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历史天空——明定重庆为中国抗战陪都七十周年祭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王风•黍离》 一 到重庆去！到重庆去！这音节疾促的口号，曾是无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3000余万沦陷区难民离乡背井，滇沛流亡，朝着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转移。西方记者惊叹，这是自游牧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这是中华民族的出埃及记，重庆成为中国的迦南。这不仅仅是一次民族生命的死里逃生，这也是中国南宋、明末以降民族精神凤凰涅槃式的现代复兴，而且是整个东方历史性惊觉奋起的史诗图景。 如同一个人一样，一座城市总有自己的外貌和性格，在它所有的传奇中，总有一个故事贯穿始终；如同每个生命都有一颗专属于他的星辰在遥遥对应一样，总有一种命运在冥冥之中让一座城市神秘而荣耀。 七十年前，费正清从昆明飞临重庆上空，这座中国战时首都“在瞬间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这里连一块平地都没有，一切东西都似乎蒙上了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灰尘。” 这名年轻的哈佛大学教授，却正是靠着在重庆度过的15个月，感受到中国的精神和力量，奠定了日后成为美国头号中国学权威的地位。类似的例子还有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美国水利专家萨凡奇、《时代》周刊发行人卢斯、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以《亚洲内幕》名扬世界的美国作家约翰•根室、在专著《天下一家》中盛赞中国的美国总统特使、作家温台尔•威尔基…… 确实，重庆云横雾纵，山重水复，蕴藏了难以言表的历史玄机，诸多偶然的人物和偶然的事件在这里偶然际遇，从此星流云散。这座天涵地负的山城，却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苍桑嬗演中，秉承造化旨意，深谙世事奥妙，因缘巧遘，得天独厚。 重庆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它注定要在一个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去担负天下兴亡。这座内陆山城曾两度改绘中国和世界地图，如果没有造化所钟、天意垂顾，重庆至今不过是一爿封闭平庸的农产品集散码头、被历史沧浪遗弃的一潭死水。 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殁于合川钓鱼城，致使“蒙古最高权力形成真空，大面积入侵欧亚、兵临莫斯科的各路蒙古军队纷纷回顾争夺汗位，欧洲的历史才得以归现在大家知道的样子发展”。① 世界历史如此这般演变的实情是，令欧洲惊恐万状的“上帝之鞭”折戟重庆，使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战略发生了偏转。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到北京，从陆路侵略印度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蒙哥另一个兄弟旭烈兀则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攻占巴格达、克阿勒颇、德黑兰和大马士革，蹂躏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同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和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汗别尔克以及另一名堂弟、突厥斯坦大汗海部等先后挑战蒙古帝国汗位，引发了长达40年的蒙古各部落内战。 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到蒙哥，蒙古铁骑沿伏尔加河、多瑙河、莱茵河、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征服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以及德意志、法兰西乃至整个欧洲的战略路线图从此改观。其结果是，穆斯林世界、印度莫卧尔王朝和拜占廷、波斯帝国连同俄罗斯在内的全部欧亚结合部陷于数百年的历史停滞，惟有西方赢得了近三百年的喘息之机。欧洲由此突破中世纪的厚重帷幕，开始了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为先导的现代文明进程，并且把这一进程推进到今天，推广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 重庆不过因应形势，耗费20年光阴修筑了一座钓鱼城，忝列四川制置使驻地。重庆人用自己的铁肩、钢腿和金腰垒筑的城池，竟坚持了40年的“重庆保卫战”，浑然不觉地改变了世界历史。 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感谢重庆，也没有一个穆斯林会忌恨重庆。天意从来高难问，重庆的全部自豪和悲情，都不轻易示人，——事关天意。 无论马可•波罗、利玛窦对中国的“发现”还是托勒密的地理学说、麦哲伦、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甚至帮助中国建立海关的赫德、率先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海约翰以及推动孙中山“联俄联共”和协助创立中共的鲍罗庭、马林、巴甫洛夫将军等俄国共产国际代表，都从未将其视野真正投放到中国的腹地，中国依然陌生，古老，难以理喻。直到日本的全面入侵逼迫中国历史地图大幅变动之后，直到重庆作了中国战时首都近九年之久，作为盟邦的西方和俄苏人士才接踵而至，一个完整的中国才卓然出现于世界的东方，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才第一次与现代世界发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联系。 七百多年后，重庆意外成为中国战时首都近九年之久，再次大幅刷新了自己的历史纪录，再次影响了世界命运。 二 重庆与中国其他大城市是如此的不同。最不同的是，抗战初期中国主要大城市悉数沦陷之后，原属内陆四川省乙级市的重庆却作了中国战时首都达八年之久而享誉世界。历史的吊诡之于重庆，尤令史家惘惑，重庆的受难和荣耀，那段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续绝，深涉亚太乃至世界战争成败和战后格局的重大历史，已尘封七十余年，至今鲜为人知。对于拥有悠久修史传统，急欲在变化日亟的全球化世界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中国，这是令人惊讶的忘却；对于晋身中国直辖序列，急欲在中国又一轮变革浪潮中崭露头角的重庆，这是对自身独特历史遗产难以理喻的漠视。 中国有史以来曾迁都三百余次，中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作过不同朝代的首都。中国历代王朝选都、建都、迁都，其中对政治、经济、哲学、自然、地理乃至风水的运思和利用，都是中国人智慧和力量的凝结，其本身便构成中国历史一大特色，也堪称世界历史意味独具的奇观。 中国历代迁都，除1900年慈禧太后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仓皇而短暂地逃往西安外，无一不是自西徂东，由北向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民族、阶级、集团和地域之间权力嬗变、政权更迭和改朝换代所致。中国自夏商周以降实行的“双京制”、“多京制”，其“行都”、“陪都”的建制，也无一不是专制皇权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意识和权力分配的产物。尽管数千年来中国迁都史令人眼花缭乱，但其中无量数的权力消长和财富聚散，却大都不过是权欲涨滞、国运式微、民族衰败的结果或肇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正统的中国政权，最大的外患历来来自北方，汉民族的防御战略也历来由北而南，由“守塞”（长城）而“守河”（黄河）而“守淮”（淮河）而“守江”（长江），此中消息，早有赵孟頫诗句“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为证。一部迁都史，即一部废都史，更是一部兴亡史。直到日本铁蹄东来，那垒垒“择天下之中，居天下之大”、“运于中央，临制四方”的大小都城，或陷落，或投降，或弃置，不过数月之间，更可为证。 抗战迁都与历朝历代迁都具有迥然不同的时代内涵和国际背景，除了历代迁都的所有要素外，抗战迁都必须具备足以抗衡中华民族最穷凶极恶的敌人——日本帝国——灭亡中国的所有企图和手段的条件，足以坚持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形成，足以坚持到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首都必须成为战斗中国的象征，中国危而不亡的堡垒。 重庆西望青藏高原，享天府之国膏腴之利，北屏秦岭、巴山，东据长江三峡天险，南衔云贵高原，可谓控驭南北，气贯东西，为中国北方南方之分水、西部东部之泾渭，位居中国心脏，是日本军队逡巡叩关终无术克服入侵的大中国四塞之地。日本军队曾攻克湖北宜昌，只能怅望长江天堑而却步；又挥师至贵州独山，徒障磅礴乌蒙而偃旗。 重庆与伦敦一样，是世界级雾城。正如1939年9月那场异乎寻常的大雾大雨与英国皇家空军共同阻遏了纳粹德国空军连续六个星期的轰炸一样，重庆特有的弥天大雾也魔术般地缓解了日本军队的毁灭性轰炸，以至陪都文艺界的才子佳人们居然创造了"雾季公演"，话剧、诗歌、电影、美展和群众歌咏好戏连台，蔚成大观。令外地人不适的从深秋到初春的浩茫雾霭，成为日本优势空军难以突破的空中屏障。温斯顿•丘吉尔曾盛赞伦敦大雾，向来讨厌重庆雾霭的浙江人氏蒋中正也终于感到这片天地造化的奇妙，而由衷感谢上苍的恩赐。 重庆又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山城。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山岩，层峦叠嶂，恰好可供挖建规模庞大的防空洞，筑成难以摧毁的地下城池。可容纳数十万人的防空洞系统，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重庆还是长江、嘉陵江和全川江河汇际之地。取之不竭的水源足以支持所有军需民用和舟楫运输。浩荡川江给予栖息战斗于斯的陪都民众的馈赠和启示，曾在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上海音乐家贺绿汀合作的《嘉陵江上》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忧愤诗和思乡曲。 重庆雄峻攸险，山高水长。沿江建门设渡，城内雄关错落，垣碟起伏，登高环顾，涂山、真武山、狮子峰、缙云山、华蓥山、歌乐山、铁山坪、枇杷山、峨岭、佛图关、平顶山诸峰苍黛耸翠，如罗屏障，形胜所至，无处不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天地氤氲之间，云横雾纵之处，别有大气吞吐。 1876年（明治九年）春，日本国驻清朝公使森有礼书记官竹添进一郎，继十四世纪中叶（1357年）日本僧人释雪村入川五百年后，离京入川，由蜀至巴，写成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开山之作《栈云峡雨日记》。竹添以高度洗炼、成熟老道的汉文描摹巴蜀大地，加以日本维新政府总理伊藤博文题写书名，清朝钦差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作长篇“叙文”，此书更成为日中两国博学有识之士共同首肯的珍稀之作。竹添终于站到鸟瞰重庆的南山高地时，正值雷鸣电闪，豪雨狂风，他的第一印象是： 重庆…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 离渝之际，竹添又做诗一首，以作压卷： 盘石擎城耸半空，大江来抱气蒙蒙。 山风带热水含毒，身在蛮烟瘴雨中。 1986年，重庆巫山大庙龙骨坡发现古人类化石，比南田猿人早130万年，比北京猿人早150万年。人类生命谱系又向后延伸了几十万年，世界考古学界为之极度震惊而欣喜。 重庆沐浴于久远而神奇的文明辉煌之中，其岁月早已不可胜记。《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太嗥正是女娲的兄长兼夫君伏羲。这对东方的创世人兼救世主，其苍茫风流的神绩远非《圣经•创世纪》里伊甸园中亚当与夏娃的孤寂浪漫可比。完全可据《易经》、《淮南子》、《九歌》、《山海经》等奇书妙诗推测，伏羲捕渔狩猎，画卦结绳作《易》，女娲抟黄土作人，炼五色石补苍天，正四极、涸淫水，其开天辟地、平土司水，重光万物的宵壤之间，正在青藏高原与长江三峡一域，重庆正在风云际会、河山纵横之中央。 《华阳国志》载：“禹娶于涂山，生子启。三过家门而不入，务在救世——今江州（重庆）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又神农氏（炎帝）之女瑶姬率众神女，自天而降，齐留人间，为渔翁行船导航，为樵夫驱虎逐豹，为农人布施云雨，为患者植送灵芝。天长地久，竟化为巫峡十二石峰。更有巴蔓子助周武王伐纣灭殷，断头成一慨，千古传颂。炎黄功业、三代传承，重庆居其四焉。 秦汉以降，历代骚人墨客留连巴山渝水，忘情长江三峡者不可胜数：屈原、宋玉、张仪、诸葛亮、郦道元、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王维、李商隐、黄庭坚、程颐、苏轼、陆游…… 1858年，法国传教士凭借《中法天津条约》开始在重庆修建教堂；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派员“驻寓”重庆；1890年、189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和《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西方列强通向四川乃至西南的“门户”，也成为“灭清、剿洋、兴汉”的义和团中坚和“点燃辛亥革命之火”的四川保路运动的重镇。重庆又是中国内地近代风气早开之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留日、赴法勤工俭学青年，重庆便居全国之冠。1911年11月23日，重庆率先独立于清朝，成立“重庆蜀军政府”，孙中山曾撰文盛赞，“四川前后运动起义者甚众”，“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岷江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狱，俊哲挺生，厥为世率。虏祚既斩，国徽永建，四亿兆众，同兹歆羡”。近代重庆、四川近代孕育了众多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杨锐、刘光第（戊戌六君子），邹容（《革命军》作者，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孙中山追谥为中华民国陆军大将军），朱之洪、杨沧白、黄复生、熊克武、夏之时（重庆蜀军政府领导人），朱德、吴玉章、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赵世炎、杨闇公、张曙时、漆鲁鱼（中共革命家），廖平、吴虞、郭沫若、李劫人、巴金、张大千、蒋兆和（反帝反专制文化人）。 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重庆和四川人向来无狭隘地方主义和由此滋生的排外传统。自张献忠屠戮川人、“湖广填四川”后，四川人口流动一直居内陆各省之首。