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中国青年的埃及梦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变革再次重复了社会运动的基本模式，这些模式与格局的特征将对中国未来起着宝贵的借鉴作用，也能回答很多年轻人的迷茫与疑问。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疑问：埃及有成型的政治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而中国民间几乎没有任何反对力量和组织，所以缺乏民主转型的基本条件，也无法形成多党政治格局。有位经济学家就说过，“目前异议活动中，当道的多是文学激情，比如援引各种思想家的警句名言，作用是群众动员，但其不能取代周密的准备工作。” 解答：是否存在独立的反对力量并不是转型的前提条件。过去数十年发生的所有民主转型，都曾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自由化阶段，即停止政治迫害，放宽言论审查，允许集会、结社、组党等等。自由化带来公民社会的迅速苏醒，宗教团体、环保组织、妇权运动、行业协会等等都会快速蓬勃发展，并会向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征服更多的空间。 这种“让步—征服”的格局把人们逐渐从恐惧和麻木中解放出来，大家会从专注私利转为关注不同层次、领域的公共事务，并随着组织的形成、集会和社会运动的兴起，民众汇集成更大的整体，并指向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民主化。公民社会的苏醒使转型被逆转成为不可能，其间也同时产生着新的独立的政党，确定选举、参与竞选，并最终完成民主转型和其巩固的过程。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虽然缺乏成型、成规模的反对组织，但它们并不是民主转型的必须，也不会阻碍它的到来。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疑问：突尼斯与埃及的变革都是由年轻人主导的，在这两个国家，年轻人有较为自由的空间，比如他们可以用Facebook等网络技术进行社会交流和串联，而沉闷压抑的中国社会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联络，况且中国现在年轻人过分自私、物质化，缺少动力与民主诉求，因此中国民间不具备民主转型的动力。 解答：首先，纵观全球民主国家经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在民怨的基础上，民主转型的过程是由一个个公共事件所引发的。比如在美国，波士顿倾倒茶叶事件导致英政府封港，进而引起全波士顿人民的愤怒，并蔓延全美，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又比如突尼斯失业学生自焚引起抗议后，政府封锁网络和短信的行为最终使得愤怒和抗议蔓延全国。所以尽管中国年轻人看似自私、冷漠，但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将让他们迅速选择参与历史变革；瓮安事件就是一个中小学生自发上街并焚烧数座政府大楼的实例。 第二，政府由于无法在人数上占优，也就无法在技术上做到真正的信息垄断与封锁。尽管Facebook和Youtube在国内被封锁，但与之对应的却有近三千万学生和年轻人天天使用的人人网，百度贴吧，手机短信，以及用户量数亿的QQ软件和QQ群。本土化工具所具有的广泛动员优势甚至比Facebook都要强大。 所以中国的未来，任何形式的封锁都无法真正影响到年轻人有效地联络与自发地进行组织。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三个疑问：突尼斯、埃及人口不多，因此民主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饥荒，但若在中国上演，则会伴随着混乱、暴力、甚至大规模饥荒和民族问题的爆发。 解答：民主转型大致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导致各方势力重新洗牌后，在自由化与公民社会苏醒的同时，各派势力代表会在圆桌会议上确定新的秩序框架，并最终实现第一次全国大选——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元素将影响着问题爆发的可能性：一，统治集团意识形态是否分裂？分裂将降低流血冲突的可能性并加快民主转型的过程和阵痛；二，国际社会是否关注与支持（尤其是香港与台湾社团的帮助与介入）？他们的支持将加快公民社团的迅速兴起，公民社会的苏醒将大范围吸收社会矛盾，并形成有序、可控的力量；三，少数民族是否存在可以控制局面的领袖？领袖的存在会让宪政与联邦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期待，而不会让人民在无序的状态下将精力诉诸于民族冲突。 上述三个条件中，前两个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第三个条件中唯独新疆暂时没有出现真正的领袖，而相对快速的转型将大大降低大规模动乱的可能。尽管我们没有任何数据证明饥荒不会发生，但辛亥革命、文革（除开人为砸铁造成饥荒的那几年）、全球各国的转型（如印度与俄罗斯）等等，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当今科技的发展，以及民间救援能力高过政府救援能力的事实，都让大饥荒成为不可能。 综上所述，各方势力较快确定秩序，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援助，外加中国民间百姓的弹性和自救能力，将让各种社会问题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四个疑问：埃及军队拒绝开枪，并不代表中国军队不会开枪。