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吟沖天簫聲動地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自出版了那本引起廣泛反響的《我的反動自述》（台灣版又名《出中國記》）一書後，康正果先生餘興未盡，一發而不可收，在海內外中文世界上陸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從歷史到現實，從內政到外交，從生態環境到信仰群體，從文化菁英到社會底層，當然，更不會缺席他的本行——文學批評了。放眼觀之，洋洋灑灑，縱橫文網，儼然已成中文論壇的一道特色景觀了。 眼前這本《平庸的惡》，正是他部分文章之結集。正果兄囑我為序，不免誠惶誠恐。然恭敬不如從命，只好沉下心去面對如此題材豐富內容龐雜的文集，一時還真有不知如何入手之慮。好在書中有好些篇文章都是首先刊發於敝刊《縱覽中國》上的，當時先睹為快的印象，至今還遺有餘影，不妨由此說開去吧。 也許有人已經注意到了，在當代知識界，一個人所受的專業訓練與其政治傾向之間，有一種微妙的對應關係。譬如：法學家、經濟學家，史學家往往是右派，而文學批評家、詩人、哲學家 ……，則左派居多。即是說，一個人在政治光譜上的位置，與他的專業有相當程度的關聯。觀察當代各國知識社會的政治文化，這一現象引人注目。個中緣由，倘仔細琢磨，應是不難理解的。 然而，這一“規律”卻並不適用於康正果。與汪暉、張旭東、李陀、張頤武、劉禾、劉康……袞袞諸左派文學批評者相比，作為同行，康正果，這位七尺長的陝西漢子，大剌剌地站在右翼，並略帶一絲無所謂的微笑。 正果兄行文，一如其人，快人快語，口無遮攔，不假辭色，嫉惡如仇。他並非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科班出身，然而其文論，卻廣泛涉獵這些領域。他以中文專業背景，博覽群書，沉潛深思，逆忤不群，攻城略地，放言無忌，跨入多種論域，逐漸呈現出了自己的特色和關注焦點。   康正果的特色在於，他很少或基本不用上述領域的專業術語，憑藉自己豐富的人生閱歷、廣泛的跨界閱讀和直抵問題核心的政治直覺，操起日常語言，飽蘸經驗與邏輯的墨汁，劈頭灑來，常使論敵無從躲閃。 這本文集，作者關注的焦點，如其書名：平庸的惡。而流淌全書時隱時現的傾向，我姑且稱之為：民國情懷。雖然，此一傾向在他的另一本書《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其實有更系統的呈現，然而本書的某些論辯文章中，卻有更為激越的鳴響。今年，是辛亥百年紀念，這本充盈民國情懷之書在此時破壁而出，是在正確的時間做的正確的事。同時，也是在眾聲喧嘩中向歷史討還一個公道。 正果兄把阿倫特創發的概念“平庸的惡”轉述為中國式的“難得糊塗”，在漢語語境中有其洞見和功效。其實我意它還是稍稍抬高了該“惡”。“難得”二字表明是過了腦子的，而我們觸目所見的“平庸的惡”並不過腦子（thoughtlessness），徑直就是“糊塗”，就是渾渾噩噩，隨波逐流，像大型團體操，像木偶兵團。這種惡沒有深度，也沒有魔力，只是無邊無際暗淡無光的庸常混沌。唯因如此，它才足以鋪天蓋地，像海嘯和泥石流一樣吞沒精神，吞沒一切。這是現代極權主義機器戕害乃至毀滅人類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 這種愚民主義籠罩下的“平庸惡”在當代中國的氾濫，在本書“惡夢還在惡”、“破碎的受難”、“掏糞者的事業——序廖亦武《地震瘋人院》”、“被扭曲的公德”等篇章中，均有生動的呈現。誠如正果兄在一封（致筆者）函內所說，在故國，“ 一群混世魔王菌類般瘋長，把華夏厚土蕪穢為荒原”，使隔洋萬里之遙的我輩，只能“長歌當哭，遠望當歸”了。 不過，正果兄並未由此而墮入虛無主義，亦未墜落絕望之深淵。因為他的精神並非空無所倚，而是有自己實實在在的支撐與憑藉的，這是他自認與同氣相求的文友李劼所不同之處。 