四川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川人与从东北到广东沦陷区迁川难民不难沟通。作为战时移民之都，重庆人在血缘、骨相、气质、习性、思维、生活方式都兼有中国南北东西特性。凡当年寓居重庆的“下江人”（特指沦陷区民众与人士）无不称重庆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称道重庆和四川人民的热忱、慷慨、坚韧、淳朴、勤劳和忠勇。 如此蒙受神恩、秉承忠烈脾性；如此富于山河气势、家园情思和英雄骨血的人民，自不会惮于牺牲、溺于安乐、陷于私利；如此葆有万古气象和文明尊严的重庆，似乎就伫候着成为中国抗战首都的历史一刻。历史表明，这是不幸中国之大幸，这是重庆的至高荣耀，这是天意。 四万万中国人、一千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历经四十年光阴，终于把自己的首都，自己的心脏和希望托付给了重庆。七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可以稍事驻足，清晰地回首那民族命脉和历史足音的悲壮节奏。 三 1898年，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力主迁都。他沉痛陈辞：面对日本帝国的“胁制”，中国若要免于亡国灭种之虞，必须迁都。 1912年，现代中国缔造者孙中山将中华民国首都定于“虎踞龙蟠”的南京，却又担心这座六朝古都“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应在内地建立一个陆都。 最早预见到四川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的是广东人氏、国学大师梁启超和浙江人氏、军事强人蒋中正，他们先后指出，在中国各省中，只有广东与四川具有“独立资格”，可作中国“革命根据地”。 中国二十世纪卓越军事家、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是全面分析中日战争和“持久战”思想第一人。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承继中国古典兵法，针对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主张中国应“事事与之相反”，将国家战略预置华东，引敌由东而西，退却机动，轴向功防。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百里再次指出：感谢我们的祖光，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以空间换时间，拖到东、西战场合流。 中国抗战坚持的正是“持久抗战，苦撑待变”，取得最后胜利的正道，重庆正是这条民族自救正道上的一座巍然耸立的血色丰碑。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侵略锋芒开始威逼南京。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中执委全会，曾通过《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案拟“以长安为陪都，以洛阳为行都”。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一切。1937年9月12日大同失陷，11月9日太原不保，西安危若垒卵。南京弃守前后，蒋中正盱衡日军“立体作战”和“制空权”优势及攻守兼顾各项因素，方最后确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 “七•七”事变翌日，中共中央立即发表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强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同时“取消暴动政策、赤化运动、土地政策”，从而“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蒋中正则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中表示：“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现阶段需“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中国不但为保障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战，亦为保持世界和平国际信义而奋斗!” 1936年，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蒙尘之际，蒋中正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明确强调，迁都重庆，首先粉碎了日军胁迫中国在南京作城下之盟的图谋，粉碎其速战速决以屈服中国的迷梦，同时表明中国移都抗战到底，建立抗战大后方，坚持持久抗战的大战略立场。首次正式提议：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借以争取战略退却之主动地位，力避全盘溃败之忧。次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决定接受提议，迁都重庆。 11月7日，中国战时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最后在南京中山陵防空洞议决：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军事委员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国民政府远离战区，西驻重庆。 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最重要战略抉择——抗战迁都的法律程序终告完成。 1937年冬，中国江南一片肃杀。 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和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率部沿沪杭铁路、京沪铁路和太湖南侧，分兵三路，以合围之势进逼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1937年11月17日凌晨，南京。 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漏夜登载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首途重庆。 三日后，林森一行抵达武汉，前方将士和中外各界才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中获悉： 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称：“此次抗战，本来要长期，国府在任何地点发号施令，都是一样贯彻于全国。重庆是庆祝复兴，我们谨祝此宣言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开篇。” 1937年11月28日，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发表《欢迎国府主席暨各委员莅渝告民众书》，对国府移渝表示衷心拥护，“誓率全市人民，以血与肉，拥护中央，抗战到底”，号召重庆各界“在长期抗战的决策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去和倭鬼拼个死活，以争取国家民族最后生存的胜利”。 15天后，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失据。三十万南京市民惨死日军屠刀之下。日本宣称，“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乃有史以来盛事”，“攻占中国首都，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具有最大价值”。 三日后，蒋中正再次从前线大本营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庄严宣告：“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 所幸，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不仅在国家性质与合作基础上达成空前共识，而且在抗日战略思想与前途展望上共同体现了中国政治家的智慧、眼界和信心： 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和敌人决生死。（蒋中正《告抗敌全军将士书》，1937．8） 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5）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寄予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蒋中正《告全国民众书》，1937．12）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5） 在一份就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致军内各级长官的密电中，蒋中正以最高军事当局身份下达指令：“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此前此后，中国军队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南岸，在卢沟桥畔，淞沪平原、南京城外、武汉三镇与日本优势野蛮军队展开了空前惨烈悲壮的激战，中国军队以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前仆后继，慷慨殉国，以生命和热血践履“持久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日大方略，以争取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心完成由西向东、史所空前的战略大转移。 此前此后，国共两党领袖频繁发表讲话、声明，在西安、南京、上海、武汉、庐山、衡山等地频繁会晤，紧急共商前线战局、两党合作事宜和迁都大计，在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基础上达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久经考验、深明民族大义的革命家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秦邦宪、吴玉章、陈绍禹以及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先后移驻重庆，并发表社论宣告： 中国共产党决不为一时的军事挫折而张皇，决不为某些大城市之得失而动摇……将继续坚定地英勇地不屈不挠地进行持久的自卫抗战。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树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根基。 此前此后，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厂矿内迁”决议，来自华北、上海、济南、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钢铁、机械、军工、造船、纺织、化工等关乎战时军需民用的一千三百余家工业企业辗转迁渝，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工业西渐”的序幕，重庆因之被誉为“中国战时工业之家”。 此前此后，南京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私立东吴大学、蒙藏学校、国立中央职业学校、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私立武昌大学、国立江苏医政大学、国立上海音乐学院、私立沪江大学、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国立上海医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杭州私立三江文理学院、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香港私立华侨工商学院、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广播电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大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新民报等中国著名高等学校、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艺术团体相继移设重庆，成千上万名教授、学者、专家、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几十万流亡学生颠沛造次，筚路蓝缕，踏上了孔夫子以来史所空前的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转移的悲壮征程。重庆因之被誉为战时中国“齐之稷下”。 此前此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苏、英、法、加、新、澳等三十余国驻华使领馆驻节重庆，苏联塔斯社、英国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法国巴黎日报、苏联消息报等世界著名通讯社、报社以及几十个反法西斯反战国际机构、团体也先后在重庆派驻机构。重庆成为独撑东亚战局的国际外交舞台。 此前此后，从白山黑水到黄河两岸，从中原大地到苏杭沃野，从江汉平原到珠江三角洲，数以千万计不愿做亡国顺民的沦陷区同胞流离失所，扶老携幼，往重庆移动，往大后方移动。中国近代由于战乱频仍，天灾人祸，山东汉子“闯关东”、中原父老“走西口”、江南士绅“下南洋”的三条传统迁移流向，第一次汇聚成由东徂西、从沿海往内地的民族大迁徙。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家政权于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衣冠西渡”——迁都重庆，在中国迁都史上乃是破天荒第一次。同时发生的民族救亡大迁徙，可与“出埃及记”媲美，可与“敦刻尔克撤退”争辉，成为中华民族转危为安、从积弱走向自强的历史转折点，成为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国家民族意志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阶级、党派、集团和个人之上的划时代事件，成为中国人民独撑东亚战局，直至正面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正义和平而战的世界性贡献，也成为中国国民党自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以后对国家民族的主要贡献。③ 1938年12月9日，蒋中正率军事委员会从桂林飞抵重庆。 自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枢全部移驻重庆。重庆从战前一普通省辖市跃升为中国战时首都；从一古老封闭的农产品集散港埠跃升为抗日大后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从一内陆山城跃升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反法西斯国际名都，此乃中国历史之奇观，世界历史所罕见。从此，重庆与民族衰荣相依，与天下兴亡相系，其命运也艰险，其使命也远大。 