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特殊論”為何破產？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內蒙問題與西藏新疆問題相比，的確有其特殊性。但是，特殊性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帶來福祉，也可以造成禍害，要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做具體分析。從總體上說。內蒙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性，往往被刻意忽略或者人為掩蓋，不但海外所知很少，就是在中國內地，也很少報導。最近的莫日根事件，宣佈“內蒙特殊論”已久破產。為什麼破產？我想從四個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蒙漢關係中的恩怨情仇。五十年代烏蘭夫所領導的內蒙古自治區，就曾經較好地維護過各族人民的合法權益。比如在舉國瘋狂的大躍進和大饑荒事情，雖然內蒙也不得不服從毛澤東和黨中央，也幹了許多破壞國計民生的蠢事，但比起多數省份的普遍愚蠢，還是好些。不但基本上沒餓死過人，還幫助一些內地來的災民，擺脫了死亡命運。這些德政，主要歸功於當時內蒙有相對自主和比較寬鬆的經濟政策，能開荒、種地、打獵，好歹混飽肚皮。 可惜這種極為有限的自治權，僅僅維持了十幾年。到六十年代中期，北京上層因大躍進失敗出現路線分歧，毛澤東試圖以強化階級鬥爭維持個人獨裁。到文革前夕，通過華北局馬拉松會議（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至７月２５日），鬥跨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唐、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恒，以及內蒙的烏蘭夫，從而拉開文革的序幕。打倒烏蘭夫及其家族成員的殺手鐧，是所謂“民族分裂罪行”，強行製造了一個“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 1967年春，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青中將（安徽出身的長征老紅軍，對內蒙歷史很無知）奉旨空降內蒙，帶著民族偏見上任。他利用“清理階級隊伍”的機會，先搞“挖肅運動”（全稱“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後搞“內人黨專案”。因為烏蘭夫已被搞掉，“黑線”比較清楚，凡受烏蘭夫重用的幹部在劫難逃。但許多延安出身的高級幹部，由部隊關押起來審查，因此，他們受的折磨反而比較少。“內人黨專案”則屬於挖暗藏的敵人，因此疑神疑鬼，普遍使用逼供手段，打擊面越來越寬，歷時一年半之久（1967年11月到1969年5月。如果包括全面軍管之後鄭維山、尤太忠繼續深挖，則時間更長）。最後，在總數不過兩三百萬的蒙古人當中，居然關押48萬多，差不多平均每五個蒙古人，就有一個被打成“新內人黨徒”，其中致死16,222人，傷殘87,188人，死傷總數高達十萬三千多。這場自上而下，由政府和軍方主導的大迫害，與群眾運動無關，和紅衛兵、造反派的瓜葛也很少，完全是由北京高層授意，由滕海青一幫大漢族主義高官具體執行的民族大清洗。這種針對少數民族的長時間關押、批鬥和虐殺狂潮，之所以發生在內蒙，而沒有發生在西藏和新疆，原因也許很多，但跟上文提到的地理、歷史和人口比例等因素，不無聯繫。假如蒙族人口的比例不是百分之十五，而是百分之五十或者更高，恐怕滕海青和他的幕後指使者們，也不至於如此肆無忌憚。 如果總結教訓，這也許可以看成一種物極必反。早年的烏蘭夫和蒙古人，曾經對毛澤東愚忠過份，跟得太緊，比如六十年代初派內蒙騎兵赴西藏“平叛”，他們自持有功，到處宣講，從未聽說有懺悔之意。但他們沒料到“唇亡齒寒”，老毛一翻臉，就整到蒙古人頭上，手段之惡劣，有過之無不及。當然，這也導致另一次物極必反，讓烏蘭夫和蒙古人開始清醒，一度消沉的民族意識，再度抬頭。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圍繞清理漢族盲流（即減少漢族往牧區的移民）問題，內蒙再起衝突。新任書記周惠，和重新複出掌權、主管中央民族事務的烏蘭夫之間，意見不合，導致蒙族學生上街抗議，並派代表團到北京上訪，要求中央參照西藏、新疆的標準，對內蒙施行同樣寬鬆的民族政策，給蒙古人以更大的自治權。結果，遭到胡耀邦和鄧小平的堅決壓制。不僅上訪團無功而返，學生代表被秋後算帳，連同情他們的許多蒙族幹部也遭到清洗。另外，周惠還使用分化東西部蒙古人的傳統手法，“以夷治夷”，讓蒙古人互相揭發。烏蘭夫長子布赫，烏的心腹雲世英等土默特旗高官，見風轉舵，把群眾抗議的責任推到東部蒙古人頭上，中央只好把廷懋、傑爾格勒、寶音圖等幾位東部出身的高官撤職查辦。烏蘭夫本人也因此失勢，再度遭到鄧小平冷落。雖然沒有被第二次打倒，但從此失去實權，只掛個國家副主席閒職。