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政治文明与人道理性——从鲁迅的冷嘲热讽谈起（一）

一   辛亥革命：中国历史上的光荣革命和理性精神           1911年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从古典转向现代的起点。它结束清朝二百 六十八年专制统治，结束自秦始皇以来行之两千一百余年帝王专制制度，结束政治上的家族统治和世袭制度，建立中华民国，走向议会政治、民选首脑和民主体制。它结束帝制下以塑造奴性臣民为目的的专制法律，制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文明意义的《民国约法》，把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作为民国法律核心，把政治民主、现代人格培养和经济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的发展方向，把思想、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把私有权视为人的基本权利，把人道观念、公正精神和民主权利视为社会的基本价值。         这些现代文明理念在中国的建立，通过满清王朝逊位、中华民国建立、民国约法草创而得到体现。这是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历史功绩。尽管此后出现各种曲折和悲剧，却不应无视或抹煞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文化和历史功绩。         1911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光荣革命，可以和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媲美。在如此辽阔地域版图上实现政权更迭、政治转型和社会变革所面临的社会控制难度、民族文化差异、社会力量冲突以及所需要的政治谈判艺术和具体操作技巧诸方面，都远远超过英国那场光荣革命。         中国的辛亥革命，具有现代政治文明品格和人道理性精神。它基本上没有流血，因为它不是要革人的命，而是要革旧制度的命，它不是把人视为要杀要剐的仇敌，而是把专制政权和落后制度视为革命对象，它不宣扬个人、阶级或民族仇恨，而是要求社会各民族、各阶层人平等共和、共同步入现代文明社会，这是辛亥革命具有现代文明品格的表现，也是领导这场革命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精神品格的表现。         辛亥革命和以往中国各个王朝末期出现的农民起义运动完全不同，在于它具有现代文明观念和民主政治理念。它不是靠暴民的无理性、无序性、衔恨报复、杀人越货式造反，不是为建立新的个人威权或家族特权，而是靠现代政治文明的感召，建立社会民主制度。         辛亥革命中，革命者和专制者两方面政治文化军事势力，都表现出某种理性，特别是革命军方面把暴力控制在最低程度，通过政治力量和政治谈判手段，解体旧的体制，推动社会转型。掌权的专制者，也有判断能力和理性头脑，未做太多困兽犹斗式挣扎，以逊位结束统治。这一政权更迭过程中出现政治投机者袁世凯，他的狡猾市侩性，他的倒戈威逼清室退位，恰恰反映社会趋势和理性力量的作用。面对纷纷独立自治、拥护民主理念的各省，面对满清王朝土崩瓦解的局面，他意识到历史趋势不可阻挡，采取与革命力量通过政治谈判来达成结束帝制、实行民主、推进社会进步这一共识。         辛亥革命是理性和文明革命，它以非暴力方式完成政权交接，结束帝制，实现民族平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承认私有制和人的自由权。这充分显示辛亥革命的现代文明性质，显示它的领导者的现代文明素质。         辛亥革命显示，革命并不意味必须施暴、战争或大流血，结束旧制度的过程中过度使用暴力亦非天然合理，也不意味暴民杀人报仇、王冠滚落街头、所有贵族都上断头台。那种对革命做的暴民式宣传，所谓革命就是报复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地主、乡绅，就是要杀人抢物、分田分产、霸占他人婆娘，是阿Q们的心态和欲望。鲁迅未脱这类迷狂心态。于是，革命成为报仇杀人的一个漂亮借口和机会。这种对革命的迷狂，使他一生自误。         