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有多远？新欧洲有多新？——读金雁《从“东欧”到“新欧洲”》

读完金雁学长的新著《从“东欧”到“新欧洲”》，我想起了自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位于北京郊区的国营774厂那两年的见闻。774厂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而与之毗邻的798厂则是由东德技术人员援建。两个厂区皆苏俄、东欧的建筑风格，厂房高大而厚实，楼与楼之间遍植白杨。我1993年进厂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未久，国内媒体上多是他们的坏消息，我等毛头小伙没有更多的信息来源，和工厂的政工干部一样憎恨戈尔巴乔夫，怎么把那么强大的苏联搞没了？ 　　那时也正是我所在的那类国有大厂最困难的时期，它们是仿照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建立起来的，不需要考虑原料、成本和销售市场，说白了，只是“国家制造总厂”一个个生产车间。如果这样的工厂能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能存活的话，倒是奇迹了。当然，我那时候不可能思考这些问题，只是看到一个个人到中年的工友下岗，一个个车间歇业等待转行，以及自己每个月领到那点菲薄的工资后发牢骚。后来，我逃离了这个“苏式”工厂，那个工厂倒活过来了，通过“债转股”，成功上市获得了企业发展的资本，而相邻的798，因日渐萧条不得不出租场地，最后无意插柳柳成荫，变成名闻遐迩的艺术区了。这两个厂的命运有着隐喻的意味：社会主义制造业的长子，最终要靠曾经排斥的资本主义方式来获救。 　　半个世纪以前，国人对苏、东诸国有亲戚般亲近感。即使在十多年前，国内媒体也充斥着苏、东剧变后如何糟糕的消息，国内许多人如当时的我，又似乎有一种阔亲戚突然落魄而幸灾乐祸夹杂惋惜的复杂情感。这些年，东欧诸国突然淡出了中国主流媒体的视野，只有发生波兰总统坠机这类灾难性新闻后，国内受众才能从“主流媒体”上看到有关东欧的消息。正如金雁在书中所说的那样，“进入‘第二个十年’之后，东欧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走向复兴，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已加入欧盟的那些国家，已经开始了一场‘新欧洲追赶老欧洲’的比赛。在这一情况下，‘消息人士’似乎把视线移向他处，不再对东欧感兴趣，于是就有了所谓东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说法。” 　　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民族文化沿革以及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做了条分缕析的分析，对中国普通读者来说，这是一本通俗易懂又具较高学术含量的、能全方位了解东欧诸国前世今生的著作。读这本书，我最深的几点感受是： 　　一、没有个人的自由与解放，所谓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只是一种幻景。《共产党宣言》已明确宣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在前东欧那些声称遵照马恩遗训建立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其中的单个公民却处于近乎被权力奴役的不自由状态，而从纳粹魔掌下独立的各民族国家没有得到真正的独立，不得不臣服于苏联的刺刀之下。 　　二、靠禁锢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而创造的繁华和有序是不能持久的，“柏林墙”的倒掉是再好不过的例证。东德尽管在前苏联阵营中，经济发展程度是最好的，但东德民众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东德政府企望靠一度圈禁本国公民的围墙来抵御资本主义的“腐蚀”，注定是失败的，“柏林墙”的倒掉只是时间问题，它的命运从开始修筑时就注定了，因为向往自由、渴望富足是人的天性。 　　三、无论政治气候如何，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推卸其道义责任。在满清的统治下，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感叹，清代前期的读书人不得不舍弃深究义理的“宋学”而孜孜于文字考据之学。而前东欧、苏联的知识分子也有过“面包时代”，即为保住饭碗不得不放弃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要么成为政治制度的吹鼓手，要么沉默下来，普遍地犬儒，整个社会谎言横行，处处是伪善的表演。然而前东欧、苏联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自由思维和大胆表达的传统并没有完全被割断，在万马齐喑中，还有哈维尔、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这些人不但增进了他们所在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荣耀，也为所在国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思想资源。 　　回避东欧和前苏联曾发生的一切和正发生的变化，不是理性的态度。一是因为中国和原东欧诸国曾有着相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原东欧诸国的转型更有着“他山之石”的价值；二是原东欧诸国的复兴特别是加入欧盟，将增加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改变国际政治的格局，作为发展中大国，不可不察。东欧其实并不遥远，其发生的一切，不能视而不见；它们融入欧洲的新生，也不是真正的“新”，而是一种回归，回归到正常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