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与旅美学人、仁真洛色（韦刚）激辩西藏问题

<div align="center">旅美学人：与藏族外交官谈西藏问题与中美关系 <div> </div> </div> <div align="center">旅美学人   仁真洛色（韦刚）</div> <div align="center">　</div> <div> 　仁真洛色是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族历史文化与现状研究学者，2002－2010年出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侨务领事，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所长。</div> 　　仁真洛色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的第一批受惠藏人，从没有机会离开山区的他在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首年以农民身份考入西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在四川藏区的乡、县、州以及省四个层级部门都有工作经历，担任过乡长、副县长、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四川藏区实施的具体参与者和受益人，也是当代中国西藏和其他藏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见证人。他为了深入了解藏族文化，曾在四川藏文学校和数座藏传佛教寺庙中学习过藏语文和传统文化。他走遍了四川藏区各地，还深入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藏区的很多地方进行调查研究，熟知中国五省（区）藏区的风土民情，对五省（区）藏区在历史、文化、宗教上存在的异同有独到的见解。他发表的《藏族族源探索》论文在中国藏学界受到广泛推崇；他的《论甘孜藏区丧葬习俗的地方性和民族性》获得当代中国首届藏学研究优秀论文奖；他的《试论白玉县山岩父系血缘家族–戈把组织》被境内外许多人类学者引用；他为推动藏区社会经济发展，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过上百份的实地调研报告，许多都在藏区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仁真洛色在藏区的广泛阅历和丰富经验使他对中国的西藏和其他藏区事务有着透彻的了解，而八年多的驻美外交官身份又给了他一个观察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的珍贵平台。本文基于仁真洛色从个人和学者角度与一位旅美学人的对话整理而成，以谈话形式成文，所有见解仅代表个人观点。 　　“旅美学人”系任教于美国一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旅美学人（以下简称“学”）：我们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源起开始谈吧。一些中国学者提出，尽管英国在1949年以前就制造了“西藏问题”，但美国在冷战期间延续了这一问题，并在冷战后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强化。因此，尽管“西藏问题”不是中美关系中的重大实质议题，但美国则是“西藏问题”存在的关键因素。你是否同意？ 　　仁真洛色（以下简称“仁”）：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所谓“西藏问题”实际上就是“美国问题”。我最近看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密友、长期担任过“达赖流亡政府”安全部长的拉木次仁撰写的一本他个人的回忆录（达兰萨拉出版的藏文版）。其中披露了大量美国中情局在1949年后涉入分裂西藏活动，多次秘密策划达赖喇嘛外逃，如何策划达赖的哥哥为中情局服务做达赖的反叛工作，在美国本土培训数百名与中国对抗的藏人武装骨干并分批空投到西藏，指挥和策动1959年前后西藏和其他藏区暴乱，以及在境外资助达赖喇嘛建立武装根据地等内幕情况，美国在“西藏问题”上介入之深令我吃惊。从现今已公开的大量文件（包括中情局人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确认的是，如果没有美国等外国势力插手，中国西藏的当代历史进程的确会完全不同。再从十四世达赖喇嘛跑到国外后的情况看，是否有美国的资助和扶持，直接关系到达赖喇嘛和他领导的政治团体在国际上的露面程度及政治生存。如1970年代，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利益，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取消了对达赖喇嘛的资助和扶持，达赖喇嘛和他的政治集团立即陷入空前的国际困境和生计危机。所以那个时候达赖喇嘛就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回国要求，中国政府不计前嫌欢迎达赖回归，从此也就有了中国政府与达赖私人代表的“接触商谈”。如果美国就此放弃插手“西藏问题”，“西藏问题”也许就不会陷入今天这样的僵局。正是美国在1980年代中期后再次恢复对达赖政治集团的支持，将达赖喇嘛捧得很高，使达赖政治集团产生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上，美国介入“西藏问题”不仅无助于所谓“西藏问题”的解决，反而给更大层面上的中美关系造成猜忌和裂痕。 　　学：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沈大伟先生在2009年的一篇分析中美关系的文章中，描述了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战略议程中各个议题的排序。排在第一层的是全球性议题：全球金融危机、环境危机，以及安全危机。第二层则是双边及区域性议题，如人民币汇率、贸易赤字、防止核扩散、知识产权、台湾、人权、西藏、达尔富尔、缅甸等。这是一个非常拥挤的议程，两层间可能发生冲突。比如，当克林顿·希拉里国务卿宣称，人权议题不能影响美国外交上大的战略议程，便惹恼了美国的人权组织。鉴于这样的议题分层，“西藏问题”是否会在中美关系中会退位？或仍继续成为双方争端的一个导源？ 　　仁：我希望中美两国更多的时候是求同存异，携手关注危及全球性的议题。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西藏议题”会出现在美国的战略议程上？ 　　