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性的反抗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丹真宗智，一個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詩人，在從小成長的異國獲得英語文學獎的桂冠。他的家其實是在喜馬拉雅山雪域的雲端，但他從沒去過，也回不了，因為那兒被一群不信神的中國共產黨人盤據著，而只能在夢裡懷想。他想回家。更期待達賴喇嘛十四世能帶著他和所有的族人同胞回家。可是五十年過去了。難道他們還要這樣一代又一代無窮無盡地等待下去嗎？一個詩人，他能怎麼辦？   一、前言：一篇讀書心得報告 新竹婦女社區大學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白天平日可能有工作要上班或晚上有家庭要照顧 ，卻仍基於求知欲來我們婦女社大上課，我對這種追求知識的意志力非常佩服與感動，這和攻讀學位的動機不同，可說是純粹為了知識的興趣來上學的，我在很多的社大當中看到學員都有這樣的精神。我聽到婦女社大說要在本學期的公共參與週裡舉辦多元文化有關主題的演講，我就想到我最近幾個月的時間，從暑假到現在，正好在從事的翻譯工作。我目前在進行的，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西藏流亡詩人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的三本著作中文版的翻譯，他的三本著作《穿越邊界》（Crossing the Border）、《轉圈朝聖：故事和詩》（Kora: Stories and Poems）和《獻身》（Semshook）都已經翻譯完畢了，所以各位應該是全球華語世界第一批可以完整了解這位西藏詩人丹真宗智他的人與思想的人。他的書預計在民國一百年出版，或許可作為我們中華民國百歲的獻禮。我剛好翻譯完，所以願意藉著這個機會來跟各位分享我閱讀丹真宗智的一些心得。 這場演講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讀書心得報告，因為我是在海島上面，穿過千山萬水，穿越喜馬拉雅山，用心思到了印度那一端，去看看一個文化、血統、風俗習慣樣樣都與我們不一樣的人。他對於「中國人」的概念，跟我們一樣有很多的疑惑，一個天涯海角本來沒什麼相關的人，卻因為在歷史淵源上都和中國有一段扯不清，也都在當代同樣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迫，而使我們臺灣（Taiwan）與西藏（Tibet）兩個T的命運很奇妙地被連結在一起，這是我有機會希望把丹真宗智的東西介紹給華人讀者們的很重要的動機。 西藏流亡社會是從西元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人民在拉薩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暴動爆發後，由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率領十萬人民流亡到印度去而形成的，這些人到目前為止，還在抗拒中共的統治，但他們的反抗方式在全球的反抗運動當中，卻獨樹一格。世界上很多少數民族的反抗運動也是具有宗教情懷的，而把反抗運動視為殉道，因此人民前仆後繼，樂此不疲。可是西藏的反抗運動跟其他民族的反抗運動特別是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的錫安復國運動，卻有很大不同的面貌。當我們看到很多來自於中共的政治上宣傳，說達賴喇嘛與其人民是暴力集團、恐怖份子或者是分離主義者等等的批評的時候，我就想，我們何不就選擇一個在西藏流亡社會當中被認為是最激進最暴力的人丹真宗智，以他為例，來看看這些流亡的西藏人們在想些什麼，看看這一位最激進的人，舉重以明輕，不就可以知道溫和的人在想些什麼了？就此，我覺得丹真宗智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人。所以這是我跟各位做這一場報告的原因。我今天大概會花一個半小時的時間來介紹丹真宗智，最後會留一些時間作互動的對話與討論。跟各位坦白一下，這三本書雖然翻譯完畢了，但我的讀後心得尚未完成，譯序也還未準備提筆寫，所以正好可以利用今天的機會，只要把報告的內容整理成文字，也就可以完成我個人的書評，甚至還有機會放到書裡面。好，各位學員，就當譯序的寫作工作現在已經開始了，我邀請各位跟我一起來寫這個序，我報告之後的自由討論與對話，如果沒有人有異議的話，我則會整理後放到文字記錄或書裡面去發表，這是這個演講的附加目的，   二、兩個西藏世界 接下來我要介紹丹真宗智這個人，請先看一下丹真宗智的圖像，──抱歉，投影片準備得有些倉促。