在《從價值轉換到歷史還原》導言中，面對避開了“平庸惡”氾濫的海峽對岸，康正果指出：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在多少是有些天意之所在，六十年來，民國價值不但在那裏得到延續和發展，而且以它的民主新貌向大陸民眾提供了可對比參照的樣板。就這一點來看，那一塊隔海分治的島嶼不但是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關鍵部分。” 他描繪百年中國的那些民國人物“他們多生於清季，去古未遠，多少都有些傳統文人剛毅儒雅的底氣。民國，這個上承接傳統，下連接“現代”的世代就這樣以其新舊的互濟聚集為豊澤沃壤，喂養了他們的精神底氣，…… 這是正果兄的精神支撐一。 此外，他回望更遠的歷史縱深，褒揚“由周的制度和典禮所確立的秩序和倫常。”他認為，“正是建立了這一價值和等級的序列，區分了尊卑、親疏和遠近，維系了傳統社會幾千年的倫常秩序，李劼——也包括普通的中國人——平日所看重的尊嚴，所講求的品性和境界，才有了可落實的位置。中共所顛覆和變態扭曲的正是這一維系了千百年的序列。傳統的價值是在人群中自然形成的等差內各安其份，從而使個人的品位得到相對的提升。” 這或許是康兄的精神支撐二。 一曰“民國情懷”，一曰“儒家秩序倫常”，二者是康正果精神的兩個價值支點。 這兩點，據我的直覺，不久之後勢必將在中國學界政界上升為熱門話題。它們的可欲性和可行性都會拿出來被仔細地評估論辯。雖然，在筆者看來，經各主要文明大規模空間相遇和碰撞後，在公共生活層面，“儒家秩序倫常” ——“這一價值與等級的序列”在多大程度上可欲與可行，恐怕宜抱持謹慎的懷疑態度。但是，對文明大規模相遇後的產物——“上承接傳統，下連接‘現代’的”百年民國，我確信，它是近代中國擁有的重要政治、經濟和文化遺產，在未來中國的演變中仍將扮演不可低估的角色。有鑑於此，揭示並蕩滌那種企圖以抬高毛時代來貶抑“民國”並進而想從歷史中抹掉“民國”的話語策略，我與正果兄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 如在本書中，針對汪暉所宣稱的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獨立的主權性格”，正果兄還以金剛怒目之詞（見“走向民權民德的政治解放——汪暉近作質疑：誰的主權？什麼平等？”）應之： “明明是毛澤東反帝反修反得中國封閉了近三十年，錯過歐亞各國經濟大舉起飛的六、七十年代好時光，坐視戰後廢墟的日本和西德迅速崛起，幹看亞洲四小龍起跑領先，而中國的經濟自大躍進到十年動亂，則讓毛的革命路線幾經折騰，在他死後一片凋敝，落了個今日的後發展劣勢。這是在改革開放之初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事實，可時至今日，汪暉還要為這樣的滿清式閉關鎖國狀況辯護，把類似於今日朝鮮金氏王朝那樣孤立的處境界定為中國‘獨立的主權性格’。他振振有詞地說：‘無論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曾經犯過多少錯誤，它當年的反帝和後來跟蘇聯的辯論，是完成中國主權性的最基本要素，在這些問題上，不能僅僅局限於個別細節加以判斷。’汪暉是50後一代人，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他並非不知道他親身經歷過的荒謬現實，但他僅敷衍地承認一下，便一筆帶過不想提說的事實。按照汪暉 ‘不能僅僅局限於個別細節加以判斷’ 的提議回顧前三十年，那就是說，大煉鋼鐵的荒謬做法和文革期間很多工礦企業全面停產所造成的破壞全不足掛齒，餓死了三千萬人的人禍也可以懸置括號之內，只要中國對抗了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沒有像日、韓或東歐國家那樣處於依附地位，中國人民就應該滿懷獨立自主的自豪，從而把毛澤東時代的種種倒行逆施消解為不必據以判斷是非的‘個別細節’。這樣一來，汪暉所標舉的‘獨立的主權性格’自然就可以無所依傍地樹立起來，成為肯定前三十年響當當的依據了。” 