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当代中国的种族主义言说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民族主义是当代中国众多意识形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端，但是迄今为止的有关讨论还没有触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个民族主义中包含的相当强烈的种族主义因素。种族主义在中国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由于难得和其他肤色的人种大规模交流，中国人的种族观念向来淡薄；中国人本身就是西方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中国国内复杂的族群关系限制了学术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民族和种族问题是由阶级问题派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种族主义与中国无关；中国一向支持世界上反种族主义的斗争，等等。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在中国似乎成了例外。此外，人们意识到的种族主义一般都是针对“他者”的，但中国目前的种族主义言说主要用于强化“自我”的身份认同，因此往往被忽视，至多被当作“大汉族主义”。 概括来说，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概念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产生，但进入大众话语，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80年代早期，借助大众传媒和娱乐的兴起。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一种全能型的意识形态，它把中国人分解为各种“分子”，个人的身份建立在阶级论和与政权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在文革浩劫后，“革命”话语被“强国”话语取代，民族主义重新成为“中国人”认同的基础。由于缺乏对种族主义的敏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种族主义的观念乘虚而入，不但混杂在民族主义中，甚至被认为是“爱国主义”。通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个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话语。它用“两黑一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和“炎黄子孙”来定义“中国人”，不但使用的是生物学的标准，而且相信这个种族来自一个单一的祖先，其血统的纯洁性亘古未变；它把产生这个“种族”的自然环境神秘化，在黄河和黄土地与“黄皮肤”之间建立了联系；它讴歌“血”和“中国心”这些既原始又有生物性的观念在维系“中国人”身份中的作用；它把原来只是神话和民俗学意义上虚构的“龙”作为种族的图腾和受到神佑的象征，甚至自命为“龙的传人”；它把几十万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活动过的猿人作为今天中华民族的“祖先”，企图证明“我们”早在人类演化史上就与众不同，有着独特的祖先，用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最后，它从种族的角度来解释中华文明为什么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系统地延续了下来的文明，以及今天为什么能够复兴和崛起。这些种族主义的言说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本，而基本上是分散地表现出来的，尤其通过通俗文化、媒体文字和网络讨论，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学校教育中。它们合在一起对大众意识有着强烈的影响，并一直被误认为是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       “黄种人”和“黄”——种族主义最直白的宣言           今天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中的种族主义因素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流行文化中。当今最走红的歌星谢霆锋的《黄种人》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身坦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从来没有医不好的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载著顽强背上东方/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直能用异光看我的黄色的脸 /鲜红色的血留在深山里的人哀伤/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越动荡越勇敢流下属于我的黄/一身坦荡荡黄天在上看我如何做好汉。”   这种公开诉诸种族主义的歌曲不但有人大声唱，而且受到热捧。谢霆锋的一个DVD专辑介绍《黄种人》是“宣扬新一代民族精神的励志歌”。一个自称“华夏的盾牌”的网民为<<黄种人>>作了修改，因为<<黄种人>>是数年前为庆祝中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而创作的，时过境迁，要“由申奥的内容变为炎黄子孙版”从而要永远唱下去：   “源自女娲造人的黄/还是在从前的华夏/所有历史退色后的黄/其实夕阳仍在我身上/传承三皇五帝的血/还是我们黄金的人类/所有迷失在天下的黄/就让我来给他名状/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无尽世界让我开拓/一身坦荡荡到四方/三百年终于等到我出场！