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div story-body=""> <div> <p>在中共成立９０周年之际，在国际共运的背景下，如果把1921年的中共和2011年的中共对比的话，那么很明显，最有意义的对比是当年一手帮助建立中共的苏共早已瓦解，而中共不但仍然存在，而且中国的“崛起”无疑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有利于它的继续掌权。</p> <p>为什么当年苏联以二次大战主要战胜国和世界超级大国的身份，并支配东欧，控制或影响东南亚，非洲和拉丁 美洲很多共产党国家，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却不战而败，放弃政权，而对比之下，中共却渡过大饥荒，文革，六四和普遍腐败等种种合法性危机，不但幸存而且似乎其 寿命看来还很难预测？</p> <p>这个问题除了必须放在中国和世界的现状下来回答，一定程度上国际共运的历史也可以提供一个参考。</p> <h2>差异<br /></h2> <p>国际共运既是一个整体，也充满了内部的差异，应该说有两个不同的传统。</p> <p>一个是在苏联东欧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思想来源上和欧洲启蒙运动有关。欧洲启蒙思潮19世纪早期就传 入俄国，1870-1880年代经典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流传，产生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不但批判资本主义，也批判专制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是批判中世纪 专制主义遗产的），后来建立了社会民主党。</p> <p>这个社会民主运动在20世纪之交发生分裂，出现了以列宁为代表的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左派，即布尔什维主义，后来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苏联。这个制度以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出现，但却继承了中世纪专制主义。</p> <p>另一个传统是在中国发源和形成的。中国第一没有启蒙思潮的浸润；第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又是非常晚近的事，通过十月革命，离中共建立不过数年。</p> <p>它一开始就和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一个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另一个是激进知识分子要参与政治的愿望。民族 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主要被用来解释国际体系，解释中国在国际上的屈辱地位；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愿望使得十月革命启发了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 外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权力可以不通过宪政民主而是通过大众动员和暴力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来夺取。</p> <p>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真正含义。</p> <h2>分歧<br /></h2> <div> <div img-w304=""><img src="http://wscdn.bbc.co.uk/worldservice/assets/images/2011/06/20/110620172734_soviet_communist_304x171_afp.jpg" alt="1986年2月25日苏共全会" align="left" width="304" height="171" /><p>图：1986年2月25日苏共全会在克里姆林宫开幕</p> </div> </div> <p>回顾国际共运史，可以说，国际共运内部一直存在著以苏联为首和以中国为首的两个集团。</p> <p>它们之间在冷战等重大问题上的跨阵营重合 (苏古、苏越同盟)，有时掩盖了两大集团在国内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的目的、共产党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和党－国关系）上的深刻分歧，最后导致在不惜代价维护权力和放弃权力上的差别。这个差别的由来，相当程度上就和这两个传统有关。</p> <p>尽管用现代民主制度和自由人权这些来衡量，这两个传统无疑都是专制主义甚至一度是极权主义，但以苏联为代表的那个传统在文化和地理位置上毕竟与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那些普世价值和相应的制度文化有较近的联系；社会民主主义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中还有一定的遗存。</p> <p>而以中国为代表后来在越南古巴和北朝鲜发展起来的那个传统首先在文化背景上就和启蒙运动有先天的隔阂， 和皇权或王权专制主义有更直接的血缘关系；其次，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基本上都是从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直接演变过来的，本来就缺乏社会民主主义所具有的对社会 和人类更基本问题的关注和人道情怀，一开始就把“如何夺取政权”作为最直接也是最终结的目的。</p> <p>在这个意义上，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不仅仅是一场共产党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辩，也和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冲突有关。</p> <p>当时苏联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些根本问题,所以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概念，一定程度上容许市场机制和物质刺激的经济改革，提出和西方和平共处。</p> <p>这些观点被中国、古巴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北韩和越南贴上了“修正主义”的标签，认为是离经叛道。20多年后国际共运的分裂，根子在60年代就种下了。</p> <h2>历史原因<br /></h2> <p>除了这两个传统的差别，苏共和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也留给它们不同的遗产。</p> <p>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概括说：“苏共基本上是通过一次政变夺取政权；而中共则通过长达22年的内战，依靠苏 联的长期援助，也利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各种机会和国民党的无能，最后夺取了政权。显然，在 夺取政权方面，与苏共相比，中共经历的环境更复杂，‘斗争’更艰苦，过程更曲折，手段更多样，经验也更丰富。这些都使得中共在政权问题上比苏共要敏感得 多，既是因为得来不易，也是因为得来侥幸。</p> <p>所以，从毛泽东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到‘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再到邓小 平的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过去20年来不绝于耳的‘防止和平演变’，可以看出中共向来对夺来的政权抱有不安全感；而它建政后犯下的大量国家罪错，以及近 20年来的全面腐败，更是加剧了这种不安全感。</p> <p>在他们看来，坚持党对社会的权力垄断，是获得安全感的唯一手段。”换句话说，就是怕被清算。</p> <p>相比之下，苏共哪怕在斯大林时期就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敌对阶级，赫鲁晓夫时代甚至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站在中共的立场上看，苏共的这些提法会使共产党在面对体制内的大规模挑战时理论上自我解除武装。</p> <p>这两个传统和夺取政权的不同途径和历史经验，实践中就对苏共和中共之间的一些重大区别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在事关人类文明和政治权力的底线的时候。</p> <p>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时代，毛泽东可以想象在被核大战摧毁的世界上还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而对赫鲁晓夫来说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p> <p>在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时代，邓小平可以把坦克开上街头换取共产党对权力的继续垄断，而戈尔巴乔夫则认为到了结束暴力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时候了。</p> <p>这就是苏共为什么会瓦解，中共为什么能维持的一个历史原因。</p>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