。第三，东方对能源的利用一直增长得十分迅速。</div><div>来自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的一份分析报告称，趋同正改变着全球资源的供求平衡。**这体现在了近来钢铁和能源实际价格的上涨上。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指出，到2035年，全球初级能源需求可能还会再增长50%。如果能源生产密度不发生重大改变，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经济趋同的必然结果：如果所有人的能源消耗都达到目前富国的人均水平，商业能源消耗将是当前水平的三倍（见图表）。<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1/Jan/1152011000022161_piclink_0_0.jpg" width="418" height="462" vspace="8" hspace="8" align="left" alt="" />正如经合组织所指出的那样，趋同的经济影响比这更加广泛。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国家的劳动力供应融入全球经济，让在开放经济体内劳作的人数翻了一番。这必然给低技能人群的相对工资造成负面影响，尽管证据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矛盾——人们普遍认为，这正是导致富国不平等加剧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和印度的增长，直接惠及了资源出口国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购买国。资源大国是前一种影响的最大赢家，不过它们也面临去工业化的风险。富国的消费者是后一种影响的赢家。此外，更出人意料的后果之一是：预期储蓄的增长要快于投资，由此导致了“储蓄过剩”，并对实际利率构成了下行压力。<div>这些影响固然重要，但它们至少反映出一些“正和的”进展：繁荣程度的提高和机遇的扩大。最重大的挑战出现在更有可能产生“零和”结果的领域。资源就是一个典型。政治实力则是另一个范例。东方的崛起必然会改变全球力量的平衡，以及廉价资源供给充足的局面。</div>关于后者，思想发展史上有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预言了人口过剩的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就在资源短缺不再是事实之际，提出了这些悲观的假设。21世纪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资源是否会像1800年之前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再次成为约束发展的因素。创造力会继续克服资源短缺吗？如果答案是“会”，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都有可能向目前最优越的一群人看齐，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如果答案是“不会”，我们就有可能沦为莫里斯教授口中“天启五骑士”——气候变化、饥荒、政府失灵、移民和疾病——的牺牲品。此外，即使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所需的政治合作可能也远远高于实际可行水平。特别是在一些领域，经济增长带来了全球“外部性”，而此类外部性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气候变化。眼下，人们尚未开始采取应对措施。政治发展落后于当今现实。强权政治亦是如此。现如今，我们有能力摧毁文明，强国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危险。原子弹爆炸后，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说，“唯一能拯救文明和人类的，就是创建一个世界政府”。有人指责爱因斯坦天真，但他的想法可能仍然是对的。“大趋同”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能源丰富型经济正向着大多数人蔓延。但如果我们不对随之而来的资源压力加以管理，结果可能会很悲惨；而如果我们不设法应对权力的转移，结果可能会是战争。莫里斯最为乐观的观点之一就是，每一个时代都会诞生所需要的思想。鉴于目前变化的速度，我们所需要的思想会很快出现吗？</div><div> </div><div>*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Profile Books出版社，2010年** 《 2010 年全球发展前景：财富迁移》(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0: Shifting Wealth)，www.oecd.org.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