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共识和甘阳的仙气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以前读甘阳《将错就错》，觉得他几句话就能把某门某派某大师的要领或不足点出来，行文机智又深入。这两天又读了甘阳在《读书》上的《三十年与六十年》，发现甘阳先生还有点仙气，看看云彩就能说些紫气东来之类的妙语来。 　　直说罢，我觉得《三十年与六十年》（即《毛泽东时代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坏文章，讨论这个题目需要的知识超越了甘阳先生的知识范围。 　　要理解甘氏立论背景，要从几年前马宾在网络上发表的几篇札记说起。马明确提出，毛、邓二人实有原则性分歧，认为邓为修正主义，未来中国的走向应弃邓归毛。既然邓在党内的理论地位由十五大政治报告树立，马宾所论就可以看作对十五大报告的异议。从后来几年的争论看，很多人接受了马的这个判断，他们热情怀念和赞扬毛，并以毛时代大批判的方式，滥用扭曲过的社会科学概念以树立标靶，又不断将公共政策问题转化为卖国、资本家走狗、裸奔、无耻、失语之类让人义愤填膺的词汇，任何公共政策讨论都可以轻易转化为批倒批臭的人身攻击。在网络推波助澜之下，知识界的丑恶现象（如夏商周断代工程、抄袭作弊）也不断揭发出来，这些事件没能及时处理，加上内部的种种分歧，造成其公众形象每况愈下，现在的标准形象俨然是学问平常、权贵们的狗头军师或是蝇营狗苟、惟利是图的无耻之徒弟。哈！又发现一位狗头军师，开火吧！ 　　既然马宾为始作俑者，甘氏即借前三十年和后来的将近三十年立论，认为前三十年与后来的改革开放实有很大的连续性，毛氏路线其实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要概括建国以来的历史，可以用儒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把握其精神。 　　我认为甘氏所论非当。在判别前三十年与后来改革开放的连续性上，马宾对，甘阳错；在未来走向上，我不认为毛能提供多少积极的因子，而邓氏的改革开放作为未完成的事业，需要继续下去。 　　甘阳认为毛时代的核心精神是“平等正义”，毛所做的是创造性破坏，故能为乡镇企业崛起打下基础。 　　我认为毛氏自己的定位是马恩列斯毛这样一个位置，即对斯大林的继承为主，批判为辅。事实上因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才有引蛇出洞，反右扩大化，才有与莫斯科的十年论战。正如郑异凡《不惑集。自序》中指出： 　　“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他们已经开始揭露过去的某些问题，但还没有真正触动斯大林模式。然而即使赫鲁晓夫所揭露的东西，中国人也并不以为然，认为这一切只不过是赫鲁晓夫在‘大反斯大林’而已。按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逻辑，我们仍在‘坚持和发展’斯大林的事业。苏联30年代有大跃进，我们有自己的‘大跃进’（连名称也是一样的）；斯大林有‘全盘集体化’，我们有‘人民公社化’。事情竟然如此相像，苏联紧接着集体化发生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而我们在公社化之后也出现了三年的‘灾荒’。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我们清醒过来，于是像他们30-40年代的大镇压（我们把它叫做‘肃反’或‘肃反扩大化’）那样，我们搞了一场后果决不在其下的‘文化大革命’。苏联人的错误，即使他们自己已经看到，已经指出来，但我们还是不相信，还得按照人家过去所走的错误道路走下去。。。。。中国人开始读懂苏联历史可以说是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至少本人是如此。” 　　所以，要说毛氏，首先需要指出毛体制是斯大林体制的一种变体。 　　这种变体是否可以“平等正义”来概括呢？平等可以从方方面面来说，我想首要的平等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义一词最基础的方面也与法治紧密联系。 　　但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践踏宪法权利开始，无数运动都以法制的破坏为代价，毛本人“走上神坛”（李银桥语），接受亿万人众的“万岁”膜拜；而个人被编织到集体或国家单位中，离开了单位就无法生存，不能不接受单位的号令，不能不在单位领导和群众的运动中载沉载浮。更退而言之，仅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在两千万人以上，奈何以“平等正义”言之；如果这是“平等正义”，不要也罢！ 　　甘阳以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比附毛氏破坏多，建设少这一事实。我认为是对概念的滥用。熊氏指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首要功能在于企业家不得不通过创新来生存和获得利润，这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活力所在，从而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理论区分开来。这种对传统的破坏是以发现新的要素、新的工艺流程、新的营销渠道、新的产品和新的管理方式为前提的。而在毛氏的破坏中，看不出多少能够被继承的创造。 　　然后，甘阳用“创造性破坏”一词来解释改革开放的成功，至少前期的成功。这是把前期的错乱当成了后来成绩的基础了。正如战争之后的和平可以带来繁荣，所以赞扬战争，说战争与和平是连续的，或者如我踢倒了油瓶，然后说扶起油瓶的人的成绩建立在我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俩人是个“连续统”。 　　改革开放之所以获得支持，最初是从联产承包制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获得动力的。而联产承包制在毛时代曾屡起屡扑，这被看作严重的资本主义道路，无论如何要把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而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是以承认“反右”、 “文革”之类运动的错误为前提的，因此组织部门前才能排队送锦旗，不少知识分子晚年入党。如果把这些成绩，都看作是以毛为基础，不如说以纠正毛的各种错误为基础。将其视为连续统的说法，让人感觉在叫卖遮羞布。而正视历史错误，正是我们民族进一步前进的动力之一，而把错误继续当成需要继承的传统，我认为大错特错。 　　所以说，我赞成马宾说的毛邓有原则分歧，而不赞成甘阳说的毛邓”连续统”；虽然我认为马宾说的回到毛的路线是开历史倒车。 　　我刚刚想了一下，要是领袖果然不朽，现在是什么样。我想，我的个子会更矮，因为小时候的营养更不好；我跳舞说不定还不错，因为忠字舞这样的集体活动也锻炼人；我的毛宝书、马、恩、列、斯功夫必然更纯熟，资产阶级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培根、凯恩斯等等我要么不知道，要么不懂装懂地见一次骂一次；我对毛当然顶礼膜拜，有疑问也只好憋在肚子里，一不小心说出来，说不定会象以前的国家主席那样死无葬身之地，反正被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那是一定的；当然，我的出身好，三代贫农，那就能指着以前的名流学者鼻子骂，心情不好还能动拳动脚，他的身体是不是经受得住折腾只好看他的造化了；我能不能读《金瓶梅》呢？这是个问题。要看我这辈子是不是能进政府并做到局级以上了，如果能的话，抵御封建主义的腐蚀能力自然就强，有机会找到这书读上一读；如果没进政府或进了政府还不到这个级别，那多半没机会批判阅读了！平等吗？公平吗？正义吗？我不这样想！ 　　甘阳一方面承认中国改革成就非凡，一方面说，“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我不认为毛真的“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毋宁说与斯大林体制唇齿相依，仅仅是斯大林体制的变体而已。因为甘谈的那种分权，根本不能自我维持，不能作为独立的体制类型，只可视为斯大林体制的变体。不是独立的体制类型。 　　甘指出来，毛大跃进时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这种做法其实也正是大跃进的体制基础。 　　在毛的地方性分权改革中，计划权力只是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手里，而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些方面无论如何是需要跨地区和跨部门的协调的，同时，我们的企业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独立自主的地位，其人、财、物、产、供、销依然控制在地方政府官员手中。下行的除了计划权和企业管辖权，还有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投资和信贷管理权、财政权、税收权、劳动管理权，有了这些权利一股脑的下放，才可能有大跃进、放卫星。当时县政府甚至都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而货币正是资源的调令，每个公社、县、地区和省为超额完成指标，就争夺资源，扩大货币发行，有了更多的生产物资和更多的人力投入，才能得到更高的产出，于是资源被滥用，环境被破坏，物价则腾涨，而得到的只是邀功请赏的数字、无法利用的破钢烂铁。