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化价值，应当给以充分评价。由于当时特殊情势，袁世凯获得最高权力，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幸和曲折，但是不能因此抹煞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中起到的光辉引路作用和重大转折意义。包括对北洋政府的若干评价，亦需公平，他们其中某些人在某段执政期间，曾有过不同程度的缓慢进步，包括法制建设、文化教育、言论出版、医疗卫生等等，都或多或少可见辛亥革命理念若干面影以及掌权者思想观念的若干进步，包括对言论自由和舆论批评的容忍或不干涉态度。北洋军阀掌权期间社会的自由度，是二十世纪后七十年所未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那个时期出现，并非偶然。         孙中山政治思想及其哺育的辛亥革命果实，是现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最珍贵的遗产。它为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道路开启健康和尊严的大门，指引中国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然而，余子碌碌，偏离或背叛这一现代文明精神和思想遗产，为中国带来专制、黑暗、血泪、苦难和悲剧。         简而言之，辛亥革命是一场文明革命。它以武装起义方式爆发，旋即控制住局面，最终以和平、理性方式，经过政治谈判，完成政权和政体更迭。把仇恨、暴力、恐怖和流血合法化，说成革命的根本特征，为辛亥革命没有暴力和流血、没有毕其功于一役而责备它“不彻底”，这是五十年来成见；因为后来诸多曲折而归罪或否定辛亥革命，亦缺乏历史的公正。成败论英雄，不可取；成败论事件，亦不可取。狡狯奸雄，庸碌俗子，无视现代文明，不怕洪水滔天，伤民毁国辱己，岂可因此辈刁恶，责备先祖英灵、泱泱高风？辛亥革命和平结束帝制、完成政权更迭和政体转变，由专制帝制转为民主政体，由文化专制转为文化自由，此后再无一人敢南面称帝，这就是一大成功。   二   仇杀心机：“手执钢刀杀尽胡儿”与家仇大恨           对历史和现实中任何人物或事件，都可以批评，无论批评多麽犀利乃至具有毁灭性。这是人们的权利，也是学者和思想家驰骋的领域。那是心智的原野，需要广阔的心灵施展思想和才华，为人们理解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物与事件打开新门扉，倾泻一束拨云驱雾见青天的智慧之光。         但是，批评应当建立在学术研究和历史公正基础上，而非狭隘偏见。鲁迅对辛亥革命多所不满和讥讽，却缺乏学理和公正，不能光明磊落谈论这一课题，却躲躲闪闪、旁敲侧击，态度阴暗卑怯。             辛亥革命爆发，鲁迅三十岁，在绍兴做中学教员。他似曾兴奋过（见《越铎》出世辞），到南京骑马去满人住地耀武扬威地转一圈，似乎报十年前骑马在此地遭满人儿童讥骂之仇。这种举动未免幼稚。但是，他很快对辛亥革命发牢骚。这在他的小说里有表露，例如《阿Q正传》从侧面触及辛亥革命在江南小城引起的涟漪式回荡、短暂惊恐和小小风波。阿Q本来憋足劲、想趁机打砸抢、满足自己的物欲性欲权力欲、把所恨的绅士老爷和王胡小D们嚓嚓杀头，一个不留。可是天下并未大乱，暴民欲望成南柯一梦。鲁迅为这场革命未在乡村引起天翻地覆式大骚乱、大报复而不满，这种心理与阿Q式暴民恨恨不能翻天没有本质区别。心态正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不会希望在社会转型之际整个民族陷入大骚乱。辛亥革命之际中国城乡能够保持秩序，这是幸事。         鲁迅《范爱农》一文含讥带讽描述辛亥革命时的绍兴：“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他去走一遭，没看到热闹，遂讥刺革命。他讥刺的是辛亥革命的理性和优点，即平稳过渡、秩序井然。他挑剔乡绅主持政事，亦毫无道理。在这个非常年代，不靠乡绅维持秩序，难道要靠阿Q们麽？         鲁迅挑剔和不满辛亥革命，说绍兴没有骚乱、依然故我。社会平平稳稳，没有骚乱恐怖疯狂，不叫革命？难道暴力屠杀，才叫革命？显然，这种心态在于解恨和报复，不是关怀社会文明和体制进步。这种心理障碍使他不能公正看待辛亥革命，认为它只革掉一条辫子，赶跑了皇帝。他不知，这已是很大成功。         如果严肃地谈论辛亥革命问题，应当说，靠一场革命就想解决一切问题，这种想法是幼稚的。