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像立天安门：政治儒学粉墨登场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题记：多年以来标榜要以政治儒学作为中国“王官学”、“国教”的大儒蒋庆之流，终于获得马列专制者们的青睐。一个“政治的孔子”将以“孔子的政治”为中共构建更加利于统治、利于推广国家形象、利于对付各类敌人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既可以为苟延残喘、日薄西山的马列主义中共专制涂脂抹粉、延长寿命，也可以为政权的法西斯化披上了“民族主义”“传统文化”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以后民主自由派、基督教徒、法轮功学员们对中共专制的抗争将不再是民主自由与专制独裁之战，而将被指斥为西化与本土、洋教与国教、异端与正统之战了。     不经意间，一件必将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对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产生深度改变的重大事件发生了。2011年1月11日，在中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尊高9.5米重13吨的孔子雕像被堂而皇之地立于国家博物馆北门，其正好与天安门城楼上6米高的毛泽东像遥相对应。孔子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其立于高度政治化的天安门广场。众所周知，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国家政治形象的象征，这里重大国家政治活动经常举行，每天警察、暗探密布，其上面的每一块砖瓦、建筑物、标语、图像都非常讲究，基本上都要经中共高层的同意。尤其像孔子像这样一个硕大无比的物件、极具政治意味的符号，如果没有政治局常委们及其智囊幕僚们的点头，是不可能摆放在这里的。既然放在广场，就至少意味着孔子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家政治形象的一部分，也意味着这个孔子不是于丹们解读的心理调节大师孔子，而是一个“政治的孔子”、要做“王师”的孔子。不仅如此，联系到近年来海内外发生的种种政治动态和国内涌现的种种思潮，政治局常委们将孔像立于此，必有其深远、高超且险恶的政治意图和用心。   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以为这是中共抛弃马列主义一家独裁、在思想文化领域实施多元的象征，或以为这是中共以孔子、儒家文化来整合中国当下世道人心、道德纲常的手段，以挽救马列主义崩溃后形成的道德伦理和文化危机；而有的“新左派”认为孔子是中共妄图维护其剥削阶级既得利益而推出的意识形态卫道士，应该再掀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运动。但这些猜测，都没有击中要害，真正的要害，还在于一个长期在深山老林所谓的“阳明精舍”中修身养性、图谋天下、谋求成为国师的儒学大家手中。这个人就是政治儒学的当代弘扬者蒋庆先生。   蒋庆，1953生，字勿恤，号盘山叟，江苏徐州人。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任山长。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等，并有多部译著。蒋庆在2003年出版《政治儒学》后，开始在中国政治思想界暂露头角，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被主子所赏识。蒋庆在《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一文中咄咄逼人地写道：   “我理解的孔子以及我理解的中国政治与当今中国学界所理解的孔子与中国政治不同，我理解的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我所理解的中国政治是‘孔子的政治’。质言之，我认为中国儒学传统中有一强大的‘政治儒学’传统，而‘政治儒学’的思想在当今中国仍然具有鲜活的思想性与巨大的生命力，足以同当今中国流行的各种显学相抗衡，并且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必须是‘孔子的政治’”。蒋庆指斥中国自由派：“他们只承认孔子是‘心性的孔子’或‘道德的孔子’，而不承认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或‘创制的孔子’；他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只能有‘孔子的道德’，而不能有‘孔子的政治’；只能有‘民间的孔子’，而不能有‘宪政的孔子’”。蒋庆断言：“儒学中的‘政治儒学’传统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就是儒学成为国家的‘王官学’，古代中国如是，今日中国亦复如是，这是作为‘政治的孔子’与作为‘孔子的政治’的必然要求，这一必然要求与中国自由派的‘王官学’要求将会处于长期尖锐激烈的斗争中，斗争的结果如何，二十年后方见分晓”。   可见，一个大肆张扬其政治意志、一个却以为是对方是文化礼仪的谦谦君子；一个要奋力夺权、一个却以多元的名义善意接纳——不能识破“政治的孔子”的野心和决心，是当下自由派的近视和错谬。著名自由派学者秋风在这件事情上稚嫩地写到：“一个基本事实是：孔子是儒家的象征，孔子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孔子是中国的象征。构建或者说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就不可能无视孔子，鄙弃儒家。。。。。。认真对待孔子就是认真对待自己，鄙弃孔子就是鄙弃自己”。（见1月14日《中国新闻周刊》《秋风：孔子又回来了》一文）在广场上树立孔像，绝不是文化认同那么简单，实际上这是儒教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政治儒学被中共所采纳的重大标志。   何谓政治儒学？蒋庆从学术的角度认为政治儒学不是心性儒学、更不是现代新儒学，而是以道转世的王道大业、直接通过政治实践建立制度来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儒学，它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儒家的原则解决政治问题、并成为国家的“王官学”及国家意识形态。