学：的确，原因是什么？ 　　仁：我当然不能替美国政府发言。从目前在中、英文中所能看到的各种分析文档中，大致有以下三种看法：首先比较多的人认为，干预西藏事务是美国源于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分歧而制定的长期地缘政治战略游戏之一，目的是培植和鼓动中国的内乱分裂因素，干扰和阻碍中国的快速发展，限制中国的地缘政治通路。第二种看法是，冷战之后，人权问题成为美国用来攻击和干涉与美国价值观不同国家的“利器”之一。利用“西藏问题”或者其他反对中国政府势力来干扰、阻碍中国的兴起和国际扩张，是美国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必然选择。第三种看法是，操弄“西藏问题”成为部分美国政客，特别是议员彰显自己“道德价值观”，扩大选票源的“良方”之一。因此，美国议会成为“涉藏游说团”的活动重心，导致许多支持达赖喇嘛和其政治集团的决议和拨款都由议会推动。我个人认为，只要以上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种因素存在，“西藏问题”都将继续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因素。 　　作为地缘政治的西藏问题 　　学：第一种关于美国地缘政治游戏的理论是由许多中国学者提出的，在国内受众颇广。许多学者甚至认为“西藏问题”是小布什任内美国先发制人和遏制中国的新战略中的一部分。另一些学者则嗅出美国的长期战略，即控制全世界富油区域的门户和通路，并将这些区域之中和周边的国家分而治之。他们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及其推动苏联解体之后在中亚部署的军事基地以及阿富汗战争，都是佐证。强调美国这些作为并将其当成继续怀疑美国地缘政治图谋的理由，这是否客观、公平？毕竟，自中美关系恢复以来，“美国在西藏不再有战略利益”已成为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共识。 　　仁：任何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明白，1840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让中国人民对任何外国势力插手中国事物有着本能的疑虑和反感。现今在境外出版的关于美国介入中国西藏事务的英、藏文书籍、文章让所有中国人眼界大开。美国插手1956年的“四水六岗”叛乱、1959年3月的西藏拉萨叛乱、达赖喇嘛到印度后组建与中国对抗的“流亡政府”、组建流亡藏人武装开展对西藏游击袭扰战、公开对达赖喇嘛及其政治集团提供巨额经济资助等事实更增添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为何一直这样玩弄和支持与自称的“战略利益”不相干的西藏分裂势力的各种猜想和疑虑，自然给中美关系增添了变数。 　　学：现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藏族史学家次仁夏加认为，西方国家为流亡藏人提供的资金花在了印度而不是境内西藏，这些外国资金只是用来资助流亡藏人非官方组织活动的。他否认近年来西藏和其他藏区的骚乱事件跟华盛顿及流亡印度的藏人激进分子的政治煽动有关。次仁教授不同意国内藏区寺庙僧侣的骚乱与境外藏人有关。他认为，1980年代以来境内外藏族僧侣间只是单纯宗教上的正常来往，在印度的流亡僧侣没有能量煽动国内僧侣搞动乱。你是否认同他的这些看法？ 　　仁：如果次仁夏加真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学者，那他就应该直面华盛顿从1949年来每年大笔的“援藏款项”，至于这些钱是否只是用于“救助境外流亡藏人或民间组织”，我仅仅例举2009年3月11日由奥巴马签署的《2009年度美国综合拨款法案》中的涉藏拨款项目：1.为印尼藏人社区建设拨款250万美元；2.为300名以上在美留学生和学者提供75万美元；3.为非政府组织及在青藏高原藏区社区文化保持和环境保护提供730万美元；4.为西藏人权项目和民主组织提供25万美元；5.为西藏文化和学术交流提供65万美元；6.为推动藏中对话的西藏问题特使提供100万美元，为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西藏小组提供100万美元……共计1675万美元。这是美国公开的数据，主要资金流向在境外印度还是境内藏区、是否有资助达赖政治集团内容，一目了然。我不相信次仁教授没有看见过这些资料，“遮遮掩掩”或回避真实不是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至于西藏这些年发生的一些骚乱是否与达赖喇嘛和他的政治集团有关，我只想说说我所了解的西藏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几个特点：一是都打着达赖喇嘛的画像和境外制作的“藏独”旗号；二是参与僧人、民众大都说是响应达赖喇嘛号召；三是都有曾在印度接受过“宗教培训”和达赖喇嘛接见后返回西藏的僧俗人士策划、组织；四是骚乱中使用的标语、口号多是境外藏人制作并私带回境内复制散发的；五是自始至终都有人将有关骚乱情况通报或录像传递给境外藏人组织。以上特点中都有达赖喇嘛和他的政治集团影子，估计没有人相信这是单纯的巧合。最近积极参选“达赖流亡政府首席噶伦”的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洛桑孙根在他近日的竞选演说中宣称他当选后“要实施五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继续支持境内藏人恢复西藏自由的希望、诉求和决心”，我不知道次仁夏加教授对这番话又是怎样解读的。 　　学：你是否觉得很讽刺？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边对伊朗的神权政治嗤之以鼻，竭尽全力想要推翻毛拉的政权，一边却将西藏版霍梅尼的达赖喇嘛奉为偶像，这不是很讽刺吗？另外，达赖喇嘛是不是仍在接受西方资助？ 　　仁：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式双重标准。至于达赖喇嘛是否仍在接受资助，公开的材料很多。另外我更希望你有机会可以问问他本人！ 　　学：据美国情报部门1990年代末解密的文件显示，美国中情局从1950年代始，每年都向“达赖流亡政府”提供18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反华颠覆”活动，其中有每年给达赖喇嘛的18万美元的津贴。1972年，中情局宣布停止对达赖政治集团的资助。但一直到中美邦交实现正常化两年之后，也就是1974年才真正终止对其资助。