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暗箱操作”——秘密抓捕潘汉年、杨帆

毛泽东和中共夺取政权后，立即露出了杀人凶相，挥舞屠刀向自己的同胞杀来。镇反运动、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杀掉了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民。接着毛泽东向知识分子一步步地杀来，他把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剥削阶级，列入被消灭的对象。他们一再声称，在中国有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有两个剥削阶级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毛泽东曾大言不惭地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是的46000个儒哪够啊，57年反右就一下子干掉55万个儒。在他的一生中，他坑的儒起码也在千百万人以上，超过秦始皇不是一百倍，而是千万倍！ 正当毛泽东和中共杀向自己同胞时，也开始向自己的党内杀来。195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把高岗、饶漱石定为“反党联盟”，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同时又把潘汉年和杨帆打成“反革命集团”，于是这两起案件成为中共政权建立后的第一起党内斗争和第一起大冤案。 两起大案，挨整的当事人都是共产党内大官，案中有案，人中有人，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毛共控制的官方媒体闪烁其辞，躲躲闪闪，并没有道出所以然来，特别是潘杨一案。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及其毛共集团，害怕抗日期间充当汉奸卖国贼的罪行暴露，而采取的一种杀人灭口的手段。 自从这两个案件一公布之后，一时间搞得神秘兮兮、人心慌慌。大家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人人自危，个个自身难保。谁也不知道哪一天这灾难会轮到自己头上。不过很快大家都知道了，想躲也是躲不过的，人人几乎都挨上了。 此事得从头说起： 上海市公安局长遭秘密逮捕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穿过台湾海峡，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进行轰炸，造成全市停电停水。中央领导认为这次被炸，是因为华东局和上海的党政领导人包庇怂恿原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结果，是被控被利用的敌台向台湾提供大量情报和轰炸目标所致。因此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负主要责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政法部门的书记潘汉年也有责任。而时任华东局的书记饶漱石更有责任，就这样把这些人牵扯进来了。其实这完全是栽赃陷害，国民党在上海统治达数十年之久，对全市的重点工厂企业机关摸得一清二楚，还要共产党的特务来提供情报吗？后来调查出来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军统特务罗炳乾干的，与潘、杨、饶等人毫无关系。但是杨帆还是离开了工作岗位，患了脑肿瘤后，于1953年春天到苏联治疗，一去就是两年。 到杨帆在苏联治病期间，冤家路窄，被正在苏联疗养的江青撞见了。这下子，杨帆算是倒了霉，“今后的苦难正在等着他”了。 在专供苏联高级领导人疗养的巴尔维哈海滨疗养院里，中国毛泽东夫人江青也在这里过着优哉悠哉的休养生活，建国后她到苏联来过几次疗养。为了侍候这个“新中华帝国”的“女皇”，每天吃的新鲜蔬菜和活崩乱跳的鲜鱼，特地从国内不远万里，用专机空运到莫斯科。 这一天她和女翻译正在散步赏花，突然看见一个中国人似曾相识，四目相视，不禁愕然，她赶紧把目光移向别处，匆忙地回到了房中，气恼地自言自语：“怎会是她，真是冤家路窄！”此时她已经暗下决心，回北京后，先把他抓起来，让他永无出头之日。 也是无巧不成书，三天之后，李富春夫人蔡畅带着这个男人一起登门来拜访。这个男人与江青交谈起来，两人都回忆起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相处过的日子。那时江青是个演员，在剧院演出《雷雨》，两人曾在后台交谈过。想不到事隔十多年在异地相逢，于是，江青知道了这个男人的名字和职务，他就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 事后杨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悔不该去见江青。他心事重重地返回到了上海，终日紧锁眉头，愁云密布，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他向妻子李琼吐露了此事的真相。他告诉妻子，如果哪一天他不能返回，那一定是这件事所引起的祸根。 原来1939年，杨帆曾在皖南向中央写过一封信，告发了江青。 杨帆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一个文学爱好者，1937年在上海参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曾与当时的江青互有来往，那时的江青艺名叫蓝苹，蓝苹入党后，在一次被捕入狱时，变节登报自首，还把自己的剧照送给国民党特务作纪念，因此杨帆对她有所警觉。后来得知蓝苹去了延安，改名为江青，并且与毛泽东结了婚。为了对党负责，他写了一封信，汇报蓝苹在上海的表现情况，此信交给了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由项英用电报向延安党中央报告。项英在信的结尾还加上了一句：“此人不宜与毛泽东同志结婚！” 延安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康生收到这份电报后，立即把山东老乡江青找来，拉进了房间，让她亲眼看看刚收到的这份电报，然后把电报烧掉了。电报虽然烧掉了，但是项英和杨帆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在江青的脑子里了，一项复仇计划已经在两个阴谋家之间密谋好了。可惜项英在皖南事变中死去，但是整杨帆的机会却来到了。 1943年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人运动——“整风运动”开始了，康生的一封密电发到了淮南根据地新四军的军部，把当时担任保卫部部长的杨帆以特务嫌疑罪名抓了起来。