科尔奈曾将协调机制区分为三种，层级协调、市场协调和社会协调（如市民社会），毛的分权方案下人仍束缚于单位之中，市场协调被排斥，层级协调也因权力下放而丧失，于是整个经济一团混乱。这也是为什么有了大跃进，紧跟着就要有1961年以后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请刘少奇、陈云他们来调整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有了1970年“下放就是革命、愈下放愈革命”，就要有周恩来、邓小平出山整顿的道理。就在这种抽风一样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折磨中，我们的经济波动超过任何一个东欧国家！ 　　所以，毛氏固然试图通过行政性分权摆脱全盘苏化的缺点，但究其实际又离不开苏联模式。既然毛的下放方法根本是无法持续的，不得不和回到苏式计划体制的调整、整顿方案交错运用，毛体制也就不能只以毛的下放来概括，只能说这是苏联模式的一种变体。甘阳看不到这一点，或仅仅为了得到他想要的“决定性地摧毁计划体制”这样一个结论，忽视了毛氏下放法无法自我持续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毛体制的概括远不如李先念1978年9月总结国民经济前几十年时说的“放了收，收了放”精辟。 　　我们的经济就在这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毛氏分权与苏氏计划之中痉挛、摇摆。几番折腾之后，正如官方文献所指出的，到文革后期，我国国民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所幸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甘阳对乡镇企业和费孝通这样的题目似乎一往情深，言论了至少十几年。现在他痴心不改，所以在《三十年与六十年》中又特辟一节，专讲“乡镇企业：从费孝通到毛泽东”的故事。 　　为什么要从费孝通说起呢？甘阳说，“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 　　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容易让人误会费真是第一个。其实不是，第一个是一位叫郑林庄的经济学家；如果不考虑别的方面，这个小标题倒该改为“乡镇企业：从郑林庄到毛泽东”。 　　自康有为在《奖励创新工艺折》提出“工化”概念后，讨论中国工业化的文献稳步增加。到二十年代，章士钊从调和论立场独创“农化”论，说“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行严，1923，《业治与农》），认为我们本是农国，不必踵武西洋，搞什么工业化，那样会有种种社会弊病，还是以农立国罢！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鼎力支持，由此引来围绕农村立国还是工业化的论战。当时，论战中大部分人还是赞成工业化的，其中包括杨明斋、恽代英、孙倬章、杨杏佛、陈独秀、李大钊、刘秉麟。 　　思想界于章士钊所论虽多有异议，但他的农村立国论却成为激励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资源之一，如与章士钊调和论呼应的梁漱溟就放弃教职去邹平从事乡村建设了。随着“到农村去！”的乡村改良运动在各地渐次展开，三十年代争论再起。梁漱溟认为“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说我们“无路可走”，只能“以乡建工作为民族自救的唯一出路”；另外一派如吴景超则以为必须“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应当赶紧工业化，早日脱离“农业的畸形发展”。郑林庄赞成吴尽快工业化的意见，但“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我们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渐地步入，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个进步的工业社会里去。”都市大规模工业是要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得到长足发展的：（1）一个能够自主的国民经济；（2）一片可做工业化必然产生的过剩生产的销售之尾闾的土地；（3）一群真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这些条件难以一时具备，所以“应该在农业上想工业化的办法，应该在农村里建设工业的基础。换句话说，因为受了客观的限制，我们已不能在农业之外另建立大规模的都市工业，但我们却可以在农村里面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他把这条路看作是“我们可走的第三条路”。（郑林庄，1935，《我们可走第三条路》）。当时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声势浩大，而这场工业化论战又主要在《独立评论》这样有影响的杂志上展开，所以郑氏当年所论曾有许多反响，《江村经济》中的乡村工业主张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种反响之一。 　　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很重要。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是一位乡村改良者。她留学日本，1923年回国后在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蚕业推广部工作，次年与同事到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建立了第一个蚕业指导所，创建了吴江县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经过10年经营，她和她的老师的工作已经在三十年代有一定影响，是全国数百个有名的乡村建设实验之一。既然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郑林庄在费孝通从学的燕京大学教书，费达生又是采用技术下乡的方式参与农村改良，费孝通根据开弦弓村调查写作《江村经济》时，自然很容易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发展乡村工业的积极态度。但在时间上，《江村经济》完成于1938年，而郑氏《我们可走第三条道路》则完成于1935年1月，且该文已经在全社会引起广大反响。 　　郑氏一直活到了八十年代，晚年还就农业、农村问题有所著述，但总的来说，其影响已经远不如当年之大，而主要局限在农业经济学家的小圈子里了，其早年的声望人们大都不知道了。不过到1990年，他的那篇文章就已经与章士钊、吴景超等人的文章一起，被罗荣渠收录到《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四编“中国发展的道路：以农立国还是以农立国”，随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家开始关注中国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工业化论战，到现在，这个话题已经成为老套陈旧的常识了。 　　甘阳先生显然不了解这些，于是把费孝通树立为“最早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的人；而且，这个错误似乎持续了十几年，这让我有点怀疑，怀疑他并不熟悉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乡村工业论的大背景。 　　当然，费孝通晚年“行行重行行”，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忠实记录者之一。如果要谈八十年代和乡镇企业，提到费先生也并无不妥。但是，必须指出来，即使在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如杜润生、陈锡文等一批经济学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费孝通所无法比拟的，既然要提费孝通，就不应遗漏这些经济学家的名字。 　　在乡镇企业发展上，邓小平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归结为“农村改革”的“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意外收获”：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8～239页) 　　甘阳则不同，他并不把乡镇企业与联产承包制直接联系起来，而是和毛泽东联系起来，说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在这里我有三件事想说： 　　第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还被看作是令人惊异的事，可见毛“力图”十几年的“力图”把中国工业化过程引入乡村未能见效，而为什么这种“力图”在“大跃进”到1978年间不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我在前面指出了，领袖根本不会放弃人民公社这面红旗，跟不允许农村采用承包制。 　　第二，费孝通行行重行行，概括出了不同的乡镇企业类型，其中包括珠江三角洲模式、温州模式，除了苏南模式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直接关系，很多重要模式跟毛泽东时代根本搭不上界，比如珠江三角洲模式以利用港澳台投资直接相关，而温州模式主体是戴红帽子的民营资本。 　　