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宋教仁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是2010年的7月12日，上海在绵绵细雨中喧哗。放弃去世博园凑热闹，从浦东乘地铁来到闸北公园。去闸北公园是来前就在心里计划好了的，也是今年与家人旅游选择上海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上海的闸北公园里，躺着一位我无比景仰的伟大人物，他的名字已经被许许多多的人遗忘了，然而，这几年，我想走近他的愿望却是那样的强烈，强烈得不可抑制。 　　从地铁口走向闸北公园的林荫道上我才告诉家人，此来闸北是为了看看宋教仁的陵墓。当七岁的儿子问我宋教仁是什么人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解释，他毕竟太小了，我只是说：宋教仁是一位十分伟大的人物，你长大以后就知道了。儿子是一个善于联想的家伙，他说出了一个大人物的名字，问我：难道比他还伟大？我说：在我的心里，宋教仁比很多大人物都要伟大得多。 　　与大上海的繁华、喧闹和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闸北公园是那样的朴素、宁静甚至有些冷清和凄凉。公园里游人稀少得可以忽略不计，我有点愰惚了，怀疑是否回到秦汉魏晋，又或是走进了某个原始村落，不免有些酸酸的感觉。宋教仁的陵墓就在公园的左手边，距公园大门大约只是50米左右，我一路小跑至墓前。 　　多少个日夜魂牵梦萦，多少次梦里深情呼唤，先生，今天，我终于来到你面前了！ 　　半拱形状的墓地前有先生的大理石坐像，西装革履，风流倜傥，表现出政治家的气质与男人的风度。墓前的石碑正面刻“渔父”两字，系与国民党政见相左的章太炎先生篆文手迹。背面刻着先生挚友于右任所书铭文：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先生孤独地卧倒于这个纸醉金迷的大都市的偏僻一隅，倒有绿树、青草为伴，空气还是清新得让我羡慕，墓前亦少人打扰，只有两个年老的妇人在津津有味地打羽毛球。确实是一个适合颐养的地方。然而，先生不是一个安于享乐之人，脑子里装着的是整个中国的前途与命运，骨子里蕴藏着无限的为国家与民众扑汤蹈火的勇气。可惜，纵然先生志在鸿鹄，才高八斗，却也只能躺在这厚厚的水泥地板下，放纵云卷浪涌，风肆雨掠。 　　一切，都定格在1913年3月22日清晨，一位刚刚升起于黑暗、专制的中国社会的民主宪政之星，一个可以给芸芸众生带来光明的政治天才，在上海沪宁铁路医院殒落了，他的凋殒落始于两日前的深夜从上海沪宁车站（今上海火车北站）的阴暗角落里飞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是年，先生年仅32岁。 　　先生之死惊天动地，无论同志、朋友，还是对手、敌人，皆表达了或真或假的深切哀悼：远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在先生遇刺的当天就给国内发电报：“闻钝初死，极悼。望党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谋昭雪”；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得知先生死讯前后多次“慰令”、“慰电”、“慰唁”，称宋：“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北京政界及全国新闻界对先生遇刺极为震惊，发电发文深表关切；上海市民前往看望者络绎不绝，先生的追悼大会盛况空前，据说有两万余人挥泪悼念先生。先生灵前堆满政客名流的挽联。孙中山：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汤化龙：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张子通：只身系安危，为先生哭，为吾党哭，为民国哭；大名垂宇宙，是文学家，是道德家，是政治家。徐元章：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问如此奇才，古今有几？道德发为文章，英雄造成时势，痛横来惨祸，天地不仁…… 　　唁电、挽联、悼词，络绎不绝、铺天盖地，气氛之浓烈、文字之凄美，足以感天动地。然而，无论真心假意，先生受之无愧。 　　十分惭愧，同为乡党，几十年来，我对先生却知之甚少，我只知道先生是一个“议会迷”，只知道先生是一个背离正确道路的“罪人”，只知道先生死于袁世凯之手。真正认识先生，也不过十年时间，是广泛的阅读让我的心中有了一个全新的“宋教仁”，我坚信，这个全新的“宋教仁”才是真正的宋教仁。从此，先生让我魂牵梦萦，景仰之情与日俱增，我曾经在各种场合表达我对先生的敬爱和崇拜，亦不遗余力地宣传先生之基本思想，可是应和者廖廖。好几次，回到常德的时候，我都想到先生之出生地走走，我的老家离桃源县不过百余公里，可是，朋友每每告之，已无踪迹可循，先生之祖屋早已荡然无存。不仅无迹可循，先生之英名，其家乡桃源县，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好多次，我与乡人谈到宋教仁时，乡人皆是一脸的茫然。