新四军军部成立了审查组，由华东局第一把手饶漱石任组长，由情报部长潘汉年和城工部长刘长胜任组员。潘汉年十分同情他，在杨帆关押期间，经常互相写诗勉励和共叙友情。经过长达十个月的关押和审讯，总算以失误为名把他放了，把这案子纠正了过来。杨帆逃过此劫，当时还未曾想到此事与江青报复有关。这一次莫斯科见面，他才知道厄运已经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了。但是他还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再次遭到厄运。 再来说说饶漱石，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时，他是华中局的书记，新四军的政委，是潘汉年和杨帆的顶头上司。解放后他担任华东局的书记，又是潘和杨的顶头上司。 当中共刚建立政权初期，曾把全国分成了东北、西北、华东、华中、西南五个大行政区，每个大区都设有党政部门。1952年撤销了五大行政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岗，华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饶漱石，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还有华中和西北局的邓子恢、习仲勋，都调到了中央。邓小平担任了副总理，高岗是国家计委主席，饶漱石是中央组织部长。高和饶对自己这么高的职务仍不满足，他们不甘心位居在刘少奇、周恩来之下，所以在各个高层官员中到处去游说，要整掉刘少奇、周恩来。那时的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反对刘和周等于是反党，一再劝说无效后，就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1952年高岗和饶漱石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十多年之后，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打倒时，就不叫反党，叫做革命造反，是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都是独裁者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 高饶反党集团案件一出，上海“二六大轰炸”的事情加在饶漱石身上了，也就牵连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的身上了。 自从杨帆在苏联的疗养院里见到江青之后，他心神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在他回国后元旦前夕的大喜日子里，一场陷阱，正等着他入瓮。 1954年12月31日下午6点旧岁岁末之夜，家家户户都在为迎接新年的到来而欢庆团聚，杨帆和妻子还有六个孩子也济济一堂，团聚在一起。这时电话铃响了，华东公安部部长许建国打来电话，有事找他，接他的车子就停在弄堂口。他毫无思想准备上了车。车子到了离家不远的一个曾是审理案件的据点，这个地方过去他都是步行而来，为何这次用车来接，他的心里有点纳闷。到了楼里，一切都明白了。接着他被押送到了北京，立即被逮捕戴上了手铐。 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没有任何指控证据，在无法无天的年代里，这位曾专门逮捕别人铐住别人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就这样被毛泽东秘密地铐住了。 杨帆被投入监狱之后，他的预审期就长达十年，1965年8月才判他为“内奸”“反革命”罪，判处16年有期徒刑，文革中再次被判。文革结束后，他的妻子四方打听，才知他在湖北荆江的一个劳改农场里改造。当妻子和儿子与他见面时，他已经双目失明，记不得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始终用怀疑和憎恶的眼光对着他们。他被送到医院抢救，1979年返回家中。从他1954年12月31日离开家遭秘密逮捕，到1979年返到家中，他在狱中足足关了25年。直到1983年8月22日才为他平反昭雪。这个曾在“皖南事变”中逃出来的幸存者，没有死在国民党的剿杀和日伪“三光政策”的扫荡中，却在共产党自己人的手里惨遭迫害。 上海市副市长神秘失踪 三个月之后，上海市的另一个大人物“神秘”地失踪了。 这个大人物就是潘汉年，当时他担任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党政部门的各种要职。他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又代行着市长的职务；既是市政府党组书记，又是市政协副主席；既是市财经委员会主任，又分管着公安、政法工作。在党内，他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又是华东局委员，是华东局兼上海市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等职。他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3月2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潘汉年作为上海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开了十天，就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邓小平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把高岗和饶漱石开除出党，并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次大会对潘汉年来讲，心情格外的沉重。饶漱石是他的顶头上司，案件中又牵扯到上海二六大轰炸之事，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分管政法公安工作的领导，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杨帆早已秘密逮捕，他能好受得了吗？大会结束后，民盟主席沈均儒来请他到他家中吃饭，同叙那风雨同舟年代里的友谊。沈老就是当年被捕入狱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是潘汉年经过一番努力营救他们出狱，并把他们从香港安全转移到中共占领区的。这一天他在沈老家中度过。 第二天4月3日下午，吴祖光带着夫人新凤霞和诗人艾青一家人来看望他，并在傍晚到一家小饭馆里聚餐吃饭。当其他人谈笑风生之际，他却掩饰不住隐约中的忧郁。