“满眼是白旗”，正是成功，说明辛亥革命深入人心。革命后社会稳定，是理性在起作用。清朝统治一朝崩解，没有社会大动荡或大崩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旧政权崩溃后，重建政治秩序，需要一个过程。乡绅作为农村基层的一种社会力量，可以在重建政治秩序中起到某种过渡性的稳定作用。那种认为一个政权或一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眨眼间变成新的、或旧的一切立刻被打得粉碎的观点，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很多人批评辛亥革命“不彻底”，这种观点似是而非。这种思维和批评建立在不合实际的空想上：企图靠一场革命把所有旧物在一个早上全部消灭。这含有以暴力流血手段消灭所谓旧人旧物旧制度这种潜在话语。         一九二五年二月，鲁迅写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是谁欺骗人，“民国的敌人”是谁？他没一句明白话。他认为“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麽？”（注一）他无视历史的进步，只会说些讥刺话。         鲁迅是个看客。别人流血革命，他作壁上观，似乎他没有社会责任：“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注二）流血献身的革命者们没失望，看客却已颓唐、落荒。这与《药》和《阿Q正传》中那些伸长脖颈看热闹的看客有何区别？这个袖手旁观、并不献身的看客，嘴里唯有牢骚，无一满意。         一九三三年七月，他化名虞明写小文《诗和豫言》，谈辛亥革命，对满人未被杀绝和清室受优待而不平。这段文字需细读，注意“钢刀”“杀尽”诸字，注意引号：“例如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然发现了：‘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这几句《推背图》里的豫言，就不过是‘诗’罢了。那时候，何尝只有九十九把钢刀？……况且当时的‘胡儿’，不但并未‘杀尽’，而且还受了优待，以至于现在还有‘伪’溥仪出风头的日子。所以当做豫言看，这几句歌诀其实并没有应验。”              拂去那些扭捏掩饰字眼，鲁迅真意是指责辛亥革命者不肯以手中钢刀“杀尽”和根除满人以及当时年仅三岁的逊帝溥仪及其家族，甚至还“优待”他们（注三），于是出现“满洲国”（注四）。《推背图》所附《烧饼歌》中“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一语（一九零五年陈天华《警世钟》引用，稍作修改“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休”），表达的是种族仇恨和未能“杀尽”异族的遗恨。鲁迅欣赏此言表达的种族仇恨和杀尽异族的欲望，他挑剔汉人未趁辛亥革命之机“杀尽”满人和清室皇族：“这几句歌诀其实并没有应验”。这话透露专制政治灭门九族、幼儿连坐以求根绝隐患的暴虐心思。这是他对辛亥革命深怀不满、备加讥刺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自知这种仇杀心理的反人道性，因此语词闪烁，使用假名发表。         这种残酷仇杀、肉体消灭、种族灭绝欲望和口号（“杀尽胡儿方罢手”），与希特勒对犹太民族怀的种族灭绝心态有何区别呢？鲁迅始终未摆脱对仇杀行为的迷恋，这种心思和欲望成为他的政治语言和文化语言，即刀杀和笔杀，笔亦是匕首投枪，可骂可伐可诬可杀。这样，鲁迅文字的野蛮性、残酷性和杀伐气就容易理解了。         对待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采取暴力仇杀和肉体消灭手段是否违反人道原则，是否符合现代文明准则，鲁迅毫无思考。即使杀死三岁幼帝溥仪，是否就能避免后来的若干事件，是否就能阻止日本占据东北？南京的汪精卫政权与清室毫无关系，同样是日本人扶植的伪政权。对待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采取肉体消灭手段，只能败坏文明，不能解决问题。              一九三三年十月，他化名洛文写《谣言世家》。有人谈辛亥革命时杭州杀掉很多驻防的旗人，鲁迅不同意，讥骂杭州人太文弱、没胆量，连流氓都没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勇气。