一年前，听说桃源县正在修建先生纪念馆，听后大喜，认为此乃功德无量之举也。尽管因其漂泊在外，没能来桃源县一觅先生当年足迹，但走近先生，走进先生内心世界的愿望却是日甚一日，不可遏制。 　　我知道，先生是一个为政治而生之人，早年便志存高远，欲解国家于危难，救民众于水火。22岁时，先生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之策。当时之日本，是进步人士心向往之的乐土，亦是革命党人的根据地和避难所。不管以后的日本做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但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开放、开明的社会，很多的西方文明皆由日本这个中转站，通过我们的仁人志士传入国土，就连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日常用语、专业术语，也是日本人的功劳。可以这么说，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火焰是从日本点燃的。进入东京政法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之后，先生认真研修西方宪政学说，大胆倡导民族革命，极力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1907年，先生前往东北领导反满革命时，得知日本欲寻找借口吞并位于长白山之中国领土间岛（将间岛偷换为朝鲜领土），于是全力以赴，查阅资料，寻找证据，终于写出了轰动一时的《间岛问题》，成为清政府与日本就间岛问题谈判的重要筹码，保护了国土的完整。参加同盟会之后，先生始终以一个战士的身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之中。对于孙中山的暴力革命主张，先生基本上是赞同的，因为这是非常时期，但先生的革命不仅仅是为了推翻一个政权，而是为了建设，为了给亿万民众带来福祉。先生精通法律，对民主宪政情有独钟，一直渴望让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生活的亿万同胞，享受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因此，革命胜利之后，先生便坚决主张三权分立，实行透明政治，为实行限制总统权力的内阁制奔走呼号，亲手制订了此后成为中国宪法蓝本的《鄂州约法》，因与孙中山及革命党内部很多人意见相左，被人怀疑有当总理的野心，为临时政府起草的宪政大纲亦被无情退回；为国家大局计，作为北上迎接袁世凯到南京任职的成员之一，先生在经历了北京兵变之后，根据当时的局势，改变初衷，赞成政府定都北京，被人指责为“袁世凯的说客”并遭到殴打；先生赞成“革命功成革命党消”之主张，并深谙政治之道，懂得现代政治的妥协、包容，知道求同存异的重要性，在缺少同盟会高层有力支持的情况下，克服千难万险，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四个小党，将具有浓厚帮会性质的同盟会改造成现代政党——国民党，并使国民党成为中国第一大政党。在该党理事长孙中山拒不就职的情况下，先生成为代理理事长，勇敢地负责起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并领导国民党取得了国会选举的胜利，使该党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先生踌躇满志，欲行政党内阁之实，“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其设想之美好、用心之良苦，日月可鉴。可却因此遭人嫉恨，导致矛盾、误解、诽谤、陷害，乃至招来杀身之祸。先生离去之后，曾有人这样评价民国革命元勋：孙中山系哲学家、黄兴系实干家，宋教仁则是真正的政治家。这个评价是相当中肯的，政治家不仅需要勇气、谋略，还应该不能缺少责任和良心，而且政治应该是光明正大的。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政治就是阴谋诡计，就是不择手段，就是胜王败寇，甚至就是战争和屠杀。其实政治家是应该有“野心”的，试想，一个不想或者说不敢当总统当总理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政治家还算政治家吗？没有施政机会他如何实施自己的抱负施展自己的才能？如何将自己的政治设想付诸实践？与一些政治野心家不同的是，先生之“野心”不是不择手段，而是以遵守游戏规则为前提。先生欲行政党内阁，并不是为了国民党长期把持统治地位，更不是让自己爬上高位后实行独裁。先生是为了中国有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政治环境，为了提高政府效率，更好地服务民众。令我不解的是，很多人在先生生前故后一直拿先生的“野心”做文章，乃至多年之后，戴季陶等人还诬陷先生为国民党的第一大罪人。