四 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军部曾制定“大陆令第241号”、“大陆令第345号”、“大陆令第925号”、“大陆令第1252号”等大本营侵华战略方略，将“敌国战略及政略中枢”重庆确定为“航空进攻作战”首要目标。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根据“101作战令”、“102作战令”等作战方案，联合对重庆实施“航空战略轰炸”，为期五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日本曾再三公开声称，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政略轰炸”、“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密集轰炸”、“游击轰炸”、“"轮番轰炸”、“月光轰炸”，“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并“直接空袭市民”，造成重庆“上下震撼，极度恐怖”而崩溃求和，意在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实现其独霸中国，再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或南下与美英争夺太平洋海权的“帝国宏图”。 重庆各界上至元戎、国共两党领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国驻华外交、新闻、教会、商务和旅游人员，居无宁日、行无坦途而同仇敌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旷日持久、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 1939年5月3、4日两天，德国入侵波兰的欧战爆发前四个月,六十三架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重庆，共投炸弹一百七十六枚，燃烧弹一百一十六枚，炸死三千九百九十一人，炸伤二千二百八十七人，炸毁房屋四千八百七十一栋，创下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屠杀一次死伤逾五千人的空前纪录，世界舆论哗然。 老舍与郭沫若、胡风、梁实秋、宋之的、白修德、韩素音等中外作家共同经历了“五•三”、“五•四”大轰炸、经历了与重庆市民彻夜奔逃的灾难后，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在复活： 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的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高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次日，在一片烟山火海中，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并呈请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庆即行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以回应日本摧毁中国抗战决心的毁灭性轰炸。 1940年5月9日，素以酷爱独立、自由称誉世界的欧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法兰西共和国，在纳粹德国战争机器仅仅六个星期的进攻后便可耻地投降，任由首都巴黎可耻地陷落三十五天前，重庆临时参议会通过议案，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会议： 重庆为战时首都，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者，三载于兹；且今后抗战胜利，亦必预计其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并得在历史上成为千秋万世永值纪念之名城。因而建议政府明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 经受了三年狂轰滥炸和南京汪伪叛逆政权强大冲击的重庆，已成为战斗中国名符其实、坚不可摧的战时首都。为循名责实，从法理上确认重庆的历史地位，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再次启动国家法律程序，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1941年6月5日，德国入侵苏联前十七天，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三百余分钟之久，酿成死伤人数逾三千人的“大隧道窒息惨案”，震惊中外。 重庆防空司令部、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公布的死亡人数分别为992和854人。 一直在现场组织抢救的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曾私下透露，根据运送死者尸体卡车数量估算，死亡人数不会低于3,000人； 国民党监察院在案发后派出的调查专员万灿于6月7日给院长于右任的报告写道：“总之，此次洞内容纳人数约万余人，死者愈半，伤者不计。据保甲长所称，登记尸体总数达8,400余人。”另一调查专员陈之宜于6月13日给于右任院长的报告中写道：“十八梯洞口附近曾遇一张姓洗衣妇人，彼当晚于抬出一人即折一竹签，天明时统计达九千之谱。”又“十八梯方面曾运往木匣三千余副，但所装之尸未到一半，其余即由汽车运至朝天门江边。” 监察委员王斧、林志成，专员蒋抱等人于6月13日联合给于右任的报告中写道：“陪都空袭服务总队部宋副组长报告，该总队曾派员在朝天门统计，截至六日下午六时止，计有棺材和尸卷共2,500余运出朝天门者，一尸卷有卷三、四人者，此仅限于朝天门一处。尚有千厮门、牛角沱、临江门等处运出者则无法统计。三民主义青年团张组长报告死伤约七千人。” 美国《生活》周刊向全世界报道时，“推测死亡人数为4,000人左右”； 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在回忆录中写道：“约12,000人在重庆的公用防空洞死亡”； 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昭和16年（1941年）6月13日报道：“从5日傍晚7时30分到6日凌晨之间，日本飞机前后四次历时13个小时，对重庆进行了大轰炸。其中以从5日晚9时15分到11时这段时间的轰炸最为激烈，日机巧妙地利用照明弹照亮市区后连续投下炸弹，引起了非常的混乱，所有的人都进入防空壕避难。不幸防空壕也被炸弹击中，防空壕中的死者约千人，使人想到就像凝结的沙丁鱼。……至少一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了‘死城’，其惨状确实可以描绘为‘死相’。” 该报6月20日继续报道又称：“5日晚我空军夜袭重庆时发生的防空壕惨剧，……据最近的情报判明，实际上死者在12,000人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政权最初公布的700名的17倍。……重庆市民的厌战情绪更加强烈，‘迁都论’已在市民中流传。” 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能够更加客观而准确地统计出大隧道窒息惨案死难者真实人数；但无论统计数字做出任何修改，都不可能抚平重庆人民这一道深创巨痛，也丝毫不能淡化日本帝国对中华民族犯下的不共戴天之仇！ 1941年7月7日，陪都各界纪念“七•七事变”四周年《告全市同胞书》沉痛而庄严地宣告： 在陪都，我们亲爱的同胞们，遭受了敌机三年来无数次残毒的轰炸，曾经牺牲不少的生命与财产；然而我们抗战的意志愈炸愈强，陪都全体军民再接再厉的精神，终于粉碎了敌寇毁灭战时首都的狂妄企图，新的陪都正从废墟中坚强的建设起来！ 日机滥施恐怖，市民频添血仇，郁积于中必发泄于外，不知何时何地，重庆街头巷尾流传开一首民谣： 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这出语粗鄙的街巷咒骂，倾泻着对日本法西斯的无穷忿恨，透显出义薄云天的民族大义，是一道通俗到了极致的陪都重庆特有的“抗日正气歌”。 于是产生了中外各界交口传喻的“重庆精神”： 重庆精神，默默地表现于坚忍不拔。 重庆精神，默默地表现于刻苦克难。 重庆精神，默默地表现于牺牲奋斗。 这种精神，是在生命与死亡、和平与战争、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的大决斗中，在日本帝国惨绝人寰的恐怖轰炸中锤炼铸造出来的。 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军战略轰炸司令兼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率二十七架轰炸机，低飞席卷式轰炸南岸黄山蒋中正官邸“云岫楼”，几乎一举消灭正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各战区长官、参谋长。 1941年7月30日，“珍珠港事件”前一百二十七天，日机继1939年5月28日、1940年10月25日后，第三次轰炸泊于长江南岸的美国舰艇，并第三次声称是“误炸”。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二十二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中外众多人士正是从日本狂轰滥炸的重庆看到了中国的精神和力量。1940年8月19日、20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蒋中正在南岸黄山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著名金融家康心如在《大公报》撰文道： 目前敌机无分昼夜袭击重庆，每次均投掷多量之炸弹或烧夷弹，其目的在屠杀我非武装市民及造成恐怖空气。敌在重庆所作之暴行，惟有无限增强吾人敌忾同仇之心，此殆为敌机滥炸惟一之收获。吾人均知吾人正在苦难之中，然吾人须以热情鲜血及忠诚之服务报效国家，无稍更改。敌或欲妄图毁灭重庆，然吾人则深信重庆断乎不致沦为废墟，倘即成废墟，吾人亦必决心在此光荣之基础，重建未来之光荣。余深信重庆乃不可征服者，亦犹全中国其他地区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盖为吾民族数千年文化之传统教条，重庆市民正为此种精神之传统的继承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国首都中，重庆成为最早、最久、最多的远程战略轰炸目标，成为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界线的“无区别轰炸”的滥觞，成为战争手段和战争哲学恶性转变，远程运载工具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将整座城市作为人质和对象的毁灭性恐怖轰炸的开端。这个开端，清晰地通向德军轰炸伦敦、英军轰炸柏林、美军轰炸东京、美军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以及战后各次战争中同类手段和同类性质的远程战略轰炸，直到2001年9月11日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劫机轰炸等“空中屠杀”，在战史上都与“重庆大轰炸”保持着逻辑继承关系。 “重庆大轰炸”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是日本军国主义严重越出人类战争（包括侵略战争）基本界限，是极端野蛮、特别残忍的战争行为。“重庆大轰炸”对人类战争性质和战争手段的演变升级则更具有启示录式的影响。 重庆成为抗战首都既为国民政府议决，更为日寇的轰炸和重庆人民的精神所奠定。时人于此曾多所论列，此谨略取三则，以飨今人： 中国的潜力是不可测的，重庆的潜力也是不可测的。过去，外来人看到重庆，那种小上海式的奢靡，都说这里并不像一个能够吃苦的抗战首都。到今天，外来的人又在表示惋惜，说重庆城一片废墟，这种凄凉，在前方也并不多见。伟大的重庆代表着独特的中国作风，他在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的灾难。现代化的武器虽然可以摧毁气候、沙漠、海洋、山岳四大天险，却摧毁不了在死中求生的决心与意志。 四方仰望着的重庆，实在已逐渐成为中国的心脏与脑髓，堪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陪都是一个巨大的电池，如果指挥得法，他可能吸引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意志，将他有强力的电波，指挥着全国。两年来的大轰炸，好像是有意给陪都一个试验。肉眼看不出的潜力，习俗中找不出的坚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赞叹声中，走上了命定的光荣之途。重庆带上了伟大的花冠。 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它，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它，这是我们无可再退的堡垒，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从世界地图观之，重庆向东南可通往太平洋，向西南可通往印度洋，向西北可通往欧亚大陆，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及中亚大陆三方之人力物力，咸辐辏于此。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曾从中国和亚洲战局出发，概述重庆的战略地位为：“以四川为中心，以西北诸省为左翼，以西南各省为右翼，西南、西北两大国际路线，均以新陪都为其总枢纽。” 天意有时就是如此简洁明显地彰显于世，历史之手指定的救赎之途，常是浴火喋血的山河岁月，亿兆生民的救亡重心；必为在炼狱之火中拔地而起的圣城。联合国总部那张二战历史地图中，重庆赫然在目，作为世界抗战名都，重庆无愧于此殊荣。 重庆以其特有的天地山河结构和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迭被磨难，历经轰炸，屡遭危迫而固若金汤、巍然耸峙，可谓自然浑成，天佑中华。 五 除开早逝的鲁迅、皈依佛门的弘一法师和滞留南洋的郁达夫外，中国文化艺术界几乎所有泰山北斗和才子佳人都曾领略过巴山渝水的雄浑浩淼，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在民族血脉的创痛和勃动中，垒筑起中国战时文艺复兴式的高岗。在文学、艺术、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和哲学、史学、法学、教育、出版、新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农林、考古、工程、建筑等人文、自然、社会诸领域，学派林立，大师辈出。郭沫若、老舍、林语堂、茅盾、曹禺、梁实秋、谢冰心、田汉、胡风、巴金、夏衍、柳亚子、孙伏园、阳翰生、张恨水、骆宾基、萧军、萧红、安娥、孙师毅、曹靖华、朱生豪、伍蠡甫、梁宗岱、柳无忌、陈纪滢、赵清阁、陶百川、潘公展、肖同兹、邵力子、胡小石、卢翼野、陈望道、楼光来、张士一、臧克家、艾青、邹荻帆、史东山、郑君里、于伶、陈鲤庭、陈白尘、洪深、金山、赵丹、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魏鹤龄、宋之的、司徒慧敏、吴祖光、黄宗江、凤子、徐悲鸿、张大千、张书旃、王临乙、傅抱石、潘天寿、关山月、李可染、陈之佛、吕凤子、丰子恺、林凤眠、吴作人、刘开渠、黄君璧、雷震、吴景洲、宗其香、特伟、丁聪、尹瘦石、庄子蔓、贺绿汀、郑志声、蔡绍序、马思聪、熊十力、梁漱溟、方东美、宗伯华、汤用彤、张君劢、陈寅恪、唐君毅、冯友兰、贺麟、杜国庠、侯外庐、朱光潜、孙本文、言心哲、许德珩、柳诒徵、胡适之、顾颉刚、朱希祖、翦伯赞、吕振羽、黎东方、邓初民、徐中舒、周谷城、蒙文通、商承祚、张伯苓、罗家伦、晏阳初、陶行之、黄炎培、梅贻琦、谢循初、吴铸人、马寅初、潘序伦、章乃器、张知本、马洗繁、沈钧儒、史良、张友渔、马星野、顾执中、吴南轩、潘菽、程沧波、王芸生、陈铭德、欧阳竟无、太虚法师、邓子琴、何鲁、孙远光、郭坚白、柯召、郑行芬、吴有训、吴健雄、严济慈、吴大猷、张文裕、任之恭、周钧时、吴子方、任鸿隽、侯德榜、张洪元、付鹰、林一民、冯简、陈章、胡庶华、罗冠英、顾毓秀、茅以升、胡焕庸、张其昀、沙学浚、竺可桢、李四光、朱森、戈定邦、秉志、童第周、卢于道、梁思成、刘敦桢、谭垣、杨廷宝、梁希、金喜宝、李演泰、蔡翘、谢锡臻等成千上万名中国知识文化艺术界名流及其子弟门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复兴，以及中外、中西文化的伟大遇合，留下一份分外丰厚深湛的文化遗产。 