但是，1985年后，美国又恢复对达赖政治集团的经济资助，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对达赖政治集团的资助越来越多，大部分用于各种流亡政治活动和国际公关游说活动。这些事是真的吗？ 　　仁：每次看到或听到美国的这些资助情况我都感到很痛心。我看过美国俄亥俄保留地大学米尔·戈德斯坦教授撰写的一个1963年从美国毅然选择返回中国的藏人扎西次仁的回忆录，当这个曾在拉萨当过布达拉宫宫廷演员、在流亡藏人初到印度时积极为藏人安置奔波服务、与达赖喇嘛哥哥私交很好的热血藏人在美国选择返回中国时，他周围的所有人都认为他脑子有问题，但他冲破阻拦（包括达赖二哥亲自找他谈话等），毅然在1963年辗转从古巴乘船返回中国。他为什么要放弃美国舒适生活返回中国，就是亲历了旧西藏的社会不平等、为绝大多数藏族人权被剥夺的等级社会制度深恶痛决，为共产党1951年后在西藏推行的平等政策，特别是1959年后解放广大农奴政策所感召。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打碎了不平等的农奴制度，给藏人带来了真正的人权和幸福。我看到这一段也是身感同受，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1959年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被终结，绝大多数的西藏人民都不可能脱离赤贫，得到受教育、参与社会各种活动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可是，就在中国政府帮助我们藏族人民打碎枷锁、获得自由选择生活、接受平等教育机会的时候，就在中国政府带领我们藏族人民脱离赤贫、走向富裕的时候，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却在支持达赖政治集团忙于颠覆新西藏和搞乱新西藏的活动。 　　作为意识形态武器的西藏问题 　　学：我们再看第二种看法，即“西藏问题”只是被美国用来当做意识形态武器。大部分中国人会认为把“西藏”表述为人权问题非常可笑，因而怀疑这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鉴于美国常常利己损他地在全球到处插手的历史和现实，要发现那些所谓的暗地动机也不难。一些国内学者将美国的人权议程看作是美国“新干涉主义”的幌子。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遮掩。很多学者和媒体有如此的讨论，更不用说网民的怒骂了。你怎么看？ 　　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位华人教授在互联网上发发布了一首《你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的英文诗作，在境外华人世界引起很大反响，也引起许多西方人士的共鸣。这首诗充分显示了意识形态作祟下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和傲慢，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此的强烈不满。我希望西方的政治家和媒体仔细体会这首诗，特别是诗的结束语：“辽阔蓝色的地球，容得下你们，容得下我们。” 　　基于中国人对旧西藏的了解，当然很难想象美国会接受那些西藏神权精英把“西藏问题”当成人权问题并拿来与中国纷争，这其中包括了解旧西藏情况的国内藏人。我个人观察：为“西藏人权”呐喊的美国人形形色色，部分人是出于意识形态敌对情绪，有意利用“西藏问题”来挚肘和攻击与他们国家政治制度和信仰不一样的中国。部分人是对新旧西藏情况不太了解的、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愿望大多建立在虚幻的西藏和虚假信息之上。还有部分人以及一些“民间组织”可能只是为了某种自身利益以“西藏问题”噱头来吸引眼球。我在美国的实际感受是，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西藏历史、经济、文化、宗教、民生状况的过去和现状，造成与中国人之间出现很大的认知鸿沟。 　　学：的确如此。其实认为“西藏问题”只是被拿来充当人权外交工具的中国人中，不乏博识者。比如，他们知道美国民主基金会对“达赖流亡政府”的援助，也知道美国对中国藏区的藏语广播。这些都被看成从意识形态上颠覆和分裂中国西藏的证据。 　　仁：这些我也有所耳闻。你能给我介绍一些更详细的背景资料吗？ 　　学：美国民主基金会在其官网上自称是“一个创立于1983年的私有的非营利性组织，目标是通过非政府途径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但《华盛顿邮报》有文章称，它最多算是准私人机构，因为其资金来源于美国国会。它确实是全球以美国价值反对本国政府的流亡人士各类组织的一个资助源。我刚才曾提到中情局在1972年取消了对“达赖流亡政府”的直接援助。但实际上，后来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还是变换成更好听的名称恢复了对他们的资助。 　　1972年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活动结束之后，福特总统终结了美国政府“对达赖流亡政府的支持作为冷战战略一部分”政策。此后美国与达赖喇嘛的关系，被转而定义为与中国的人权纷争和政治接触的一部分。1979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准许达赖喇嘛访美之后，“达赖流亡政府”在美国两党的参议员、众议员及议员助理中逐步又找到了新的支持者。他们帮助达赖政治集团获得美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借1989年北京出现学潮后的反华声势将达赖喇嘛推至诺贝尔和平奖的高度。 　　目前，围绕“西藏问题”在中国境内外的纷争，美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发挥了重大作用。该基金会的首任会长公开说，“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25年前中情局偷偷摸摸做的”。其公开而非隐蔽的性质为其资助活动戴上了“民主的光环”，免于遭到美国及世界媒体的批评。但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是，“民主资助”的指向真的是民主理想还是政治渗透、颠覆？ 　　有充分的事实表明，美国民主基金会推动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多于推动真正的民主。它推动民主政治变革的国家，大多都是美国地缘政治战略中的重要环节。民主基金会插手过的“颜色革命”实际上被看作是美国对从欧亚大陆到中东各个与美国价值观不同国家的蓄谋颠覆。