从蔓延全国的暴力血拆到乐清的钱云会谋杀，中国的社会现实一遍遍告诉我们，执政党会用所有方法捍卫既得利益，这就包括在必要时动用军队进行血腥的镇压，如同二十二年前那样。 解答：首先，统治阶级内部意识形态的分裂是转型的基本条件，在民众运动风起云涌时，它将直接影响统治集团内部激辩的结果。这意味着，若统治集团内部没有保守派与温和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而是同仇敌忾地共同面对老百姓的挑战（与此类似的是或有政治强人的铁腕与仲裁），那么统治集团内部更容易形成镇压的共识。这也是中国在二十二年前发生悲剧的最主要原因——党内缺乏足够分裂，邓小平军方出身，政治强人独揽仲裁权。 第二，从过去的罗马尼亚、印尼等国到现在的突尼斯与埃及等国的转型来看，民众运动风起云涌使得各方势力重新评估自己既定的位置，并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迅速形成新的互动格局。在没有政治强人的上述各国，统治集团表面统一而内部分裂的事实最终让各方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比如，几个月前，本.阿里或穆巴拉克若能预料军队会拒绝执行镇压的命令，他一定会采取各种手段，避免自己下台。齐奥赛斯库当时也天真地坚信军队会执行自己的命令，但他信念的落空，导致自己被审判、处死。这些说明，表面的统一与实际的分裂并不矛盾，从军政领袖温家宝与刘亚洲呼吁政改来看，党内意识形态的分裂也是高层无法避免的事实。 终上所述，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分裂早已形成，民众运动时，中国的行政、军队、警察、司法等体系将会各自重新评估自己的位置，将做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选择，并与包括民间在内的各方势力互动中，形成新的格局。这种情况下，镇压的可能性趋近于零。 埃及带给我们的第五个疑问：突尼斯和埃及的变革，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转型过程，年轻人都彰显着重要的作用。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比起当年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现在太需要思想的升华与行动的意志，那么我们年轻人如何行动才能让转型更快的到来，使之更有序可控，并最终让国家变得更好呢？ 解答：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并不是一个流血暴力革命，当时很快各方都坐下来谈判，进行预备立宪。只是后来清廷愚笨，宣布皇族内阁、铁路国有，迫使立宪派也加入了革命派，最后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整个过程也并没有多大规模的死伤。军阀割据、二次革命才是死伤的开始。 百年前学子们经验不足，知识匮乏，只是在各自专业领域接受了一些西方视角与训练，但没有融会贯通各科智慧，从而无法在全局更高的视角上去理解国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有两个。 第一个挑战是：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因为教育和舆论封杀的原因，没有机会和条件去吸收各国民主化的宝贵经验，如第三波民主浪潮七十多个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具体的发展、各派心态的变化、结果、以及转型后民主巩固的种种方式。这导致很多人的盲目、迷茫和悲观。我们需要通过深入的交流和分析，认清中国民主转型的道路。 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我们这一代人多负面经历，缺乏对构建美好世界的想象（vision）以及对领导品质的（virtuous leadership）核心价值的理解。而经历过疯狂文革的长辈们更是如此，有心报国的仁人志士们，折戟沉沙的太多太多——他们都有吞吐天地之志，但缺乏包藏宇宙之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交流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们理解，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成功，将取决于我们今后是否能够把撕裂的社会重新弥补完整，抚平国家的创伤，并构建一个散发着创造活力的中国。这需要我们这一代更多的人，在秩序确定之后，深入不同的群体，去倾听并服务于他们的正当诉求，并最终把他们纳入一个弘扬古典精神价值的公民社会的重建过程中来。与此同时，还需要我们广泛深入学习西方的智慧，重新批判性地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在碰撞中让思想的火花点燃真正的创造之火。 我坚信通过沟通化解分歧、寻求合作与共识的公民价值是我们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和平与繁荣的基石。我觉得社会运动这个领域，失败不仅仅是自己的，更会失责于朋友、甚至人民，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能力、素质和操守的提升先于所有思考与行动，所以在我看来，沟通、交流、批评与切实有效的行动无疑都是大家最宝贵的财富。 目前，我们年轻人将共同面对第一个挑战——完善自己并迎接转型的到来。我们今后会组织一系列的行动和讨论，还请年轻人关注和参与。 （作者为中国青年基金会负责人、哥伦比亚大学拉丁语、古希腊语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