他心事重重地返回到下榻处——北京饭店301号房间。 晚上8点，电话铃响起，称楼下有人找他，要他马上到楼下客厅来一趟。于是他随便地趿着拖鞋来到了楼下。客厅里坐的是国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几名便衣。他被他们陪着上了车，这一去他就神秘地消失了。 第二天，潘汉年的贴身警卫相其珍来敲首长的房门，不见了他的踪影，非常着急。他到处打电话问别人，一问都说不知道，他们只知昨天晚上还和他在小饭店里一起吃过饭。人们都在关心他，都在瞎猜着，会不会是周恩来又给他下达了什么秘密任务，要他神秘地暂时消失。 逮捕一名人大代表是需要经过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才行。就在他被逮捕后的第四天，4月7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公布潘汉年的罪行，提请大会批准逮捕。这就是毛泽东“先斩后决”独裁专制的惯用手段。非法逮捕人之后，还装模作样开个会让大家举手一致通过，那举手同意逮捕他的人，都不知道潘究竟犯了什么罪。 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后，只有高层领导人知道，下面的人，连潘汉年贴身警卫都不知道。为了保密起见，这位警卫员被软禁在北京饭店内，不得外出，不得接触任何人。他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三个月后，1955年7月16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在会上提出潘汉年和胡风两代表因反革命活动而被逮捕审判，此时全国媒体才公开报导了他何以会“失踪”的秘密。人们不明白，而且不理解，这个为共产党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了呢？人们只解开了一个谜，那就是他并没有“失踪”，而是被中央逮捕了。那个被软禁了三个月的贴身警卫员也算解了禁。但是更大的悬念却在人们的脑海中盘旋着，这个悬念经过几十年之后才逐渐地解了开来。 毛泽东终于完成了他杀人灭口的第一步。 那么潘汉年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为何毛泽东向他投出杀手锏呢？ 从左翼文化人到中共特工人员 原来潘汉年当年是个响当当的非凡人物，1906年1月12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村，年青时已显露出他的才华，17岁时已在上海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1925年初19岁的他只身闯上海，参加了文学团体“创造社”工作，在该社出版的刊物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后来他自己主编刊物，在只出了九期的《幻洲》周刊上，就发表了40多篇小品和杂文。在刊物被封人员被抓的情况下，由于他营救难友成功，1926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会见过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陈潭秋等人。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他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1927年从北伐前线返回上海后，立即投入到文化战线斗争，办刊物、写杂文、发政论，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的军阀，很快他被任命为江苏省委文化党组书记，接着又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直接领导《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他将上海的“自由大联盟”“社联”“左联”“剧联”和“工联”一起联合，成立了“中国反帝大同盟”，由他担任党组书记，这一年他才24岁。 在上海文艺界他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对于不认识的作家也很关心，当胡也频和丁玲从山东来到上海时，他主动去看望这对年青夫妇。后来丁玲在《决定一生的谈话》一文中写道：“我们就在这一个多钟头里愉快地决定了我们的一生。” 从1925年到1930年短短的5年时间里，他成了当时左翼文学运动的铺路人和前驱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他璀灿的一页。如果后来他不离开文学运动岗位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真正鲁迅式的大作家、大文豪，而不是那个还被全国人民公认的有汉奸嫌疑的鲁迅。 1931年5月，他突然被中共调去担任情报工作，从此他从公开的作家身份，转入了秘密的地下工作，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人物”。中共为什么要让他去担任情报工作呢？原来，中共特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领导机关受到破坏和威胁，于是重新部署，设立了“中央特别委员会”，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负责。潘汉年兼任二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他的代号叫“小开”。由于特委二科是最艰巨最重要的部门，他调集了大批精英，争取和收买了一些内线人物，以及上层著名人物和普通民众，重建了中共情报网。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活跃着一支由他领导和参加的秘密队伍。在隐蔽战线上多了一个“出神入化”“神通广大”人物。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们惩办了顾顺章，把他的全家老小一个不剩的全部处死了。 1932年举世震惊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士正与日寇作生死存亡之战。这时中共执行了一条卖国投敌的路线，要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掉转枪口，寻找一切机会，组织大规模哗变来反对国民党，潘汉年就是被派去执行这项投降卖国政策说教的人，并从埋伏在十九路军内部的梅龚彬处获得情报。