因此，“西藏问题”也不例外：该基金会为西藏基金会等五花八门的境外流亡藏人组织和“达赖流亡政府”提供各式资助，用于在境外团聚藏人、教育藏人、公关游说和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增加对中国境内藏区的广播、网络、文宣乃至派遣、策反等渗透活动。 　　仁：嗯……我之前还不知道西藏基金会也接受了民主基金会的赞助。西藏基金会实际是“官办民身”，是“达赖流亡政府”接受美国各种渠道资助并将这些资助“民间化”的中转机构。当然，民主基金会如何选择赞助对象，我无权过问。不过我想，如果中国也有一些“基金会”公开或暗中资助美国的少数族群（如印第安人、夏威夷土著及阿拉斯加土著）脱离美国运动，那么美国公众会做何反响？是否也同样会对这种基金会的“道义立场”表示怀疑和反对？另外，能否给我一些更多的有关美国对中国藏区的广播资助的信息？ 　　学：“西藏之声”是一个藏语的短波广播电台，建立于1996年，多次获得民主基金会的资助。其网站将其使命描述为：“向西藏和流亡在中国邻国的听众提供固定的关于西藏、西藏流亡团体，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新闻。”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骚乱之后，美国政府虽然采纳了由美国国际广播局（简称IBB，是“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主管单位）提出的“裁减\’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人员和经费方案”，但只裁减了汉语、粤语广播人员，却增加了两个电台中藏语部和维语部的经费，延长了广播时间。我很难揣摩这些电台的意图和影响，但以我个人经历，更有理由对他们所谓“推进信息流通和舆论自由”的宣称表示质疑。 　　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我刚好在北京。一边近距离观察事态，一边也不断收听美国之音的事态动向广播。美国之音的报道总让人感到事态非常严峻，待在北京非常危险。在美国的亲友也来电催我返回。但身处北京的我，却感到北京的人们生活一切如常，大街小巷其实很平静。政治上也没有觉得会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政治转向或大清洗，大专院校中参与上街游行的师生也很快恢复正常上课，我感觉没有任何必要离开北京，后来整个暑假下来的确也平安无事。 　　仁：的确，我也发现很多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过分简单化和妖魔化，例如2008年3月的拉萨骚乱，西方和达赖的媒体基本一致将其刻画成“汉人与藏人之间的对抗”。其实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各种利益间的矛盾冲突很多，西藏社会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在经历社会转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激烈碰撞，出现一些突发事件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更没有事事都与“种族冲突”做联系的必要。当然，在境外有一个以在西藏制造事端为职业的流亡藏人政治团体，他们给许多本来不复杂的矛盾冲突涂上了一定的政治复杂色彩，他们扩大和渲染藏区矛盾更是为了增加他们在西方人眼中的“价值”。 　　学：这让我想起了《环球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是关于美国政府机构“国际广播局”和一家桑珠咨询公司在2006年5月签订的秘密协议。据报道，后者的法人代表是土登桑珠，他是达赖喇嘛最重要的助手之一，也是“达赖流亡政府”的前北美特使。在IBB的资助下，该公司开辟了专门针对国内藏区的在线间谍网络“哲瓦在线”，通过QQ的在线聊天室，对那些对政治或外部世界有明显兴趣的中国藏人进行民族意识的拉拢、策反，然后挑唆这些人帮助他们收集当地政府、当地驻军的信息，散布谣言和“藏独”、“泛藏主义”的宣传材料，帮他们在网上招募新人，煽动起反政府的群体性骚乱。    共识网－《领导者》总第39期（2011年4月）          <div align="center">****************************************************************************************************************** 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 <div> </div> <div>李江琳</div> </div> <div> </div> <div>已离任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侨务领事仁真洛色（韦刚）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近二万字的长文，和一位“旅美学人”谈西藏问题（“旅美学人：与藏族外交官谈西藏问题与中美关系”共识网： <a href="http://goo.gl/ayEfu">http://goo.gl/ayEfu</a> ）。这是一篇典型的对内宣传文章，谈西藏问题的历史却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读来给人以恍如隔世的感觉，好像是中国文革年代的作品。这样的宣传文字，只有在一个封闭的，只允许单一信息来源，严密镇压一切反对意见的地方，才有忽悠民众以一时的作用。这种文章是经不起讨论的。只要有人出来质疑讨论，那篇洋洋洒洒的文字立刻漏洞百出。</div> <div> “西藏问题”是美国制造的吗？ 韦刚先生开篇就借“国内许多学者”的口说，“所谓‘西藏问题’实际上就是‘美国问题’。”他说美国中情局在1949年后涉入分裂西藏活动，指挥和策动藏区叛乱，等等，造成了今日之“西藏问题”。他的结论是，“如果没有美国等外国势力插手，中国西藏的当代历史进程的确会完全不同”，“如果美国就此放弃插手‘西藏问题’，‘西藏问题’也许就不会陷入今天这样的僵局”。</div> 韦刚先生提到了拉莫次仁的藏文回忆录和美国中情局人员公开出版的回忆。研究西藏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拉莫次仁是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的助手。于是，这段有关西藏问题历史的说法，似乎是来自于达赖喇嘛方面的人和美国中情局的内部人员，确乎是可靠的史实了。韦刚先生在这里忽略了一切细节，不动声色地使用了一个老套的宣传技巧：倒果为因。 