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友社夺权事件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记得那是一九五六年圣诞节前，当时我是亲共香岛中学的一名十七岁高中二年级学生，在中共香港地下党员关曼瑶老师的带引和介绍下，我加入了共青团，刚刚举行过入团仪式，便奉关老师之命，去参加一个名为 “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学友社”）的外校团体主办的圣诞晚会。所谓外校是香岛，培侨，汉华等亲共学校以我为主地对其他学校的称呼。 关老师告诉我，在国内面临解放的一九四九年前后，香港许多热情进步的年青人向往毛主席建立的新中国，在民族解放精神的感染下，经地下党的影响和组织，成立了许多的活动团体，包括联青歌咏团、虹虹歌咏团、学余联谊社、青年国乐社、海燕歌咏团、新青剧艺社、香港学生读者俱乐部、文艺青年联谊会等等。至五○年因电车工人罢工还引发了“罗素街事件”。群众的革命热情招来了港英政府残酷的镇压，香岛中学卢动校长及一些文化人和工会领导人遭强行递解出境。港英葛量洪政府通过〈社团条例〉立法，拒绝社团注册，取缔社团活动，十人以上的聚会可成非法集会而入罪。总共有三十八个中共领导的团体受到迫害而停止活动。地下党停止了与党团员之间的组织关系联络，损失了不少能干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群众活动差不多处于停顿状态。 地下党唯一公开活动的学生组织 不过在众多被迫停止活动的社团中，却有两个地下党直接领导的社团获得注册而幸存下来。关老师说：那就是“学友社”和“业余音乐研究社”。为什么这两个社团能成功注册呢？我问。“党领导认为，这就是港英政府高明之处，没有把地下党的活动堵死，留下两个通气口，以便明察和监督。我们之所以取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这样一个怪怪的名字，完全是为了减少政府对它的敏感度，以便于注册。”她继续说：“当时，地下党停止发展党员，原已发展的共青团员也就当作党员使用，有一段时期就是党团不分，以小组或单线联系（注１）方式进行。许多社团活动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学友社则以不挂五星红旗的非政治性文艺学生团体面目而活动，继续团结外校学生。学友社是党的外围组织，内里有党团员在领导着。” 这么说来，学友社岂非党的唯一能公开组织活动的学生团体？让我对参加这个圣诞晚会充满着期待。关老师只叮嘱我要到那里广交朋友，做好团结外校学生的工作，并未交待原因和具体任务，我也遵守地下工作原则不便多问。事实上，几年香岛生涯中，关老师已不断地指导我接触校外青年学生。香岛的各种外校学生关系，都是我要去联络和团结的对象，经常组织旅行，茶会，家访等活动。因此，不问，我也大约猜到党的意图了。 那天，我怀着兴奋好奇的心情，带上一份圣诞礼物，衔命独自赴会。那学友社的社址座落深水元州街一二九号三楼，是一幢旧式街角唐楼，打通了约千尺的民房，还有上一层的天台可用。门牌号码让我想起小说《青春之歌》主角林道静不就是在这“一二九”运动中成长的吗？有了这些革命浪漫主义的联想，学友社在我心上更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站在门边上，已听到一阵阵清脆的歌声，约有四、五十个青年人正在那里快乐地交谈嬉笑。他们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使我有宾至如归之感，一晚之间便认识了不少的朋友。 学友社的欢乐浪漫吸引学生 开初大家坐在一起唱的是我非常熟悉的中国民歌和苏联歌曲，牧羊姑娘、敖包相会、喀秋莎等。跟着人们手拖着手跳起了我非常喜爱的集体舞，有匈牙利三人舞、友谊舞、拜年舞等。我参加过香岛的舞蹈组，现在跳起来驾轻就熟。我惊奇于外校竟有这样一群生活健康的青年人，我高兴地融入欢乐的气氛中，毫无疑问，我与这些青年没有丝毫的隔阂。 晚会的高潮是在交谊舞开始之后，只见一对对的男男女女，在幽暗的灯光下翩翩起舞。狐步，探戈，华尔滋，一曲一曲美妙的旋律，把我这个共党学校出身，从未参加过交谊舞会的学生弄得晕头转向。幸好我小时曾随舅舅去过舞厅，慢三步，慢四步也能应付，不至于手足无措。在交换礼物的欢乐声中，晚会结束了。可以说我很喜欢这个晚会，也很喜欢这个社团。这里的欢笑，热情，自由，浪漫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我多年香岛生涯中从未经历过而又令我回味响往的。