1987年內蒙古慶祝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烏蘭夫率中央代表團參加。這是他文革複出之後，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回到故鄉。據一位蒙古學者說，他不顧中央多次勸阻，執意要去伊盟祭拜成吉思汗陵，面對祖宗遺像，哭了十分鐘。此事引起鄧的更大不滿。1988年烏蘭夫逝世，鄧連烏的追悼會也不參加。   第二，經濟開發上的是是非非。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隨著全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和原材料儲量豐富的內蒙古，立刻成為內地省份爭相開發的唐僧肉。雖然從人均GDP數量上看，內蒙已經超越廣東，居全國第六，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基礎設施也有明顯改善，而且出了不少身家上億的地產商和煤老闆，但問題是，各族普通老百姓（特別是農牧民），並沒有從經濟起飛分享到相應成果，大多數勞動人民，不但淪為弱勢群體，而且徹底毀壞了子孫後代賴以維生的草原生態環境。是的，草原和沙漠上的確建設了不少新城鎮，有些土地被徵用的農牧民也獲得了數量可觀的金錢補償，這些都是事實。但有三個原因，使得大多數人對內蒙的暴富更加不滿。 一是官商勾結，攫取超額利潤。不少煤老闆、房老闆，以及貪官污吏，迅速成為億元大戶，留給當地人民的所謂補償款和扶貧款，不過是九牛一毛，聊勝於無，根本沒法幫助他們脫貧致富。 二是缺乏合理監管和稅收分配機制。資源本應歸人民公有，但實際獲利者並非如此。內蒙向內地輸送的油、電、氣，常常超低價供應，由政府承擔虧損。另外，礦區和城區居民，有些也許獲得很高的拆遷補償，成為百萬（千萬）元戶（究竟有多大比例？需要調查）。而同樣蒙受開礦污染的大多數農牧民，所得甚少，甚至什麼也得不到，窮得連磚茶（牧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之一）都買不起。再以大學教師的工資為例，廣東省高校正教授的月薪，平均七八千元，個別上萬元，但人均GDP高於廣東的內蒙古，教授的平均月薪只有三千左右，和廣東的差距是兩三倍。因此，人們形容內蒙開發能源的結果，是“富了商人和貪官，窮了政府和百姓”。 三是惡性開發，導致無窮後患。內蒙煤層很淺，多數露天開採。原本碧綠的草原山丘，被挖得滿目瘡痍，塵土飛揚，一片灰黑，慘不忍睹。百噸卡車所到之處，地表草皮徹底消失，本來就很脆弱的草原生態，遭到難以逆轉的毀滅，更多沙塵暴自然無法避免。人畜賴以生存的水源，經過放射性塵埃的毒化污染，不得不永久放棄。如此大規模地瘋狂開發，等到礦產挖淨，開發商撤走，草原上的百姓如何謀生？據《紐約時報》2011年6月11日報導，達茂旗（比鄰莫日根命案發生的錫盟）政府在鎮上給牧民蓋了不少新樓房，動員他們去住，還給他們發放生活補貼費（每戶每年一兩萬元）等等，但他們必需賣掉自己的牧場和畜群。問題是，這種改變生存狀態的大變遷，往往伴隨心理和文化上的大調整，並非他們的自願選擇，因此許多牧民拒絕，讓新樓變成鬼城。再說，讓蒙古牧民進城謀生，開餐館做生意，是那麼容易的嗎？賠了錢怎麼辦？除非他們的子女通過專業化教育，能在城鎮就業，否則，往往會造成一兩代、甚至更多人的悲劇。正像接收採訪的蒙族女主人烏榮（Uyung）所說的那樣，“沒有了我們的牲口和草原，我們感到迷失了方向”，“我們發現自己不適合城市，可是現在我們卻被困在這裏”。 寫到這裏，讀者應該不難明白：為什麼錫盟草原的牧民莫日根如此憤怒，要和漢族司機的運煤卡車拼命。不過，要想知道為什麼莫日根命案發生之後，能迅速激發數千蒙族學生，走上街頭，還需要看看另外兩個常常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   第三，科技革命造就新生一代。目前中學和大學的在校學生，大部分是80後和90後的新生代。他們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父輩、祖父輩所受過的精神和肉體折磨，但大部分都間接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因而隨著閱歷的增加和知識的積累，他們開始探尋答案：為什麼蒙古人要背負如此深重的歷史十字架？他們所處的時代，畢竟和他們父輩有很大不同。那時候通訊落後，資訊閉塞，很少知道外界消息，絕大多數家庭和個人都沒有打電話的條件。現在的年輕人個個有手機，多數有電腦和電視，即使在偏僻和分散的草原放牧點，也有摩托車代步。知識和資訊的快速傳播，有助於開闊視野，溝通思想，聯絡感情，打破封閉和孤獨。像這次莫日根之死所引發的連鎖效應，沒有現代化聯絡手段是難以想像的。雖然當局採取封鎖網路、監聽電話甚至切斷手機信號等極端鎮壓手段，但畢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當局的封網行動，也促使青年人研究如何破網，如何繞過防火牆。只要想盡辦法，民眾總會獲得他們想要獲得的外界資訊。應該說，資訊革命給青年人提供了組織起來，集體發聲的技術條件。這是新生代比老一輩人幸運的地方。   