蒋庆在《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一文中指出：   “政治儒学，源自儒家的经学，主要源自《礼》与《春秋》最能发挥《礼》与《春秋》精神的是春秋公羊学，故儒家的政治儒学主要指春秋公羊学。春秋公羊学开创於孔子，发展於公羊，光大於荀子，完成于两汉(董仲舒、何休)，复兴於清末(刘逢禄、康有为)，是我国儒学传统中另一支一脉相承的显学，是区别于心性儒学的另一支儒学传统”。“政治儒学的代表人物具有非常强烈的时间感和使命感，力图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实现儒学的政治理想，所以孔子周游列国，摄相论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荀子说齐相，为楚令、赵上卿，聘於秦，不外是欲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董仲舒天人三策，复古更化，实现了公羊家以经术转化政治的理想；康有为发起戊戌变法，以公羊学为理论基础来指导清末的政治变革”。　法学学者尤陈俊在其《作为立法者的政治儒学？》一文中也指出：“在蒋庆先生看来，‘政治儒学’乃是源自孔子所作之元经《春秋》，以及重新解释之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诸经。与‘心性儒学’相比，‘政治儒学’的基本特征在于：（1）依据的是政治理性而非道德理性；（2）开出的是政治实践而非道德实践；（3）优先考虑的是完善制度而非完善个人；（4）体现的是政治批判而非道德批判；（5）追求的是历史中的希望而非形而上的道德理想”。由上可见，政治儒学是要将儒家政治思想付诸实践、具有强大政治野心和功能的思想，而且作为一个当代思潮，它具有深厚的思想传统和学术体系，绝不能小看其政治资源和能量，这也是政治儒学最终受到中共高层青睐的原因之一。   政治儒学也标榜能“开出外王”、能“复古更化”、完成政治文化之重建，这也极其符合中共当权者的胃口。正如蒋庆在《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一文中指出：“政治儒学最焦虑的是如何建立起合法的政治秩序，如何使政治权力合法化，如何用制度来转化权力，如何使政治制度有一个合理的依据与神圣的源头”“中国近百年来在政治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文化的重建问题，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中国近百年来在政治上一直不能进入正轨，即不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理合法的政治法律秩序。国人出於对西方文化的迷信崇拜和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不仅抛弃了儒家的政治学说，还摧毁了中国两千年来维系社会人伦的政治礼法制度，进而全部以西力的政治学说和政治法律制度来取代儒家的政治学说和中国的政治礼法制度，想以这种偏激的方式来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所谓现代中国的“复古更化”，就是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导原则来转化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中国建立起源自天道性理的合法的政治秩序，使中国政治文化的重建建立在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而不是一味用西方的政治文化来化解中国的政治传统，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丧失其本位性。要做到这一点，非政治儒学莫属！”。   从这些原理出发，政治儒学对中国当代的诸种政治问题给出来自己的答案，那就是在宗教领域以儒教为国家宗教，在意识形态上以政治儒学来修正和美化马克思主义，在制度层次以王道政治、等级政治来粉饰和修补中共专制、抵御民主宪政、自由平等（“政治儒学认为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而王道就是所谓‘圣贤政治’”—-蒋庆语），在道德伦理上以儒家人伦挽救世道人心的堕落败坏、在文化上以儒家文化取得本土对西化的胜利、在外交上以儒家文化消除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并在全球领域实现政治儒学的渗透和扩张。这些赤裸裸的阴险图谋，因为是对症下药，毫无疑问地基本上被中共逐步采纳：   我们看到，从2004年韩国孔子学院开始，孔子学院在全球不断设立和扩张，据2011年1月22日《星岛日报》称现在全球孔子学院设在91国及地区共322所，孔子课堂设在34国共369个。2007年，中共御用学者、社科院学者方克立在其《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儒学》一文中也提到社科院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政治儒学的现实意义以供高层参考。方克立在该文中指出“‘立儒教为国教’是康晓光前几年就提出的主张，近年来影响迅速扩大，蒋庆、陈明等人都起而响应，‘复兴儒教’、‘重建儒教’的呼声很高。。。。。。儒学政治化和宗教化都表现了大陆新儒家对儒学改造社会和转化现实的功能的重视，表现了其积极有为的姿态。。。。。。他们对舆论宣传工作极其重视，开会、出书、办杂志、办网站，应邀到各高校演讲，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善于利用儿童读经、弘扬国学、儒教讨论等活动来为自己造势，在各种文化论争中都是高调出场的一方，去年以来声势造得很大，吸引了一批青年和同情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学者跟着他们走，拉一些知名专家来做‘顾问’，给人以崛起了一大‘学派’的印象。有人把港台新儒家称为‘寂寞的新儒家’，大陆新儒家则是不甘寂寞的新儒家，是喧腾的新儒家和很会造势的新儒家”。