我想，党组织指派我参加这样的晚会，正合我意。 随后的日子，我遵照关老师的指示，参加了学友社每星期六晚举办的 “歌舞集”活动，认识的人更多。有一个由欧荣生所领导的领舞组带领大家跳集体舞，也一起唱民歌，玩集体游戏，我和这些外校学生玩得很开心。 如果在节日里，有几个好朋友，同我们欢聚一起，让我们回忆起，最珍贵的一切，唱起那愉快的歌，为自由的祖国，为光辉的使命，干一杯再干一杯……这些大陆青年流行的旋律，也是我们的最爱。我也参加过他们的郊外露营活动，月夜泛舟是我至今难忘的节目。一轮明月照耀的海水上，二十多只双桨小艇在平静的马料水海湾，边划边唱。艇子时聚时散，有时船头船尾串成一圈，有时三两小艇连在一起聚谈欢笑，好一幅自由浪漫的情景。 学友社的学生们都是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学习西方价值观，英文朗朗上口，有圣保罗男女、培正、拔萃、培道、圣类斯、英皇、皇仁、香港大学等的学生。但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国家，关心祖国建设，愿意提高思想认识，对人生理想有所追求。“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十分指标，十二分干劲”，是他们常常上口的对自身的要求。他们的表现让我这个在香岛长大的地下共青团员感到非常惊讶，非常好奇。我常想，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具有如此生命的觉悟呢？无可置疑地，学友社内的地下党力量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人生。 一九五六圣诞晚会首次见到华叔 关老师虽然命令我去参加学友社的活动，但却没有把我的组识关系转去学友社，因此社内还有谁是党员团员我并不知道。我禁不住好奇地观察社内各人的表现。有几个人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是学友社常务委员会的主席梁浚升，他是地下人吗？他在一间洋行里当文员，年约三十岁，清瘦，中等身材。听说他在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热潮中，曾勇敢地在他就读的学校挂上国旗，当过英雄好汉，但也许是经不起十年岁月的洗礼，我当时和以后见到的他，已经没有了多少革命激情，横看竖看也看不出他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许多事情一望而知并不是出于他的主意，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是有绰号 “妈咪”之称的一个老好人。他已于九○年代因病过世。 公开的主席并不是这个社团的真正领导人，真正的处于幕后，我第一次体会到地下党的领导模式。我好奇地搜寻幕后的领导者。 另一位我留意到的是港大毕业生，富家子弟李×雄，他和我接近较多，像大哥哥般常对我说：“慕娴，你很单纯，是一张白纸，将来在上面写上什么字或涂上什么颜色，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了。”他又常说我很像关老师，那么纯粹，那么热情，那么爱国。原来他早已认识她。关老师曾多次组织外校学生回国参观学习，李×雄参加，因而认识。他向我表达了对关老师的良好印象。 一个单纯而真诚地向往革命，愿意献出自已洁净的青春的女子，必然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高贵气质，像小说 “牛虻”的女主角琼玛一样，那么纯朴无瑕，坚贞不屈，不难让追求革命的年青小伙子们敬慕不已。我当时想，如果这一段感情有所发展的话，将会是一段非常凄美的故事，因为我看出李×雄不是地下党人，党组织不会同意让关老师与一个资产阶级青年发展这种爱情关系。党组织干预党员的恋爱婚姻，我是明白的。不过，我知道事情不会发生，党员要与非党员结婚，尤其是女党团员，这是党的原则，我相信关老师是会坚守的。 司徒华是学友社的精神领袖 还有一位吸引着我注意力的就是司徒华先生。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到司徒华应该就是在那一次的圣诞晚会上。他是学友社的始创人之一，一二九社址的租单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在中共建国之前，香港有一份由亲共电影界人士廖一原和陈独秀之子陈哲民当编辑的刊物，叫《学生文丛》。