从1941年到1945年，重庆和四川农民共支持国家抗战粮食八千四百四十三万零七百四十八石，占全国征、捐、借粮食总量三分之一，生产了数以万担的生丝、猪鬃、桐油、茶叶，并出口美、苏、英等国，换取中国急需的外汇；重庆数十家大型兵工厂共生产自制步枪三百多万支，各种火炮八万多门，各式枪弹八亿五千万发，炸药包三百七十多万个，各式掷弹筒七万多具，军用皮具十一万张，以及各类军用器材七十五万吨。 八年期间，国民政府在重庆等地指挥数百万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了台儿庄、徐州、武汉、南昌、随枣、枣宜、长沙、豫南、上高、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豫西鄂北和湘西等二十余次会战，一千多场战役和近三万余次战斗，并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滇西、缅北、印东等地，协同美英盟军抗击日军。 302.5万川军奔赴抗战前线，其中226,991人喋血沙场，356,267人英勇负伤，24,025人杳然失踪，刘湘、绕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王澜波、李成烈等川军将领为国捐躯。中国抗战阵亡将士中，川、渝籍官兵居五分之一！ 如果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西安、洛阳一类西北平原城市和历史古都作战时首都，中国能否坚持八年抗战，中国会否再次亡都至于亡国，从而改变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战时格局和战后前途，不难论定。 一言以蔽之，重庆作为中国抗战首都，中华民族最后的陪都，为列祖列宗所阴庇，为万千河山所护佑，为人类自由、独立、光明、和平诸神性所援助，可谓天经地义，人神共佑。 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不仅继续居于中国抗战领导中枢，而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指挥本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合盟国在远东的主要外交平台。八年期间，美、英、苏、法等三十多个盟国驻节重庆，四十多个国家在此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建立了各种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组织。国民政府和中共代表团与盟国、盟军和各国友人建立了空前密切的关系，中国战时外交取得了若干重大成就。 1938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飞赴重庆，与国共两党人士会谈。中印两个亚洲大国第一次开始携手合作。1940年10月，美国退役空军军官克莱尔•陈纳德在黄山与蒋中正议定组建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即“飞虎队”。1941年12月，中、美、英在黄山举行东亚军事会议，商拟三国军事联合计划，组建三国军事同盟。1941年1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组建中国战区，并派出居里、华莱士、史迪威等高级军政要人赴渝考察、任职。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指挥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军作战指挥本部。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声明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各项特权，在华盛顿与重庆分别签订“新约”，有关国家皆与之仿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不平等条约到此基本废除。1943年11月，蒋中正、宋美龄飞赴埃及首都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开罗宣言》，明确认定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华民国”。1944年4月，重庆工商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参加国际通商会议，这是中国工商界首次以平等身份参加国际会议。1945年2月，宋美龄应邀访美，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陪同，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取得巨大成功。1945年4月28日，中国代表团（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从重庆飞赴美国旧金山，参加有五十一国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民主堡垒和国际名城。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令，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同时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组建和任命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各机构和人员。10月25日，台湾行政公署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代表重庆国民政府通过电台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至此，沦为日本殖民地达五十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将10月25日命名为“台湾光复日”。 著名时评家徐盈在《重庆——世界与中国的名城》一书中写道： 这个首都，在抗战中，爬上了东亚政治的最高峰，开罗会议是到了荣誉的顶点。国际人士来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重庆的国际性一分一分地更形加浓，一切评论的对象，都集中在中国的代表者–重庆。 由于周恩来在重庆的卓越外交活动，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二十一人组成的“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7月22日，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热情接待。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的承认，中共与美国“一定程度外交关系”的建立，对于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大国的外交关系（包括1972年中美建交），具有深远的意义。 顺便提一句，八年期间重庆朝野各界给予跟随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慷慨救助，至今是中韩友谊的历史性基础。 六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其辞曰： 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移驻重庆。八年以来……国土重光，金瓯无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重庆成为第一个在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性决战中始终站在正义、民主、自由、光明与和平一方，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城市。 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写到他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的观感： 日本已经作了十次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 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 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无数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足无异。 1942年7月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 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辞：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 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如果重庆被炸垮了，中国将无险可守，中国将再次亡都，甚至亡国。以中国之大、中华民族之坚韧，中国势将最终取得抗日复国的胜利，——那将是另一种历史结局。 如果重庆没有苦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没有支持到抗战胜利——就像七百年前坚持了40年的抗元“重庆保卫战”，那么，日本很可能不会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转而接受希特勒的要求“北进”——与德国夹击苏联，再西向攻取英伦，最后收拾美国，而不是犯下它最致命的战略错误“南进”——过早地单独与美、英直接开战。那么，中国与世界的战争分晓肯定大不一样。 世界反法西斯大国之所以不吝其辞赞誉中国，乃是因为中国始终拒绝与日本“携手”，更不向日本投降，而在东西两端为盟国赢得了战略转机。斯大林最担心的事——日本进攻符拉迪活斯托克（海参崴），再向贝加尔湖挺进——终于没有发生，唯一的原因是“只有当日本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们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罗斯福更是从全球战局的视野评价中国抗战： 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来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其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曾将挽救民族希望的大任降诸重庆，重庆以其巨大的苦难和卓绝的奋斗报效了这一至高垂顾，重庆无愧于历史，无愧于祖国。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载文引述国民政府当局决议称：“重庆市为战时首都，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1947年10月10日，中国惟一一座全国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在原“精神堡垒”旧址落成，定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日，重庆市政当局、各界人士和学生团体数万人参加揭幕典礼。这座纪念碑用钢筋水泥建造，在战时若投五百磅重量炸弹于十米内，亦无法摧毁，十六英寸平射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碑顶设有标准钟、警钟、探照灯、风向器、风速器、方位仪和瞭望台，“胜利走廊”刻有罗斯福总统赠与重庆的卷轴译文，八面碑座石壁上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颁令全文，以及时人所写《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重庆建为陪都，巍然系中华民族之枢机，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实与历史同永久。……虽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然而百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物力财力之输委，有逾于自救其私，实造民族精神之峰极。重庆之所以无忝为陪都，不仅以其地理形势使然，亦此种卓越之精神有以付之也。……后世史家，循流溯源，将知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八年之献效已也！ 至此，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指挥中心和行政首都的地位宣告结束，而八年抗战和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加诸于斯城的历史烙印，如浴火重生的涅槃凤凰，已演化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悲壮风云，重庆的历史天空曾雄浑浩荡，大气氤氲，永远映照着山色南来，江水东流，令人深长思之。 七 抗战陪都是中国人民一份厚重的历史遗产，其经验也丰富，教训也深巨，启示也久长。值此云谲波诡的变世，客观公正地反思和评价其历史意义，正面转化并光大其历史内涵，以利于中国的今天，是历史和未来向我们下达的共同律令。 抗战陪都诞生于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是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国家理念迅速更新的产物。中国人第一次不分彼此地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同呼吸、共命运。所有的党派、所有的阶级、所有的集团、所有的主张、所有的承诺，都只有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民主、精神自由的旗帜下，才有存在的资格和未来的希望。攸关民族存亡的神圣抗战使一切政权之争、党派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和恩怨是非之争相形见绌。一切主义、学说、思潮和制度对于中国，都只能是工具和手段。中国人，无论士农工商兵，都只有在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祖国，才有个人的幸福和前途可言。一名中国领袖，必须永远意识到，他是五千年历史的继承人，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亿万国人的公仆，是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中的一员，而不仅仅是几十年历史的匆匆过客和某部分人群的代理。