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到福建之后，潘汉年继续与他们谈判，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促成了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潘担任中共驻福建人民政府代表。但是不到一个月，这个政府在蒋介石的围剿下失败，潘汉年等人逃到香港又秘密地回到根据地，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退出江西瑞金根据地后，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潘也随军长征。在遵义他又奉中央指示，到香港和上海继续做情报工作。1935年9月受命到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他见到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物王明、康生、曾三、孔源、饶漱石、李立三、藤代远等人。 蒋介石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和《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后，派人前往莫斯科来商谈国共合作的事宜。从此潘汉年成了延安与南京之间牵线搭桥的“热线”人物。双方谈判未成，“西安事变”就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把蒋介石扣为人质。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潘汉年又到南京会见蒋夫人宋美龄，一番斡旋之后，蒋介石被释放。1937年3月，周恩来在杭州由潘汉年陪同与蒋介石直接面谈。宋美龄特地到潘汉年住处拜访，对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表示感谢。这样才有了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共同对日抗战。国共合作后，中共由地下转入公开，在上海设立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任主任。 在中共指示下与日伪特务组织取得联系 1938年秋天，潘汉年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中央社会部工作。1939年4月他患了眼疾要动手术，组织上让他去香港治疗，并留在那里做情报工作。不久他被任命为社会部副部长，直接在第一线主持情报工作。从此他来往与上海、香港、淮南根据地之间，时间长达五年。在延安期间，为了在上海香港建立情报网，中央社会部研究了几个可以争取的人物，这就是袁殊和李士群。 1939年9月他奉命再次来到上海，此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成为孤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还有一部分地区属于各国租界范围，较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上海成了各方势力范围和各种情报机关的角逐之地。日本占领上海后，很快建立了一整套的特务统治机器。其中的“梅机关”就直接受日本内阁和陆军总部的领导。它的首任机关长就是著名的日本特务头子，著名的中国通影佐祯昭中将。还有一个日本特务机关，就是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馆，领事岩井英一就是主持情报工作的，也是属于中国通人物，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日本特务机关相配合的还有汪伪政权的特务机关，这就是丁默邨和李士群在上海设立的“76号特工总部”。此外还有国民党留下来的军统、中统特务，以及各个国家的情报机关。这样，潘汉年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从事情报工作，其难度之大危险之多可想而知的。 此时他认识了一身兼三职的特殊情报人员袁殊。此人既是国民党军统上海国际情报组组长，同时又是日本驻上海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的特务，公开身分是汉奸。但他又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心想与中共取得联系，就在此时潘汉年向他伸出了手，双方取得了联系。 袁殊根据岩井的指示，在香港建立了“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机构，并筹备出版了《新中国报》和《兴亚》杂志，潘汉年派人打进这些机构。不久，潘汉年通过袁殊会见了岩井。岩井要潘把香港的情报网扩大，并由日本人出资建立“国际新闻社”，出版《二十世纪》刊物，并定期向日方提供经过编发的情报资料。就这样，中共利用日伪报刊、杂志，大肆攻击起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上海完全被日军占领，潘汉年在岩井保护下取得了一张“护身符”——日本驻沪领事馆签发的身份证，同时通过日本在香港的领事馆的帮助，把在香港的中共情报员安全地转移到了内地。潘汉年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在华最高特务机关头子影佐祯昭的注意，要岩井安排一下双方见见面，潘汉年与日本情报机关头子影佐见了面，向影佐提出了要面见李士群，根据中共的指示对李士群做争取和利用工作。 在潘汉年与李士群见面之前，中共早已派人打进了李士群的“76号特工总部”，此人就是女诗人、作家、翻译家关露。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歌《春天里》的歌词就是她写的，时隔六十多年之久，此歌还被人们传唱着。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临终前为观众演出的电视节目，就是唱的这首歌。 关露原名胡寿楣、胡楣。她的妹妹胡绣枫，为了营救被捕的丈夫李剑华，胡绣枫认识了李士群，这样，关露在妹妹家中也认识了李士群。1939年12月的一天晚上，她接到叶剑英的指示，要她立即到香港去找廖承志接受任务。到了香港之后，她接受了廖承志和潘汉年的布置，到上海去与李士群取得联系，打入“76号”内部。临行前，潘汉年嘱咐她：“今后要是有人骂你是汉奸，你可不要去争辩。要忍辱负重呵，党是知道这一切的，要是你争辩那就糟糕了……” 但是关露做梦也没有想到，汉奸这顶帽子一戴竟戴了四十多年。 关露在潘汉年领导下打入了李士群76号特工总部，一直干到1941年底，第二年春天，她又接到了任务，要她打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妇女刊物《女声》杂志去当编辑，以便搞到敌人的情报。