/从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载著顽强飞上东方/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无数敌人要让我杀/一身坦荡荡闯四方/世界是属于我的舞台/一直能用异光看我的黄色的脸/鲜红色的血/留在十三亿里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不会死的人/ 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江海里的黄/载著不屈屹立东方/越动荡越勇敢，留下属于我的黄/一身坦荡荡皇天在上，看我如何做好汉！从来没有杀不死的人/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聚集在一起的黄/载著勇敢征服世界/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最疯狂/越动荡/越勇敢/大地印著我的黄/一身坦荡荡/后土在下/看我如何杀四方”       谢霆锋演唱的歌词中“五千年终于等到我出场”在这里被改为“三百年终于等到我出场”，想来是要说明中国只是在近三百年落后了，现在要索回这个领先地位。歌词说明作者具有相当的历史和文化思考，文字表现力很强。这两首歌的歌词中不但弥漫着种族主义的杀气，建立了以黄为美的种族主义美学观，而且表现了和种族主义有密切联系的男性沙文主义。   “龙的传人”：80年代种族主义话语的开端           谢霆锋的歌把自80年代以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政治文化现象推到了最引人注目的地步。这个政治文化现象就是在许多海外华人歌星作品中直接或间接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观念，它的开端是台湾歌星侯德健创作的<<龙的传人>>在大陆的流行。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以下简称“两黑一黄，龙的传人”)。这两句歌词1983年在大陆开始传唱时，引起的是一种震撼的效果：原来爱国歌曲可以赞美人的种族生理特征！今天流行文化中所有那些有关肤色、发色、眼睛的颜色（其实多数中国人眼睛的颜色不是黑色而是褐色）、血统、祖先，并把这些和土地河流等等联系起来的种族言说，都是步这首歌的后尘。这两句歌词的种族主义内容既强烈又简明，它不但假定“中国人”千百年来保持著纯种，赋予这个“中国人”一种神秘的高贵的优越性–龙的传人，而且在含义上把“中国人”的历史延续这个社会文化过程归因于种族特性，还表达了这种种族特征永不改变的信念。       <<龙的传人>的由来是1978年美国和台湾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刺激了台湾当时以炎黄正统自居、视大陆为外来政权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时是大学生的侯德健创作了这首歌曲。歌词是“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巨龙脚底”指的是台湾，因不是在大陆，不能自称巨龙。“百年前”的“巨变”实际上表达的是台湾被美国断交后的悲愤、孤独和励志。“姑息的剑”原来是“洋人的剑”，指的是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对台湾的“背叛”，因台湾官方顾虑过于“刺激友邦”，在审查中要求改成“姑息的剑”。“姑息”在当时台湾语境下可以理解为西方对中国大陆的“姑息”。“巨龙擦亮眼”可以理解为对谁都不能盲目相信，要自强自立。和后来那些东施效颦、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打造”出来的“爱国歌曲”相比，侯德健这首歌创作于台湾本土政治危机的关头,是自发和真诚的，歌词和音乐都有相当的感染力，被台湾地区官方利用来鼓励台湾的民心和士气。后来，<<龙的传人>>很快就在大陆传唱开来，正好赶上中国民族主义多年来第一次自发的表现。80年代初，中国在一些体育赛事中创造了成绩，尤其是中国女排（侯德健来到大陆后很快就和被树为爱国主义旗帜的国家女排建立了个人友谊，两者当时都是中华民族主义的象征）和亚运会金牌第一，为浩劫之余觉得自己处处落后的中国人提供了精神激励，北大学生当时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立刻也被文革之后急于填补意识形态空白的主流意识形态肯定。而<<龙的传人>>为这种民族主义增添了表面上是历史的实际上是种族的因素。     吊诡的是：在海外，这首歌的反共背景是无需掩饰的；但在当时信息闭锁的大陆，可能只有极少数负责港台事务的官员才知道那些令人费解的歌词背后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就和后来张明敏把海外流行的“中华民国”这首歌改了一个字变成“中华民族”当作“爱国歌曲”拿到大陆来唱一样)。歌曲中的种族因素迎合了寻找一个超越政见、历史纠葛和党派之争、能包容所有“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因此，一首有反共背景的歌却在大陆走红，人人都为自己是“两黑一黄”的“龙的传人”而自豪，为台湾青年人创作出如此心向大陆的歌而欣慰，很少有人问一声“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和“巨龙巨龙你擦亮眼”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侯德健本人很快发现，在台湾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教育下，像他这样的青年竟然从来就不知道还有并非“两黑一黄”的中国人，这是他1983年第一次去西北看到少数族群时受到的震撼。后来，他公开向所有不是“两黑一黄”的中国人致歉，宣布把“两黑一黄”改为“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侯德健虽然批判了台海两岸的“狭隘民族主义”，却没有看到这种民族主义的根源是种族观念。他只看到用“两黑一黄”来定义今天的“中国人”是不完整的，却没有认识到以生理外貌特征来定义族群是种族主义思维，更不用说，今天根本就难以找到五千年下来仍然是“纯种”的“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中表达的种族主义言说后来又被这首歌的原唱者李建复的侄子、台湾歌手王力宏发展了。