今日西藏问题，来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藏区的事变。这些事变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发生了什么，影响了多少人的生命和家庭，至今在中国是讳莫如深的秘密。国内的当事人和学者，是不能自由而公开地讨论这些事变的。如此禁忌必有欲图掩盖之事。韦刚先生既要把中国在西藏的麻烦推给美国，又要继续掩盖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变，就只能半遮半掩，直接跳向结论。他不能让读者停下来思考，不能让读者有问一个为什么的机会。他说，“美国中情局在1949年后涉入分裂西藏活动”。这“1949年后”到底是什么时候？中情局又是怎样“涉入”的？他为什么不说得稍微具体一点，为什么不提另一个现代藏史上更重要的年份，1956年呢？ 事实上，1949年前后的西藏，还处于封闭状态的最后阶段，英国已经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退出了印度次大陆，而美国对西藏内部的状况以及即将到来的变故，还处于几乎一无所知的状态。解放军占领藏区以前，最早对即将到来的藏地变故发出警讯的，是康区的商人邦达仓家族，也就是韦刚先生的四川甘孜同乡藏人。他们委托在四川的英国传教士乔治·帕特森前往印度噶伦堡，向印度和英美发出中国将占领四川藏区并入侵西藏的警讯。印度政府排斥帕特森的警讯，坚称中国政府会和西藏政府谈判，达成和平的协议而不会入侵西藏。他们甚至一度要把“危言耸听”的帕特森赶出印度去。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可能对西藏事务采取任何行动。韦刚先生说的“1949年后”，如果包括1949年，那就是无中生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世界进入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时代，美国中情局人员产生了在西藏搜索情报的需求，也愿意帮助藏人。可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帮助藏人只能是通过西藏政府，而这就需要西藏政府自己要求帮助，至少是愿意接受帮助，但他们对此长久没有肯定的结论。美国中情局通过达赖喇嘛的哥哥向西藏政府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中国入侵西藏，达赖喇嘛可以选择流亡，美国将为流亡的达赖喇嘛提供生活等帮助。而年轻的达赖喇嘛刚刚接受了西藏政治权力，不到迫不得已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子民。在解放军即将占领拉萨前，他率领官员和近亲，前往藏印边境的亚东避难。达赖喇嘛的哥哥为了他的安危，竭力劝说他出走流亡，而他在自己的经师和三大寺的劝说下，决定返回拉萨。在张经武经印度来亚东见到达赖喇嘛以前，达赖喇嘛就作出了返回拉萨的决定。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为了安定局面，为了让高原雪国免于刀兵之灾，忍辱负重，和解放军及中共西藏工委的官员合作。1954年，他和班禅喇嘛应邀率领西藏僧俗两界的众多人士，访问北京和中国内地城市。毛泽东多次向达赖喇嘛承诺，中国政府到西藏来“只是”为了帮助西藏，西藏将来还可以打出自己的旗帜，中国在西藏的任何变革，都要在西藏方面自己愿意的前提下才展开。直到1955年达赖喇嘛启程返回拉萨的时候，达赖喇嘛仍对中国帮助西藏的物质进步抱有很大希望。这就是有些西方藏学家所说的“中国和西藏的蜜月时期”。 显然，在西藏被占领的最初几年里，美国中情局对西藏事务即使想做些什么也做不到，因为那时期的西藏政府，根本不愿意中情局插手做任何事情。韦刚先生用“1949年后”的说法，把这个阶段一笔带过，不提美国中情局正式开始西藏作业的时间点，正是要掩盖这一变化的原因，那就是1955-1956年藏区的重大变故。 就在达赖喇嘛一行返回拉萨的一路上，事情似乎和前一年去北京的时候不一样了，以至于1956年达赖喇嘛争取到印度去参加佛祖涅磐2500年朝圣的时候，就想留在印度不归。他想流亡的愿望惊动了中国，周恩来与贺龙在出访和归途中两次特地途径印度，动员尼赫鲁一起，说服达赖喇嘛回拉萨。也就是在一时期，美国中情局和藏人武装取得联系，开始在西藏的作业。那么，这1955-1956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955-1956年间，中国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藏区，展开“民主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这一运动是完全按照汉地土改的动员方式进行的。以政府和解放军武力作为后盾，在四省藏区开展“群众斗争”，批斗部落领袖和寺庙高僧，没收土地和寺庙财产，侮辱藏人的僧俗领袖，强行收缴藏人自有的武器。这些做法，是藏人所无法接受的。特别是毁寺灭佛、侮辱僧侣和没收武器，把藏人逼到了忍无可忍只有反抗的绝地。于是，各地藏人纷纷暴动。 就在韦刚先生的家乡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1956年2月15日色达暴动，打响藏人反抗第一枪，2月25日白玉暴动，28日理塘暴动，29日新龙暴动，3月2日德格暴动，5日雅江暴动，20日乡城暴动，21日巴塘暴动。到三月底，全州18个县45个乡藏民暴动达16,000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1956年春天也纷纷发生暴动。甘肃南部的拉卜楞（夏河）在6月8日暴动，划归西藏的昌都从7月起发生暴动。《新中国国防大事记》记录，1956年四川43个县参加暴动人数达十万以上。青海省1958年起的暴动人数超过十三万。 1955-1956年开始的“民主改革”以及藏人的反抗暴动，都是发生在四省藏区，这些地方在行政上已不属于拉萨的西藏政府管辖，但是寺庙和民众还是认达赖喇嘛为最高领袖。所以，作为名义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西藏的最高领导，达赖喇嘛无法阻止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四省藏区的反抗，一开始是各地自行其是，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反抗藏人向拉萨政府呼吁，却得不到拉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达赖喇嘛向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写信表示关切和焦虑，却得不到回音。 