于是关露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专爱风花山水不问政治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1943年8月她到东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大会指定题目《大东亚共荣》让她发言，遭她拒绝，改了一个题目发言《中日妇女之文化交流》。从1942年到1945年，她在《女声》月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妇女和家庭问题的文章。 中共要潘汉年与李士群建立联系，并派关露打入76号特工总部，其目的何在？李士群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汉奸李士群的罪恶史 李士群就是“76号魔窟”大头子，上海滩血债累累的大恶魔。他20年代加入共产党，后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返国后以记者身份参加地下工作。被逮捕后，变节叛变，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情报员。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向共产党组织诡称是为了应付，实际并未投敌。组织上为了考验他，要他去除掉叛徒丁默邨，李士群与丁默邨合伙上演了一出“偷梁换柱”调包计，却把国民党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给杀了。结果他被国民党抓住后受尽了酷刑。经过妻子通水贿赂，才把他放了出来。继续在南京干他的特务工作，郁郁而不得志。 “七七事变”后，他勾搭的女佣人竟是日本特务。他决定逃出南京去投靠日本人，辗转来到香港见到日本驻港总领事，拿着亲笔介绍信来到上海，做了日本驻上海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情报员，同时把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一些地下人员拉下了水。 日本人此时打算建立一支特工队伍，李士群把丁默邨推了出来，由丁坐第一把交椅，自已甘居第二位。他们对日本人说，上海的恐怖事件都是重庆的特工干的，为此也必须建立一支特工队伍与之抗衡，打垮他们。李士群把精心调查编好的《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和《上海特工计划》情报资料交给了日方，得到了日本大本营的赏识，批准了计划。并拨出经费和枪支弹药，由日本特务“梅机关”直接领导，侵华日军头子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成为李士群的靠山。他们招兵买马，把社会上的党棍、赌徒、特务、恶霸、地痞流氓、军人、政客、三教九流人物统统收罗起来，组织起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特工队伍，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杀人魔王的吴四宝。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又投靠了他们，变成汪记政府秘密警察，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设立特工总部，丁任主任、李士群和唐惠民任副主任。 就这样，李士群的特工组织，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为汪记伪政府服务，在上海滩干下了无数杀人越货的血腥勾当，“76号”变成闻名遐迩的杀人魔窟。 上海被日军占领后，但租界里的中文报刊仍坚持抗日立场，宣传抗日救国，对汉奸集团进行猛烈的抨击，其中《大美日报》《大美晚报》最为突出。李士群就给他们写恐吓信，下通缉令，袭击和捣毁报馆，杀害爱国报人。他们三次袭击《大美日报》，先后杀害了《大美晚报》的编辑、总经理、董事长和《申报》《大晚报》记者。 其中《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光在副刊上曾刊登四期《菊花专辑》，号召人民学习菊花不畏严寒霜雪，抗战到底的精神。发表《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并连载《汉奸史话》，痛斥历史上汉奸卖国误国的罪行。李士群对他恨之入骨，给他送去恐吓信。朱惺光不为所动，他在报上公开答复：“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奈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生为庸人，死为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当他被暗杀时，年仅39岁。 1939年12月12日，李士群特工组织又枪杀了正在为抗日救亡组织举行物品慈善义卖的女共产党员茅丽英。 李士群的“76号”魔窟，在汪伪和重庆国民党特工战中，以及“金融货币大战”的几起血案中，干得尤为骇人听闻。 汪记伪政权成立后，在南京建立了国家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中储券”钞票。重庆特工为了使“法币”在上海的地位不被排挤，对中储银行进行了打击，对工作人员予以暗杀。李士群“76号”特工总部立即进行反击报复。他们把江苏农民银行的11名员工集体枪杀，又绑架了中国银行职员170人，用炸弹炸死炸伤中央银行两个办事处15个人。当“军统”特务把中储行的科长用利斧劈死后，李士群特工则把中国银行的3名高级职工枪决，“一命抵三”，这场蒋汪金融大战持续了几个月。 “76号”魔窟除了杀人之外，绑架、勒索也不择手段。上海化学工业社老板兼总经理方液仙，因生产“三星牌”牙膏和蚊香发了财，于是把他绑架后逼他向家属写信要钱，方液仙被折磨后不肯屈服，终于被他们整死。方家经过多方打听，才知是“76号”所为，派人送去10万大洋，领回的却是一具尸体。“76号”魔窟还从事烟、赌、毒活动，经营黄金、棉布、粮食的投机买卖。他们以枪弹为后盾，以掠夺为目的，其头目们迅速成为上海滩的暴发户。 汪记政府又按照日本人的指示，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自任主任，李士群担任秘书长，实权完全在他的手上。李士群率领着1000多人的队伍，在江苏全省实行大规模的清乡、扫荡，向中国农村搜刮民脂民膏，为日本人敛物敛财，干尽了坏事。 潘汉年与李士群的联系双方铸下了杀身祸根 如今潘汉年要面见李士群，等于是进入虎穴中虎口拔牙呀！在胡均鹤的安排下，他从淮南新四军根据地来到上海，双方见了面。两个月后，再次见面，李士群向他透露了日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行动，要新四军有所准备。