各位讓網路上的搜尋引擎跑一跑，就可以在多部西藏的紀錄片或新聞報導，或有關西藏激進份子的連結，處處看到丹真宗智的身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或官員，例如國家主席胡錦濤或者國務院總理之前的朱鎔基、現任的溫家寶，只要這些大官到印度訪問，你一定可以見到丹真宗智的身影，他一定設法闖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館或中共大官所下榻的旅館搞一些花樣 、想方設法從事騷擾性示威，因而是讓中共頭痛不已的一號人物。他老是製造中共的困擾，無役不與，堅定執著而無悔，是一個在當代西藏反抗運動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可是他所謂的行動主義，不過是掛白布條或是把西藏國旗雪山獅子旗懸掛起來或是散發傳單主要這些類型的行動而已，他不會丟汽油彈或者搞汽車炸彈。他主要的反抗行動就是這些溫和的示威方式，卻是西藏流亡社會的反抗行動裡最激進者的代表之一。     像他這樣的人，在印度的西藏年輕人當中還不少，他們有一個組織叫做西藏青年大會，藏青會的成員大部份都是一九五九年以後那一代流亡到印度人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們絕大部份都是在印度長大的，甚至可能有些人的西藏話也不太流利，當然對於中國話、漢語完全陌生。我曾經有機會接待印度西藏的一些團體代表到臺灣來訪問，就感到在溝通上是有些困難，他們主要講的是西藏語或者是印度的官方語言也就是英語。流亡藏人青年世代在文化上是認同西藏文化的，但他們跟我們印象中電視上中國大陸西藏節目裡面的藏人其實是不太一樣的。基本上這些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世代是不會漢語的，因為他們在印度長大，所以和中國沒有在文化上面的聯繫或者是共同生活的感情。畢竟是在印度人的土地上，再隨著西藏流亡社會對於他們年經人的栽培，許多人在印度主流社會或到了西方國家學習新的現代知識和觀念後，在文化上面也就和中共統治下的西藏慢慢產生隔閡，對於普世的文明價值認同，也和中共統治下的西藏有所差距。這些在印度長大的青年世代可能跟我們臺灣的青年世代在思想、觀念上的差異不太大，比如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政治概念，這是因為印度是一個老牌的民主國家，他們在印度長大，這方面的價值也就隨之深化、內化。更糟的困境是，他們遠離他們的家鄉，但是他們的家鄉又在極度的漢化當中，過去中共侵略西藏是透過軍事與政治手段的，而經濟部份則是採取土地改革去翻轉他們的社會階級 ，中共說是解放他們的農奴。在政治的控制、經濟社會的改造之外，在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又對西藏文化進行大量的破壞，而且禁止他們使用藏語等等。     與過去不同，現在中共侵略西藏的作法，則是透過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觀光產業，使他們的故鄉西藏急速地資本主義化與漢化，因為漢人很會做生意，掌控著西藏的對外經濟，資本主義化也就意謂著漢化。我曾經聽過西藏人和我講過，他們西藏人在青藏高原看到雄偉的大山時，會油然而生一種崇敬，可是漢人看到這些山，腦子裡轉的可能是蘊藏有無限的礦產。隨著青藏鐵路直上世界屋脊，為拉薩帶來大量的觀光客，這些觀光客創造出大量的觀光市場，紀念品之類的物品販賣不說，還有觀光團行程的包辦壟斷等，漢人很會做生意，都是他們在做，因而使得西藏人他們的家鄉急速漢化。他們當然大聲疾呼極力保存原鄉的文化，但不可避免地，兩個西藏在形成中：隔著喜馬拉雅山，一個在中國統治下、另一個在流亡中，一邊漢化，一邊西化，時間太久，會演變成兩個族群的。我舉一個例子，西藏流亡政府駐臺灣代表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跋熱‧達瓦才仁，他是在青海省即西藏安多省長大的，青海省政法幹部學校畢業，我與他第一次見面時非常驚訝，他國語非常流利，而且他對中國四書五經佳句常常倒背如流，讓我常常忘了他是西藏人；達賴喇嘛身旁的中文秘書才嘉，也是安多人，四川省阿壩州馬爾康民族師範學校畢業，西南民族學院肄業，中文也非常好，是藏人中的菁英。才嘉和達瓦他們都跟我講說，他們小時候在學校裡是被禁止講藏語和學藏文的，他們都是在長大之後，才因一九八零年中共前中央總書紀胡耀邦的開放政策，才有機會回過頭正式學習他們的母語，在這之前，達瓦說他希望變成漢人。