令人欣慰的是，1998年5月4日，新四军老战士、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参观了重庆南岸黄山蒋中正官邸“云岫楼”，并挥毫题词：促进祖国统一。这是姗姗来迟却明白无误的信息：抗战陪都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遗产，完全应该且能够为包括国家统一事业在内的现代中国的缔造，发挥独特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 抗战陪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完成北伐以来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国共两党两军毕竟同属一个民族、同属一个时代。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人士在重庆期间，遵循中共中央所提“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与各抗日爱国党派团结御侮、民主协商、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他们是赤诚的爱国者和纯正的革命家，目睹过日本的富国强兵之法，感领过法国大革命的流风余响，沐浴过俄国十月革命的洗礼。为了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幸福，他们揩干净十年内战的血迹，收拾起万里长征的行囊，抖落黄土高原的泥土，作别太行山的密林，濯足嘉陵水，结庐红岩村，创立了传诵四方的“红岩”精神：爱国、团结、奋斗、奉献。同时，从1938年中共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国共合作原则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在重庆正式建立办事处，中共《新华日报》正式登记注册公开发行，到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1943年毛泽东特使林彪赴渝以及1945年毛泽东本人赴渝八年期间，重庆是除延安外中共政治局委员最多的城市，前后有数百名中共人士来到重庆，周恩来更是十数次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应当公正指出，尽管存在类如皖南事变那样的恶性事件，存在着磨擦、矛盾、误解和冲突，国民党当局对中共人士还是基本上做到了以礼相待，长期生活、工作在重庆的中共人士获得了基本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境遇，国民党当局基本没有动用其法律和政权机器加害中共人士。揆诸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武装对抗，抗战后三年内战期间两党两军针锋相对的战争较量，以及1949年后两党隔海对峙、战火不断的敌对关系，陪都重庆时期两党始终能够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和相忍为国的民族大义，维护和坚持基本的团结合作局面，从而最终取得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显得格外来之不易，格外弥足珍贵，格外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而在林彪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江青插手中国文艺界、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六十年代初问世的小说《红岩》，则是以川东地下党和华蓥山游击队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终不能取代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居住红岩村时期体现的“红岩”精神原型，也不能抹杀抗战陪都时期国共两党共赴国难的史实，更不能以此尘封甚或否定抗战首都的历史功绩和伟大精神。在和平与发展正日益取代战争与造反的当今世界，在中国尚未实现终统一和全现代复兴的历史关头，一切继续鼓吹和渲染中国人之间自相残杀，强化和扩大中国人之间仇恨和分裂的言论，都有违于重庆作为中国抗战首都的历史地位与伟大贡献，也有违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以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八 历史曾将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任降于重庆，重庆以其巨大的牺牲和卓绝的奋斗报效了这一最高垂顾。历史又给予重庆惟一的契机，希望这座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城市，能继续导引国家走出君主专制、极权独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循环，开出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康庄大道。然而，重庆错失、辜负了历史的第二次偏爱，在严酷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面前，重庆交出的是一份令人扼腕长叹的答卷。 重庆谈判也许是传统中国最后一次以战争解决政治争端的替代方式，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具有显豁的国际背景和公众舆情参予的试图以民意制衡党争、以理性驾驭武力的历史性尝试。 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庆谈判那样，唤起过那么巨大的希望，又终如一首即兴叙事曲，转瞬即逝，徒然留下难以言表的历史悬问，以及至今无人真正述及的时代启示。 这幕风云际会、扑朔迷离的悲喜剧不仅汇聚了国共两党漫长而复杂的恩怨是非，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狂喜、感慨、疲惫，国共内战的阴云，而且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定而“冷战”铁幕正在降下之间阴郁不祥的氛围。 1844年，俄国和美国都尚需二十年才将废除农奴制，法国史学家夏尔•托克维尔就预言道：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俄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却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1922年1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应邀派员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抱病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共代表张国焘，发出他那先知般的“东方之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而在此之前，苏俄政府先后发表《加拉罕宣言》和《越飞宣言》，两度申明废除沙俄与满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归还根据这些条约掠取的全部中国领土。对西方正感失望的孙中山作出了热切的回应，称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于是，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也因“亲俄”与“反苏”而有国共十年内战，又因同样的缘故加上日本入侵而有第二次国共合作。 如果说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二十世纪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显例，那么，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同一时空按照与俄国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世界理论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在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美国国家精神塑造者们看来，革命是天地下最神圣的事件之一，应由道德高尚的公民来领导，其宗旨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促使人性和文明按照上帝希望的方向发展。 在美国看来，俄国革命是一场空前的邪恶和灾难。从伍德罗•威尔逊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把苏俄共产主义看成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最大的“非美国素”（un-American），都把在全球范围内与后者的较量看作实现美国“使命”的大决战。 美国标榜和推行一种与苏俄截然不同的世界目标，其核心是按照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原则建构一个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与法制、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多边合作与集体安全的国际公民社会。而中国正好是尝试建立这种国际秩序最大最适宜的试验地，并且很可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重心所在。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个谁都始料未及的客观作用是大大强化了苏俄和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和争夺。与邪恶、野蛮、令人厌恶而丑陋低劣的日本侵略说辞相比，苏俄的“伟大理想”与美国的“天定命运”不仅为孤独悲惨、“苦撑待变”的中国所欢迎所亟需，而且切合中国希望通过抗战实现自己民族复兴的精神需求；不仅在形式上，苏美是中国的战时盟邦，是中国最渴求的国际援助方，而且在精神上是中国辨认和领受自己命运和使命的最期待的先进思想。中国确实获得过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家的救援，同时也承受了必须为之付出的高额代价。 重庆谈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申张和保障，却因为苏美两国对中国难以抵御的干预而变成云谲波诡、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悲喜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两小时后，蒋介石致电毛泽东，请他“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 就在头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话，告诫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蒋介石则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他要拿刀，我们也拿刀；他要磨刀，我们也磨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同时，中共中央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公开电邀毛泽东，称“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自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走向第二次合作，“不容再有箕豆之争”；1937年清明节，两党同祭黄帝陵，毛泽东特地作辞曰：“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民众，坚决抵抗。”卢沟桥事变翌日，毛泽东甚至呼吁“国民党员共产党兄弟般的团结起来”。两党曾在莫斯科、南京、上海、庐山、武汉、西安多次会晤商谈，但蒋介石、毛泽东两位最高领导人都始终动如参商，南辕北辙。揆诸美英苏三国元首，其成见和分歧远远超过党派、阶级，却多次直接会面，可见国共两党积怨未消，彼此没有真正的信任，缺乏缔造现代国家必须具有的政治信念、思维和风范，也暴露出中国仍然深深地陷滞在传统社会的古旧格局中，难于自拔。但无论如何，国共两党毕竟都是中国人，终不至于是永远不共戴天的寇仇。 1942年1月3日，在苏联“养病”三年之久的原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突然飞抵西安，发表了一番“新言论”，让国民党衮衮诸公刮目相看：“我们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④ 林彪坦率告诫道，如果国共两党“磨擦”、“冲突”，则不仅不能使国力迅速增长，而且必然造成内战重现。 此时，苏军正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漫长战线上与德军苦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转机远未出现，而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五十天，美国和苏联都处于最困苦的时期，它们几乎同时感到，中国拖住日本乃是天底下最迫切的事情，国共的合作不容任何损害。 毛泽东鉴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已定，尤其“英美苏订立同盟条约”，“势必影响中国政治前途，国共两党势必要做长期合作打算”，决定“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即是极大利益”。⑤ 10月13日，林彪以毛泽东特使身份在周恩来陪同下晤见蒋介石，特别转告毛泽东的话，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称“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通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6月26日，中共中央与之呼应，表示接受提议。1944年2月8日，毛泽东致电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预言战后苏、美、英合作的情况不会改变，“必然促使中国走向和平与统一，故必须事先有所准备，并影响各方，争取有利之前途。观察今年国际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⑥ 历史的演变、实力的消长、形势的发展始终规约着国共两党关系，决定着双方对抗或合作的方式和目标。 1944年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与盟军诺曼底登陆、苏联战场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胜局形成严酷对照，致使美英盟邦以前所未有的悲观态度看待中国，致使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呼声大幅提高，并且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电文都由报刊、广播公诸于世，毛泽东复电也公诸于众，各界人士极为关注，纷纷投书致电，为国共领袖共商国是献策进言。 