1942年月11月，潘汉年又得到了李士群的帮助，他和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组织部长王尧山及他们的夫人一行五人，从上海安全地撤退，转移到了根据地。一路上护送他们的人就有胡均鹤及刘毅。 胡均鹤是李士群的助手，时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南京、镇江一带的汪伪特务都是由他管辖，他也是李士群与潘汉年联系的负责人，因此潘汉年一行，才能安全顺利地穿越封锁线，到达苏北新四军根据地。胡均鹤原来是中共共青团中央书记，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后，随即投降，当上了国民党中统特务，1939年又被76号特工总部逮捕，投靠了李士群，当了汉奸。由于他曾营救和护送过中共人士，所以潘汉年任上海副市长后，重新使用了他。在护送人中，刘毅时任镇江特工站站长，他也是中共曾通缉过的叛徒。不过这次行动，一个酿成了杀身之祸，一个铸成了千古奇冤。这次胜利撤退，后来被称为潘汉年、刘晓与叛徒、特务互相勾结、叛变革命的罪证之一。 得到李士群的这一阵阵的帮助之后，中共认为李士群还有争取的必要。再次约定与李士群见面。潘汉年从淮南根据地来到上海，来找李士群，胡均鹤告诉他李士群在苏州，他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又来到了苏州，到了苏州又说是在南京，就这样连哄带骗把潘汉年要挟到了南京。见到李士群时，才知要他一起去见汪精卫。 当时的中国，群魔割据，五马分尸。重庆是国民政府，延安是中共政权，南京有汪记政府，东北有满洲国，日本又占领着大半个中国。各方面势力都在相互拉拢，都想把对方拉到自己的一边。 如今潘汉年被骗到南京去见大汉奸伪政府主席汪精卫，是见还是不见呢？见的话，没有上级的指示，马上请示也来不及了；不去的话，李士群翻脸不认人，后果不堪设想。他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了汪精卫。交谈中，汪精卫要中共与汪记政府合作，不要与国民党蒋介石合作。这次会见实际上是虚与周旋，李士群想在汪主席面前逞一逞能耐：“瞧瞧，我能把中共的代表拉过来跟你谈判。” 在南京两天返回上海后，李士群又要他去见日本顾问、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双方打了招呼，约定日本人在津浦线和沪宁线“清乡”“扫荡”时，新四军不能来破坏交通线；日本人也不来消灭新四军，双方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这次谈判之后，潘汉年又由李士群安排由胡均鹤陪同，安全地返回到了根据地。 潘汉年的这次南京之行与汪精卫的会面，给他今后的命运埋下了一颗致命的定时炸弹，铸就了他今后几十年的悲惨命运。 而李士群与中共暗中勾结的内幕已经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所掌握，一场假日本人和汪精卫的手杀死李士群的计划已经在悄悄地进行。事先他得到了潘汉年的警告，要他与日本人接触时小心。1943年9月6日晚上，他被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冈村请去，来到了外白渡桥的百老汇大厦。开始他不抽他们的烟不饮他们的水，但是渐渐地思想放松了警惕，就在此时冈村夫人端来了一盘肉饼，在左推右让几回之后，他吃下了肉饼。三十六小时后，毒性发作，李士群一命呜呼哀哉，时年36岁。死时皮肤变成黑色，身体缩小得像一条死狗，这大概是当日本人走狗的下场吧！ 再说潘汉年被李士群护送回到根据地后，他没有向上级汇报南京之行。此时根据地正在开展一场整人的“整风运动”，他害怕这场运动会危及自己。而且淮南根据地的头号人物是饶漱石，他既是华中局的书记，又是新四军政委。此人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权欲极重。在军中拉起一帮人对陈毅施加莫须有的罪名，把陈毅排挤在外。潘汉年对这种做法很反感，他敬重陈毅，写诗赞誉他一番。于是他也被饶漱石以“违犯纪律”“小广播”“自由主义”之错来整他。此时保卫部长杨帆也以特务嫌疑被抓了起来。十个月后杨帆问题得到了纠正，但是潘汉年的“违犯纪律”“小广播”“自由主义”问题却被饶漱石告到了中央。潘汉年名义上被安排到延安出席中共七大，实际上是被排挤出来的。 出席了1945年4月22日举行的中共七大后，他很想当面向毛泽东讲清楚南京之行的详细情况，可惜他错过了一次机会。毛泽东在看了饶漱石的告状信后，反而责怪饶漱石不了解情况，甚至让刘少奇和康生给新四军军部发了一封电报，为潘汉年开脱，说他南京之行并见过汪精卫之事，都是国民党中统造谣中伤的，不能相信。弄得潘汉年哭笑不得，当他向毛泽东再次当面说明时，未等他说完，毛泽东就抢先说：“你的工作中央了解你，中央信任你，外面的谣传我们不相信，你不用害怕。”潘汉年欲言又止，这块心病始终也没有根治。十年之后，当他再次向毛泽东吐露真情时，为时已晚了。 安全护送数百名民主党派人士出席中共政协会议 在中共七大，饶漱石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潘汉年失去了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机会。 日本投降后，潘汉年受周恩来之命，又一次来到香港。从1946年9月到1949年5月两年多时间里，他做了很多工作。除了重新建立情报网之外，还把350位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文艺界人士分20几批用海轮，安全地秘密地护送到大连、青岛、塘沽，然后转送到中共驻地——河北省平山县，使得中共在建国之前——即1949年9月21日能够很快地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634名代表中几乎有一半来自香港。在中共所组成的政权中，这些人都被任命为高层领导人物。在中央人民政府六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们是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其中两人来自香港；在四个副总理中有两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们是黄炎培、郭沫若。郭沫若还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和科学院院长。在21位政务院委员中有11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93名负责人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42人。