至今已经公开的档案、文件、回忆录和海内外藏史学者的研究，已经确认了无数证据，可以证明1955-1956年开始的藏区暴动，是中共在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逼迫下发生的。“民主改革”是因，藏人暴动是果。这些暴动遭到中共严酷镇压。1957年“中央三月指示”明确说：“只要向上层表示江东要坚决改，就要打，建筑在大打上，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这条一点都不能放松。”，至于“政治争取”，也就是“劝降”，“三月指示”说：“打一些好仗，才能争取。”（《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28页） 于是“改革”渐渐蔓延成一场战争，是导致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代西藏问题的起因。藏区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所以，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韦刚先生在年份上打马虎眼的正是这个时间点，而欲图掩盖的，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 藏区遭受“民主改革”和藏人被迫反抗，以及理塘长青春科尔寺、巴塘康宁寺、乡城桑披寺被解放军空军轰炸的消息，通过印藏间商人的传统商路传到印度，美国中情局获得这一信息后，仍然迟迟无法向反抗藏人提供帮助，因为他们必须确定一个接受帮助的对象，而且这个对象得自己要求外界的帮助。他们希望西藏政府明确表示藏人需要帮助。可是，达赖喇嘛和拉萨政府仍然在极其困难的状态下维持着和驻藏解放军及中共西藏工委的合作，不能向四省藏区的反抗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更不能接受来自美国中情局的援助。 四省藏区的反抗暴动，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残酷镇压，从而蔓延成一场战争。在理塘商人贡保扎西整合部分反抗藏人，组成了四水六岗卫教军以后，美国中情局才找到了提供帮助的对象。而中情局在西藏的作业，一是情报收集，二是帮助藏人获得游击战的战术和一些武器。第一批接受中情局训练的六位藏人，全部是四川省理塘藏人，他们到达塞班岛接受训练的时候，已经是1956年12月了，这时候，解放军在四川藏区的第一波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基本结束。 可以确定的史实是，当年藏人的反抗，根本不是美国中情局策划和组织的，而是中共在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逼迫引发的。是藏人的反抗暴动起来以后，中情局才有机会提供训练和武器帮助。韦刚先生故意倒因为果。   <div> “西藏的当代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什么 韦刚先生说，“如果没有美国等外国势力插手，中国西藏的当代历史进程的确会完全不同”， “是否有美国的资助和扶持，直接关系到达赖喇嘛和他领导的政治团体在国际上的露面程度及政治生存”。韦刚先生想说的是，当代西藏问题是由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是美国等外国势力插手才形成的，没有美国的资助和扶持，就没有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在国际上的生存，就没有当代国际问题了。</div> 这一说法，只能忽悠封闭环境下的国内民众，经不起对具体内容的细节考察。对“西藏当代历史进程”的考察，应该包括境内和境外的藏人。 1959年以后，中国政府完全控制了西藏三区，全面实行“民主改革”。韦刚先生大概也不会不同意，那是“没有美国等外国势力插手”的。那么，“西藏的当代历史进程”，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有些什么是“的确会完全不同的”呢？ 1959年后的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通过“民主改革”完全破坏了藏区的社会结构，同时进入了合作化。 韦刚先生的故乡甘孜藏族自治州原有540座寺院，在被称为“民主改革”的藏区社会改造期间，除了7座之外，其余悉被被关闭、拆除、毁坏。寺院中的财富统统“不翼而飞”。以德格八邦寺为例，“据1958年‘四反’时统计，八邦寺重要文物，有大型镀金菩萨7尊，各类红、黄铜菩萨9835尊，较珍贵的唐嘎10150幅，各种经书32400余部，印版129845块，其它佛具3000余套。”经过“民改”之后，“1987年（德格）县宗教局统计，全县57座寺庙(不含格萨尔纪念堂) 主要文物有唐嘎2402幅，塑像2128尊，其它各种佛事用具，经书30316件(部)。”（《德格县志》420页） 再看建于1560年的四川石渠县嘎依寺：“经堂楼上珍藏15尊纯金小佛像， 114个铜质键金佛像， 8个佛塔， 800余卷经书。”（《石渠县志》471页）  请教韦刚先生，八邦寺的近万座佛像、12多万块印版、3万多部经书到哪里去了？  嘎依寺的15尊纯金小佛像现在哪里？甘孜未在“保留寺院”之列的503座寺院中，曾有多少金银铜佛像和法器？下落如何？ 除了寺院财富之外，民间财富也没能逃脱。仅在色达牧区，“（1959年12月）县工委对前段时间没收的财产进行总结: 牛16759头，马929匹，羊6877只，黄金23两，金粉10两，银元33354元，银宝167个，银器833件，人民币11460元，珠宝50斤零9162颗，外币6240元，藏洋6756元，手表4只，酥油10638斤，奶渣2614斤，茶叶26730斤，粮食61986斤，牛、羊皮7307张，各种服装19824件，帐篷25顶，生活用具2553件。”（《色达县志》11页） 在藏区“没收的金银珠宝按照规定上缴国库”（《道孚县志》327页）。那么，我以一个独立民间研究者的身份，谦卑地请教外交官韦刚先生和不具名的政治学教授：在这段武力逼迫的“西藏当代历史进程”中，整个藏民族被“上缴国库”的金银珠宝到底有多少？价值几何？ “当代进程”的结果，藏民族被强行纳入中共体制，大规模地掠夺财产导致了藏民族的集体贫困。在“合作化”和“大办食堂”时，青海果洛的牧民每户“留一顶牛毛帐房、一个口锅、一把勺子、一把茶壶、一个糌粑箱、一个‘酷毛’（烧火吹风用）和一人一个碗，其余东西一律收缴到大队库房。”（《果洛见闻与回忆》116页） 紧随“民改”的是粮食高征收和统购统销。 