8月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社论称，“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感慨，又兴奋”。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蒋介石先生贺电书后》社论，指出：“中国需要团结，但是，要团结先要民主。我们提出了真诚促成团结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些办法只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人民的极起码的要求。”该报质问道：“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还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哪一个国家还需要承认执政党以外的党派合法存在？这样才能真正的谈到团结统一，民主建设，这样才能真正的救人民于水火，而招致到一片真正的‘祥和之气’。”该社论最后“附带上一句我们的忠告：内战的火不是好玩的！”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又发表《我们的抗议》社论，对“中央社”所译美国《纽约时报》17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予以详细反驳，对所谓“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是，……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尤为愤怒。该社论强调，“中国共产党曾一再向世界宣告：我们反对一党专政，决不自己再来一党专政。我们所要的是全国各党派各阶级的民主联合政府，而绝非其他”。 8月24日，胡适托人“代为发出”一信，“劝告毛泽东君”，自称“此是闲人偶尔好事”，文曰：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杰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不小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所谈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八月廿四日。 重庆朝野所造公开舆论，固然对延安形成前所未有压力，但真正促使毛泽东动身赴渝的力量，却来自遥远的莫斯科。 同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直接电告延安中共中央，“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数小时后，斯大林径直致电毛泽东，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最后要求毛泽东“立即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赫尔利也指出：“毛氏出人意料的接受邀请而到重庆，可能部分地由于1945年8月14日由中苏条约的宣告所促成，该条约保证苏联援助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的国民政府。”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与其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称：“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这份通知认为，“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该通知最后告诫说，“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⑦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将军，希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美国军用专机赴延安，陪同中共和谈代表团往重庆。赫尔利欣然接受要求。8月27日，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乘专机飞往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行前，赫尔利发表了公开声明： 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至夥，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飞抵重庆并发表了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⑧ 与苏联一样，美国战时对华政策乃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这项政策具有明确的目标和程序。首先，击败美国在太平洋的死敌日本，巩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其次，支持并鼓励国民党政权为战胜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再其次，战后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接受美国价值、亲西方的亚洲大国，成为美国在东亚最大最重要的永久性盟国。这一政策就必然意味着：一、蒋介石应尽可能地联合共产党并实行必须的民主改革；二、国共之间、尤其是国民党方面，应尽量避免发生内战；三、最重要的是，战后中国应尽量减少苏联的影响，防止中国建立起苏联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制度。 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中国作为重要成员参加的自由国家集团，而不是建立一个由苏联指挥的亚洲共产主义国家集团，这是美国国家利益和“天定使命”在东方的根本目标。 除了击败宿敌日本之外，苏联与美国的所有目标都截然相反。无论美苏之间的分歧多么巨大，它们都有一个潜在的甚至无意识的共同目标：削弱中国。历史远远没有成熟到使美苏两国真正同情、理解、支持和善待中国的程度。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就曾直截了当地告诫蒋介石，他的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美国不愿陷入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内战。 1944年10月12日、11月8日，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少将分别在重庆和延安与蒋介石和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的两套“建议”。美国从此陷入将被历史证明不可能成功的国共调解的泥潭。 从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1日的43天中，世人多次目睹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在“愉快融洽的情绪中”聚首中国抗战首都的风采、器识、胸襟和气象。中国各界精英和世界各国媒体以前所未有的期待和规格见证了这次重要谈判。 新闻是现代社会的纹理，谨照录若干昔闻，以供今人一窥当年谈判若干侧面： 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来访（柳亚子）于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寓所，以旧作《沁园春》咏雪词一阕相赠。柳亚子曾撰词次韵和之，自云“不能尽如原意也。” 客人离去前，邻居卢子才之子国琦，以纪念册索题，毛泽东书：“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周恩来书：“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王若飞书：“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柳亚子识：“国琦小友纪念册，润之、恩来，若飞都有题字，余亦随声”，为作七绝一首：“兰玉庭阶第一枚，英雄崇拜复何疑。已看三杰留鸿爪，更遣髯翁补小待。” 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 《柳亚子年谱》 据合众社重庆九月十三日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今日下午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在中国建立和平与民主，所以来重庆。毛氏说：“共产党希望达到良好的结果，这样，中国能够从抗日战争阶段过渡到和平建设的时期。相信这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希望”。 九月十八日，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举行茶会欢迎毛泽东同志。在会场上，毛泽东同志致词，大意说：“今日是九一八纪念日，首先应该庆祝胜利。八年抗战，胜利终于到来，尤其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已沦陷十四年，今日已得到胜利解放，身临此日，倍觉兴奋。所最感光荣的，是能够在这个时期和诸位先生朋友和各老前辈见面。回忆抗战期间，虽极艰苦，但因全国一致的努力，现已平安渡过，蒋主席特邀来渝共商国是，意至可感。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因此各党各派应在上述方针之下，团结一致，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在九月中旬书面提出十二项问题，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答复。 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张部长首先致词，从蒋主席邀请毛泽东来渝，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说起，说是全国各界，世界各国，都很注意、关心，而且特别殷切地注视毛先生的来到重庆。毛先生到渝已四十天，同蒋主席谈活多次。 张部长还特别补充一句说，“这还是中共方面毛先生提出的。”“今后我们要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实行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埋头努力三十年，迎头赶上去，真正作世界上五强之一。我们过去努力革命，推翻满清，就为的实行民主政治。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团结的国家，统一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团结，一定要统一！。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重庆《大公报》 43天中，蒋、毛二人九度会晤，其中三度为两人单独晤谈，后人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在并无任何第三者在场情境下说了些什么。 1924年，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和国共第一次合作参予者，他们曾分别告别了老母和爱妻，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没有只言片语表明他们在对方心里留下任何特殊的印象，但命运注定了他们将分别扮演现代中国的历史主角。 22年后，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两种哲学、两种力量、两种选择和两种命运聚首重庆，接受历史的评判与裁决。 周恩来与张治中就和平建国、国民大会、军队整编、解放区问题等国内外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尤其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三项重大政治原则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国内外舆论对重庆谈判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认为“中国前途的发展国内和平的保持，有赖于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创始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教导和精神之下团结合作。在这中国的转折时期，两党领袖已在采取措施来克服旧日的纠纷，并共同讨论当此日本武装溃败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国新的任务，这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领袖在重庆谈判的开始”（苏联《红星报》）。“蒋主席和毛泽东宣布会商已经得到基本的协议。新谅解似乎可能成为建立新中国国家团结统一的基础。”（美国《纽约日报》） 1945年10月10日，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国庆节，国共两党在桂园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中外舆论迅速加以报道。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政府与中共代表，“就所有政府与中共看法不同的各点，进行剥茧抽丝的研讨，藉以觅取相忍为国的途径。结果遂在43日的会谈中，决定了‘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建国基本方针’，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化，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其他未决事项，则决定继续商谈，徐图解决。这一结果……可以普告国人和关切中国问题的友邦人士，请其不必为和平将在中国遭遇危机而担忧了。” 延安《解放日报》在《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的社论中说：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会谈不仅在和平建国的方针上有了令人满意的明确的解决，而对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也有了初步协议，而为今后的圆满解决开辟了成功的途径。”这“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明。” 成都《新中国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此次会谈，当属圆满，容有未尽之处，可由其他党派补充意见，政治会议扩大商讨，则国事庶几期于至善也。” 重庆《新蜀报》虽称“吾人读悉此项纪录以后，认为是国家步入康庄大道的征兆，值得全国同胞庆幸”，同时指出“国共两党的主义不同，这是事实，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也是事实，所运用的手段不同，也是事实，但是两党救国的志愿是相同的，想以新方法建造新中国是相同的，不愿人民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是相同的”。 