第三，即使是苏南模式在九十年代也出现了增长率下降，吸收富余劳动力能力大幅下降的问题，因而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纷纷转制为公司，明晰产权关系，从而终结了费孝通意义上的苏南模式。其中的种种，有个叫新望的江苏人专门写了一本《苏南模式的终结》（三联书店），还写了一本经验调查叫《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苏南永联村记事， 1970-2002》，讲述在意识形态压力下苏南乡镇干部怎样借助集体形式创办乡镇企业，以及这些由乡镇干部控制的企业碰到哪些问题，为什么要产权明晰化，把苏南模式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我们或许就能够把苏南模式在整个改革开放史上扮演的角色、它的局限性和过渡性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前面几节集中力量批评甘阳把毛氏说成“平等正义”追求的化身，批评他把毛氏看作走出斯大林体制的先锋，批评他夸张苏南模式型的乡镇企业根本是毛氏遗物，并为邓氏改革开放成功奠定根本基础，我觉得这是玩弄事实，把脓疮说成艳若桃花，所以坚决反对把这个毛氏“平等正义”纳入“统”，反对将从大跃进到文革类型的“平等正义”看作要世世代代传下去的“统”。 　　除了为改革开放加上毛氏之统，甘阳还为社会主义加了个修饰和限定词“儒家”，我认为同样是极富仙气的好事之举。 　　刚看到 “儒家社会主义”时，我愣了一下，以为他是从晚清到民国前期的文献里得到了灵感。那时的新学家确实喜欢把先秦诸子跟劳农主义、社会主义之类的流派相提并论，表示他们中西兼通，洋人的玩意也是懂的。对这些做法，我倒觉得泱泱大国肯屈尊学习洋人的小玩意也算进步，所以很愿意同情理解；但对甘阳在百十年后这么发明创造，觉得匪夷所思，毫无同情心。 　　后来，HYCIRIN认为他把这俩词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凑到一块或许是为了国际宣传的需要，这才让我想起杜维明这班人马，甘阳肯定是从“儒家资本主义”得到灵感，然后才发明创造出“儒家社会主义”这个词来，也算是他说的不必依靠外国人，中国人自行创造的一个具体实践吧！ 　　儒家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呢？过去凯恩斯认为2%的增长已经是了不起的大数字了，后来日本连续多年持续增长率在6%以上，而后四小龙又创造了更高的发展速度记录，所以被经济学家称为“日本奇迹”、“东亚奇迹”。围绕这个奇迹，一些人回想起马克思？韦伯来，认为一定是儒家的缘故，因为这几个国家都学过中国，曾经信奉过儒家文化，所以有了儒家资本主义这个词，表示韦伯也是错的。能为韦伯是错的找到大经验证据，在西方学术传统里是能够引起轰动的，于是在八十年代有了大批这类题材的文献。其中不乏学界名人，如管理学家波特，经济学家森岛通夫，思想史专家余英时，哲学家杜维明，等等等等。而世界银行更是开会出专题报告，专论“东亚奇迹”。大背景，就是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咄咄逼人，甚至有“日本名列第一”之概，四小龙飞龙在天更壮声势。洋人愿意了解儒家，学习东亚文化，东亚人自然认作好事，自是顺水推舟，假戏真做起来。最为认真的领导人，是新加坡的李光耀。   后来呢？后来好景不长。才子克鲁格曼在刘遵义的生产率计量研究基础上，在《外交》（FORGREIN AFFAIRS）杂志发表《东亚奇迹的神话》，认为东亚经济靠的是“流汗”而不是“用脑”，是要素投入支持的增长而不是生产率改进基础上的增长，终究会受到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制约，因而不可持续。当时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国内吴敬琏先生马上反应，在《改革》杂志组织东亚奇迹讨论，吴氏认为克氏之论要害，并倡导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克氏话音刚落，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而此前日本地产金融泡沫已然破裂，于是舆论风向变化，东亚奇迹的渊源不再是热点话题，热闹的改成东亚为什么出问题，研讨结果是儒家资本主义原来是“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以前倡导儒家资本主义的森岛通夫在当年“日本为什么成功？”基础上，写了“日本为什么失败？”，波特与日本人合作，写《日本的竞争力》讨论日本创新不足的问题，修正当年的结论，世界银行再次组织讨论会，除了检讨东亚危机原因，还对当年的东亚奇迹讨论有所忏悔，出版了《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高治理透明度，成为对东亚经济的普遍呼声。李光耀这位儒家资本主义传教士也终于改变看法，认为儒家思想阻碍创新，在网络经济时代的创新速度加快条件下更是突出。吴敬琏先生再次表现其学术敏感，针对垄断迟迟不能打破、改制过程中的不公正等问题忧心忡忡地与汪丁丁对话中国改革前途，认为中国可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当然，也还有当年的传教士依然在传教，尤其是当年儒家资本主义倡导者的海外华人，这类话题让他们在洋人社会里感到尊严吧！ 　　如今甘阳从这个过了气的儒家资本主义主义概念得了灵感，然后发明了儒家社会主义这个词。儒家讲究别亲疏、贵贱、尊卑、上下，我不知道对于一个为贪污腐败困扰、为法治社会挣扎的国家把这个儒家立为大统之一是好是坏，不知道有多少工程因为人情和面子下笔，不知道党内民主能不能因为儒家更快推进，我真的不知道啊！！ 　　再看学理，社会主义在公平正义的承诺和诉求上一般来说比资本主义要高一些，其中对自由、正义、公平、民主、平等、权利等概念并不否认，这些观念又是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而儒家之中要么少而又少，顶多只是民为邦本之类的诉求，其于现代社会而言，深度不能并论，且诸多方面直接冲突。我们国家因斯大林体制和毛体制的影响，民间常把这个词当成调侃和贬义使用，这个概念其实是冷战和毛时代的孑遗，我们只要把斯大林意义上的含义剃掉就是好词。而且，我们的社会主义概念中本来包括了文化纲领一项，其中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在于批判继承，此批判继承四字蕴涵了启蒙运动的核心精神，我认为健康有力，对于鼓舞一个民族的分析辨别、独立思考、发扬创造极有裨益。何必再专挑出儒家这个筐里装了好多好坏难说的词限定修饰社会主义呢？ 　　是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璀璨多姿。不必说长城故宫，也不必说秦砖汉瓦，即便是一个陶瓷碎片，一张DOU版册页，一首唐诗宋词，都足以激发我们对中国的热爱。但我们不必要把这些成就都归诸某家某派，《诗经》不能照儒家那样的读法来读，《史记》也算不上什么儒家，更严重的是，从维新变法到现在的传统中，不知道严复、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算是儒家，还是鲁迅、周作人、张爱玲、梁遇春算是儒家，不知道胡先SU、李四光、翁文灏算是儒家，还是陶孟和、陈翰笙、方显廷、马寅初是儒家，或者柳诒徵、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算儒家？这个近代化的传统我看比儒家的力量更大得多。甘阳为了把儒家拉到“三统”来，连冯友兰抽象继承都要批判，文革中评法批儒都视而不见，我不知道这三个统如何个“通”法！不通之至，莫为此甚！ 　　马宾当年提出毛邓关系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确实重要。甘阳以三十年与六十年为题，我认为不失其一流作者的风范。但前面所论足证其论式的无理和不成功，现在我想提出自己的理解。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合法，在于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公众对新政府的希望以及共产党的承诺，由此方能如《共同纲领》序言所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以及《共同纲领》第一条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在“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五个方面。 　　从这五个方面观察，毛氏在维护独立方面与后三十年一脉相承，这是首要的三十年与六十年的连续性。但在承诺的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四个方面建树甚少，人民民主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实质上群众只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按照领袖旨意被运动而已，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并共同遵守的现代民主观念非常薄弱，而领袖本人违宪行事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和平方面，文革时期国内陷入了内乱状态，国际关系上则先投入苏联阵营，后试图树立在第三世界的革命领导地位，因而难以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同和支持；在富强方面，虽然有若干重要军事技术的进步，但富却万万说不上，只是普遍的贫困而已。 　　