他转弯抹角讥刺汉人没有杀旗人的胆量（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的最大挑剔）：“到现在，西子湖边还多是摇摇摆摆的雅人；连流氓也少有浙东似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打架。…当时实在并无敢于杀人的风气，也没有乐于杀人的人们。我们只要看举了老成持重的汤蛰仙先生做都督，就可以知道是不会流血的了。”鲁迅此话阴毒，对不愿屠杀满人的浙江民众和知识者痛恨入骨，他赞赏野蛮性和流氓气，宁愿称赞浙东（绍兴一代）流氓敢动刀子的勇气，也不愿称赞杭州人的文明和宽容。鲁迅对流氓之勇的赞赏，嘲骂正人君子、自称有下等脾气（此文自署洛文即“堕落文人”），折射其心智的绍兴底层文化渊源。         鲁迅讥刺辛亥革命不杀人，讥刺为人仁厚的汤蛰仙主政杭州而无流血屠杀事件（鲁迅对革命后掌权绍兴的王金发亦一肚牢骚），却文字弯曲，冷冷讥刺：“当时并无敢于杀人的风气”。所谓“杀人”，主要指杀满人。祖父犯罪待斩、系狱杭州七年，鲁迅多次探监，他对满人痛恨入骨，对杭州人不杀满人很不满。他对辛亥革命的挑剔（“当时并无敢于杀人的风气”），恰恰说明辛亥革命之理性，这是这场革命的人道性质和文明价值所在。         鲁迅继续冷言冷语嫌“没有杀戮”：“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却并没有杀戮。”汉人没有屠杀那些“降服了”的满人，鲁迅很不满。革命后，旗人靠卖食物糊口，但有谣传说，旗人卖的东西里有毒药，鲁迅讥嘲汉族人怯懦，不敢“去害旗人”：“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惟恐不远，但倒是怕旗人来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他的心思和盘托出：痛恨汉人没有胆量去杀满族人。鲁迅心里埋藏的种族仇恨、种族屠杀意念和对血腥屠杀行为的推崇，表现得很清楚。         辛亥革命过去二十二年，鲁迅仇满心态和杀满欲望依旧燃烧。同是异族统治，他从未谈过报复元蒙人，报复日本侵略者，单单鬼魂附体似地仇恨满人。这涉及他心里埋藏、不能示人的家仇，即对清室和满人的刻骨仇恨：他的祖父科场犯罪下狱，他的父亲不久病亡，周家恶名遍扬，家业破败、人财两空，使他成为破落户飘零子弟，心灵蒙受羞辱。后来他的冠冕堂皇“革命”口号，亦潜藏着家仇私恨。         在鲁迅心里，这近乎杀祖戮父、抄家没产。这埋藏心里四十余年家仇，他自然不能吐露。在他心里，家仇胜过国仇，他不考虑理性、文明以及革命的人道原则等问题。他常玩弄阶级标签，可是他对满人的私仇却完全撇开阶级虚辞，把整个民族作为敌人来仇恨和杀尽（“杀尽胡儿”）。他的许多小文挑剔辛亥革命，透露对满族人和逊清皇室的仇恨和杀心，皆出于家族私仇。         尽管文字弯曲，他渴望的辛亥革命图景却很清楚，即“手执钢刀、杀尽胡儿”，那才算报了仇，才像革命的样子。他多年来对满人怀着这份私仇，渴望一场大屠杀、大复仇式革命。对照那些心怀理念、为国为民、慷慨赴死的革命志士诸如邹容、陈天华、吴稚晖，曾投身革命党的鲁迅，心思远为复杂而且黑暗。         鲁迅若干小文，几次谈论史事，特别是清初满人入关后大规模屠杀抗清汉人事件，诸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血案，亦多次谈论雍正乾隆两朝文字狱，谈论乾隆皇帝通过编书方式禁毁有反抗意识或有历史实录性质的书籍，以加强对汉族人的精神奴役和统治。历史正义需要伸张，揭露和抨击清代统治者对汉族人的残酷杀戮、屠城行为以及文化迫害手段，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对问题没有研究，旨在渲染血和仇，煽动种族仇恨，鼓动汉人后代以同样手段仇杀满人后代，那就是另一种性质的心思和问题了。         学者、思想家之思考历史和谈论历史，不是为以暴易暴或野蛮仇杀，不是把血迹染在旗帜上鼓动仇杀，而是主持历史正义，给历史以公正，昭示后代汲取历史教训，批判千古罪恶，超越前人局限，把当代人的事情做得文明和公正。学者和思想家，不是传播仇恨、宣扬报复、鼓动仇杀的喇叭，而应当是文明、公正的人。   三   分裂心灵：讥张献忠嗜杀、恨辛亥革命不杀           偏狭自私、浅薄无知加上人格分裂和肺病缠身，构成鲁迅性格和思维的病态性。偏见、偏执，朝三幕四、自相矛盾等等都是表现。这些心智弊端使他在许多问题上表现为分裂性和矛盾性。         