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身份特权和身份欺诈—也谈郎朗

郎朗在白宫演奏由他人改编的《我的祖国》后，在接受美国公共电台采访时用英语反复强调说他根本不了解这个选曲的电影背景，只是从一个音乐家的角度想让贵宾们欣赏美丽的中国音乐，而且这个曲目一直在他表演的节目单上，他不搞政治，希望人们不要把音乐政治化。但在中文媒体的报道中，他又对中文世界说这首乐曲赞美了“中国的强大”和我们“中国人的团结”，并为能够在众多贵宾面前演奏它感到“深深的荣幸和自豪。” 当我看到这些报道时，很自然地想起了“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这个在西方社会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影响下流行起来的概念。“身份政治”是说个人的所属的种族，族群，文化和性别等等都会在他们的社会角色中发挥作用，尤其指弱势群体有意利用自己的“身份”，突出和这个“身份”相关的那些特征和关系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行动。 郎朗具有“中国人”和“在西方获得成功和声誉的中国人”的身份，他也正是以这两种身份对不同的社会和公众说这些话的。但是，他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又超出了日常生活中弱势群体的“身份政治”，因为他绝不是弱势群体的一员。他在西方和中国的上流社会和权势阶层中都如鱼得水。在西方，他的“中国人”身份不但不会招致被歧视和被损害，只会为他的成功锦上添花。而在中国，他以“在海外取得成功的中国人”身份的发言又使得他成为被媒体欢呼和国家首脑拥抱的对象。 在他那里，“身份政治”变成了“身份特权”(identity privilege)。他对这种“身份特权”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利用。你看，同一首曲子，他以中国人的身份告诉西方人说这是中国精致的传统音乐，但在中国人那里他又以在西方的中国人的身份说它赞美了“我们国家”近来的强大；对于西方人，他既是中国艺术纯洁的天使，又是自己社会和文化强大的包容力的典范；而对于中国人，他既是“征服”西方音乐界的才子，又是享誉西方的爱国者。他从弱冠之年就在西方生活，受到西方最好的教育，现在很多时间生活在西方，出入西方顶尖的的音乐殿堂和国家级礼仪场合，但回到中国语境下又热泪盈眶地告诉中国人他是多么热爱这个国家并为她而骄傲。在他那里，“中国人”的身份甚至不但是一种政治，一种特权，而且成了一种绝大多数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奢侈。 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至多你只能说他在玩弄身份政治和利用身份特权上做得太过。真正成问题的是他那个自己“不搞政治”的声明。这个声明给他带来了身份欺诈的嫌疑。 郎朗在美国公共电台NPR的采访中一再强调说他根本不知道《我的祖国》的背景，但他又是如此热爱这首可以说是他的保留曲目的曲子，作为一个音乐家，这已经很难让人们信服了。但当他声明自己“不搞政治”（I am not a politician直译为“我不是政治家”，但当一个大家都知道他不是政治家的人说这话时不过意为“我不搞政治”）时，人们可以有证据说他在撒谎。因为在中国官方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网站的“本届领导”网页上，郎朗是2010年9月当选的副主席之一。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当然是政治组织，它的章程说得清清楚楚。无论郎朗事实上有没有参与这个政治组织日常的活动甚至领导，他没有拒绝这个头衔，这就说明他知道自己的这个政治身份。在很多情况下，不参加一个组织的日常活动但允许这个组织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主要领导的名单上，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你对这个组织的重要性。严格来说，这样一个组织的副主席其实完全够得上“政治家”的资格。 如果郎朗承认他知道《我的祖国》的由来，但告诉外界说他认为现在这首曲子只代表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赞美；如果他承认说他确实有中国官方的政治背景，但同时他也是中国对外友好的音乐使者；如果他说他虽然是一个音乐家，但也不排除在音乐之外参与政治，那么人们可以对他的艺术品味和政治倾向有不同看法，但都会承认这些无可非议都是他的权利，对他作为一个经常在国际重要场合现身的公共人物的道德品质也不会有疑问。 其实，《我的祖国》的背景也好，参与中国政治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世界。如果你遮遮掩掩甚至公然说谎，那么等于告诉世界你清楚地知道在那个场合演奏这么一个曲子对于郑重地请你来的主人是不礼貌的，所以只好推说你不知道它的来历；你也等于告诉世界你知道在那么一个层次和意义上的“政治”和你作为音乐家的身份是不符合的，所以干脆把自己的政治角色和政治身份推得一干二净。 这样郎朗就不但在撒谎，而且涉嫌身份欺诈。 “身份欺诈”（identity cheating）不言而喻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品行。一个公众人物公然的身份欺诈不但更为不堪，而且必须承担社会后果。从这个角度，所谓“郎朗风波”提出的最有意义的问题其实是：这个郎朗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