王力宏出生于美国，在那里长大，后来回到台湾, 现在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在大陆演唱。他对<<龙的传人>>做了以下增添：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 /野火呀烧不尽在心间/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 /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别人土地上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别人土地上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是对原歌词中的种族主义因素的发展。“龙的传人”假定一个起源于远古的神秘神佑永恒不变的种族特性决定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但这一认同还和“土地”“江河”相联系。侯德健虽然在台湾，但台湾自视也被视为中国，所以他可以说“巨龙脚底下我成长”；但王力宏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离“龙”十万八千里，他怎么说自己是“中国人”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土地江河和离“龙”的远近在决定“中国人”的认同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的“血统”，这就是“龙的传人”的本意。只要你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你在任何地方出生、成长、受教育、成家立业、宣誓成为公民，你的文化和族群认同都是“中国”。种族主义的要害就是血统高于一切。     但是，王力宏不过是把“血”的概念引进<<龙的传人>>，至于“血”本身，早就不知被多少人高唱过了，还和“心”相联系。“流在心里的血，澎湃著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张明敏1984年的<<我的中国心>>早就把这个基于种族的概念表达得清清楚楚，只不过他身在香港，像侯德健那样，是在“龙的脚底下”而不能算“身在他乡”。而王力宏是在纽约，不但地地道道的“身在”，甚至也“生在”他乡。         从侯德健的创作到王力宏的修改，<<龙的传人>>清楚描绘了种族主义言说在大陆流行文化中发展的主线。这条主线也是其他海外歌星走红大陆的路线。张明敏唱红的很多“爱国歌曲”，有着强烈的种族色彩：“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我的中国心>>)；“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我们拥有一个名字–中国>>)，“中华血源根脉相连/同根同宗的姐妹兄弟/顶天立地的华夏同胞/炎黄祖先的子子孙孙/中华家园我们共同创造(<<根脉相连>>)；”长江浪黄河水啊，太阳照得万丈光，照得东方之珠闪闪亮。黄皮肤黑眼睛啊，凝聚万千古的力量，东方之珠依然放光芒。”(<<东方之珠依然闪亮>>)。     在其他海外歌星的演唱中，只要歌曲内容涉及国家民族，汉种族特征就是唯一最“动人”(即最煽情)最有力的言辞，通常都置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背景之下，衬托出中华民族外加的苦难和固有的美德，倾诉累积的民族怨愤，障显种族的抱负和期待。例如“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刘德华<<中国人>>)；SHE唱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2010年央视春晚演唱的《龙文》则把种族特征和道德品质相联系：“黑发黑眼真善良/先人是炎黄/子孙血一样。”     海外歌星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如此具有种族色彩，是因为他们的国籍或者成长背景都和中国大陆无关，他们是成人后再回到“祖国”的，因此，在种族–即血缘和外貌特征–意义上的“中国人”身份和更抽象的“中国心”和“血”等等，就成了这些海外明星能够把自己和大陆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的最强固的纽带，在表演时极度放大，成为传统和特色。用这样的“爱国主义”来进入和立足中国大陆的文化市场，可以说是“爱国主义的朝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海外歌星看起来比大陆歌星远为“爱国” 的根源，它反映了大众文化时代意识形态和文化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些海外歌星的“爱国”情感是否真诚，外人难以也没有必要去评判；但他们借助强烈的种族主义语言在大陆文化市场上的亮相无疑为种族主义言说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提供了捷径。     《河殇》和种族主义言说的发展       1994年英国<<中国季刊>>有一组围绕1988–1989年南京学生反黑人示威谈中国种族主义的文章，荷兰学者冯客写了一篇 “种族身份在中国:背景和意义”。文章提到<<河殇>>，认为作为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大众文化产品，这部电视系列片反映了中国人潜意识中的种族主义观念。冯客引用了<<河殇>>一段话：“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冯客说，要是这段话出现在西方国家，一定会遭到批判。因为用肤色定义族群，认为自己在人类演化史上有独特的祖先，这些都是种族主义的观念。 <<河殇>>中其实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达。例如“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这些说法，放在中文语境下很平常，因为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但一翻译成非中文，人们就会追问：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一个民族的种族生理特征并把它和自然环境相联系呢？ 