由於中共洗腦教育的影響，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藏人知識份子，他們的專業語言和主要的思維方式，都是漢化的，這和丹真宗智這些從小成長在海外流亡社會的西藏人，當然是有差距的，至少在印度或海外生活，就有語言使用上的重大障礙。如果未來的西藏擺脫不了中國的統治或政治影響，可以想見，不諳漢語的流亡藏人勢必會在自己的故土上成為社會的邊緣人。   三、丹真宗智：一生刻畫西藏苦難 我們來看一下丹真宗智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是一個無役不與的行動主義者，只要中共領導人或大官在的場合，他就會去抗議，除了這些之外，作為一個詩人或作家，他有哪些特殊的地方呢？他二零零二年以〈我的那種流亡〉（My Kind of Exile）一文在印度拿到印度前瞻騎馬鬥牛士（Outlook-Picador）文學獎非小說類獎的首獎，一個外國人在印度以非母語拿到印度文學獎的首獎，那當然很奇怪也非常傑出了，其實他在英國文學的造詣很深很強，因為他是孟買大學（Bombay University）的英國文學碩士又兼修哲學。一個外國人在印度學英國文學又在印度文學獎拿到散文首獎，這就幫助他取得在英語世界當中發聲的地位，他以那樣的身分──一個傑出的文學家，擁有流利的英語而能對西方世界表達西藏人想法的能力，他講話特別大聲，而很多想法也可以透過英語這一溝通媒介讓全世界的人知道，所以其他沒辦法在僑居的英語社會裡具有同樣言說能力的人，是沒有辦法像丹真宗智這樣能夠得到印度和西方社會認可的地位，也就是說，如果沒像丹真宗智這樣的能力，是很難在世界上受到矚目與傾聽的，所以各位如果有機會想去了解一下流亡藏人社會現在在做些什麼，往往都必須透過能夠用英語流利地述說他們故事的人、透過他們的文字才能了解，而丹真宗智就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西藏在一九五九年發生抗暴事件，丹真宗智的家人則在一九六零年逃了出來。整個事件的背景，主要在於中共一直宣稱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份，而在一九五一年佔領了西藏之後，進一步要在西藏推動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有一種國際主義的傾向，例如中國大陸黨政部門在重要的儀式性集會都會唱〈國際歌〉，鼓舞「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共產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時代存在於單一國族中的階級壓迫，本質上並不是個別民族的現象，而是資本全球擴張而與各國統治買辦階級勾結的結果，因此要透過跨越國界跨越民族的無產階級的共同團結努力，向跨國資本和帝國主義展開鬥爭，才能幫助個別國家中的被壓迫民族和階級獲得翻身和解放。共產主義的這種國際主義傾向，其實正是目前國際社會中最流行的，「人權超越主權」觀念的起源之一，所以各國共產主義政黨應當擁護這一觀念，不然怎麼講「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呢？中國共產黨主張自古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一九四九年中共將中華民國趕出中國大陸之後，中國大陸就只剩下西藏等待共產黨的解放。共產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於一九五零年大軍壓境，有史以來，除了蒙古和滿洲大軍之外，很少有軍隊是可以一路仰攻殺到拉薩去的，這一路要克服來自自然環境的最大障礙，但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卻這麼樣就殺了上去。西藏自古以來即憑藉著天險遺世而獨立。過去西藏人是個非常強悍的民族，我們看到吐蕃幫助唐朝平定安祿山史思明之亂和回紇之亂，幫助唐朝復國 ，就可以想像吐蕃的國威了，所以唐朝文成公主到吐蕃去和親，是去示好的，可不是去宣示主權的。這個古代的強悍民族，當他們信仰佛教之後，整個民族性就開始改變了，不再好武，而變得越來越溫和，不太輕易動刀動槍的，到了最後，終於成為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這些改變，都是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 當中共的軍隊打向西藏的時候，雖然西藏有反抗，但是非常微弱，因為他們太久沒打仗了，或者是沒有具備現代軍事的戰術與戰略觀念，所以很快就被中共打敗。