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 一， 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合法性来源 西藏流亡政府成立时的合法性来自于达赖喇嘛作为传统西藏政教领袖，西藏的国家元首，西藏甘丹颇章政府首领的合法性。传统西藏是一个特殊的王国，其特殊性在于其政教结合下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它的政府不是一个民选政府。然而正是这一法统，赋予达赖喇嘛作为西藏领袖的合法性，这是西藏甘丹颇章政府的合法性来源。至今为止，没有人质疑甘丹颇章政府的合法性。中国政府也承认，并在十七条协议中明确地肯定了这一合法性。1954年达赖喇嘛访问北京，受到特殊礼遇，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年仅十九岁的达赖喇嘛担任了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就是这一合法性的证明。 1959年3月，达赖喇嘛出走，在藏印边境附近的隆孜宗得知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受到轰炸，于是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以向西藏人民、向世人表示，甘丹颇章政府在延续。到达印度以后，4月25日，达赖喇嘛在穆苏里召集会议，西藏流亡政府开始工作。藏人认为，这就是西藏合法的甘丹颇章政府的延续，是西藏唯一合法的政府。这一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西藏法统的连续性，其证明就是有达赖喇嘛作为领袖。所以，中国政府要一口咬定说，达赖喇嘛是被劫持，是受胁迫而出走的。它到现在还在这么说，就是企图否定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它不得不这样说，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在西藏的所作所为显然一切都是非法的。          现在，达赖喇嘛政治退休，放弃一切政治权力，以后不再为流亡政府的决策服务，等于在政治上脱离了流亡政府。这就为流亡政府的合法性来源留下了一个疑议。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反应是说，不存在西藏问题，只有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流亡政府没有合法性。         这是达赖喇嘛政治退休以后，西藏流亡政府面对外界无法回避的合法性挑战。今天的流亡藏人和流亡政府可以骄傲地向世人宣布，流亡政府是一个民选政府，流亡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流亡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选票。今日之“主权在民”是达赖喇嘛领导流亡藏人半个世纪民主改革的结果。 二， 达赖喇嘛是藏民族达成政治共识的保障 政治共识，也就是在政治诉求上一条心，一个声音，是流亡藏人的力量所在。有了政治共识，才使得外部世界无法漠视西藏问题的存在。然而，对于一个流亡社区来说，最难的就是达成流亡者的政治共识。失去家园，缺乏资源，生存的压力和挫折，再加上外部的逼迫和引诱，流亡者难免沮丧和灰心，偏偏又生活在一个拥有基本政治自由的环境里，政治上的分歧和对立就自然而然地在内部发生了。四分五裂是政治流亡者群体都无法逃避的宿命。百年来世界上所有流亡群体都是这样。流亡者谈政治上的共识，是一种世界性难题。  然而，流亡藏人却表现出令世人不能不赞叹的长久而稳定的政治上的一致性。从流亡第一天开始，流亡藏人以及在境内外的藏人，表现出一致的对达赖喇嘛的崇敬、信任、追随。我们知道流亡历史上曾经有过“十三集团”事件，有过和“雄天宗”的冲突，但是这些都是规模很小的分歧，并没有影响流亡藏人政治上高度一致，而这种一致，无疑是以达赖喇嘛为领袖而形成的。  在流亡社区，国际社会最熟悉的异议者是藏青会。藏青会公开诉求西藏独立，也公开反对达赖喇嘛的“中道”方针。中国政府为此特别起劲地要把藏青会说成是一个好战组织，有些人故意大惊小怪地说，藏青会的存在和强大，说明西藏流亡社区要巴勒斯坦化了。我特别注意了藏青会的所言所行，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尼泊尔加德满都、锡金的甘托克，采访过从藏青会秘书长到藏青会的失业年轻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藏青会是一个主张暴力的组织，相反，我深为藏青会的流亡者在困难条件下的克制、理性和献身精神所感动。几乎所有人都说，只要达赖喇嘛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是同意达赖喇嘛的所有判断，也不是说，他们是基于宗教信仰的盲从，而是他们意识到，作为流亡者，政治共识的重要性。         更进一步考察，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性，流亡早期和后期不同。早期的政治一致性来源于传统西藏社会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和信仰，是和西藏社会的宗教信仰状态分不开的。而在流亡社会逐渐民主化以后，政治一致性就不单纯是一种宗教性的崇拜和信仰，而逐渐转化为开放信息流通状态下，鼓励个人思考，允许政治多元前提下达成的政治共识。