所谓种族主义，是说一个种族或者族群在社会和文化(不是体质体能)上有特殊的品质(或者缺陷)，这种特殊的品质既来源于特定的(往往是未经混杂的)生理构造和遗传，也在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孕育、发展和维系，因此是别人无法借鉴和模仿的。相信自己的制度文化比别人优越不一定是种族主义，因为制度文化是后天的，是可以输出可以借鉴的。种族主义不但相信所谓人种的决定性作用，也相信环境的决定性作用。对“黄河”和“黄土地”的这种讴歌，很难不让西方人想起德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德意志土地”的赞美。而人种和环境之关系在种族主义言说中往往又是被神秘化的，试图让人们相信这个种族或族群之所以优秀(或低劣)，是冥冥之中被决定的，地域的选择就是一种神秘力量的恩赐(或诅咒)。中国的爱国主义言论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说法是：中国文明之所以数千年不坠，就是因为我们有源于同一祖先的炎黄子孙的凝聚力，有奔腾的黄河和深厚的黄土地，有龙的庇佑。这样，对历史和文化问题的理性讨论就被偷换成对种族生命力的非理性信念了。     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其实早就超越了所谓“炎黄子孙”、“黄河”和“黄土地”这些一元论的神话，指出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种族、族群、地域和文化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通俗文化和媒体宣传（甚至一定程度在学校历史教育中）中一元论更有市场，因为它符合“大一统”的传统观念，更有利于“激发爱国热情”，因此对普通人的思想观念有更大的影响。     <<河殇>>是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文化热和学术论政的高峰，不但在当时，后来也引起过激烈争论。<<河殇>>批评中国文化传统，主张通过改造制度和文化心理完成融入文明世界和实现现代化的百年任务，创作动机毫无疑问是爱国的，但也是种族主义言说第一次以“爱国主义”历史阐释的形式通过大众传媒现身。在《河殇》对传统文化和制度的尖锐批判的背后，潜伏着对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性的信念。这个悖谬是晚清以来就存在的文化现象。晚清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批判专制制度和皇权文化的同时，在传统的华夷之辨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发展起了一套种族等级观和种族优越论（依次为白黄棕红黑，但只有白种和黄种人才是创造文明的优秀种族），表现为或化装成一种民族主义的信念，一种对“中华文明”的信念，一直在深层次影响着中国思想界和一般民众对“现代化”，“赶超”和今天的“崛起”的理解。             <div>种族主义与“民族特色”　 </div> 从1983年<<龙的传人>>在大陆唱响“两黑一黄”，张明敏次年献上<<我的中国心>>到前两年奥运热中唱遍中国的<<黄种人>>，种族主义的言说在海外娱乐明星的歌喉里由低沉婉约到高昂豪放，由半遮半掩到肆无忌惮，由温文尔雅到杀气腾腾，由涓涓细水到“黄”流滚滚。这种种族主义的言论在网络上得到更系统和彻底的表达，特别集中在“汉网”和其他一些网站。和对《黄种人》歌词做修改的人一样，在这些网站上发言的人显示出相当的历史知识和文化修养，对种族问题和中国文明之间的联系有深入的思考，并从种族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做整体的阐述，而不是零碎的意见。例如有一首“炎黄朝代歌”，用凝练的语言把中国历史概括为汉人统治的历史，最后到汉人的辛亥革命“汉人重执政，灭日射天狼。今看天下汉，挥毫谱华章。”。他们主张中国文明就是汉文明，汉文明的核心就是汉血统。他们相信“汉人血统的纯洁性不容质疑”，“汉人直到现在还是纯种汉人！汉族就是全球最大纯种群体！汉族是世界上最纯种的民族！汉族的血统可以说也是世界上最纯正的！所以汉族才能创造出伟大的华夏中国文明和伟大中华文化！”。他们反对民族融合论，拒绝承认中华民族在族群和血缘上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甚至把中华文明是多族群共同创造的这个结论视为“汉奸言论”，把今日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移民和通婚现象的迅速增加看成“中华民族”的大患，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种结构一旦破坏就是不可逆的，现在的美国就永远无法变成一个只有白人的国家！现在正是防止中华民族混血化的关键时期。” 在他们看来，捍卫汉族血统的纯洁就是“捍卫中国文明！以保卫中国将来的生存和发展！” 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可以用被很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亡国灭种”这四个字来表达。而倒过来，今天则应该是“国强种盛”了，这就是谢霆锋所唱的“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的背景。世界历史上有许多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的例子，但是，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种族主义。美国社会学家George L. Mosse认为，种族主义不能单独存在，必须借助于民族主义，但是，种族主义是一种“全能性”意识形态，囊括的是人的“身体、灵魂和生活方式” ，一旦时机成熟可能劫持民族主义。他指出，把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常常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民族长期一贯地强调自己的‘民族特色’，那么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就走得很近了。”