中共佔領西藏之後，雙方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十七條，在這個協議當中，中共承諾說要讓西藏實施民族區域自治，保障西藏既有的政治制度不予變更，可是也要求西藏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年輕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本有進行西藏政治、經濟、社會改革的構想，所以就主動成立了六十人的改革委員會，由達賴喇嘛本人接任這個改革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跟中共共同推動西藏的現代化。達賴喇嘛認為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與佛教關於平等的一些理想是相通的，他有講過，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沒什麼不好，他年經時候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理想，如社會正義、社會平等、為弱勢者發聲、全世界人類的解放等等非常贊同，佛教慈悲為懷，也希望普渡眾生，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相同的，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手段的差異，不過當時他們還沒有意識到共產黨真的會那樣幹。共產黨對於西藏是採取什麼樣的做法？它對待藏人的做法其實跟對待漢人一樣。中共的土地改革是用佃農和群眾對地主土地侵占鬥爭，甚至殺害地主的方式來進行的，不顧法律和人情義理，非常殘酷，他們對待西藏也是用同樣的做法，那問題是什麼呢？ 西藏是一個高度宗教化的社會，用漢人那種鬥爭父母、師長、尊長、地主的方式來用在西藏，對西藏人來說，是非常違背他們的道德信念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也了解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的重要性，所以自行成立了改革委員會，當然也難免受到貴族和寺院的杯葛，但他的手段絕對是以符合西藏社會風俗習慣和律法的方式為之，不像中共擺明了就是土匪，就是要鼓動人性的黑暗面 ，就是要陷害和清算鬥爭。中共最早在西藏推動的土地改革，是從中華民國時期所謂的西康省即西藏康省被劃併到雲南省的迪慶州這地方開始發動的，西藏人民的武裝反抗則從劃併到四川省的甘孜州屬巴塘縣和理塘縣，於一九五六年二、三月間就起身展開，總之，西藏最早的武裝反抗就是從東面最接近中國內地的康省這個地方開始起來的，然後隨著難民和流言、恐懼不斷湧入衛藏，終於引發了全面的抗暴戰爭。然而為什麼抗暴會在那個時點發生？     胥知，西藏人民與中共統治者之間的信任基礎原本就異常地脆弱，當時是在什麼樣的情況引爆抗暴呢，是因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選定在通過佛學博士拉讓巴格西學位的最後一場因明與認識論的辯經口試後，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應解放軍西藏軍區司令部之邀請前去聽戲。達賴喇嘛獲得格西學位，完成了宗教學術上的專業歷練，對於西藏社會來說是一件大事，西藏人民非常高興，而共產黨也同意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大事，所以就在解放軍營區裡面擺了一臺戲，但在當時漢藏信任脆弱的情況下，西藏人民認為這是中共要藉邀請聽戲的名義挾持達賴喇嘛，強迫他去看他不想看的戲，怕把他抓去哪也不知道，而認為中共沒有尊重達賴喇嘛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後與西藏人民同樂的傳統，因而就有上萬民眾去包圍達賴喇嘛駐錫的羅布林卡夏宮護駕，然後與中共的軍隊發生衝突，抗暴事件就是這樣莫名其妙地起來了。看似理由沒有那樣充分，但卻可以看出來中共強制改變西藏的政治社會結構再加上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摩擦，是西藏集體不信任的根由。     