信息流通、允许独立思考、允许个人有自己的判断和思想并且表达出来，允许和鼓励政治多元化，是政治民主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可是，流亡藏人和境内外全体藏人是否能保持政治上的基本一致性，是未来随着中国政治转型、藏人重获民族自决权的过程中，能否避免民众层面暴力冲突和流血，避免类似印巴分治时期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和杀戮，能否和平达成转型的至关紧要的条件，而这也是汉藏双方有识之士最担心的。 在达赖喇嘛不再参与流亡政府的政治决策以后，流亡社会是否仍然能达成高度的政治共识，将是未来流亡藏人面前的又一挑战。   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历史意义 我曾经认为，把西藏甘丹颇章政府以达赖喇嘛为领袖的制度延续下去，同时在政府和社会层面上继续深化民主化，或许可以在西藏建立起一种人类史上独一无二的类似于欧洲君主立宪制那样的体制。欧洲一些国家的现代君主立宪制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王室和国王在维护国家统一、安定人心、维系社会价值、提升社会道德方面，起着相当好的作用。比如西班牙七十年代民主转型期间，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观察西藏流亡社会，谁都能看到，达赖喇嘛的不可替代性。对于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是否会影响到全体藏人的政治一致性和政治诉求力量，从而影响将来汉藏关系改善转型过程，这是流亡藏人社区必然会产生的担心。  但是，达赖喇嘛尊者多年来对这些因素有过长久的思考和斟酌。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不是策略性的权宜之计，不是外界政治气氛一时之变的应对，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这种历史意义，必须把它放到藏民族近百年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里来看。        传统西藏社会是相对封闭而非常稳定的社会，它的政教结合的政府是一种低收入低开支的“小政府”。甘丹颇章政府的官员由僧俗官员组成，而以僧侣为主。这些僧侣都属于自己的寺庙。终生独身守戒，而俗人官员都是贵族弟子，他们从政是作为他们的家族从政府得到封地而拥有庄园的回报，当官是没有薪水的。即使是当官需要的服饰，也是自家出钱置办。这一传统体制能长期运行，和藏民族全民信教有关，也和藏民族的最可靠最忠诚的盟友，大自然的尽职尽力有关。大自然帮助他们把外人排斥在青藏高原之外。藏人常说，历史上，外人来了，又走了，来了总是要走的，就是因为外人很难向青藏高原大量移民并长期居住。1720年代清王朝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也是这样，驻藏衙门只维持几个官员，几百卫兵，多了既没有必要，花费却很大。于是，传统西藏政府即使没有强大的武力，也始终能保持其对内的主权，而把对外防护放心地交给了它的盟友大自然。  可是，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的世纪之交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类技术和物质的发展，使得大自然这个盟友在维护西藏的封闭状态上力不从心了。就像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迫使古老的中国放弃闭关自守，面对西方工业文明一样，1904年的荣赫鹏入侵，使藏民族的有识之士觉察到了民族生存的危机。恰在此之后，长期来和西藏维持友好结盟关系的清王朝，为应付自身千年未有之变局，却采取了企图吞并西藏的策略。赵尔丰在康区改土归流，此后清廷派川军入藏，联豫和张荫棠在卫藏试行新政，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流亡。从此汉藏正式分裂。清王朝崩溃后，西藏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有了“事实上”独立的四十年。  在这四十年里，西藏的有识人士已经察觉到，传统西藏必须改革。和汉民族的维新人士一样，他们对于变革的认识，也是从器物的层面一点一点地向制度层面深化的。一开始他们也是先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先进技术。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操练新军，引进武器，向英国派出第一批四名留学生。达赖喇嘛的得力下属擦绒主持建造了西藏的第一座钢桥，要知道这钢桥是在印度制造以后，用人力翻越喜马拉雅山背到西藏的。擦绒还主持建造了铸币厂，水电站。西藏有了邮电局，电报线。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下令成立了西藏政府的外交部门。  这四十年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二十年是开始引进变革时期，而后二十年，特别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摄政时期，是改革停滞的时期。西藏外交部门解散，新式学校给解散。在这最关键的后二十年里，闭关自守政策使得西藏失去了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自己对外主权的机会。桑东仁波切在他的著作中说，西藏今日的困难处境，其根本原因是我们藏人自己犯下的错误，我们失去了太多的宝贵机会，就是指的这十几二十年的封闭和停滞。那时，西藏的精力太多地浪费在内耗上了。  在这几十年里，有不少藏人是看得明白的，特别是一些接触了外界的年轻人。他们知道藏民族必须改革，他们也在寻找机会。这些人里，有著名的夏格巴，有宇妥家族和索康家族的贵族青年，有康区的富商邦达仓家族三兄弟，还有早期梦想康人治康，后来成立西藏共产党的平措汪杰。