反过来，“如果种族主义建构出一个‘理想种类’，民族主义迟早会寻找一种相应的‘民族特色’”。这些看法，对理解“两黑一黄”和“中国特色”之间的潜在联系有相当意义。另一个对认识今日中国种族主义言说有启发性的观点是对“文化种族主义”的研究。今日世界上公然用生物学语言和外貌特征来论证族群优越或低劣的观点已经不常见。但值得注意的是把某一个族群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上的一些特殊表现归因于其“文化”，在实际表达中达到了将文化“本质主义化”的程度：即认为任何社会条件的变化都无法改变这些“文化特征”。“文化”成了一种绝对和超越性的存在，在历史阐释和社会理论中取代了“种族”，其实际效果和从生物和遗传学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的种族主义已没有差别。其实，当年纳粹的种族主义宣传中，已经大量参杂着文化种族主义的成分，把德国文化的独特性神秘化和绝对化，以此证明德国民族的优越性和使命感。西方社会对一些少数族群至今犹存的歧见和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独特性”的骄傲就是这种文化种族主义的正反两面的表现。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种族主义言说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但又跨越不同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通过流行文化和网络交流在民间政治表达中赢得了相当空间，成为当今所谓“中国人”之认同和下意识的一部分。在一个多族群国家中，“两黑一黄”、“炎黄子孙”、“黄河长江”这些言说公然把相当数量的族群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充满了大汉种族主义的霸主气息，然而很少有人挑战这种毫无伪装的种族主义言论，或者意识到这是种族主义。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种族主义，他们以为这是爱国主义。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问题：当毫无遮掩的种族主义被当作爱国主义的时候，也就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消亡之日。纳粹当年没有说自己是种族主义，它说的是日尔曼爱国主义和雅利安民族主义，是净化和捍卫种族。日本当年也没有说自己是种族主义，相反，它说自己是带领“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意大利人当年也没有说自己是种族主义，他们说自己是古罗马的直系后裔、一脉相传，等了1500年，现在要恢复自己昔日的光荣。这些言说在当时的这些国家都是“爱国”的，表达了对祖先、土地、山川和河流的热爱，表达了对自己的血、对自己“生为”日尔曼人、意大利人和大和人的骄傲，更表达了一种信念：这一切使得他们和别的民族不一样，并将永远不一样。 和族群不同，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意义上，种族是一个构造出来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对应的存在。当代科学也已经证明种族甚至并没有DNA的证据。日常生活中一个族群的所谓“种族特征”只是它的外貌，和这个族群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兴衰强弱没有必然联系。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和多族群的国家，能声称自己的国民是“同宗同祖”，“血管里流的是一样的血”，有一样的肤色、眼色和发色。即使是在被认为是“犹太人”的国家的以色列，也有大量阿拉伯族群的公民。在人类起源的历史上，所有人类共享起源于非洲的直立猿人和智人的祖先。族群所处的地理环境当然会给它的发展带来利弊，但却和神意或自然的庇佑或诅咒无关，没有任何神秘可言。个人的国家和文化认同不是由“血”和“祖先”决定的，而是后天形成并可以随着个人境遇和观念的改变而改变的。     所有这些,是人类在经历了形形色色种族主义的灾难之后得出的教训，体现了文明社会种族平等和族群平等的普世原理。中国汉种族主义所讴歌和崇拜的“两黑一黄”、血统、祖先、“神龙”以及被置于这个言说背景下的黄土地和黄河长江等等，用非理性的、原始的、生物性的元素来定义“中华民族”，建立族群和国家认同，突出自己的独特性，优越性甚至在当代世界上的使命感，不但是种族主义，而且是一种粗俗和低级的种族主义。 中国官方正式的的政治语言从来没有吸收“两黑一黄”这类言辞来定义“中华民族”，而是常常说“不以肤色论华夏”。事实上，早在“两黑一黄”这类言辞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质疑。1984年六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政协委员米暂沉就写了“提请注意‘炎黄子孙’一词的用法转中央宣传机关参考案”的提案，认为“炎黄子孙”“是指今天的汉族而言”，不能包括少数民族，不利于民族团结。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答复说，今后在正式文件和讲话中应该用“中华民族”。１９９０年３月，江泽民说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反应，“可以研究在国内用‘中华民族’，‘中华儿女’的词，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感召力”。所以，官方对“炎黄子孙”这个用法对少数族群的排斥是很清楚的，认为在国内官方场合不宜使用，但没有限制这个用法在非官方的公共场合的使用。从那时到现在，不但用“炎黄子孙”指代中华民族司空见惯，连“两黑一黄”甚至“黄种人”这样公然的种族主义言辞都广泛流行了。这种发展是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                                           （作者为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