司徒华加入成为股东，参与组织读者会。该刊物在半年后停刊，他们便把读者会改名为“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并向港府注册成为合法团体。司徒华是该社第一届干事会成员，还当过副总干事。（注２）根据关老师对我的解说，这段由《学生文丛》转成“学友社”的过程是有党员去领导，即是说学友社一开始便是在党的领导下运作的，相信司徒华有参与整个注册过程。可是，我于一九五六年参加学友社活动后所见到的司徒华，却在全社公开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中未见有何任职，但在社员中的影响力却非常之大。 观察司徒华的言谈处事，觉得他非常爱国，有理想有抱负，对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有所期待。他思想独到，见解深刻，爱憎分明，待人处事亲切近人。他主持一个语文班，讲授历史和诗词。据友人回忆，司徒华的讲课资料充足，系统明确，讲解生动，非常精彩，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讲述鲁迅作品和闻一多的 “红烛”。约有二十多位青年学生包括李×雄在内，对司徒华非常尊崇，很愿意接近他。在生活上，学习上遇上困难时都愿意向他倾吐，对司徒华一言一语的劝勉都乐意倾听，彼此之间亲如兄弟姐妹般，非常密切融洽。他们之间的谈心活动非常频密，我也曾被两位外号 “和尚”和 “阿炳”的人个别约谈，交流生活思想的心得。 司徒华在他们之中就像一个大哥哥，也可说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他被大家昵称为大 “Cooker”，Cook者，煮也。（注三）记忆中，曾有一次我随着一班人去到司徒华在弥敦道的家里聆听他那风趣的谈话，但从未与他有过单独的对话，不过心底里对他已产生一份尊敬之念。这种现象是：公开的主席，无能力团结群众并不是真正领导人，没有职位的普通社员反是真正的领袖人物。 大约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关老师约见，转达了党组织对学友社工作的决定。她说：学友社的领导层有严重路线分歧，党组织主张扩大统一战线，积极扩大团结青年学生，但有人却主张保守精英主义，不要扩大。斗争非常尖锐，已达争夺领导权的地步，要开展一场“夺权斗争”，希望我密切注意。但奇怪的是，她并没有指示任何具体任务，更没有吐露详情。谁是精英主义的主张者？我带着满腹疑虑继续参加学友社的活动。 常委改选名单酝酿向华叔夺权 不久常务委员会公布一项增设赞助社员的决定，并号召扩大招募赞助社员，而赞助社员是有选举权的。（注４）我很快便发现越来越多亲共学校学生加入成为赞助社员参加活动。许多是我认识的，向他们了解来社的原因，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是老师动员来的。当时，我无法想通其个中的原委。直至下半年，关老师又通知我，学友社要酝酿改选新常务委员会，党要酝酿一份候选人名单，以便通知所有自己人及他们的赞助社员投票。名单共七人，包括有：梁浚升、何雁棠、胡国雄、陈炜良、李绮玲、邓梓焕、其中竟还有我的名字。关老师说：一定要选出这份名单才能把领导权夺取过来。原来党的选举事前就要保证选举的结果，我也开始明白党派我到学友社的目的，是为了夺权并掌权。但谁要被夺权呢？事情真已如此严重，非得采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吗？ 有一天李×雄找我，闲谈中表达了他对选举的看法，并告诉我他心目中将会投票选举的人名，我也告诉他我的名单（即党的名单），我惊讶地发觉两份名单竟没有一个人相同。明显地，党的名单都是一批听话的，来自亲共学校的，或与党有组织关系的，而李的名单却都是一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与司徒华非常亲近的。至此，我才明白，“权”原来要从司徒华这位实质上无权无位的人手上夺取，因为他有群众。这个发现令我震动不已。司徒华是我所尊敬的大哥哥，我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但是，那时候，我想到的只是，我必须相信党。 我赶快向关老师汇报情况。证实夺权的实质，是先有党的名单，后有李×雄的名单。我估计是：这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不愿意依党的旨意行事，选出党指定的庸碌无能者来当学友社的负责人，而是要另选贤明。