他们都是藏民族的改革派，只是由于生活的地方和个人的际遇不同，向外部寻求的思想资源不同，从而走上的改革道路也不同。这种情况，同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只是稍早一些而已。藏民族迟迟没有找到改革的方向和道路，解放军却要来了。  1951年，大军压境，而大自然这个盟友这时候却说，它已经无法把外人完全阻挡在青藏高原之外了。西藏向外界求助，世界各大国却由于西藏长期的自我封闭而不予援手。西藏的局面坏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西藏政府和摄政在请示神谕之后把政治权力交到了年仅十六岁的达赖喇嘛手里。这时，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还没有丝毫政治经验。他仅有的就是从小接受的佛教教育，信奉佛教的慈悲和智慧，相信因果，强调动机，从佛教的“无常”哲理出发，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阅读达赖喇嘛的著作和西方人在接触达赖喇嘛后写的书籍里，给外界印象很深的是，达赖喇嘛强调“无常”的哲理，经常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不管是好是坏。这是尊者信奉的哲学。这不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而是一种积极的、相信良好的动机总有一天会得到正面结果的积极的哲学。从亲政第一天开始，达赖喇嘛就是一个改革派。在流亡政府成立之初，达赖喇嘛就指出，“未来不能再延续西藏以往的状况，对过去的一切都要做出改造。”   达赖喇嘛的改革哲学，不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朝夕相处的斗争哲学。中国人熟悉的变革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达赖喇嘛建立在佛教哲理上的改革哲学，是诉诸于改革对象自身的改革潜力，促使要改革的事务自身吐故纳新，扬弃旧的过时的部分，采纳和发扬新的更有生命力的部分。流亡政府的民主化进程就是这样。  传统西藏社会虽然需要改革，但是并非全盘否定。旧西藏的生活方式中也有民主的元素，旧西藏民间也有个人权益、众生平等等概念。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的国民大会就具备了相当于西方代议制那样的民主形式。藏民族本身具有采纳先进民主制度的潜力。所以，改革并非完全打破传统，包括政教结合的传统，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得到提高。达赖喇嘛在1959年12月第一次举行大法会上指出：西藏要不同于以往地成为一个政教结合的民主政府。  1961年10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公布了宪法草案讨论稿；1963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公布了《西藏民主宪章草案》；1965年西藏人民议会通过决议，收回旧西藏时期原有的所有封爵，制定了议会工作章程；1966年5月设立了独立的议会机构，从此开始了民主政府的运作。人民议会于1974年12月公布了议会选举章程。在选举章程和规则方面，流亡藏人经历了很多磨练，内部曾经发生种种纷争，但是最终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引导和干预下达成共识。  1990年，噶厦召开了历史性的特别扩大会议，达赖喇嘛对制定流亡宪章，议会的变革，独立司法和首席噶伦等问题作出了指示。他指示，流亡政府将来的方向是“以民主程序有人民自己担负起责任”。1991年6月，达赖喇嘛正式批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以后用了10年时间完善流亡政府的结构和换届产生方式。2001年首席噶伦改选，西藏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人民直选产生了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这一次，藏人仍然是选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僧人。      10年后，2011年，首席噶伦再次换届改选，选出了一位在流亡中出生成长，在大吉岭的流亡藏人学校开蒙，在哈佛大学深造的法学博士洛桑森格先生。这一交接班，生动地体现了半个世纪流亡生活中自由的魅力，显示了达赖喇嘛带领流亡藏人在教育后代，改革政治和社会方面获得的成就。  就在这个时候，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他要把政治权力交给新一代藏人。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上师，全体藏人崇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几十年来一直在呼吁，在继承政教结合政府的基础上，藏人要政治民主化，社会世俗化。他号召要将佛法传入社区。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是藏民族在政治上从政教结合走向政教分离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西藏的政治开明和进步，社会的稳定吉祥，就不是依赖于某个个人或领袖，也不是依靠一些寺庙和僧侣，而是依靠全体藏人，依靠他们自身来维持民主制度的运作。  这就是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