确实，毛氏通过一边倒政策不仅领导中国介入冷战，领导了全面学习苏联，在中国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来，而且在发现斯大林逝世前后发现了苏联体制的问题。他一方面通过反右这样的运动清除彻底批判斯大林体制的思想，一方面通过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实验改进计划经济体制，遗憾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为反右和文革，中国思想界自戊戌变法以来的启蒙成果毁灭大半，因为大跃进这样的实验和人民公社化，数千万人死亡，更多得多的人不得不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也被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稍微安定之后毛就又来一次新的运动予以打击和整肃。由于历次运动的灾难性后果，共产党政府在改革前夕的合法性其实已接近于临界值。 　　幸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政府的合法性因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领导改革开放得以重建，而且社会秩序也相对稳定，通过历任领导集体前后相继的努力。这个合法性已积累到相当高的程度。到目前为止，难以想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能够做得更好。如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五个目标来看，独立的地位更为稳固，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民主虽然进展缓慢，但自由表达的空间和有序参与的渠道已今非昔比；和平方面，除了少数局部事件，没有出现国内或国外大的动荡；在富强方面，已经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世界性成就，沿海地区的发展程度有赶上四小龙的趋势。 　　如果要粗略与前三十年比，那么我认为后三十年的核心意义正在于GROWING OUT OF MAO‘SYSTEM，或GROWING OUT OF PLANNING SYSTEM，而不是甘阳所谓的一脉相承。在走出这个毛体制和毛思维的同时，我们也确实得到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 　　我想，如果确实坚持党的执政合法性在于改革开放，而不是别的，那么，对反右、文革历史的检讨更有助于使这种合法性加强而不是减弱，会赢得更多的支持而不是反对；同时，对大学改革、民主政治经验的深入讨论更有助于社会的稳定而不是不稳定；对苏联解体的讨论可以使我们深化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对重大工程的批评和质疑有利于真正使重大公共工程决策程序更为民主和科学，更能避免使公共工程成为既得利益的战利品。 　　所以，依我看，甘阳的论式最大的错误在于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执政合法性不是主要来自改革开放，倒与大跃进、文革之类的事件关系密切。这不是真的。 　　《虚假的共识与甘阳的仙气》连着写了7回，还该写新民主主义、平等、共识，知识分子四回，再加个小尾巴才收兵回营，但懒人不能休息，一休息就不想干了，先简单说几句我理解的新民主主义吧。 　　我觉得甘阳谈三十年与六十年，却不提新民主主义，有点过意不去吧？胡绳说的对，新民主主义代表了毛最富成效的时期。 　　我想其产生背景，和共产国际七大以及斯大林清洗元老导致共产国际难以为继有关系（这和10年前苏联的党争对中国的影响大致相反），也跟抗战建国有关系，由此形成了这样一个系统的、可实施的政策纲领。这个纲领得到中间派的响应，并成为共和国成立的共识，因而五四之后到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也就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和国成立到过渡时期，有时也被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 　　这个纲领与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大区别，主要在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态度上，有点象马克思说德国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和列宁批评左翼幼稚病。但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只是时间上的，而社会主义终究还是要搞的。这个态度背后其实接受了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概念，其核心是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跟旧社会把四民分成士农工商一样。这个三六九等是这样排列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民所有制物资和商业企业（全民所有制其实是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其实是二国有）、个体副业，副业有时也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集体所有制有时也当成修正主义，有了这个基础然后才有有计划或没计划的计划经济。毛氏有时反计划，但却从来没反对过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概念，而且动不动就要找个糊涂办法实验实验，想跑步跑到清一色的公有制去。这是他那个所谓的改革永远也无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八十年代新所有制成分引进采用了实用主义论式，大致也才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那个不能要求太高，过渡太急之类的说法，但这个新说法的帽子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了十五大，又有神来之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时间，由此把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其实扭转了自学习苏俄以来社会主义概念的一个大错误，然后才能有物权法之类法律出台。 　　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是很长的时间，从孔夫子到现在也就几十代人的时间，这个时期内都要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了，私人产权和公有产权同等保护，这就跟发达国家或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样了。 　　正是看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有“接着讲”（冯友兰意义上的）的关系，如薛暮桥、于光远、胡绳这样的作者才这样重视新民主主义。 　　同时，新民主主义因为在解放前提出，并得到知识界相当的认同，某些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还可以为现在某些政策讨论提供理论资源。 　　另外，我认为毛氏新民主主义可以和陈独秀的晚年思考相提并论，前者主要是一个实践性的政策纲领，后者是一个思想性的纲领。新民主主义的英文对译就是NEW DEMOCRACY，主要说的是别人的民主不彻底不诚实，是骗老百姓的，我们这个才是真格的，但承诺与现实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差距，既然这样，就不能再滥用无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说法，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承认人家做得更好，需要学习。在这个意义上，在正统思想中引进陈独秀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新民主主义是个重要的词，说得这么马马虎虎，有点不好意思，对不起观众哈。向您三鞠躬了！ 　　甘阳说，“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从9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重新讨论，而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毛时代的平等传统更是日益强劲。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但今天却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把毛时代的平等与当代的平等诉求联系起来确实是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判断，但这个判断以错误的平等概念为前提。 　　康德说过，人自身就是目的，不能只看作他人手段，从而与个人的尊严、人格、包括自由在内的人的基本权利密切联系起来。