他们有轻工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长章伯均、文化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长马叙伦、司法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辰、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等。他们都是由潘汉年安排从香港护送到北方的。有些党的领导人也是这样从香港来到华北的。 当毛泽东头顶罩上虚怀若谷团结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在其周围的光环时，谁又能想过这一切都是潘汉年努力的功劳。但是潘汉年没有想到，这样的“联合政府”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一党专国”所代替。短短几年，中共从“联合政府”向“一党专国”的过渡——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直到中国人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实行全面的全方位的全系统的专政。 潘汉年费尽心机把民族精英一批批的送到毛泽东和中共极权专制暴政手里，等于是把他们送进了虎口。几年之后，这些人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相继中箭落马，被送进了亡命路。潘汉年更没有想到，他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没有死在国民党手里，没有死在汪精卫手里，却惨死在自己的领袖、同志、战友、兄弟的手中了。 毛泽东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是假，实行极权专制暴政统治是真，早在一年多之前，他已经准备要消灭他们了。一九四七年底，内战烽火如火如荼，毛泽东正筹划未来的中国政治体制。他极为关切民主党派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陈述自己对此问题的观点。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通过苏联总情报局驻中共代表奥尔洛夫（化名杰列宾）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约1800字。这封电报现已保存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里，编号为“45档，第1宗，第330件，13至17页”。文件上标有“绝密”字样。 电报称：“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从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主党派采取的是“利用”方法，为打倒蒋介石而联合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当利用完了之后，就“图穷匕首见”，要让其退出“政治舞台”。不过，这种“退出”，绝不是和平与民主的手段来退出，而是用血与火的清洗和打倒的“退出”。毛泽东建国前早已准备好的阴谋，在长达数十年的统治中，一直不为人知。 担任要职的背后却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1949年5月此时中共已经占领了中华大地的半壁江山，国民党首都南京也已到手，下一个目标就是上海。潘汉年从香港急召到了北平，要他去上海担任副市长，分管政法和统一战线工作。此时饶漱石担任华东局书记，杨帆是上海市公安局长。到上海后，潘汉年和杨帆领导了公安肃反工作。他利用起义、投诚和自首立功的敌特人员，协助公安部门来破案。在新成立的“情报委员会”中，就吸收了一批起义投诚人员，上面提到的胡均鹤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人员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台湾国民党曾三次派特务来暗杀上海党政领导，都是被这些旧人员所破获。潘汉年又把查获的特务潜伏电台掌控起来，为中共所用，利用这些电台拍发假情报与敌方取得联系，取得信任后，获取对方的情报。 上海“二•六轰炸”后，中央和公安部怀疑是上海监控电台发给台湾情报来炸的，于是开始进行了追查。调查中发现果然有许多旧社会留下来的人员，于是上纲上线，给上海公安系统工作下了结论：“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3300多人，真是一个吓人的数字，三十多年后，才闹清楚这原来是一句笑话引起的。有一次一位干部与杨帆开玩笑，说他们物色的各类人员，就像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一样。杨帆当时也开了一句玩笑说：“不止三千，比孟尝君多得多，有三千三哩。”于是有人当场谄了一句打油诗“杨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引得大家一阵大笑。想不到这首开玩笑的打油诗，却让潘汉年、杨帆及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55年3月，潘汉年来到北京怀仁堂参加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有三项议程，其中之一就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潘汉年在会议期间心情一直不好，杨帆早已被捕，上海公安工作中的问题，已经当作一项罪状列入了报告之中，他自己作为参预者和领导者之一，实际上也已经牵连进去了。关于他到南京见过汪精卫的事，一直未向中央说过，就像一块心病，不能平静。他觉得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决定向中央汇报此事，并检讨自己。经过与夏衍商量后，他去找上海代表团团长、市长陈毅，把这件事交待了清楚，并将他写的一份材料和自我检查交给了陈毅，请他转交给中央。4月1日把材料交给陈毅，4月2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批示逮捕潘汉年。 1955年4月3日晚上8点，潘汉年被公安部长罗瑞卿陪着“失踪”了。 开始时，他被列上两条罪名，8年之后，1963年1月在《刑事判决书》上他又多出了一条，三项罪名分别是：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提供情报给台湾造成二六轰炸。于是他变成内奸、特务、反革命。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还特地提到了潘汉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看这个毛泽东领袖是多么的“慈祥”，多么的“心胸宽广”，并不是不能杀潘汉年，而是毛泽东的“仁慈”才没有杀他。 