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与台北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尼罗河的胜利情绪飘荡到台北，鼓舞这里的青年要去改变北京的愿望与信心。 </div> 你怎么看埃及的革命？在中山北路的一家咖啡店里，我问对面的年轻人。 昨夜，穆巴拉克宣布辞职了，十八天的和平抗议，竟真的终结了三十年的统治。狂喜、骚乱与希望，正席卷中东。两个月前意外的茉莉花革命，迎来了阿拉伯之春，谁又会是下一个国家？ 一场小雨过后的台北，清新、少许的寒冷，树叶仍绿，沥青马路上的黄色分隔线更为醒目，出租车与摩托车呼啸而过。 年轻人穿着深蓝色的长外套，眉毛浓密，还有四个月就二十七岁。他热情、敏锐、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尽管有时话显得太多了。 他在一家有关大陆问题的基金会工作，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有着异常的兴趣。他的兴趣多少出人意料。对他这一代人来说，民主像是空气与水，自从出生起，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被迫的沉默、军警的审查、猛烈喷发的狂热，他们都没体验过。 政治当然是生活里的重要部分，但它不是自由与压迫、民主与独裁之间的较量，而是身份的寻求与确认。你是蓝是绿、是统还是独？在过去的几年里，甚至这种身份确认也不再那么重要，他们都是「台湾人」。距离解严四分之一世纪了，获胜的不仅是民主体制，也是台湾的主体意识。 胜利也带来了空虚。年轻一代既不需要对内争取自由、民主，也没兴趣对外争取拓展国际空间。七十年代以来这两股最雄心勃勃的推动力，如今都消退了。填补这种空缺的，是一种自我沉溺。整个台湾社会都在向内看。 一方面，它不可避免、或许也值得庆贺，每个人、每个团体都要经历这自我寻找的过程。另一方，它则令人忧虑，倘若你放弃了对更广阔外部世界的兴趣，这自我寻找经常是偏狭与单薄的。每一代人都会为自己的经验赋予特别的意义。倘若与国民党的专制系统斗争的一代是「大革命」的一代，年轻一代人推崇的是「小革命」——他们要坚持开一家有特色小书店，为乡村建一所好房子、或是发掘一种地方音乐。 不仅世界对很多台湾人丧失了意义，中国也是。经济的中国有着强烈诱惑，但政治上的中国令人恐惧，至于文化的中国，则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疏离感——长江水、腊梅花，不过是另一种陈词滥调。 倘若连中国的存在都难以激起太多年轻一代的好奇，突尼斯、埃及的革命更是如此。它们离台湾太远了，没有外交的关系，没有经贸往来，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上，相去更远。北京与广州的头脑开明的人士，会为开罗的解放广场上的人群心潮澎湃，因为他们分享着相似的政治压迫，渴望同样的自由与胜利。台北的青年不可能有着相似的感受。他们是民主第三波的产物，很难、或者也不需要体验民主分娩时的阵痛与狂喜。 但这个青年不同。「它确认了我对于民主的理解，它真是有普遍价值的」，他情绪激动的对我说。似乎埃及的经验弥补了他所错过的台湾追求民主历程，更重要的是，它还确认了他对于中国未来的看法——它终究要变成一个民主政体的，这是潮流与趋势。我多少理解他的感受。 几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充斥着世界的媒体，当然也影响到台湾。中国真的不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体制，它压抑自由与民主的呼声，却创造了稳定与经济增长？ 要寻找价值与意义 他年轻，有很多梦想。他把对中国的民主变革，视作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既不寻常，也很正常。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价值与意义。他此刻恰好把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建立在这个雄心勃勃、也多少显得遥不可及的目标上。 或许，这也是对于台湾的现实一种逆反，改造这个社会不再能为他提供足够的刺激，他就索性去寻找一个更大的目标，可以成为另一个西西弗斯。谁知道，他这信念能坚持多久，会不会中途改变。 与他的短暂相遇，令我觉得历史的奇妙，世界的联系与运转，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意外也有趣味得多。开罗的胜利情绪，飘荡到台北，鼓舞起这里的青年，要去改变北京的愿望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