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些方面加以区别对待，进一步地，这个基本权利的平等概念更向别的权利扩展，从而与机会、教育和政治平等包括进来。这是现代平等概念最主要的方面。茅于轼教授用数学上的等价关系来概括（这是一篇很精彩的论文，收在《天则论丛》中，说起来差不多也有10年了）这个平等概念，并将其主要对立面判别为特权。 　　当然，正如康德指出来的，人是目的，但需要经济独立。但有时并不总能做到这样，比如失去劳动能力的，或是竞争中的破产者，他们也应拥有生存的权利，进而享受上述平等。这就要引进别的规则来补救，比如罗尔斯或森提出的规则。由此分配正义进入平等概念的视野。 　　如前面指出的，把毛时代被概括为平等传统，基本是对平等概念的滥用，至少需要陈述是哪个方面的平等，与现代平等概念的涵义有哪些同和不同。甘阳之所以将其看作是平等传统，主要将平等归结为平均分配，这就把涵义丰富的现代平等概念错误归结为平均分配原则。 　　遗憾的是，严格的平均分配概念根本与现代社会要求的平等原则不能相容。主要理由有二：第一，仅仅是勉强添饱肚子（不考虑大跃进这样的情况）却不能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缺乏基本的人格尊严是否是值得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老舍等人选择了死亡而不是生活，他们就用自己的行动对这种粗鄙原始的平均主义原则提出了最严肃的抗议。第二，除了基本的权利，按照现代的平等原则还要有其他方面的不同对待。比如，劳动者因技能、劳动努力程度、劳动时间造成的收入差别只能看作是合理的，要求他们平等就很不合理；或者竞争中的失败者如果要求与成功者一样的收入，竞争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这两个方面恰好都是毛时代极大的问题。 　　八十年代初期对平均主义和“红眼病”、鞭打快牛的批评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主要基于后者，现在则走到了前者也日益重要的时代。将毛传统概括为平等传统，也就对这样两个基本考虑视而不见，结果只是在吉尼系数问题上喋喋不休，因为吉尼系数的理想分配模版正是绝对的严格平均分配。我想，吉尼系数是一个有用的平等指标，但仅仅根据这个指标而不考虑别的方面，这个指标背后的理想图景是非常残酷的，远非那些热情的人们所想的那样。 　　所以，我并不把平等收入分配看作是平等问题的首要方面。 　　即使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我也并不把共同富裕与少数人先富起来看作主要对立方面，我想少数人先富起来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这少数人怎样先富起来，他们是否是合法富裕起来的，还是非法富起来的，法律是否保护了真正的公平竞争，还是保护了市场中的在位者；第二，先富起来的人们的慈善活动是否需要开放，比如非盈利性组织的进一步开放；第三，政府是否承担了社会的基本保障和基本的发展权利，比如受教育的权利。 　　把矛头对准富人，必定让那些竞争中的合法胜出者伤心，同时忽视了政府应该更有效承担的义务。 　　上一回批评甘阳使用平等概念时轻重颠倒，以至于把毛时代绝对平均收入分配当作当代平等诉求的主要方面，接下来我们可以讨论平等与效率的权衡关系问题了。这个话题自然要从奥肯说起，这是甘阳所标举的新改革共识所依托的最重要的文献。 　　奥肯（1928-1980）是一位早逝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他195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耶鲁大学任教；1961年9月到1969年1月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其中1968-1969年任该委员会主席。离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后，他一直在布鲁金斯学会任高级研究员，同时还担任《布鲁金斯经济活动文集》编辑，使这份杂志很快成为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 　　奥肯在后世主要以 Okun’s Law闻名。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60年的数据，他发现失业率与总国民产出变化比率之间存在一种线性关系，失业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实际GNP将会提高三个百分点。当然，他还告诉大家，这个定律只限于失业率在3到7？5%的区间内。奥肯律主要根据对真实世界的经验观察，而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经济推理基础上，但正如托宾（JAMES TOBIN）所言，奥肯律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可靠的经验法则之一”，所以连续20年成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报告的主题。 　　奥肯知识广博，逻辑清晰，对实际事务有浓厚的兴趣，作品洋溢着通达健全的精神。这在《平等与效率》（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一书中再次充分反映出来。在这本小册子中，奥肯提出了有名的漏桶比喻，指出效率损失内在于税收形式的收入再分配过程，通过提高税率进行收入再分配必然会带来的效率损失。“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这个漏出去的部分主要来自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的行政成本，以及负的激励效应。穷人得到福利或别的转移支付，就有了更少的激励去工作，因为他们挣钱会减少他们的转移支付所得；富裕的人也会减少激励，因为高边际税率占了收入的很大份额（他写作的当时，边际税率高达70%，加上州和地方税，则高达85%，数字据ROBERT MUNDELL），同时也会增加富人在可减免税收项目上的支出。正如他说的， “如果税收对于储蓄和投资具有重大的和有支配的影响，那么在总量数字方面的证据将是引人注目的而且是明显的。1929年，尽管美国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但由于当时的税率很低，投资还是占了国民收人的16％；在此之后，联邦税的税率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到了1973年，尽管当时的经济处于复苏时期，但投资率仍没有超过14％。”(P.132) 　　在大政府和高边际税率达到了妨碍经济增长的程度时，奥肯指出税收形式转移收入带来的经济平等与经济效率不可得兼，要追求经济增长，就要放弃一些平等；要追求更多的经济平等，就要忍耐更低的经济增长率。奥肯身为经济学家，提示国人注意这里的权衡关系，可说尽了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的本分。 　　美国在五六十年代经历了其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黄金时代，七十年代却步履蹒跚，石油危机之后更陷入停滞通胀之中。里跟任总统时期推行两次税制改革，使边际税率最高等级将低到28%，终于重新启动美国经济增长，并为仅次于五六十年代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按照事后的智慧，奥肯律和平等与效率抉择论都开风气之先，为税制改革和重振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准备，因而奥肯以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家的身份，同时也被尊为供给学派先驱。 　　奥肯的《平等与效率》一书国内先后出版两个中译本，分别收入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 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前一种译本更是一版再版，销行广泛。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后，效率与平等（国内“平等”与“公平”两个词经常混用，这是由错误的翻译造成的，下回再论）对举、研究二者关系的中文文献急剧增加，近五、六年来，这个问题更是在公众层面引起普遍关注，并成为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当背景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时，我们怎样看待平等与效率问题呢？ 　　首先，奥肯所说的平等与效率存在权衡和抉择关系，主要限于通过税收形式对作为竞争结果的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从目前我国财政状况观察，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做法不能作为促进收入平等的主要手段。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是45%，远高于美国税制度改革之后的数字，继续通过提高边际税率来缩小贫富差距，必然使奥肯意义上的漏桶丢掉更多的效率和GNP，对于我们这样需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国家来说，调动各收入阶层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是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才是我们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从财政情况来看，我国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以远超过GDP的速度增长，高额财政赢余表明政府存有大量税入未用于基础教育、社会保障项目上，即使从收入再分配角度来看，进一步提高税率来取得转移支付资金的做法也并无必要。 <div> 　　其次，如上回所论，平等有多种意义，只是当收入不平等妨碍了基本权利的平等时才被引入，奥肯除了在《平等与效率》中陈述收入平等与经济效率目标之间的替代关系，还提出了机会均等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同向变化关系。他指出，“由机会不均等产生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的经济不平等更不可忍受”（四川人民版，101页）；“我坚信，机会均等与收入平等成正比关系”（第109页），“机会的均等与收入的平等一般是互补的、成正比的，并非对抗的。所以我们不必为此伤脑筋。”（第110页）衡诸当前的中国，大家围绕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与其说是对公平竞争结果的普遍不满，不如说是对基本权利的不平等、机会的不平等和竞争规则的不平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的强烈不满，通过合法创业（比如张朝阳）和创新得到的财富，大家并不感到异样，他们激烈反对的是如山西小煤窑那样的资本家与基层政府的勾结，愤怒的是地方政府不仅长期默许其存在，更为其施加有力的保护，这无论如何不能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承诺一致起来，也无论如何不能容忍通过广泛的高所得税率手段来应对这些问题，恰当的做法是扩大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提高司法和检查机构的独立性，限制政府机关的许可权利和许可权的透明、公平的竞价，尽快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绝非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来达到收入再分配的效果。      所以，在当代中国而言，不能从奥肯所论的税收形式收入再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权衡关系推论出进一步提高所得税累进税率的政策，倒是他论机会平等与经济效率之间的互补关系对我们更为贴切、更为重要。这一点早有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了。遗憾的是，我在这个地方虽卑之无甚高论，却再次与甘阳先生发生分歧。</div> 　　上一回指奥肯《平等与效率》所论机会平等与经济效率之间的互补关系，而不是结果平等与经济效率的替代关系更切合中国实际。由此而来的自然推论，是平等与效率可以得兼，不必取一舍一。改进规则的平等或机会平等可以促进经济效率，而改进经济效率也需要改进规则的平等或机会平等。 　　而甘阳所谓“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却是在平等与效率抉择论框架下立论的，结果效率也就不再“片面追求”了。此处有两点需澄清，一为社会公平恰好是规则意义上的平等，一为何曰效率不再“片面追求”。 　　公平英文对应词汇为FAIR、FAIRNESS，指规则下的无区别对待（查英语字典可知），平等的英文是EQUALITY，指一样，相等。二者含义有所不同，而前者侧重尤在于机会平等或基本权利的相等，所以法律中经常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公平一词，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说“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说是为“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而立法。 　　既然公平一词侧重在规则平等或机会平等，为什么中文中公平与效率又如甘阳那样经常对举呢？这缘于错误的翻译，《平等与效率》的两个中译本虽未译错，但有的学者在引用这本书时确实翻译错了。 　　在《平等与效率》中文本之前，学者已经开始引用该书的论式，并用于国内问题的讨论。其原始在于周为民、卢中原执笔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一文（《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此文系“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主报告，针对的是八十年代有人认为贫富差距超过姓社姓资界限的看法，虽然重点不错，但论述框架是由奥肯而来，且将平等错译为公平。若干年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这个框架列为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准则，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于是，奥肯的结果平等与经济效率抉择论就被立为基本政策，广泛流传开来。 　　所以，公平与效率抉择论奠基于两重谬误，一为错误将公平与平等混同起来，二为错误将《平等与效率》提出的抉择论作为收入分配的重点，而不是该书所论的互补论作为重点。在这两个错误的基础上，有了所谓的“平面追求效率”。 　　这就引到了本回所谓的第二个问题，何为“平面追求效率”。体会倡“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论者（如刘国光）的意思，这主要指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不公平，比如做坏企业，廉价私有，或更广泛的与特权联系在一起的贪污腐败。 　　但看官需知，这类做法既非公平又非效率。公平本意所针对，正是特权，此二字所倡导的本是反特权的，凭借权力参与交易，自然不是公平。这点似无疑义。所疑者，这合乎效率吗？ 　　曰：不合。所有权或企业产权的配置因权力的介入而扭曲了价格机制，资源配置往往由此远离了最有效率的方向，而落在了本来的利益相关者手中，结果其成也易，其败也忽，如何能说这是效率？如何说这是以效率而牺牲公平？ 　　效率本意，指（要素）资源得到最优利用。资源有限，而欲望无限，于是有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能够在理性人构成的社会中最有效地运用资源，很大程度上说，经济学就是一门关于效率的学问。其主要结论之一，即为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是资源配置最不坏的机制，但这个机制却要求反特权、反垄断，所以经济学家也主张法治和专业、独立监管，以求竞争过程的公平。 　　衡诸中国经济，市场机制虽已引进，但距离相对成熟、完善还距离遥远，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证据就是特权仍无处不在，大至广播电视、电信行业、铁路等行业的垄断，小至农民离乡进城务工还要缴费，这些方面既不公平，也不效率，合起来才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建立于要素投入而非效率改进基础上这样一种型态，近年学界与政府倡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即试图使中国经济由要素投入型转为效率改进型，俾使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的途径——要知道，要素投入型增长弊病多多，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自我持续。而这种效率改进，又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真正成为统一的国内公平竞争市场。 　　可是，“不再片面追求效率”的意思，好象是说我们的效率已经够多了，所以可以放弃一点，来转向公平了。我的看法是，我们在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都很欠缺。正是这个基本判断，使我在甘阳先生认作新改革共识核心的“更加强调社会公平”、“不再片面追求效率”发生疑问，并视为可能使改革走入歧途的信号，以为恰当的策略是“更加强调社会公平，更加注重经济效率”，因为规则的公平与经济的效率本是我们所急需，何况二者可并行而不悖呢！ 　　上面三回倾力于讨论平等概念以及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来解释为什么在甘阳看到形成“新改革共识”的地方，我却看到的是混乱和危险；现在暂时不管这些，专门谈谈“新改革共识”这个词。对这个词，我有四点疑义： 　　首先，既然甘阳先生要树立“新改革共识”，自然想问问旧的共识是什么，是否“新”共识果然比旧的“共识”优越，然后才好判断新共识是否够格成为更新更美更好的“共识”。遗憾的是，甘阳先生没有谈“旧改革共识”是什么，我们也就无从比较；而从错漏粗糙的改革过程描述看，我担心甘阳先生提出“新改革共识”时，根本就没想什么是“旧改革共识”，甚至他也概括不出什么是旧共识来，所谓“新改革共识”，也就只是为了树立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罢了。严复对待一个翻译术语尚且“一名之立，旬月踯躅”，我不知道学者提出这样空空如也来的名词来有什么合理之处。 　　