達賴喇嘛為防止意外，並未離開羅布林卡夏宮前赴中共邀約，但群聚的民眾則不願離去，乃有獨立運動領袖在羅布林卡的夏定拉康召集會議，以西藏獨立國人民議會名義宣佈恢復西藏獨立 ，次日中共即自蘭州與成都軍區調派軍隊入藏馳援進行鎮壓，西藏甘丹頗章政府噶廈為避免軍事衝突危及達賴喇嘛，乃建請達賴喇嘛離開拉薩避難，達賴喇嘛於七日祈禱請示神諭後，最後決定於十七日化裝出逃向印藏邊界，二十六日乃在隆子縣宣布遷都當地並改名為玉嘉隆孜，二十八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宣布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取代西藏甘丹頗章政府行使職權，三十一日，達賴喇嘛進入印度，獲得自由，而由印度政府安置在喜馬偕爾省（Himachal）的達蘭莎拉（Dharamsala）至今。   四、行動主義，無所不在 丹真宗智他的家族是在一九六零年才逃到印度去的，丹真宗智本人就出生在印度的馬納利（Manali）路邊，確實地點和時間因為在逃亡期間都搞不清楚。像許多西藏難民一樣，一開始都只能從事粗重的體力勞動工作，像丹真宗智他父母親就都是從事築路，父親一年後就熱死在異鄉 ，不久兩個哥哥也相繼過世，他主要靠媽媽撫養長大，家裡經濟狀況一向不是很好，媽媽為維持家計非常辛苦。丹真宗智自述道；「如果有人問我從哪裡來／我將永遠找不到答案」，因為他覺得他沒有真正屬於哪個地方，「從來沒有真正的家」。因為他們都在流亡，哪裡有工作就往哪裡遷移。丹真宗智曾經講過，他在印度達蘭莎拉長大，他的玩伴，幾乎都是印度人，所以他常常覺得他是印度人，但在跟印度人有更深的交往的時候，就會意識到其實印度人不把他當作自己人，而說：「你是西藏人，不是印度人。」對丹真宗智來講，雖然他在印度長大，他的思維與英語都能融入印度社會，他也很喜歡印度的文化，可他還是個外人，他的身分證永遠顯示他是印度的外人，是藏族，這是他在他的文章或詩裡面不斷表達的東西，就是說雖然印度的社會非常包容接納這些流亡者，但畢竟這裡不是他的家。丹真宗智非常聰明，他在印度欽奈（Chennai）的羅耀拉學院（Loyola College）獲得英國文學學士，然後又考上了孟買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和哲學碩士。他熟悉英國文學，加以得到印度前瞻騎馬鬥牛士文學獎的首獎，所以他才取得他對西方說話的權利，當時評獎所給的評語是：「作者以動人的直白述說作為西藏人生處在這世界上的悲劇，以及某種程度上全世界所有流亡者的哀傷」，他用英語表達了流亡西藏人共同的哀傷，深深觸動了英語世界的人們。 我前面提過，他主要引起爭議的地方，就是他的行動主義觀念，什麼是行動主義？在〈竹棍和印度烤餅：評估我們的行動〉（Lathi Charge and Dal-Roti: Estimating Our Activism）一文中，丹真宗智就指出：「我們行動的主要目的，則是為了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希望全世界注意到西藏人遭受到中國政府不公正的對待」，所以他要把握一切可能可以在媒體、特別是西方媒體面前讓西藏議題曝光的機會，他要盡一切可能讓西方媒體知道他們西藏人目前的處境，因此怎麼樣讓西藏議題具有新聞性、戲劇性，吸引媒體去報導，這就是他行動主義思考的重點。很多人認為他的激進的行動主義是要搞什麼破壞、暗殺，因為他被中共醜化為恐怖份子，可是從他的自述當中，就很清楚地講到，西藏人對於印度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的非暴力抗爭非常佩服、崇拜，達賴喇嘛也曾經公開地表示過甘地的非暴力抗爭是他對抗中共的唯一方式，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在人世間的化身，對於西藏人來講他是活佛、法王，大家會依照達賴喇嘛非暴力抗爭的信念來從事反抗運動，所以丹真宗智的反抗行動以臺灣人看起來算是小case，臺灣的社會運動如果比照中共對他們的定義來講，我們都是激進的恐怖主義了，因為無時無刻都有人在製造新聞，製造社會的亂象。我覺得丹真宗智的行動主義是很清楚地看到自由世界自由媒體的傳播力，掌握到自由社會的特性所採取的一種行動策略，在擁有自由媒體的自由環境裡，他的抗議行動或者是政治表演才會受到注目和報導，反之，在一個高度嚴密的控制社會當中，新聞可能是編輯臺無從選擇的。媒體無法選擇它要播報怎麼樣的新聞，可是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卻可以，可是你要怎麼樣讓你的新聞讓很多人想要看，這則要製造一些戲劇性、新聞性的效果，而這正是丹真宗智的行動主義主要思考的地方。總之，他的目的就是，要讓西藏的事情讓越多人知道越好，怎麼樣讓越多人知道越好，就是製造某種衝突性，而衝突性在哪裡製造，就是在中共大官出現的場合。對他來講，這就是他行動主義和精神意志表達的地方，當然很多人為了三餐稻糧謀而沒有那麼多時間投入，對於他們來講，只要有時間就是自發參與，反正共產黨的人在哪裡就去圍他，可是要有謀略有腦筋地把新聞製造出來，而且訴求要清楚，不要輕易被抹黑。   