義正而詞嚴，康正果一把揭開汪暉“主權性”等類術語的蓋頭，把它們刻意掩蓋的實際內容曝露於日常語言的陽光之下，使人們一眼就瞥見了內中殷紅的血腥。 實際上，如康正果所提及的，汪暉的同道——甘陽倡導的“新的改革共識”，以及他稀泥抹光牆的“通三統”高論” （見同文），其實比汪暉走得更遠。 把中國傳統濃縮為“孔夫子——毛澤東——鄧小平”這“三統“，而竭盡全力貫通之，這是甘陽派發給自己的使命。他描畫了一幅詭異罕見的歷史圖景：幾千年一部中國史，其中迄今僅存活了幾十年的中國共產黨，竟然就佔了“三統”之二！這種精心而慘淡的經營，適足聳動聽聞，令人驚詫莫名。然而，橫亙於孔夫子與共產黨之間的“中華民國”呢？對不起，沒有了。康、梁、孫文、袁項城、胡適之、蔣氏父子……呢？對不起，人間蒸發了。 這幅歷史圖景，勢利眼而已。 甘陽以“通三統”高自標榜，似有突入《帝王師祠堂》的鴻鵠之志。以此開路，他進一步逆常識而動，以國家發言人的口氣宣布，“對於共和國六十年來的整體歷史，必須尋求一種新的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於是，把中共統治下“兩個三十年”的經濟表現硬生生連在一起，統合為六十年一個整體，甚至不理會中共自己也承認的毛後期“經濟已瀕於崩潰的邊緣”的事實，津津樂道地稱目前中國經濟之成就，是源於毛澤東的“創造性破壞”的政策。他認為，毛澤東的“創造性破壞”奠定了鄧小平改革的基礎。 輕飄飄的五個字：創造性破壞。那背後是什麼呢？那是三千多萬遍野的餓殍！中國農民因這“創造性破壞”而飢腸轆轆，甚至連逃荒要飯的“生存權”也被剝奪了。饑民們被鐵桶式的“人民公社”民兵攔阻於途，不得其路而逃，萬千活蹦亂跳的生命，被“創造性地破壞”於家園，直至消失。 當然，人們知道是有所謂“否極泰來”。但是倘若用撥亂反正後的“泰”來“證明”之前的“否”是“泰”的基礎，“否—泰”變成六十年一體化的統一。那天下哪裡還存在“是非”、“否泰“和“正反”的區別呢？這些字眼已經完全喪失它們的確定涵義了。 有人或會說甘陽們所指謂的，是“廢墟之上，易建新城”，用毛的話來說，叫“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是的，建築商們確實是易建新樓了，大畫家們也更容易縱橫筆墨了，然而災難，卻降臨到了被“廢墟”者，被“洗白”頭腦者身上。設身處地，倘若你自己是廢墟中的無家可歸者，無糧可食者，在家無片瓦（毛氏大破坏）和暫且蝸居（蘇式計劃經濟）二者之間，你將做何選擇？事實上，1962年中國邊民大規模逃蘇的伊犁事件，他們已經用腳對此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得出了明確的結論。 我有時頗感困惑。一些過去的朋友，何以如此嘔心瀝血地為毛氏暴政辯護，臉不變色地說出一套做出一套與自己過去的言行大相徑庭的東西。你甚至難於判斷他哪句是真，哪句為假。如此公然挑戰人們良知的底線，可謂曲學阿世之甚，所為何來？甘陽等曾抱怨一些朋友對他的批評為“誅心之論”。我卻在想，對於“司馬昭之心”，何須言誅？ 放下詰屈聱牙的汪氏或類汪氏的翻譯體文字，翻開康正果酣暢淋漓的文本，一股自然的清氣撲面而來。這當然並不純然緣於他的中文出身，而是一股長久淤積胸中的磊然之氣的汨汨流出。在這潺潺水聲中，我們聽到了廖亦武在底層社會摸爬滾打時的淒厲簫聲，聽到了蔣中正在大陸勝敗興亡的獨吟嘆息，聽到了胡錦濤在耶魯大學的官腔背誦，聽到了李翊雲小說中的女性烈士胸中沖破嚴寒的春潮之聲，聽到了作者返鄉歷險的緊張敘事，更聽到了他對新左諸公的嬉笑怒罵……。諸聲種種，交混迴響，迴腸蕩氣。 龔定庵曾有詩問：“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開卷閱誦良久，豁然頓悟，答案豈非正在此書之中：西北康正果劍吟沖天，西南廖亦武簫聲動地。讓我們端坐下来，焚香閉目，斂情靜心，洗耳恭聽吧。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