新龙县1957-1960粮食征购数据 年份总产 （万斤）比上年增/减比例征购总数 （万斤）增加比例 1957 779  74.57   1958 887   13.9% 86  15.3% 1959 1095  23.4% 126.89  47.5% 1960 950  减少14% 239.64  88.9% 来源：《新龙县志》170页 若尔盖县部分年度粮食征购数量   年份总产量（合计）征购（合计）征购量占产量比例增加比例 1955  550.5（百公斤）     1957  1106.5  101% 1958 311.0（万公斤） 2767 8.9% 150.1% 1960 695.5 11530.5 16.58% 316.7% 1962 749 15177.5 20.26% 31.6% 来源：《若尔盖县志》256、398页 如此高征收势必造成饥荒。在历史上，藏区遇到自然灾害造成食品短缺的时候，有特殊的救助系统，这就是遍布藏地的寺庙。藏人在丰年有盈余的时候，都主动地把盈余的食品和财富捐献给寺庙，由于高原气候因素，寺庙能够长期保存这些粮食和财富，在遇到灾荒的时候用于救助。但是，在藏区“平叛”镇压以后发生大饥荒的时候，大多寺庙已经被捣毁，存粮已经被没收运走，原有的救助系统已经不存在。在交通困难，人烟稀少的藏区，藏民得不到救助，没有其他粮食来源，结果可想而知。 藏区大饥荒是我研究中最困难、资料最少的一部分。国内研究大饥荒的学者们通常使用政府公布的人口数据，可是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藏区人口数据极其混乱，公开发表的数据和内部掌握的数据相差极大，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人口数据至少被修改了三次，每修改一次，人口基数就随之减少，用来掩盖镇压和大饥荒造成的大幅度人口下降。因此，通过人口数据来研究藏区饥荒十分困难，最多只能做到局部地区的研究。不知领事和教授就此是否能赐教？请不要给我1953年到1990年藏人人口增长数据。整体的人口增长并不等于特定地区、特定时间内的人口持续增长，但却会掩盖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由于某种历史事件导致的人口猛然下降，这是高中生都懂的常识。 以国家权力掠夺一个民族的财产被冠以“民主改革”的美名，保卫家园却被扣上“武装叛乱”的罪名，被大批正规军用现代武器镇压。我根据国内公开出版的资料中统计出，1956-1962年，在西藏三区无数次“平叛”战斗中被“歼灭”（死伤俘降）的藏人数据：34万6千。这仅仅是不完全统计。这个数字包括被迫逃离家园的男女老幼，但不包括后来在“防叛”中，按照总人口一定比例被捕、被关押或死于监禁的藏人。卫藏地区抓捕比例为总人口的2%；青海被捕人数高达10%-15%，部分地区，如果洛州班玛县，1961年该县复查71个案件，其中68人是“已决犯”，也就是“先杀后查”。1981年该县复查1958年的“平叛扩大化”案件时，复查了1565人（没有说明复查人数是否与当年捕办人数相同），除了140人维持原判，其他全部“平反改正”。1565人是什么概念？ 1955年班玛县藏族人口为9270人，1958年该县捕办人数至少为1955年总人口的16.9%。（《班玛县志》279页）如果加上人数不明的战场死亡人数，可以说1958年该县至少有接近20%左右的人口被杀被关，差不多是平均每家一人，这就是所谓“民主改革”。 在官方正史中，1956-1962年中共在西藏三区对藏人的滥杀被称为“平叛扩大化”。“扩大”到什么程度？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批准对青海藏区的“平叛扩大化”平反，玉树州的平反率为98.52%，果洛州为83.6%，黄南州为71.64%。在没有发生“叛乱”的海西州，当地干部制造了一个无中生有的案件，导致11975人被捕，后来该案被宣布为假案，平反率就是100%。韦刚外交官和不具名教授是否能提供一个我无法查找的数据：平反之时，有多少人活着走出了监狱？ 如此“历史进程”，当代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会尽一切力量避免；而被强加给如此“历史进程”的民族，于走投无路之时不得不寻求外援以自救，此乃天经地义。 藏民族在中共统治之下经历的苦难，到了危及民族生存的极其危难的地步。在那些年里，藏区有多少财富流失，有多少藏人死于“平叛扩大化”和随后到来惨绝人寰的大饥馑。这是藏民族历史上罕见的大灾难，是中共在藏区的反人类罪行造成的，是一种国家罪行。连中共的干部自己都承认，中共在土改和民主改革中犯下了“极左”和“扩大化”的错误，承认了大饥荒。韦刚先生和教授先生居然视而不见，到今天还要倒打一耙，相帮洗干净国家罪行的血手。在族人的苦难面前，韦刚先生难道连一点恻隐之心也没有？   <div>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对藏民族现代化的贡献 韦刚先生说，“1970年代，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利益，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取消了对达赖喇嘛的资助和扶持，达赖喇嘛和他的政治集团立即陷入空前的国际困境和生计危机。所以那个时候达赖喇嘛就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回国要求，中国政府不计前嫌欢迎达赖回归，从此也就有了中国政府与达赖私人代表的‘接触商谈’。” 如此不顾事实的编造，实在是一种欺世行为。</div> 1959年3月，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发生了藏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亡迁徙。来自西藏三区，包括后来的西藏自治区及其周边四省的几十万藏人，包括老人、妇女和婴儿，抛弃家乡的一切，徒步翻越世界屋脊，追随达赖喇嘛。这一迁徙潮，没有任何人鼓动，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得到任何外界援助，完全是藏族民众自发的逃难。他们想逃避的，就是中共的外族的血腥占领和统治。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中共的“民主改革”。 在这一逃亡潮中，不知有多少人在途中失去生命，也不知有多少人在到达印度以后，由于地理、气候、饥饿、劳累、疾病而死亡。达赖喇嘛到达印度后，立足未稳就面临着照顾流亡族人的艰难任务。通过达赖喇嘛的努力，流亡藏人先是在筑路营，后来是在农业定居点，渐渐地安居下来。也是通过达赖喇嘛的努力，取得了全世界民间人士和组织的同情与援助。印度政府承诺建立专为藏人学童的学校。流亡社区建立了照顾藏童的西藏儿童村。寺庙、医院、学校和致力于自给自足的手工业合作社渐渐建立起来。藏传佛教四大流派的所有最高上师几乎全部流亡境外，藏传佛教从此开启了走向世界的新时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达赖喇嘛带领下的西藏流亡社区，成为人类史上组织最为良好的和平的政治流亡社区，在当代世界史上有口皆碑。 回顾半个世纪前，藏人流亡初期，曾经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由于物质和精神上的艰难困苦，很多藏人没能坚持下来，永远倒在了异国他乡。