五、回不了家 因為他是詩人，所以我選了幾個他的作品給大家欣賞，我們可以看一下，體會一個流亡的藏人是怎麼樣的心情。我們很快地看一下，這是〈一個人的瞭望〉（A Personal Recconoitre），這詩也被收錄到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出版的《西藏流亡詩選》：   從印度拉達克城（Ladakh）向外觀望 發現西藏只是咫尺之遙 他們說 從那邊那個山丘 從杜澤（Dumtse）開始 就是西藏的範圍 有生以來第一次，我看見 我的故鄉西藏 我曾偷偷造訪故鄉 我曾經去過那個山丘   我聞過家鄉的土壤 我觸摸家鄉的土地 我聽過呼嘯的風聲 我看過蒼老的野鶴   我沒看過邊界 我發誓 西藏真的跟這裡 完全一樣   我不知道 我是在西藏還是在這裡 我不知道 我是在這裡還是在西藏   他們說成群的野曥 每年冬天都會跑到這裡 他們說成群的野曥 每年夏天都會跑到那裡   這驢當天氣不好就會下到平原來，天氣好的時候就回到西藏高原去，西藏和印度之間土地是連結在一起的而看不到邊界。這首詩的意思是說，在印度這端看到跟故鄉一模一樣的景色，但只有野驢可以自由地跑來跑去，他想回家卻回不去，這是他一個人的瞭望。 事實上，丹真宗智曾經試圖回家，一九九七年三月他自大學剛畢業，就曾經獨自一人，在沒有得到任何許可的情況下，從拉達克北部平原跨越喜馬拉雅山回到西藏，結果走了四天後被捕、被毆打、在拉薩被監禁了兩、三個月，後來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扔回印度。最近這一回他則並不是「孤孤單單」或「偷偷造訪」，而是大張旗鼓。二零零八年一月四日，藏青會和西藏婦女協會、西藏九‧十‧三運動、西藏全國民主黨和自由西藏學生運動印度分會等五個團體，在網路上共同發起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Tibetan People’s Uprising Movement），方式之一為和平挺進西藏行動（March to Tibet），衝著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而來，號召一百人在三月十日西藏抗暴紀念日當天，從印度達蘭莎拉步行到首都新德里（New Delhi），再走路翻越喜馬拉雅山回西藏。丹真宗智則在二月為參與這一運動發表了聲明。他們為什麼要組織這個活動呢？北京於二零零一年申辦奧運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跟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有過一個承諾，說他們會採取行動保護人權並放鬆審查制度、保證新聞自由，因為有這樣的承諾，而且希望辦好奧運，不要節外生枝，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藏流亡政府自二零零二年起恢復了對話，至今已談了八、九輪，但是談歸談，沒有什麼具體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在玩當年中國共產黨跟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邊談邊打」的那一套遊戲。 中華人民共和國把藏中談判的前提設定在「達賴必須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公開聲明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雖然自一九七九年起就代表西藏流亡政府放棄追求獨立建國的目標，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以小人之心認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沒有「真正」放棄西藏獨立，而對他的非暴力抗爭和國際遊說活動，也都一概都認為是「分裂祖國的活動」，在此之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從歷史和民主的觀點，也不同意「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說法，而對於臺灣問題，他也覺得此事與藏中關係無關，不願傷害臺灣，拒絕表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藏中雙方還沒進入到談判階段，目前都只是在「對話」。