以我为例，我只是一个刚到学友社不到一年的新社员，竟然当上候选人，全因共产党钦点之赐。但“党不允许另立名单”关老师这样说：“对不听从党意的人，更要伺机铲除之”。 加在司徒华身上的罪名很重：认定李×雄的名单，是由司徒华幕后订定的，这是不听党的话，挟群众自重，我行我素等。一个获社员爱戴而无权无柄的人，却被扣上几顶帽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曾问过为什么？党告诉我：这是阶级斗争，这是必需的。有不同意见就得不到党的信任，就要被扫地出门。我深刻地明白了党的原则，在大原则之下，我没有异议，我是初尝党内斗争的残酷性。 后来我才想到，党之所以先不让我预知详情，是为了让我更逼真地扮演一个蒙查查毫不起眼的普通社员，以便取得信任，便于探知情报。果然，在我无意之下，又因李×雄对我的完全信任，而让我探知了他们另立名单而成为不听党话的罪证，作为全面打压的籍口。过程中，有一点李×雄和司徒华他们并没有察觉到的，就是党命令常委会内的党员操控常委会通过招募赞助社员这个决定，是整个夺权阴谋中最毒辣的一招，也是决定性的一环，让亲共学生可以源源不绝地来到学友社，成为夺权的铁票。我不自觉地为中共所用而卷进漩涡，做了党的 “鬼头仔”，成为一场夺权行动的工具，几十年后当我觉醒回望，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让我几十年来背负着沉重的包袱。 五八年改选，地下党接管学友社 选举并不是在一二九社址中举行的。这期间，因旧址拆卸，学友社租用了弥敦道七一九号近旺角道街角二楼，即ＡＢＣ面包店楼上。是一间共有二千多平方尺，包括大小两个排练场以及宽大的临街单边骑楼的宽阔旧式楼房，可容纳多项活动同时进行。由拆迁赔偿谈判，到寻找新址，谈判租约以及筹款，装修，搬迁等工作都由司徒华负责去做。 这时学友社由一个不到一百人的社团，反常地澎涨成为有五，六百赞助社员的团体，九成以上是有选举权的亲共学生。一九五八年初在ＡＢＣ二楼社址举行的常务委员选举中，这些亲共赞助社员经由老师的动员并酝酿选举名单，个个用不着知道谁是谁，便纷纷来到学友社，发挥其参社的作用，完成其参社的使命，按党的名单投票。这就是地下党在其教育战线中全面动员的结果。这些中共的子弟兵，像一团团吞噬稻榖的蝗虫扑向田间般，就这样蛀蚀了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学生团体。选举的结果，自然是党的名单得胜。选后，那些投票工具便像海水退潮般，陆续离开了学友社。 司徒华等人没有即时离去，他们仍通宵达旦地协助了庆祝建社十周年的音乐舞蹈演出的筹备工作。其间，司徒华亦为应届英文中学会考生主讲了会考中文科的二十八篇课文。但是社内己经完全失去以前的那种和洽欢愉的气氛。他们一群被夺权的都带着冷漠，愤怒，轻蔑的神色注视着我们的一切；我们一班夺权者则诚惶诚恐，步步为营，防止着出乱子。有一天晚上，他们中一部份人来到社里，团团围坐在大排练场中间，沉默地表达他们的抗议。我们也有十多人闲散地坐立在另一边小排练场内，不知如何是好。我感到心内的难过。双方僵持的局面维持了一段时间，为数约二十多人的爱国青年精英们，包括司徒华、李×雄、游×钊、冯×宏、欧荣生、司徒×干、阿炳、和尚等，才黯然离开学友社。那晚上的对峙局面，是我和他们的最后见面，至今不能忘记。 经历了社址的搬迁和那一场悲伤的夺权选举，我们这七个被选上的常务委员，从此接管了党唯一的学生团体。梁浚升仍当主席，何雁棠是副主席，陈炜良是舞蹈部，胡国雄是财务部，李绮玲是文书，邓梓焕是总务部，而我则被分配为联谊部。七人至少有一半是党团员。 自此以后，学友社仍属地下党港澳工委教育战线所统领，其领导层调进不少亲共学校的地下力量，使它的面貌换成了粉红色，再没有多少名校精英社员，但却起着红线与灰线的桥梁作用。以后的日子，我不断看到由灰线和红线送来的地下力量，让我眼花了乱。这一情况维持至六七暴动后才有更严重的改变。地下党在夺权之后，才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去学友社，于是有了一次接组织关系安排。我于一九六二年当上学友社主席，一九七四年移民加国时，意味着我已自动脱党。 现在回头把这件事再看一次，可看到共产党视掌权重于一切，只会培养听话的干部，对逆意的人看作阶级斗争对象来打击。司徒华曾向我澄清：他并没有订立过什么候选人名单，只是中共子虚乌有的打压藉口。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有领导才干，关心群众而得到青年学生尊敬的人，引来忌才地下党领导人的恐慌，担心失去权力而设局嫁祸藉口打击，就是事件的本质。