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永未完成的国家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美国被人们称为“永未完成的国家”（permanently unfinished country），因为在移民手中它不断被一次又一次地建造。实际上，19世纪至今，美国一直是世界各地人们首选的移民国家。新移民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构成不断的挑战：与当地人、也与彼此互不相同的移民社区，如何能在开放、变化和有着各种选择的环境下学会协调共事？ 美国的立法者和决策者颁布法律和施行机制改革，通过扩大移民受教育机会和他们的社会流动能力来帮助应对这一挑战。领导人们也倡导多元形式的民主，将新移民包括到志愿活动和公民结社中。移民引发了社会和文化变革，让移民和在本地生长的公民携起手来，创建一道分享的共同和有系统的生活－－既在整体国家层面，也在有阶层、宗教和文化差异的所有地方社区的集合体中。 在19世纪40年代，平均每年有17万移民抵达美国；到1850年，外国出生的人占国家2300万总人口的10%。从19世纪40年代到南北战争（Civil War），逃离饥荒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为建造运河和修筑铁路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移民进入了上中西部地区，他们的家庭农场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他们所修建的农村社区往往和挪威、瑞典、德国和荷兰村庄如出一辙。与此同时，来自中国东南方的移民也有所增加。世代居住在香港和内陆的农民和劳工开始移民美国大陆和夏威夷，寻求改善生活条件和机遇。 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移民潮达到新的高峰。到了19世纪80年代，每年有50多万移民进入美国。这些新移民大部分仍然来自爱尔兰、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和加拿大也提供了许多新移民。 19世纪90年代，欧洲移民模式开始由北欧和西欧转向南欧和东欧，意大利人、希腊人以及来自东欧和俄罗斯的斯拉夫和犹太人被当时的报纸称之为“新移民”。每年入境移民人数上升至近100万。由于担心移民会改变美国的人口构成，一些舆论人士和领导人呼吁排斥亚洲移民，并实施基于国籍的配额制度，以减少来自欧洲的移民，特别是来自南部和东部欧洲的移民。1921年和1924年，美国国会随之通过了建立严格配额和排斥制度的新立法。 从1930年到1960年，移民现象在美国生活中不具显著作用。配额制大大限制了合法准入的外国出生的人。此外，大萧条时期的高失业率对向美国移民从经济上产生了巨大抑制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阻碍了自愿移民。战争结束后，美国接纳了一些难民，但配额制使人数受到限制。 1965年《哈特-塞勒移民法》（Hart-Celler Immigration Act)的通过成为一个转捩点。该法废除了基于种族和国籍原因排斥和限制移民的做法，建立了一个以家庭团聚和职业优先为主的移民框架。这使美国向世界各地敞开，造成了有高学历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的大量涌入。每年移民人数开始达到和超过20世纪初的年度移民数量。最重要的是，移民的来源国从欧洲转移到拉丁美洲和亚洲。到2000年，美国移民的半数以上来自拉丁美洲，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亚洲，而相比之下，近一个世纪前十分之九的移民来自欧洲。 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这是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移民继续把美国作为他们首选的目的地。美国人口的结构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样化，美国作为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和对种族及文化多元开放的社会的声誉继续吸引着新移民。正如工业革命时期（Industrial Revolution）意大利人、德国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的食品、语言、音乐、服装和行为举止给美国社区带来改变一样，墨西哥、巴西、韩国、菲律宾、阿拉伯和加勒比地区的移民也以随他们而来的文化重塑了后工业时代的美国文化和消费行为。 到了20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的“新移民”的后裔－－以及那个时代来自亚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第一批移民－－完全融入美国社会。20世纪初来的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地中海移民在北部工业地区的文化中占有中心位置，而墨西哥人在西南部，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和菲律宾人在太平洋沿岸和夏威夷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随着这些移民后裔的居住及社会流动性的扩大，族裔背景在职业、教育、住房、甚至婚姻的选择上已变得不那么重要。 美国成功地保持了国家的统一性，同时在20世纪早期吸收了大量移民。随着国家接受和同化来自拉丁美洲、亚洲、非洲、欧洲和中东的移民，最近，一些学者和评论家怀疑这种模式是否将得以继续。一些政府领导人和评论家指出，民众对移民的继续支持取决于各移民群体的长期进展和融合程度。历史表明，美国此起彼伏的移民浪潮展现出人们在适应美国多元文化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创造力和灵活性，而同时它们也在给美国带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