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日报》欢呼道：“举世所关心，所祷告，所焦虑的重庆谈判，终于在和谐的空气中，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分裂内战的阴霾可望由此扫清，和平建国的时代可望于兹开始，因而八年抗战的鲜血也将不至于白流，这是中国民族的福音！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在一片欣喜欢呼声中，人们发现双方的歧见和隔阂并非可以在一次谈判中化除。敏感知情人士已经觉察出某种弦外之音、某些不祥的征兆。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基础——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结果》，在肯定这次谈判的“积极作用”后指出，“中国所需要的统一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是和平的统一，民主的统一，而不是武力的统一，专制的统一”。 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不无忧郁地写道：“抗战虽已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但和平是否将在中国遭遇危机，原是每一个中国国民和若干关切中国问题之友邦人士所急欲明了的问题。” 《大公报》也流露出一丝不安，“我们检读《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坌集，却一时难以一言说出满意或失望。我们实在对团结会谈太关切了，也太瞩望了，所以此刻读一字一句的正式发表，只觉有极大的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语。……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谁不在期待？快来吧！” 重庆谈判两位主角比所有局外人更为现实、冷静、坚定地固持着不可通融的立场，迅速将所有纪要、协定、承诺置诸脑后，并且立即做好走向战争的准备。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作了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比所有国内外舆论更为冷静和低调。他对蒋介石丝毫不存幻想，对和平也丝毫不存幻想：“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九 历史的苦涩与荒诞，人性的微危与阴冷，总与那些冠冕堂皇的外观、道貌岸然的举止、夺席谈经的儒雅，如影随形，互为表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日记，给后世留下的记录，更加令人寒气倒抽，不胜唏嘘：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蒋介石1945年8月28日日记 正午约毛泽东、赫尔利照相谈话。据岳军言周恩来向其表示：前次毛对余言可减其所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48师之数，已照共匪总数感少一半之意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矣！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28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蒋介石1945年9月17日日记 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1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彼以为是。果能动其心于万一否？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 ——蒋介石1945年10月9日日记 昨夜与毛泽东谈话，彼忽提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并称：“回延安准备召集其所谓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再定办法。”又称：“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余闻之，殊为骇异，乃觉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不若矣。余于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则国民大会会期延误，我政府势必因此失信于民；但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然至11月12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余亦明示其政协会即使不能如期开会，则政府亦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召集令也。余谈至此告辞，约期明晨再谈而别。今晨8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 ——蒋介石1945年10月11日日记 重庆谈判两位中国主角蒋介石、毛泽东个人之间，表面礼尚往来，称兄道弟，私下却以最仇恨最恶毒的不堪之词相互指称。中国近代以来，类似国共最高领袖之间不共戴天者，未为有之。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曾并肩作战，也曾同床异梦，互为根本对立的世界体系和民族国家的代表。但三人之间多少维持着现代人类和文明民族之间的基本关系。在多次谈判中他们唇枪舌战，为各自的国家谋取最大利益，同时彼此也不乏真诚的谅解和敬意，且基本遵守了彼此达成的协议，直到死后，都曾流露出让世人感触不已的人之常情。丘吉尔听到罗斯福逝世的消息，好像“被人猛击一拳”，斯大林则“神情黯然”，紧握住美国大使的手“足有30秒之久”，一向与罗斯福作对的《纽约时报》发表了“讣告式”的社论，以真正忧伤的口吻盛赞死者，连铃木首相也对日本的最大死敌“深表敬意”，东京电台则“为这位伟大人物的逝世”播放哀乐。 重庆谈判中两位主角丝毫没有表现出让时人和后代可以感动的大政治家不可或缺的真诚、坦荡、胸怀和登高望远的气象。中国两位最有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权的人物之间，如此冷漠，充满敌意，必欲灭之而后快，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人共同的悲哀和不幸。 谈判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无论中国抑或世界，无论如何讨价还价，博弈算计，都很少有如重庆谈判一样，如此口是心非、虚与委蛇、敷衍周旋，充斥着虚情、矫饰和蒙骗。重庆谈判最大的贻害，是超越于党争、权谋、利益甚至你死我活之外的精神和道德的沦丧。 中国一百年内忧外患，兵连祸结，日本入侵更使中国生灵涂炭，山河破碎，如此惨痛的命运如此不幸的民族，以最大的近乎哀求的祈愿，企望重庆谈判将是和平与民主的开端。重庆谈判无情地背逆了中国人这一天经地义的要求，在世界反法西斯诸国中，只有中国又陷入自相残杀的内战。重庆谈判没有作为民族团结、阶级和解、政党合作的起点，而是作为内战的序幕，没有民族大义的胜利，只有党派和个人权欲的较量；没有历史理性的辉煌，只有政治权谋的恣肆；没有和平民主的凯旋，只有中国人又一轮自相残杀的开端；没有使“肮脏丑恶的东方政治”（马克思）变成“众人的事”（孙中山），只有让全体中国精英和虽不通文韬武略却善良淳朴、渴望正常人生的中国百姓陷溺于一场“慨而慷”的“天翻地覆”。 重庆谈判浓黑的阴影甚至一直笼罩了中国半个世纪之久。中国从此被一分为二，数量几乎相等的亿兆中国人第一次被从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上分裂成怒目相向、不共戴天的“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两个中国”。 十 尽管重庆谈判的政治闹剧本质和它注定破产的历史结局，几乎毫无正面意义可言，它对一切严肃政治必须具备的诚意和高尚成分的败坏永远令人齿冷，但是，它毕竟公开提出和论列的三条原则，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化，却是中国从1911年到1945年间政治教训的真实总结。应当承认，自从孙中山所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来，自从抗战以来，重庆谈判中两党公开倡言和认同的“三化”，是对中国几十年深重灾难的沉痛反思，是中国社会对两党两军的天然要求，是中国真正走向和平、民主、宪政和现代化的必备前提，也是中国结束战争、流血，避免专制独裁极权复辟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并以现代伟大国家的风范和品质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底线。 正如重庆谈判虽则顺应了中国人渴慕和平与民主，却并非真正由中国人自主推动和促成一样，重庆谈判和嗣后召开的政治协会议最终被国共内战取代，这固然因为国共积怨太深以及当时的国家政治、军事状况所致，而美苏两国由战时盟国迅速走向“冷战”对抗的世界大势，则仍然是更深广也更强悍的主因。 1946年2月9日，二战刚刚结束，世界还是一片废墟，斯大林就在莫斯科公开宣称：“获得胜利的是苏维埃制度。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和平就不会有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立即把斯大林的演说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25天后，丘吉尔应杜鲁门总统之邀在富尔敦大学发表了著名的“冷战”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这条线的后面，是中欧和东欧所有古国的首都……我必须称它们是苏联势力范围，它们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受到苏联影响，而且许多情况下受到莫斯科愈来愈严厉的高压控制。”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讲话，公开谴责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称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赖的是恐怖、压迫、舆论统制、指令性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犯，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日丹诺夫受斯大林委托向世界宣称，世界上已经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最终将走向战争。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应在出兵中国东北三个星期（最多三个月）之内把东北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斯大林盱衡新的苏美关系及其在亚洲对抗的前景，最后决定把东北交给中共，以防止在思想体系和国家制度上与苏联对立而与美国更为接近的国民党政权统治大陆。这种远非由中国人所能预见因应的外来“偶然”因素，以及中国人无法研判、更无力改变的苏美两国的“历史使命”和“天定命运”，如同一场巨大的宿命，使包括重庆谈判在内的所有现代中国重大事件发生变形、逆转和翻覆。 几乎与重庆谈判同时，国共两党两军就开始了抢占东北的竞争。从战略观点看，战后的国共两党如果执意要为夺取国家政权决一死战，那么东北之争，当是决定性一役。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亦即按照美英苏尚能维持同盟关系的《雅尔塔协定》，苏军应在三个星期到三个月之内将东北连同关东军全部装备和所有工业设施交还国民政府，而这无异于在即将开始的美苏“冷战”中为苏联自己培植一个亲美反苏的政权。苏联合符历史逻辑的抉择是，拖延时日，不顾两国协议，把东北交给国民党的对立面。 重庆谈判正是一场美苏两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为行将到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殊死较量作好准备所不可缺少的“嘴皮和纸面上的纠缠”，国共两党赢取时间以便获得内战主动和优势地位的场所。 重庆谈判必然破裂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八年抗战中一再标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背后，国共两党的历史积怨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因为抗战带来的力量消长和国际空间的转换、尤其是美苏两国同盟关系背后潜藏的猜疑、防范和价值体系的对立而变得日益尖锐、复杂、不可调和。 抗战八年，正如美苏之间并未发展出一种超越思想体系、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新型历史哲学一样，国共两党也完全没有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和现时利益的国家意识和民族大义。国共两党宿怨依旧，裂痕依旧，对立依旧，中国抗战反复出现的党争和内战阴影，无一不是缘自国共之间难以通约的为战后夺取国家政权进行的战争准备。 “国共反映美苏”，重庆谈判的全部复杂性和所有扑朔迷离的事像，都是“三国四方”关系演变的结果。 揆诸史实，国共两党无论存有多么深巨的积怨和现实的争斗，但绝非只有内战一途，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无论存有多么难以逾越的个人恩怨和历史鸿沟，也不至于毫无通融之处。毕竟，作为同一时代的中国人，民族的苦难、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嘱托、个人的历史论定，极而言之，天地之间，清夜扪心之际，彼此顾念之时，总不至于除了仇恨和算计之外，什么也不存在。 无论如何，重庆谈判已经落幕了65个年头。毛泽东因为这场谈判第一次坐了飞机，第一次从高处领略到中华河山的壮美，又以其独具的风采第一次亮相于世界瞩目的历史舞台，一首《沁园春•雪》倾倒无数文人骚客，让不擅诗词的蒋介石相形见绌。（笔者1995年采访吴祖光先生。他详细回顾在《新民晚报》发表《沁园春•雪》情形，谓是夏衍、王昆仑等中共人士特意递交三份词稿，纂合而成）为自己和他所领导的政党、军队赢得了难以估价的转机和优势。 蒋介石和国民党也许将长久地作为重庆谈判和内战的输家任史家述评，但也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发起的（有史家认为重庆谈判始作俑者是国民政府文官长、国民党政学系大员吴鼎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和平将军”张治中、美国特使赫尔利。但如此重要的决定，最终非由蒋介石本人决定，否则只是建议和参考）这场谈判并不是如一般俗者所谓的“鸿门宴”，作为东道主，蒋介石证明自己讲究礼节，迎来送往，不违规范，信守然诺。 如果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日本军方鹰派人物没有在彻底崩溃前突然发动“一号作战”，如果美英没有因为短视和私利而与斯大林签署几乎使中国抗战成果化为乌有的《雅尔塔协定》，如果自知铸成大错的罗斯福晚死两年，如果丘吉尔战后继续执政而不必以平民身份发表“冷战”演说，如果苏联信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按时从中国东北撤军，如果由史迪威、谢伟思、马歇尔等人主导的对华政策等不能由中国决定、中国负责的外部事件没有发生，或者按照不同的程序和方式发生，那么，重庆谈判也许会以全然不同的地位和影响载入史册。 