共产党容不下有才干的人，这竟然是党的传统，然而，我那时并不知晓。 和华叔通信为夺权事件道歉 三十多年后的一九九五年随着中共的暴政一件件被揭露，它的罪恶统治加于祖国人民身上的深重苦难，使我不断地觉醒。六四屠杀更给我撕心裂肺的疼痛，那无可名状的愤怒和悲哀，把我的心压得快要粉碎。后又看了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有一种要从思想感情上与中共来一个了断，一个决裂，要奋起行动的冲动。觉醒后第一件想到的就是“夺权事件”，它的丑恶使我像被人奸污过后，全身沾满脏物一样，难以安心，我必须做些事，才能无愧于自已的良心。于是，我不计较是否唐突，不理别人的看法，提笔写下一封给司徒华先生的信，请香港朋友转交给他。 我写道：……我曾不自觉地参与了他们对你的所谓“夺权斗争”，盲目地认同了他们对你的评价和批判……写这封信是为了表达我对你的尊敬，也希望得到你的宽恕。……你离开学友社后所做的事，每一件都使我深信你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品格，使我无限敬佩……我曾经掉进中共的骗局中，走错了路，如今经过几十年痛苦的思想挣扎和反思，我终于寻出了我的路 “重新出发，追求自由民主”，也乐意把我所知道的真相告诉你们。……非常渴望在九七之前能与你聚旧，回复大家的友谊，也想当面表达我对你的歉意。 我得到华叔亲笔回覆： “所提及的往事一直没有人告诉我。但三十年来没有停止过自我思索、反省、对比、印证，我认为我已找到一条越来越分明，虽不中亦不远矣的脉络。请不必有任何内疚，对我来说可谓塞翁失马，否则或许会失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那么洒脱走自已的道路做出一点事来。……千万不要再提什么宽恕、歉意等。这往事的真相，暂时还是不宜公开说出来，因为不利战斗，一切要从战斗的利益出发，个人恩怨算得什么呢？” 得到司徒华先生的宽恕，我非常感激，他的宽宏大量让我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解开了三十多年的心结，彻底抛下中共加于我身上的包袱，让我继续轻装前进。由于我的无知，当了中共夺权阴谋的工具，伤害了学友社一批爱国精英的感情，我在此仅向各位致以万分的歉意并请求各位原谅。 这个夺权事件还有余波。那年我同意了华叔“不利战斗”的看法，承诺不写这个事件，甚至于一九九七年当第一篇关于地下党叶国华的文章发表后，重提应否续写 “夺权”一事时，华叔似有所妥协，他说：“夺权”如要写还是会有人找到我头上来的，由我去应付好了。我当时非常感动，我想，这夺权问题虽然可以揭示中共丑恶的本质，但可能要付出给华叔很大麻烦的代价，真是不利战斗。权衡之下，我决定坚守我的承诺，不写。我认为我没有一定要写的个人理由。 这个承诺持守到六年之后的零四年才被打破。我知道柯其毅正准备把这件事写进他的书中，而他完全没有顾及司徒华的境况和感受，一点也没有谘询他的意思。我曾犹疑过是否要阻止他，结果没有，也知道阻止不了，加上当时华叔已不再参选议员，压力已减，觉得也许是时候摆出这事了。不过，因为知道柯其毅并无忏悔之心，他未必可以如实写出真相及应有的立场，我也不愿让他来代表我的看法，因此在病中匆匆写下了那篇“夺权”又因阴阳差错地没能在《开放杂志》上刊登，便低调上了“大纪元网站”，香港没有多少人看到。而这篇文章却成为柯其毅书中的资料。 我哪里知道原来香港的舆论界中潜藏一种华叔是左仔，由中共分兵出来搞社运之说，而我的夺权刚好为华叔作了解脱，我无形中也就成为一个证人，证实华叔清白无悔，坚定不屈，让我放下心头上的大石。由想阻止到不阻止，还自己写了出来作为证据，我只可说这是神的安排和掌控。 一九九六年华叔有一次北美之行，他接受我的邀请，在行程中抽空到访我家。（待续） 注１：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一对一地接头联系。 注２：据星岛日报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人物版“青春岁月──华叔七十忆平生三段难忘事”访谈。 注３：煮即教导之意。广东方言。 注４：学友社原社章本只有基本社员而无赞助社员之设，是次决定还付予赞助社员享有选举权。但学友社在一九五九年公布的社章中把赞助社员的选举权及被选权取消。总之一切是为权力操控之需，无法无天。中共对特区 “基本法”以释法名义的肆意修改，并不是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