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特殊論”的四個根源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最近內蒙發生連串示威抗議活動，起因于錫林郭勒草原兩個牧民的被害事件，一位是西烏旗蒙族牧民莫日根，因不滿運煤卡車破壞草原，攔路抗議，於五月十日被卡車司機蓄意撞死。另一位是阿巴嘎旗滿族青年閆文龍，也是抗議媒礦污染，與礦工發生衝突，於五月十五日遭礦區車輛撞成重傷，不治而亡。兩起事件的起因，都是當地民眾自發保衛家園，反對開礦，與肆意破壞草原生態的漢族開發商矛盾衝突，導致悲劇。事件進一步刺激蒙族青年學生和更多牧民走上街頭，與公安武警對峙，遭到驅打和逮捕。當局如驚弓之鳥，立刻採取軟硬兩手。一方面由自治區書記胡春華出面，和當地學生教師對話安撫，下令煤礦停產整頓；責令拘留肇事司機，速審速判，一人死刑，一人無期。另一方面，又秋後算賬，加強鎮壓力度，從北京軍區調遣精銳部隊，對內蒙局部地區實施戒嚴，抓捕嫌疑師生，封鎖學校和機關大門，防止學生和民眾上街，造成新一輪白色恐怖氣氛，引起世界各地蒙古人的抗議聲討，以及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 回顧最近二十幾年，內蒙給人的印象比較穩定，不大鬧事。說難聽點，就是蒙古人軟弱可欺，容易統治。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內蒙特殊論”，無論中央地方，漢族蒙族，似乎都篤信不疑。開明如胡耀邦者，也不能免俗。導致特殊論的原因，可歸結為下列四點： 一是地理（或地緣政治）原因。對於中國內地來說，內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麼遙遠。它靠近華北和中原，離北京的最近距離只有數小時車程，如果內蒙有什麼緊急情況，北京很容易採取措施，發兵鎮壓，所以不容易“鬧事”。 二是人口原因。內蒙不像西藏和新疆那樣，當地主體民族依然佔有相對優勢的比例。從“維基百科”引證中國官方2000年的統計資料看，西藏人口總數為260多萬，其中藏人比例為93％，漢人6％，其他少數民族1％；新疆人口總數1800多萬，其中維族占45％，漢族占40％，其他伊斯蘭教民族接近13％。而內蒙的情況就大不一樣。經過長期歷史演變，如今內蒙的蒙族人口，已經成為很少的少數了。2,330多萬人口當中，漢族1,846萬，大約占八成；蒙族約400萬，占一成七；加上其他少數民族，一共占兩成左右。再考慮到許多蒙漢通婚家庭的子女和親屬，雖然事實上跟純粹漢人沒什麼區別，但為了享受政策優惠，往往也登記為蒙族。如果把這些事實上的漢族從蒙古人中去掉，那麼真正蒙古人所占的比重，恐怕還會更少（大約一成五左右）。假如發生民族對抗，比例懸殊太大，蒙古人難占上風。 三是歷史原因。共產黨征服新疆，發生在三大戰役取勝之後，共和國建立前夕的1949年九月底。解放軍的“和平進藏”，到五十年代初才逐步完成。雖然兩地基本上屬於“和平解放”但也經歷了若干戰鬥和曠日持久的談判過程。內蒙的情況則不同。早在共和國建立之前的1947年春天，延安培養的西部蒙古人代表烏蘭夫，就成功說服了以哈豐阿為代表的東蒙自治政府，解散了以民族獨立為奮鬥目標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收編了五個師的蒙古騎兵，成功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內蒙自治政府，不但輕而易舉地提前解放了內蒙古大部分領土，而且幫助共產黨在東北和華北打敗了國民黨的數百萬政府軍。因此，五十年代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對蒙古人不但信任，而且感激，讓烏蘭夫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隨後合併原綏遠省全部，原熱河、察哈爾、寧夏部分地區，令內蒙古自治區的面積擴大到110萬平方公里，僅次於新疆（160萬）和西藏（120萬），位居第三。烏蘭夫當時地位之高，權力之大，在少數民族當中，可能空前絕後。上述歷史因素，使得漢人和蒙古人的關係，比跟其他民族更為密切。各屆中央高官，都稱讚內蒙是民族自治區中的模範樣板，甚至派遣藏族和維族幹部，去內蒙學習“先進經驗”。 四是經濟原因。另外，人們習慣於把民族衝突和經濟上的貧富差距掛鈎。就經濟狀況而言，內蒙的富裕程度，的確超過許多內地發達省區，更遠超其他民族自治區。據官方2010年統計資料顯示，內蒙人均GDP高達49,467元，在僅次於上海、天津、北京、江蘇和浙江，位居第六，高於廣東（第七）、遼寧（第八）、山東（第九）、福建（第十）等省市自治區，更遠遠高出位居第25的新疆（23,080元）和第30的西藏（19,483元）。我沒找到按照民族排列的人均產值和收入數字，只能大致估計，內蒙牧區的蒙族家庭收入，可能低於當地城鎮家庭收入，但不會低於當地或周邊漢族農民的家庭收入，應該遠遠高於新疆維族和西藏農牧民的平均收入。換句話說，內蒙自治區蒙古人的平均富裕程度，高於維族和藏族。如果按照貧富邏輯推理，那麼蒙古人的不滿程度，也應該更低才對。 正是由於上述四個原因，許多人（包括胡耀邦在內的北京上層），都認為內蒙不同于新疆和西藏，民族矛盾和衝突較少，甚至少到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即使中央制定針對藏族和維族的讓步政策（或者寬鬆政策），那些政策也不應該（或不可能）同等套用到內蒙，因為內蒙“情況特殊”。連思想最開放、待人最溫和的胡耀邦總書記，都持這種論調，其他強硬派領導人，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不幸的是，“內蒙特殊論”的神話，被最近突然發生的草原抗議潮斷然否定。蒙古人同仇敵愾，面對當局的懷柔和強化鎮壓，毫不示弱。因此，人們不禁要問：內蒙有可能繼西藏和新疆之後，成為北京高層另一個棘手難題嗎？對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內蒙究竟是怎麼回事？哪里出了問題？為什麼蒙古人如此憤怒和不滿，居然豁出身家性命，與上百噸的重型卡車拼死活？ 欲知答案，我們將在另一篇文章《內蒙特殊論為何破產？》中詳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