其次，顾名思义，“新改革共识”是关于改革的共识，可是关于什么改革或改革什么的共识呢？既然是这个方面的共识，总该让我们清楚点吧，而甘阳先生没有什么交代。“共识”进入公共辩论的中心，始于1989年经济学家威廉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概念。这个概念包括十项基本政策：（1）财政纪律，这是针对拉美国家高财政赤字而言的；（2）政府支出安排顺序，这是针对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而言的；（3）税收改革，这是旨在扩大税基、降低税率而言的；（4）利率自由化，这是为了金融深化；（5）更具竞争力的汇率，这是就汇率体制来言的，此点当时并未取得一致意见；（6）贸易自由化，虽然对开放速度有分歧，但对贸易自由化的方向有共识；（7）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其中不包括资本账户自由化；（8）私有化，其中包括过程的公开、公正、透明；（9）放松管制，主要针对的是各行业市场的高进入和高退出壁垒；（10）保护财产权，主要针对某些非正规部门而言的。华盛顿共识被国际组织增广了若干条目，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又增加了若干条目，无论你赞成还是反对，这个政策清单非常清晰，不会让人糊涂。要谈论我国的改革共识，是否也需要一个广泛的清单呢？仅仅是哲学层次上的讨论，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或别的什么方面的改革怎样建立起来联系来呢？还是把裁量权交给相关的部门或领导人？仙人指路重要，但如果仙人不指出这是去哪的路，是不是也能让人迷路？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这样复杂，靠这样的方法来指路有多大可行性？如果不明确要改革的是什么，目标在哪里的话？ 　　再次，谁的共识？大众的？专家的？部门的？领导人的？还是各个方面都包括进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时候，谁的共识是清楚的，威廉姆森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概括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关于拉美经济的研讨会与会各方关于拉丁美洲国家经济改革的共同意见，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包括拉美国家政府官员、美国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以及若干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他的华盛顿共识就是指的这些专家和机构的共识。到斯蒂格利茨提后华盛顿共识的时候，谁的共识就出了问题，到后来那位记者先生提北京共识的时候，就更模糊了。不谈这些，谈点具体的，比如通信改革吧，广播电视部门说我可以经营电信业务，你不能经营广播电视业务（网络上有大量的视频信息），电信部门说这不合乎网络融合的趋势，你不让我经营广播电视，我也不让你经营电信业务，这件事需要谁的共识？又比如中国移动一家的利润就达到2600亿，但这基于移动通信的高费率，专家说这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但监管部门没有摇头，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谁的共识？谁的共识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希望提醒大家，改革有时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有时团结一部分力量就可以了，不必希望所有的方面支持，比如打破垄断，要新发牌照引进新的竞争者或是对垄断企业更专业独立的管制，垄断企业属于利益相关方，也未必赞成，甚至激烈反对，但调查清楚了，道理不错，就可以开刀，何必要各个方面都“共识”？ 　　最后，共识如何达成？如果某些方面确实需要各个方面的共识，那就需要专业的研究和讨论，需要特定的程序来明确什么是共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建设性的态度研究和倾听各个方面的意见，寻求最大公约数；如果嫌形成交叠共识的速度太慢，也可以在小范围内先形成共识，再去以理服人，让大家接受；可你不能自己树个旗帜，自己说这是共识。当然，甘阳先生提出这个共识的途径很有意思，就是结合现代历史来讨论。我承认，这是一条很有中国特色的形成共识的途径，我们国家本来就有以史为鉴的传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可以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一个典范，对形成深化改革的共识起了很好的作用，适时启动类似的程序，对三十年或六十年的历史问题深入研究和讨论，对于看清楚未来的道路确实是好事。《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是说过吗？“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这样也能澄清问题，形成重要的改革共识，但研究历史不是自说自话，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根据，不能说我说出来的就是共识，这不是形成共识的方法。 　　以上四个方面的考虑，让我除了对甘阳说的共识的内容感到失望，也对甘阳用“新改革共识”这个词也很不以为然。如果真的希望继续使用这个词汇，我希望能说清楚新共识是什么旧共识是什么，分水岭在哪里，“改革共识”是哪个方面的改革，改革清单和目标是什么，在什么时候需要谁的共识不需要谁的共识，怎样形成共识，以免让人看得一头雾水，甚至发生拉大旗做虎皮的怀疑来。 　　甘阳说，整整十年前，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1997）中提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因此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并认为当时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实际已经成为“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这个论式当时不被接受，现在呢？“如今中国社会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抨击可以说几乎每天都见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其语言的激烈更远远超出我当年。” 　　这个说法现在确实是大行其道了。我本以为这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现在才知道，这个论式用于中国改革，源于甘阳先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吧（待查考），主流传媒的基调，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自然是针对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定性说的。十年前甘阳没有采用这个分类法，说“知识精英”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使。我想当时他自认是为弱势群体立言的。 　　这个主张除了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这个传统说法针锋相对，即使用甘阳先生的概念，也让人觉得古怪。 　　先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收入来源。目前私立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审批困难是众所周知的事了，那么中国知识界的主体基本收入要直接或间接仰赖政府财政，或者说中国政府；后来有了市场一个轨道，又有了市场上的咨询、顾问等种种收入，比如独立董事，是国务院为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引进外部董事来减少和削弱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局面，他们得到市场收入，但也是作为政府的改革方案组成部分引进的，而按照甘阳的逻辑，他们应该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最好不是“政府”，也不是“大款”。“大款”这个词里有贬义，我不知道对那些企业家是否公平，比如大家希望中国的企业更有创新能力，然后企业委托清华大学研究了一项课题，算不算是为“大款”干活。 　　其次，知识分子的主体除了主要为政府和精英服务，是不是也一门心思挖老百姓墙角，从盘剥百姓的活命钱里分一杯羹汤。损害公众利益的研究或舆论一直存在，比如以前的“买壳上市”，比如让清楚的交易更复杂、更难以监管的关联交易咨询顾问服务，但如果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是这样的，那么，中国的知识建设靠谁呢？中国知识界的害群之马从来不少，但大部分知识分子，或“一半为政府一半为大款驱使”，创新型国家、精神文明、传统文化，比如甘阳说的“儒家”，靠美国人吗？ 　　他对中国知识界整体的激烈批评之所以被广泛流传，是因为知识界闹的笑话实在不少了，从夏商周断代到复旦的芯片，无所不在的挂羊头的“主编”、粗制滥造，比比皆是，但是否还有一大批不那么夸夸其谈、默默耕耘的人呢？