幸亏他们有他们的精神领袖，始终不移地教导他们，我们必须怀着佛教慈悲和智慧的理念，坚持佛法的教导，坚持生命的智慧，坚持在佛教诞生的地方生存下去。在流亡初期，年轻的达赖喇嘛就告诫流亡的族人，我们是难民，一年两年里我们不可能回到家乡，我们要做好安居的准备。他要族人种树，要族人建设这块流亡之地，要开展教育，要自给自足。我走过印度的很多流亡藏人定居点，到处看到藏童的学校。很多藏童来自非常贫困而偏僻的游牧家庭，是达赖喇嘛派人到他们家里，告诉孩子的父母家长，要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从一开始就看到，并且一再劝告流亡族人，旧时的西藏并不完美。藏文明在现代世界的生存和发展，一定离不开改革，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制度，离不开文明和科学技术。而这一切，需要长期的努力建设。流亡藏人社区在弘扬佛教，保留丰富多彩的藏文化遗产的同时，很早就开始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他们在达赖喇嘛指导下通过了宪章，明确了民主制度的建设方向。在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流亡社区之间一步一步建立起当代开明政治制度的同时，藏民族历史上破天荒开始民主选举。第一任民选的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是一位德高望重，受到世界普遍尊重的高僧大德。他连任期满，今年又一次大选，经过竞选，选出了一个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出生，在流亡藏童学校开蒙，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法学家洛桑森格。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宣布政治上退休，不再过问流亡藏人的政治事务。达赖喇嘛的退休和新噶伦的选举，标志着藏人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长足进步。这是多么值得藏人骄傲的成果。流亡藏人得到全世界的尊重和赞扬，一点也不奇怪。 流亡藏人的成就，是半个世纪奋斗的结果，也是达赖喇嘛从流亡一开始就为族人指出的道路。全世界为达赖喇嘛的和平理念所感动，为流亡藏人的处境所感动，为流亡藏人提供了帮助，提供帮助的大多是民间组织和人士，其中包括来自台湾、东南亚和旅居欧美的汉人。我在访问过的流亡藏人定居点都看到外界提供修建的房屋设施，很多是个人捐助的规模非常小的援助项目，例如一个厨房，一套供水设备，一个教室等等。把流亡藏人今日之成就，说成是美国的策划与支持，那就太小看藏民族了。韦刚先生作为藏人后代，何以不顾事实，如此贬低自己的民族？ 就在流亡藏人经过十几年奋斗处境渐渐好转的时候，经过了文革的中国领导人胡耀邦等，意识到了中国政府在西藏犯下的严重错误。这些领导人自己在文革中都吃过了冤假错案的苦头，现在终于对别人产生了恻隐之心，第一次用反省的眼光来看中国政府的政策。于是就有了几次西藏工作会议，就有了胡耀邦等领导亲自前往拉萨考察，有了西藏工作的纠偏。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派人秘密联系在香港居住的达赖喇嘛二哥嘉乐顿珠，邀请达赖喇嘛自己或者派代表回藏区视察，并且传达邓小平的邀请，“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嘉乐顿珠前往达兰萨拉向达赖喇嘛汇报中国领导人的邀请，达赖喇嘛经过思考，同意让嘉乐顿珠率一个小组，回藏区亲眼看看，这些年里藏区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后又陆续派出了三个代表团。 达赖喇嘛的代表团先是在周边省份藏区考察，然后到拉萨。在代表团到来之前，中国的干部们还想着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劝告群众不要向“奴隶主”的代表团吐唾沫扔石头。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代表团所到之处，藏人民众聚集，纷纷向达赖喇嘛的代表表达他们的思念和祝福，倾诉在中共统治下的苦难和冤屈。而境内藏人几十年苦难后的悲惨境况，也让代表团震惊万分，悲愤难忍。中共意识到这样做对他们的统治合法性的风险，于是中断了“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进程。 这一段史实，当事人和亲历者还在，还留下了很多回忆与叙述，有照片为证。韦刚先生竟然把事情倒过来说。如此指鹿为马，还像一个正派人的作为吗？外交官和教授的“讨论” 虽然“出口转内销”，仍然不过是一种宣传。这种“讨论”只能拿到国内去忽悠，在国际学术界是拿不出手的。所以，“国际涉藏宣传”始终达不到中宣部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原因很简单：罔顾事实、编造历史的宣传经不起质疑。   韦刚先生和旅美学人的对话，通篇充斥着这样的指鹿为马，颠倒因果。这种中宣部产物的致命点，是藐视读者的基本良知和智慧，于是表现出绝对愚蠢的傲慢。这位旅美学人有一段话： “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我刚好在北京。一边近距离观察事态，一边也不断收听美国之音的事态动向广播。美国之音的报道总让人感到事态非常严峻，待在北京非常危险。在美国的亲友也来电催我返回。但身处北京的我，却感到北京的人们生活一切如常，大街小巷其实很平静。政治上也没有觉得会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政治转向或大清洗，大专院校中参与上街游行的师生也很快恢复正常上课，我感觉没有任何必要离开北京，后来整个暑假下来的确也平安无事。” 别忘了，经历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人，大多还活着，还没有忘记。怪不得他连大名也不敢亮出来。就西藏问题的起源和发展，我愿意与教授先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媒体上讨论，唯一的条件是：讨论必须公开，发表也不可修改。 至于中共的前外交官韦刚先生，以藏人后代的身份来谈论西藏问题，虽然更有利于宣传工作的效果，却应该记得我们汉人有句话：“文章千古事”。写出来就是白纸黑字，就是历史，不仅今人会读，后人也会读的。所以，开口之时不要突破道德底线，最好还是顾及基本事实。否则，你现在何以面对自己乡亲父老的冤魂，将来又何以面对自由的藏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