第四，世界潮流的深遠影響。最後一個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世界民主潮流對中國各族人民的影響和鼓勵。莫日根事件之初，就有內地報導說，是外蒙派人到內蒙組織煽動的結果，那顯然是無稽之談，有轉移目標，羅織罪名的味道。且不說，外蒙朝野都害怕和內蒙的事情沾邊，避之唯恐不及，怎麼可能派人煽動？再說，內蒙人又不是傻瓜，怎麼可能受人蒙蔽？如果說有什麼外部因素，那也不是某國特務所為，而是世界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潛移默化的影響。具體說來，這些外部影響來自三方面： 一是其他少數民族對內蒙的啟發。中國各地的邊疆民族問題，往往互相關聯，歷來如此，因為大家的處境大同小異。西藏和新疆發生的事情，不可能不對內蒙各民族（蒙、回、滿、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有所觸動。我曾經教過的蒙族學生就親口對我說，“每次北京高官聲討‘藏獨’和‘疆獨’的時候，都會順便提到：‘黨中央對你們蒙古人是放心的，因為內蒙的歷史證明，你們緊跟共產黨、毛主席，從來沒有二心’。我們聽了這話極端反感，非常噁心，好像在打我們的臉，揭我們的短，說明我們蒙古人太窩囊，沒出息！”從這樣的感歎當中，我們也能看到，西藏、新疆對內蒙有啟發作用。 二是漢族維權抗暴的感染。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似乎已經積累到臨界點，眼看就要引爆。各地民眾維權抗暴事件層出不窮，而且有從和平上訪、靜坐請願等溫和手段，逐漸向暴力抗爭演變的趨勢。媒體報導，充斥血腥新聞，刀槍棍棒，土制火炮，人肉炸彈，什麼手段都有。公安民警疲於奔命，力不從心，防爆特警和正規部隊都派上用場，已經和局部內戰沒什麼區別。據說維穩經費已超越國防經費，只是各方傷亡數字，我們無從得知。從歷史經驗看，中原各省出現動亂的時候，邊疆民族地區，也往往容易出事。因此，這次內蒙抗議潮，和中國內地頻頻發生的局部動亂，很難說沒有連帶關係。 三是非洲茉莉花革命的鼓舞。這或許是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外部影響。非洲茉莉花來的非常突然，讓所有觀察家大感意外。因為按以往常識，這個地區的人民似乎最為保守，最不容易接收普世價值。可是一夕之間，老百姓突然走上街頭，爆發大規模抗議潮，要求民主改革，迫使專制政府下臺，居然在好幾個國家取得成功。當然，也有利比亞的卡紮菲和敘利亞的阿薩德等頑固腦袋，拒絕順應時代，試圖學習鄧小平，用屠殺維持專制不倒，最後能否成功還在未定之天。不過，聯合國和北約開了個先例，對鎮壓和平示威的極權政府，動手制裁，包括轟炸卡紮菲的宮殿和軍隊。對此決議，中國也投了贊成票。這個先例一開，等於宣佈六四鎮壓為非法（非國際法之法）行為，如果再有類似事件，當局就得三思而行，否則可能招致國際組織的制裁和軍事干涉。世界局勢的這一根本性改變，無形中給和平維權的人民群眾助威壯膽。 <div>總之，是以上四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導致了“內蒙特殊論”的破產。從此之後，內蒙古青年人開始組織起來，走上街頭，發出聲音，合法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div> <div> </div> <div>———————————————</div> <div> </div> <div> [1] 1989年11月11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關於落實政策工作的情況彙報”，載阿拉騰德力海編著《內蒙古挖肅災難實錄》，1999年9月自費印刷，第245－248頁。   [2] 網文：“烏蘭夫家族在內蒙”，載：<a href="http://boycott.bokee.com/506140.html">http://boycott.bokee.com/506140.html</a>。   [3] 茂敖海：《夢幻人生》，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第323頁。   [4] 因為“羊煤土氣”（羊絨、煤炭、稀土、天然氣）而致富的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原名伊克昭盟），每217個人中就有一個億萬富翁；每15個人中就有一個千萬富翁。詳見《僑報週末》2011年6月17日A10版專文“中國式錢都，面上富腳下空？”   <h1>[5] New York Times: “中國的民族抗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Ethnic Protests in China Have Lengthy Roots”, published June 10, 2011.</h1> <h6> </h6></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