即使作为一次流产和失败的历史性会晤，重庆谈判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和启示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关于中国国家制度的民族、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基础，关于中国道路、命运和使命，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和人类责任，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公开论列的范围和高度，至今没有被超越。 像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归根结蒂，只能凭依自己的智慧、德性和力量自救自尊自强。企图仰仗任何一个国家（即或是真正的友邦）的善意、调解、援助、恩赐，都几乎无一例外地使中国饱尝失望和挫折。 十一 1929年，梁启超写道：“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痛苦的事。只要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痛苦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无论机能还是觉悟，中国都又累积了近八十个年头。经验也好，教训也罢，我们毕竟又来到一个历史的临界处：共同的命运和使命要求超越一切分歧、恩怨、鸿沟；作为我们的生命共同体，中国再次成为所有中国人的中国。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慎终追远，信义和平，民族复兴，天下为公，……这些阕违已久的哲慧又开始成为公共话语和国民意识，中国终于可望不仅自强不息、而且自作主宰地问商天下兴亡，对于中国和世界，这都是多年未闻的好消息。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谆谆告诫世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注重“力行”、“实践”的蒋介石、毛泽东终身都厌恶“空言”（尽管他们都说过不少让时代称道甚至叫绝的“空言”），他们都以“改造中国”为己任。历史无情，无论言行，都会记录在案；历史也有情，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历史最终是有情、甚至是多情的。本文摘引当年原始文字，其诣在斯，岂有它哉。 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舞台，中国越来越像这个大舞台的一个中心，所有的人不是演员就是观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庆谈判是一出既精彩又乏味、既成功又失败、既完整又残缺的历史舞台戏，如此独特而意味深长的戏剧，是不会遽尔落幕的。无论剧本由何人编撰，演员由何人指定，道具有由何人搭建，排演由何人执导，它都将融汇进更大更新的历史悲喜剧，甚至出现新的续幕和出人意表的高潮。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共两党、青年党、民主同盟、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共38人再次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以及保障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基本自由，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更为广泛的问题进行了公开、坦诚而富有成效的阐述和论辩。中共代表周恩来指出，政协会议成功“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之后，共同努力，长期合作，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奋斗到底。”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指出，“从此，中国结束了过去以武力从事政争的旧历史，并将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青年党代表莫德惠指出，政协会议的成功，“乃朝野诸贤达互让互助之结果，今日朝野已由彼此了解而和谐合作，共同携手，走上民主建国大道”。孙中山之子孙科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中共的成功…，事实不是如此，这正是国民党的大成功，这种成功和胜利，不是党派的成功而是全国人民的成功，大家的胜利”。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指出，“尚须各方面都能顾全大局，互相容让，多接触，多反省，再加上全国人民的监督，才能渡过这个难关，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新中国的康庄大道了”。英国《星期观察报》以《中国的和平》为题发表社论，称重庆政协会议“体现了二千六百年来精髓的理性，已结束十七年来国共的争斗”。日本东京《民报》评论道，“中国团结已圆满完成，远东因此获见一领袖大国之新生，世界之一困难导源亦告消除”。美国著名评论家李普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为中国民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在亚洲和平与民主的发展应成为一个强大而处于领袖地位的国家。”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认为，“中国各党派此次获致协议，早日成立过渡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民主与统一观念的重大胜利，远较以前国共两党之谅解为彻底，这是两党首次同意于统一的国民政府中，共执政权。” 1946年2月25日，国共双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他们都指出，这一方案，“向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目标上开走了”，都表示要“使它百分之百的实现”。 然而，囿于深刻的历史局限，包括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内的中国政治—军事领袖真正信奉的，还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真正迷恋的，还是剪灭异己、成王败寇的传统政治哲学；真正擅长的，还是战争解决争端，胜负裁断是非；真正实行的，还是专制、独裁、惟我独尊。 而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自由、民主、和平、人权和宪政已经成为时代主潮。谁拒绝给人民以自由，谁就在道义和法理上成为人民公敌；谁拒绝给人民以民主，谁就在历史和政治上成为民族罪人；谁拒绝和平，谁就是战争贩子；谁拒绝保障人权，谁就是时代的反动派；谁拒绝实行宪政，谁就注定要被历史淘汰。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国民党尽管负荷各种历史沉疴和战争创伤，尽管患有严重的腐败痼疾，尽管面临极为复杂艰险的国内国际形势，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的东方大国执政党，毕竟处于历史的巅峰，毕竟拥有影响国家前途的主要优势力量，毕竟对于民族和解和国家命运负有主要责任。抗战胜利后的陪都重庆本是国民党顺乎天应乎人，抛弃历史包袱、超越自身局限、刷新中国政治、重获生机再造中华的不可再遇的最后空间；然而，国民党却做出了违逆时代意志的判断和决定，在还都南京短短三年半时间内，便重蹈南京政权时期内战覆辙，而攻守之势异逆，选择了战争，选择了败北。 民主建国胎死腹中，决不是中国的幸事。已经跻身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四强”地位、以独立、人权、自由和民主名义战斗了八年的中国，却最终没有走上现代国家的坦途，陪都重庆也因此蒙受诟病，它那青史永载的悲壮和辉煌很有些黯淡了。国民党拒绝民主的后果，已由其自身的教训而昭昭如斯；历史又以极其沉重的代价表明，当年中国民主派在陪都重庆鲜明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平和宪政原则，仍然具有足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当年国内外民主力量、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教育界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共同缔造的自由精神与民主理想，仍然是重庆独特的精神资源，仍然是这座伟大城市可资继续反哺祖国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重庆的历史天空曾云横雾纵，晦明莫辨，令人深长思之。 十二 历史之手总会将重庆拉到时代舞台的聚光台前，造化甚至不能容忍重庆在尘封的历史中碌碌无为。 1997年，重庆第三度直辖，国际眼光迅即转向这座沉寂多年的城市。英国《金融日报》称：“北京让长江的龙尾摆起来，重庆将成为贯穿中国整个西部发展的催化剂。”美国《华尔街杂志》附议道：“这个变动将为这个中国人口最多和最落后的地区制造前所未有的机会。”慧眼独具的亨利•基辛格预言：“重庆的发展将取得像浦东一样辉煌的成果，重庆将拥有辉煌的未来。” 西谚曰：上帝造人，人造城(God make the man，and man made the town)。重庆是一座只需望上一眼便怦然心动而终身难忘的城市。无论洄溯三峡穿行千里江陵巡目朝天门大开大阖的江山形胜，抑或驰车黄花园大桥长江大桥李家沱大桥渝奥大桥置身中国西部惟一直辖市街衢起伏、广厦、错落的现代神韵，还是凭倚飞机舷窗俯瞰世界第一山城群山环列、雄关攸险、大江东去的万千气象，初来乍到者无不会脱口而出：好个重庆城！ 重庆是浴火重生的涅槃凤凰，天生的英雄城市，注定了的忧患命运。 这个融山城、火炉、雾都、军工基地、长江三峡、川江号子和辣遍世界的火锅王国于一炉的生命－自然共同体，禀赋冲动，好走极端。天下有事，外敌压境，战火方殷，革命造反，重庆总会让历史震惊，世人侧目。 重庆很难像北京那样庄重、气派，定于一尊；像上海那样精明、细腻，自成一派；像广州那样方便巧善，唯利是趋；像成都那样悠游、闲适，安享太平。这里光影变幻，节律迅捷，色泽斑驳，旋律高渺，故事密集，风物如歌。重庆始终元气充沛，重庆妹仔的艳丽，重庆球迷的狂热，重庆伙子的耿直、浮躁、火爆……，重庆永远拒绝一览无余，鄙夷平庸，蔑视酸腐。 重庆的山河结构和人文历史里，秩序、规则、理性和中庸、妥协、谦和一类经验和脾性，素来不大被尊崇、信守。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在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时流中，重庆的步伐笨拙而紊乱；重庆的苦难、牺牲以及莽撞和愚昧，仍然令人刮目相看。重庆显示给世人的，仍是在你死我活的生死考验中，在“烈火中永生”的烈士墓园。是那坐落在沙坪公园深处的“文革墓群”，那119座墓碑里404具遗骸，那404个没有瞑目的亡灵，至今诉说着文革的荒唐与血腥，也储藏着重庆的极端和非理性。 无论钓鱼城还是抗战首都，无论重庆谈判还是三峡工程，无论日本帝国的轰炸还是英美盟国的嘉许，无论“武斗之冠”的亡灵还是惊天动地的祸患，都是我们的缘分，都是我们的遗产，都是重庆之为重庆的命数，都是造化所钟，以玉成这座不设防不矫饰不炫耀不自恋更不自弃的不朽城池。 十三 2005年4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握手北京。这是1945年10月11日两党领袖在重庆分手后的历史性重逢，为时整整一甲。 2008年4月30日、2009年5月27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先后莅临重庆；2010年6月29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在重庆签署；2010年7月7日，重庆50余名画家、历史学家和策划家联袂创制的抗战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首展，逾十万民众参观了这幅来自抗战陪都的艺术巨构。“还原历史真相，找回民族大义”的誓约回荡在两岸中国人心中。人们有理由对重庆寄予厚望。重庆谈判的庄严承诺终应兑现，签署中国人结束内战的和平协议，已日益成为两岸中国人的共同意志，重庆效命国家民族的夙愿和使命仍然任重道远。重庆的历史天空再度透出它那深邃苍茫、悠远高旷的本色，令人深长思之。 <div>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幸运的。困扰前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种种禁忌和偏见，在他们那里将还原成考古学的碎片和历史学的素材，客观精神和公正原则早已不是风险，而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他们又是不幸的，使人类不致彻底堕落不可或缺的对于苦难的记忆和对于伟大的倾心，使人类不致完全绝望不可或缺的对于命运的感叹和对于使命的向往，在他们那里将日益稀缺。 历史的无情与多情，人类的幸运与不幸，将与世界永远同在。中国抗战首都——重庆这一历史共同体距今已整整七十年。人生七十古来稀，青史七十须留忆，其中荦荦大端者即当清点检视一番，以便国人更清楚自己的来路与去向。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记忆的流散，曾误导国人陷入荆棘之途，而对前人缺乏同情的了解和感同身受的评价，则使年轻一代滋蔓出危险的现代迷妄，日益滑离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血肉基石。这是前人不应蒙受的悲哀，今人必须直面的现实。 世界没有永恒，连罗马也不能不朽，废墟是文明的归宿，历史是遗忘之海的孤岛。在中国历经忧患、饱受磨难、迭遭浩劫而终将否极泰来、贞下起元的历史豁口，在中华民族的终极统一和现代复兴终将神意般降临于东方的历史关头，在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凭吊并纪念中国抗战首都七十冥诞，并为我的重庆壮行，为我的故乡祝福。 </div> <div>注释： ①《重庆——一座具有世界历史与文化价值的城市》（《千年重庆图典》，重庆出版社，2002年） ②迁徙中国西部大后方的移民，其精确人数难以确定，历史学家陈达估计沦陷区有一千零七十五万农村人口和三百五十万城市人口逃往大后方，参阅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1页；另一位历史学家张嘉璈估计逃往大后方的人高达五千万，参阅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4、25页。 ③由邓小平题写书名、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48页文载：“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 ④、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16页； ⑤、同上，第120页； ⑥、同上，第135页； ⑦、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417页； ⑧、牟之先等：《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601页。</div> <div> </div> <div> </div> <div>2010年8月20日  重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