除了政治儒学被有意放任、逐步采纳外，诸如于丹、易中天、曾仕强等儒学的民众普及者也被官方媒体有意推广，几年下来，儒学及政治儒学，俨然成为当下显学，成为关注当代思潮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不仅如此，随着这次立孔子像立于天安门，毫无疑问地标志着政治儒学已经跻身于官方意识形态，成为非民间而是官方的“王官学”了。   多年以来标榜要以政治儒学作为中国“王官学”、“国教”的蒋庆、康晓光、陈明之流，终于获得马列专制者们的青睐。一个“政治的孔子”将以“孔子的政治”为中共构建更加利于统治、利于推广国家形象、利于对付各类敌人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既可以为苟延残喘、日薄西山、臭名昭著的马列主义思想及其专制注入激素来延长寿命、回光返照，也可以为政权的法西斯化披上了“民族主义”“传统文化”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以后民主自由派、基督教徒、法轮功学员们对中共专制的抗争将不再是民主自由与专制独裁之战，而将被指斥为西化与本土、洋教与国教、异端与正统之战了。所以，以政治儒学来包装的中共专制将更具有欺骗性，而进步的思想、文化和制度，与落后的思想、文化和制度的斗争将更进一步的复杂化。像法轮功学员们企图以传统文化的真正传人名义来“驱除马列、恢复中华”的努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挫折，而民主自由派对宪政民主的弘扬和传播，将会受到被儒教毒化了的人们从民族主义出发的更大抵制，而海外的孔子学院，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共专制不仅是文字、语言和文化，而且是其实质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传播者，它们不需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全面美化中共之极权暴政。   另一方面，在属灵宗教的角度看，中共肯定和利用政治儒学及其运动，实质是中共这个马列主义宗教党在新形势下，瞒天过海，巩固其在中国的宗教及政治社会地位的一次努力而已。政治儒学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宗教党的口味，也是中共对方各种宗教敌人（如基督教、法轮功、喇嘛教、伊斯兰教、启蒙主义者等）的有力武器。再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像儒教及政治儒学这样与马列主义专制这么相近，也能解决它面临的众多现实问题。正如有人考证马列主义思想及实践来源于中世纪天主教政教合一的教义和实践一样，政治儒学的本质，完全是中世纪天主教在当代的翻版、是儒教教皇们在当下的僵尸复活。揭穿其宗教上的野心，就可击中其要害。   蒋庆在《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中关于政教问题写到：“套句施密特的话，在政治上圣贤教化没商量！因为政治权力必须是实现教化目的的工具，即政治权力必须承担教化功能实现道德价值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正当性理由。。。。。。‘儒教作为国教’不只是‘政治儒学’作为‘王官学’的诉求，更是中国历史的事实。中国在‘三代’时就存在‘国教’，一直到1911年‘儒教作为国教’的政治地位才崩溃。现在‘政治儒学’提出‘儒教作为国教’，只是恢复中国古老的‘国教’传统，并非如批评者言是‘把儒学变为宗教’或‘把儒教变为国教’”。   众所周知，现代化的标志就是“政教分离”，就是要彻底打消掉政权的神圣性、属灵性，这是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所共同强调的。著名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宗教现代化过程称为“驱除巫术” 的过程，也被称为“理性化”过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著作中，研究宗教改革的巅峰教义预定论时指出：“宗教发展中的这种伟大历史过程——把魔力（ magic ）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在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这个过程从古希伯来预言家们开始，而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做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宗教改革不仅在宗教领域破除了迷信和巫术，在政治领域同样将政权的神圣光环彻底消除。由于人的得救和成圣只仅仅在于神、天，并不在于世俗的政权，所以政治领袖的救赎、教化功能纯粹是欺骗和谎言。政治只是属世的事务、只拥有属世的权柄，而那些把政权赋予神圣意义，甚至政权假冒上帝的代言人干预属灵的权柄和事务，都是巫术政治的表现。政治领域的“去巫”，就是政治领域的现代化，是人类摆脱蒙昧的根本标志，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建立宗教的法律，或者禁止其自由行使……（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却在中国又一次的被破坏和颠覆。   总之，孔像立于天安门，绝不是一件文化层次的事件，而是政治事件、宗教事件，是有关国家意识形态未来走向的重大事件，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中国的问题根本而言是宗教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从政教合一的马列宗教党中世纪的阴影中脱离出来，实现宗教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问题。蒋庆之流深谙中国问题宗教性的本质，以儒教和政治儒学来挽救行将就木的马列宗教党的命运，并使专制党的宗教、政治、文化能回光返照、延年益寿，其被中共之肯定和高举，完全在情理之中。而我们作为追求政治现代化和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更要看清政治儒学的邪恶力量和专制本质，主动与之争战，使民众能从中世纪天主教般的阴霾辖制中脱离出来，在信仰、政治、文化上获得人之为人的自由和尊严。   2011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