即便一些先生的研究者，面对先生的“野心”时，也顾左右而言他，似乎先生有“野心”是很不光彩的。先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既有勇气、谋略又有责任、良心的政治家，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立场包括“野心”。面对一些人的指责和非议，先生回答说：“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力，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荀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并态度坚决地表示：“吾人素来作事，不存权利之见，亦不畏强硬反对，吾惟行吾之素。”先生前往北京欲组政党内阁之时，友人一再提醒：锋芒太露，恐有奸人陷害，先生毫不畏惧：“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诚如孙中山所言，先生是这片国土上为宪政流血第一人，遇刺之后，还念念不忘民主宪政，先生口述，黄兴代笔的给袁世凯的电报，读后让人潸然泪下：“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是先生让中国政治面目一新，是先生让中国人享受现代政治文明的恩惠成为可能，亦是先生给中国民众以无限的希望与念想。先生被害，使民主宪政之路充满坎坷与荆棘，虽经仁人志士十余年不懈努力，可终因没有先生那样品德与才干皆佳之政治奇才及其他种种原因，最终功败垂成。先生被害，其直接恶果就是导致“二次革命”的发生和南北分裂，使新生的共和国呈四分五裂的局面。华夏民族因为先生之被害，进入漫长的暗无天日的时期。 　　先生之死，是还在襁褓中中的民国的巨大悲剧，亦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纵观先生生前死后，就其责任、品德、能力，有谁能与其比肩？我常生无限悲哀：天不佑我华夏子孙，假使能给我们多生一个宋教仁该多好啊。于是，常常陷入毫无意义的假设中不能自拔。我假设那罪恶的一枪没有射中先生或先生中弹之后能够起死回生，则，民主宪政很有可能在这块古老而落后的土地上成为现实，南北战争就有可能不会发生，军阀割据的局面也很有可能不会形成，无数无辜生命就不会白白牺牲，民不聊生的惨状也便没有可能。 　　先生之死，让国民党和大多数国民将矛头直指袁世凯，可是，真的是袁世凯吗？自然，袁世凯有很多除掉先生的理由，比如先生的政党内阁将威胁袁的权力甚至地位，可是，对袁构成威胁的也不仅仅先生一人啊，更为重要的是，时直今日，也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表明袁是幕后真凶，由于越来越多的史料的披露，倒是革命党内同志、朋友的嫌疑越来越重。亦不排除第三股力量对先生下手。遗憾的是，当时的一些风云人物竟然没有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查出这起惊天血案的主使。欣慰的是，那些直接行凶者一个个都得到了报应。也许先生罹难将会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扯清的迷团，留给世上有心人探究、思考。 　　我想，我是没办法走进先生的内心世界的。先生是那样的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先生是那样的博大精深、宽厚仁慈，先生的思想深度、政治能量，岂是我等芸芸众生能够揣摩的？我尤有尽量地靠近先生，感受一点点先生当年的睿智和艰辛。 　　伫立先生墓上，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细雨浸湿了我的衣服，感觉凉意阵阵，可眼中却还有热泪流出。如果先生灵魂有知，当能理解我的心情。我们的政治太残酷阴暗太触目惊心了，北美英裔人为什么能够容忍华盛顿、麦迪逊、富兰克林等离经叛道，而人口数倍于美、历史无比悠久的泱泱大国，怎么就不能让一个真正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的宋教仁存在呢？时至今日，我们几乎天天都有这样那样的纪念、研讨，可是却没有任何时候组织过对先生的纪念、研讨。先生是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是华夏民族的骄傲，先生的名字成为这个短命共和国最为光辉灿烂的记忆。很多的时候，宋教仁三个字都是我聊以自慰的强心剂，我甚至觉得，如果国家需要有标签的话，宋教仁就是中国最好的标签了，因为先生可以为国家增无数的色添无数的光。可是，我们的很多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却不知道宋教仁为何人？悲夫？ 　　先生以其道德操守、责任良心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为国人建造了一座高耸云天的纪念碑。我坚信，先生是不朽的，只要中国存在一天，人类存在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