有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公安部对他宽大处理了一番，才有了订他三项罪名的《刑事判决书》，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期满交公安机关管制。这时他已经关了7年另9个月了，按刑期释放是1970年4月3日，他还得继续关7年另3个月。但是宽大就宽大到底吧，公安部就把他假释出狱了，1963年2月13日他从秦城监狱转移到了团河农场，在一间小洋楼中安排他与妻子董慧居住。 他的妻子董慧，是个香港小姐，其父是香港商会会长，著名的实业家，又是道亨银行董事长。父亲虽是资本家，女儿却是革资本家命的共产党员。1937年她从广州培道中学毕业后来到北平，恰逢“七七事变”，这个爱国少女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大学，1938年加入中共，第二年从马列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香港，跟随潘汉年一起从事地下工作。俩人的年龄相差12岁，在这特定的年代里特殊的环境中，两人结合在一起了。中共建国后，他成了上海市的市长夫人，可惜好景不长，才短短几年，夫妻双双被抓了起来，关入同一座监狱，却从未见过一面，两人都不知道对方如今生活在何方。这一关就是8年，这次放了出来，夫妻总算团聚在一起了。在团河农场，他们有了一定的活动自由，可以去钓鱼，可以进城会见亲朋好友。作家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一书中专门有一节描写潘汉年的，标题是“‘桃花源’对岸的那位老人”。从维熙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当了一名二劳改后，在果园劳动，经常能看到河对岸有一个老人戴着草帽在垂钓。每天9点准时出现，从来没有看到他钓到鱼过，身边也没有孩子和家属。他的出现成了果园班二劳改们议论话题，从维熙去问场部干部，董干事要他别管闲事。有一天这个老人扬起头上的草帽，朝他挥动打招呼，他也不知他是谁。他探亲回家时，问他老革命老丈人，才知此人是潘汉年。 文革开始后，宽大释放他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徐子荣也入了狱，潘汉年和妻子又被抓了起来再度入狱受审，这一次再度入狱，夫妻又是整整8年未见过面。在狱中，他病情恶化，为了让他临死之前套出更多的口供材料，专案组对他百般折磨，日夜审讯，这位62岁的重病号在38天时间里被审讯了41次。1970年7月3日，审查报告中建议他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5年5月27日他和妻子董慧先后被送到湖南茶陵县洣江农场劳动改造，每月发生活费100元。夫妻又相聚在一起了，但是这次团聚又是短暂的。 1976年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此时的潘汉年已患不治之症，各种疾病交加在一起。他们要求到条件较好的省城医院治疗，经过层层审批道道手续拖延很久之后，才送到了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住院期间，妻子董慧连看望和陪住他的权利也没有，直到他生命最后的奄奄一息之际，才把她从数百里以外的农场叫来，看上最后的一眼。数小时后，潘汉年终于在经受了22年冤狱的身心折磨后，停止了呼吸，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时间是1977年4月14日晚上，享年71岁。潘汉年死后，连他的名字都不许留下，在他墓前的石碑上写着“肖淑安之墓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病故  妻董慧立”（刘少奇死后化名为刘卫黄，彭德怀死后的化名叫王川、陶铸死后的化名为王河） 两年后董慧也离开了人世，时间是1979年2月24日，终年时只有61岁。文革虽然结束，但是她的那顶“参预潘汉年内奸活动”的大帽子，仍然扣在她死人的头上。直到1982年8月23日，中央才为潘汉年平反，夫妻双双的骨灰进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那个曾打入李士群76号特工总部的关露，在抗战胜利后，返回到新四军部队，结果她以“特务”罪名受到隔离审查，整得她得了精神分裂症。经过陈毅和潘汉年的证明，总算她的“特务”问题得到了解决，病也得到了治疗。中共建国后，她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来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工作。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后，她也于1955年6月15日被捕，2年后，她被放了出来，要她投入到批判“丁陈反党集团”运动。在批判丁玲和陈大字报中点了她的名字，因为她与丁玲曾一起工作过。于是党不让她再干工作了，1958年她办了退休手续，那年她50岁。文化大革命中她再度入狱。在狱中长达8年时间里，她看了一遍又一遍的马列著作，竟能背诵30多部著作中的内容。1975年5月20日她被释放出狱，但是仍然戴着特务的帽子。就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她作出平反的决定时，9个月之后，1982年12月5日，她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在九泉之下的毛泽东，得知这些知情者们都已死去时，他一定会哈哈大笑。因为这些人与日伪建立联系，都是奉了毛泽东中央的命令的。如果这些人是汉奸卖国贼，那么命令他们去当汉奸卖国贼的人首先就是一个大汉奸大卖国贼。如今这些人已杀，口已灭，死无对证。毛泽东又成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而且还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英雄，他的画像仍然高高地挂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大陆的媒体像发疯似的还在一个劲的猛颂猛崇这个大汉奸大卖国贼。不过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毛泽东活到现在，他们的下场也是不美妙的，而不管他们把他吹捧得多么起劲！当年林彪之流“最最最”喊得最响，“马列主义顶峰”调子定得最高，“红宝书”举得最勤，“老三篇”背得最多，创造和发明了大量的“三忠于”“四伟大”“四无限”标语和口号，结果都没有逃脱毛泽东的惩罚，落得可耻的下场。这前车之鉴，难道还不能为人所深思吗？ 2011-5-16整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