一九三三年七月，鲁迅写《诗和豫言》，讥刺汉人在辛亥革命时不把满人杀绝，同年十月写《谣言世家》，讥骂杭州汉人没有胆量杀满人，这些小文透露的都是残酷仇杀。可是，同年七月（写《诗和豫言》之后八天），他却化名孺牛写《晨凉漫记》，讥刺张献忠杀人，观点与八年前即一九二五年《坚壁清野主义》谈论张献忠杀人事雷同：“张献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谁也知道，谁也觉得可骇的，譬如他使ABC三枝兵杀完百姓之后，便令AB杀C，又令A杀B，又令A自相杀。为什么呢？是李自成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杀完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注五）         把他对张献忠“屠戮百姓”感到的“可骇”，与自己的仇满杀满和“手执钢刀、杀尽胡儿”这种更可骇的种族灭绝态度对照，其思维的偏狭、分裂和矛盾表现得很突出。显然，他对同类性质问题不能完整思考，偏狭私心是其思维障碍。他对满人怀有家仇，由此郁积千千心结。         鲁迅《坚壁清野主义》《晨凉漫记》两文解释张献忠杀人原因，显见对明末历史、农民军状况以及张氏一窍不通，不过闲翻小书作谈资，以自作聪明的猜测，代替读书求知。无知加浮论，使他无论谈现实、谈历史，还是谈事件、谈人物，皆无根据，浮夸吹嘘，所谈极可哂：“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注六）         把张献忠杀人说成没能称帝、感到天下没有自己的东西，才妒嫉地毁灭他人，纯属信口开河。事实上，张献忠称了大西政权皇帝，年号大顺，三年后（1646年）被射死。可见鲁迅信笔胡扯，冒充解人，实际无知。张在四川自己的地盘屠杀民众，这能用妒嫉或“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之类虚词浮语解释麽？如果张不是出于把持和稳定政权、屠杀异己势力或消灭民众中的反抗力量，或强行征税的经济目的，他会仅仅出于妒嫉或绝望就杀人麽？所谓“他开初并不很杀人”，这“不很”显露鲁迅没有确切知识，用辞模棱，两边皆沾。         此外，鲁迅不能对张献忠残酷杀人行为的文化本质做思考。没落（这是个空洞辞），不一定必然杀人。既然想解释农民军首领或土匪势力张氏为何嗜杀，何不做政治研究或文化研究？反对入书斋读书治学的人，自然只能以百字拉杂小文发点浮论，靠零碎翻书寻些闲言碎语谈资，此非学问，乃齐东野语。         他谈张献忠嗜杀：“他杀得没有平民了，就派许多较为心腹的人到兵们中间去，设法窃听，偶有怨言，即跃出执之，戮其全家。”这里露出张氏杀人原因：杀害“有怨言”的不满者。这是对所谓张杀人出于妒嫉李得天下和自己没落一语的自我消解。如果再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要杀有不满者并且“戮其全家”，那么思维会深入一步。然而，这个小问题，似乎超越他的能力。         鲁迅讥刺张献忠嗜杀，他自己的暴力欲、迫害欲和仇杀欲，与张献忠究有何别？鲁迅对满人和清室家族怀的杀尽和根绝的欲望，与张献忠的嗜杀究有何别？他讥讽张氏，却不见自己心中晃动着的铁血“钢刀”和“杀尽胡儿”等等残暴欲念。         鲁迅讥刺张献忠嗜杀，却挑剔辛亥革命不杀人，讥刺浙江都督汤蛰仙老成持重不愿杀人，讥骂杭州人不肯屠杀落魄街头的满人，连杭州流氓都无杀人胆气。对待杀人问题，他的态度和观点如此分裂，缺乏思维整一性，没有理念基础和原则立场。         缺乏坚定理念和道义立场，缺乏现代文明价值观，在是非明显的问题上没有正确和一贯的态度，话语和立场跟着私心、功利和情绪变化，这是鲁迅一生大弊，是他一生言论和立场东摇西摆、自相矛盾的原因。一个以思想为事业的人，应当具有基本理性和现代文明价值作为思想原则，例如人道主义观念，民主和自由理念，抨击专制和暴虐行为；再如，尊重人的独立、思想的独立、艺术的独立，超越工具观。这些都是从事精神事业者应当有的基本价值观和精神立场，否则不会有真诚态度和敬业精神，只会受功利欲望驱动而忽左忽右。缺乏坚定原则性和磊落态度，与世俯仰、两边侧倒、卑怯油滑，这是俗世庸人习气。思想讨伐却无思想、知识、道义、理念，这是莫大滑稽。鲁迅对屠杀或嗜杀问题，没有明确的道义立场和完整观点，既不对张献忠杀人做明确的道义谴责，也不对自己赞成的“手执钢刀杀尽胡儿”做理由上的阐述，忽而讥刺张献忠嗜杀，忽而宣扬仇杀异族，其心性弊端相当明显。这种无思想、无原则立场，使文字阴暗、弯曲、拉杂、多刺，是自知无理、不敢见人的卑怯心态之外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