是什么样的激励造成了这种局面呢？除了一篙打翻一船人，是否该追究一下背后的体制动力在哪里呢？如果看到现象而不追求原因，如何得到改进的方案？ 　　当然，甘阳说，“我以为，从近年的情况看，我们恐怕不能贸然地就断定，现在已经形成了铁板一块的精英联盟，而共同自觉地排斥底层大众。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事实是近年无论学者，官员，媒体都在变。以知识界而言，现在自觉认同权贵，专门为权贵集团辨护的学者恐怕只是少数人，虽然这少数常是比较有权势的学官，但大多数学者现在基本是比较关注同情大众和底层的。其次媒体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事实上媒体近年在关注大众和底层方面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时，对于官员特别是基层干部，我以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杆子摸黑，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相当多基层干部是最接近大众和底层的。” 　　这里甘阳还是用的精英大众二分法，虽然比以前的妖魔化中国知识界总体要好很多，但就背后的分析框架而言，我认为没有什么进步。 　　精英和大众的二分法把中国人口一分为二，不是精英就是大众，大众是好的，精英是可疑的，这种猜疑造成的效果几乎与阶级概念一样。知识分子不是“铁板一块”，游移其间，有时靠近底层的多，有时靠近精英或权贵的多，如同毛主席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时靠近资产阶级，有时靠近无产阶级，如此而已。 　　这个分析法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看不见中间层。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在公立、私立部门任职，寒来暑往，上班下班，收入有高有低，但主要靠薪金收入，而不是利息或利润所得，即使在企业的汪洋大海中，绝大部分也是中小业主，他们算精英还是算大众？二是大众的就是好的，精英的就是可疑的甚或是坏的。英国革命的突出特色是保留了贵族，并使其受到了约束，他们为社会稳定和文化的创造有重要贡献（托庇于贵族的寒士可不少啊），后来的资本家雇佣研究开发人员更远远超过了大学，慈善事业中他们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作为社会分层中的上层，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大众呢？他们的喜怒哀乐需要重视，需要倾听，他们的诉求必须尊重，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们往往提出重新彻底订立产权的规则来，进行彻底的社会再分配，并通过这种听起来有吸引力的诉求，演化为社会运动，造成社会动荡，而最后得到好处的不过是幸存的运动领袖而已。 　　我想，知识界总体上应归属需要支持和发展的领域，是我国社会分层中比较薄弱的一环，我不愿意把脏水撒到知识界主流身上。其实看看核心期刊就知道，虽然里面不少注水的破烂文章，但总体上，我们的知识界确实在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接受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既成命题，或是知识分子主要属于中间层这个社会学判断，而不愿意用甘阳的精英、大众分析法。 　　现在知识界确实表现出大量的问题，我想这与行政权力代替科学共同体自治有关系，也与重量不重质的学术评价准则有关系。我们要改变激励的结构，让那些耕耘者和有才华的人更快地被筛选出来，并得到社会的尊重，通过抄袭作弊、低水平重复而猎取功名的人自然可下手处就少些。总之，我认为，鼓励和支持知识界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然是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好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视而道远，于这个群体实在最恰当不过了。 　　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光怪陆离，也五彩缤纷，真如《双城记》开头说的那样：“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之冬天；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走向天堂，人们正在去往相反的方向”。 　　我们处身这个时代，感受着其中的苦处、也享受着其中的自由或不自由，想着多了解一点这个时代的精神，想着自己该怎样生活，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可这有多不容易！要听，要学，要想，然后才能弄清楚自己的态度。甘阳先生似乎也试图抓住或概括这个时代的精神甚而试图影响大家对相关问题的意见，但我想他虽然拉扯来了一堆好词，如平等，如公平，如效率，如社会主义，如儒家，如乡镇企业，如改革，如共识，等等等等，但分析过程中几乎每段必错，整体图景也就虚假不实，无法得到我的同情，虽然我很钦佩这位前辈谈论问题时的豪迈。 　　其实，我当初读这篇文章时深怀期待。因为去年买过看过甘阳先生的《将错就错》，因为去年读过甘阳先生的《将错就错》，得到很多快乐，也知道甘先生80年代就已经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知道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又知道留学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我想他是见多识广的作者。所以，见《读书》上有甘阳先生的《三十年与六十年》长文作打头文章，就买了这本杂志，想看他怎样排兵布阵，撒豆成兵，遗憾的是，甘先生没有把肚子里的万卷诗书酿成美酒，古今中外一堆好词冶为一炉的结果，只是端上来一滩糨糊，也由此发现甘阳先生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很不牢靠，对基本概念缺乏涵泳体会，逻辑推理环节跳跃，历史知识贫乏，又喜爱提出新名词来树立旗帜，整篇文章几乎集社会科学概念和事实错误运用之大成，堪称一个理想的反面标本。 　　当然，我们这个社会观念的变革往往不是通过直接变化概念来实现的，常见的做法是保留原来的概念却不断修改概念的蕴涵，结果一个词下其实包含了一串概念，一串名同实异、又前后相关的概念，比如社会主义概念就非常典型。当弄清这同名实异的一组概念所指时，制度变化的要领往往也就显现出来了。甘阳先生显然不够谨慎，结果把一堆同名异义的概念混在了一起。     事实的掌握及其轻重权衡是另外一个问题。每件事总是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观察，每件事的后果和影响往往也是多重的，要把握和评述这些事件固然需要从多角度看待其多重影响，但不能因此随意改变这件事在大格局中的轻重和比例，不能因此随意调整其影响的主要方面，用毛主席的话说，要分清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甘阳先生不这样做，通过夸张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之类事件的次级影响来做翻案文章，结果说好了是小聪明，大道理却错了，说坏了是玩弄事实，无视这个民族的苦难和波折。毛体制与斯大林体制的关系处理上是这样的，乡镇企业也是这样的，不同模式在不同时期的改革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需要有所掂量，怎能用“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在于乡镇企业”这样的妙语来概括呢？还有事实方面，共和国的历史怎能从社会主义讲起呢？新民主主义这样一个承上启下影响深远的概念怎能不管不顾呢？ 　　分析框架构成了分析的骨架。甘阳虽然强调“我们中国人自己去创造”，起手式却毫无省思地接受了奥肯的平等效率抉择论，而没仔细考虑奥肯说的机会平等经济效率互补论，也没仔细考虑这个框架对当代中国合适还是不合适，整个论述的方向就都错了。精英大众二分法也有这个问题，几乎没考虑社会分层的方法论问题，就草率使用了这个方法，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就摇摆不定，一会是为政府或大款驱使的马前卒，一会说不是铁板一块云云。 　　反正很不以为然，觉得甘阳的社会科学知识不扎实，虽然能提出三十年与六十年这样的大问题来讨论，也拉扯来了一堆好词，这些好词本来可以派大用场，结果放在一起只是唱了一出空城计。 　　我认为现在很多问题与毛时代遗留下来的观念和体制有关，用他的话说这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连续性，但我认为毛时代孑遗的主要方面是负面的，需要正视、理解、反思和毫不含糊地批评，由此能够获得前进的动力，换句话说，是类似《建国以来若干问题历史决议》类型的讨论，而不是大做翻案文章，在鸡蛋里找骨头，找出一丁点来然后说这一丁点足以构成连续统，能做改革的脊梁骨。这样做就放弃了三十年和六十年的主要联系或连续性，只留下了薄弱的环节。这我不赞成。 　　当然，甘阳先生的不少说法并非独创，他用共识这个词，表示不是一个人的意见，但我还是看法不同。现在该说的说了，说不清楚的还是说不清楚，接下来的只是，让这几片孤独的叶子在缥缈无涯的网海云天漂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