而關於談判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在二零零九年進一步整理成三項要點、要求達賴喇嘛及其「海外藏人」之追隨者予以認清：一、談判的基礎：達賴喇嘛應承認歷史上西藏是中國不可分割的一部份；二、談判的性質：只有達賴喇嘛問題，沒有西藏問題；三、談判的主體：藏方代表是達賴喇嘛的代表，而不是西藏流亡政府的代表。我們無法判斷臺灣問題是不是真的被拿掉了。不過我們由此就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把西藏問題完全矮化為達賴喇嘛的個人問題，反正西藏在他手裡，他愛怎說就怎說。 但光是對話，雙方還是存在著重大的分歧。中華人民共和國把爭點設定在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家的問題上，提出一大堆藉口和條件，其實就是不想讓他回去，哪怕就是短暫回西藏去看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二零零八年七月提出容許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家的條件上又加碼了，再加上了一條：「解散流亡政府」，還要求西藏流亡政府於北京奧運舉辦期間要好好配合，必須承諾「四個不支持」的條件，包括不支持干擾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不支持策劃煽動暴力犯罪活動；不支持並切實約束西藏青年大會的暴力恐怖活動；不支持一切謀求藏獨、分裂祖國的主張和活動。由於達賴喇嘛的承諾都被指為非真心，所以要進入正式談判，一切免談。 西藏流亡政府主張西藏問題不是達賴喇嘛回家的問題，而是西藏實質自治、實現名副其實的真正民族區域自治的問題，其標準等同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只要西藏真正自治了，達賴喇嘛就會回去定居，而在此之前，達賴喇嘛回去西藏或訪問中國，他們也希望是在不受控制不做樣板而能自由與西藏人民見面的情況之下進行。在奧運舉辦之前，流亡藏人曾經燃起高度的希望，以為中共既然對全世界做了改善人權的種種承諾，藏人應當就是可以回家了，這種想像連達賴喇嘛本人都曾經這樣地期待過，他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底於英國訪問時就曾經表示，如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會談有具體建設性的結果，而且西藏情況有進步，加上長期的解決方案產生，如果北京奧委會把邀請函準備好了，他願意前去北京奧運會開幕典禮觀禮。這個姿態也算夠低了，顧慮到如果中共不方便馬上宣布讓他們回家，就藉由參觀奧運的機會，先到中國北京觀禮，回西藏的事還不急著處理，雙方先搭建善意的橋樑再說。結果各位都知道了，結果並沒有，達賴喇嘛過於一廂情願，被共產黨再次呼巄了。 丹真宗智壓根不相信中共的片面承諾，回家是基本人權，他要和志同道合的西藏青年一起闖闖看。所以他就和藏青會的同志們要從印度千里苦行闖關回家。這次在印度發動的大起義運動，則引起了拉薩的共鳴和連鎖反應。三月十日挺進西藏行動在達蘭莎拉誓師的當天下午，拉薩哲蚌寺五百喇嘛下山進城，沿途高喊勿讓太多漢人進藏和宗教自由口號，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警察攔阻、毆打並趕回寺內，六點，色拉寺十四位喇嘛進入拉薩大昭寺廣場進行抗議示威並拉起雪山獅子旗，所有人皆遭警方毆打和逮捕，大昭寺要求警察放人被拒，喇嘛為此絕食表達抗議。十一日，色拉寺六百喇嘛和平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喇嘛，與警方對峙。十二日，曲桑寺女尼下山抗議為軍警攔截，軍警則進一步圍困在寺內發起抗議的甘丹寺，次日甘丹寺和曲桑寺數百僧尼遊行再受軍警制止。十四日，小昭寺近百位喇嘛出寺遊行抗議，軍警強力鎮壓，藏人深為反感，連日鬱積的不滿情緒乃迅速爆發數萬人遊行示威，警民發生衝突，藏人攻擊便衣警察、漢人和漢人商店，暴亂向拉薩各處蔓延，軍警展開武力鎮壓，無數人傷亡。此即著名的拉薩三一四事件，是一九八九年以來最大規模。此後，藏人反抗運動則向各省擴散，直到四月初方才平息。 挺進西藏的行動在一開始就受挫，三月十一日，坎格拉（Kangra）地區警司便通知參與者，說他們的行為違反了印度和達賴喇嘛間關於禁止西藏人在印度聯邦境內從事反中國活動的協議，所以下令限制他們擅自出境，在此同時，尼泊爾政府也採取行動，警告和逮捕在該國境內的西藏示威者，印度且在二十八日於北阿坎德（Uttarakhand）省大舉逮捕了不聽警告的藏人，至於丹真宗智本人，則是在八月三日被印度警方以涉嫌偷渡西藏為由在喜馬偕爾省的文打機場（Buntar Airport）逮捕，送進在曼迪監獄（Mandi Jail）關了九天，再移送回達蘭莎拉監控。八月八日是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基本上就是不要他在北京奧運舉辦期間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找麻煩就是了。     三一四事件之後，西藏流亡政府決定加強漢藏民族對話，希望漢族人民理解和同情西藏，不要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中國帝國主義所綁架，在這一背景下，我也以臺灣人的身份受邀參與了西藏流亡政府所支持的相關活動，提供意見和見證。行動主義在二零零八年的實踐使有反省力的西藏流亡政府更細致地從事對華中間道路政策的規劃與執行，間接強化了西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佈局。   六、恐怖份子的樣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拉薩三一四事件，將之歸因於藏青會的策動，而藉機將藏青會醜化為恐怖組織。三月三十日新華通訊社報導稱藏青會於十五日通過「立即組建游擊隊秘密入境開展武裝鬥爭」的決議，四月九日發稿稱拉薩查獲民間私藏大量武器，指控這些武器為藏青會所有，四月十六日，藏青會主席次旺仁增（Tsewang Rigzin）接受義大利米蘭（Milano）《塞拉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ra）訪問時稱：「對西藏獨立事業而言，使用報復性人體炸彈是一個發展方向」，又引前主席的話說：「只要是為了我們的事業，我們是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無論是暴力還是非暴力」。次旺仁增並未說藏青會就是要發展暴力恐怖手段，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日報》則於四月十八日逮住機會指控藏青會由暴力走向恐怖，為此次旺仁增二十四日於達蘭莎拉召開記者會特地澄清，但五月四日新華社發布〈從暴力走向恐怖的「藏獨」急先鋒〉報導，仍指控三月十五日藏青會的決議還包括了「對人員、資金、武器購置等制定了計畫，擬從事前勘查過的中尼邊境偷渡路線秘密潛入境內。且為了徹底勝利，已經準備好至少再犧牲一百名藏人」。為此，藏青會特別在二零零九年出版《拒絕沉默——針對中共不實指控的回應》（Response: The Response to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Allegations），其中鄭重指出，藏青會根本沒有在三月十五日召開過任何會議。 丹真宗智也是藏青會的會員，我選了一首他有關恐怖份子的詩給大家欣賞。〈我是一名恐怖分子〉（I am a Terrorist）：   我是一名恐怖分子。 我想殺人。   我有    兩根獠牙 和蜻蜓尾巴。   被趕出我家時， 為了躲避恐懼， 救我一命， 門板猛撞在我的臉。   正義不斷被否定， 耐心受考驗 在電視上， 在沉默的大多數面前 被毆  被推擠在牆上， 從那條末路 我已經回返。   我是屈辱 你嚥下 皺著鼻子   我是羞恥 你埋在黑暗中。   我是一名恐怖分子 射倒我。   怯懦和恐懼 我丟置在山谷 在咪嗚的貓 和舔牙的狗間。 我一個人， 我再沒有什麼── 可失去。   我是子彈 我從不思考   從這錫殼   我為兩秒鐘的動人生命 一躍  和死者同死。   我就是 你留下的一條命   丹真宗智在二零零二年猛地進入印度人的視界，前已說過，他在當年贏得前瞻騎馬鬥牛士文學首獎，其實在當年年初一月，他則已先成功地策劃演出了一場個人的抗爭行動。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訪問孟買，丹真宗智躲在朱下榻的旅館屋頂上垂下西藏的雪山獅子旗，二零零五年四月，繼任的總理溫家寶訪問印度班加羅爾（Bangalore）的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時，又躲在二十層高的鐘塔一夜，趁溫家寶致詞時垂下雪山獅子旗。這招術用了兩次之後，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印度，印度怕丹真宗智又去抗議，為了維持秩序，乾脆叫警察限制他行動自由，留在山上，不准離開達蘭莎拉，並且警告他，說他是外國人，印度有權把他驅逐出境。而其實丹真宗智心裡想的是，他還巴不得被遣返回西藏呢。儘管印度對他這樣強烈地表達，可是後來抗議行動還是成功了，達蘭莎拉當地有六百位藏人絕食靜坐，另更有其他人遠征新德里，和僑居當地的藏人一起去嗆胡錦濤。這正是他行動主義的一種成功的實踐，成事不一定在我個人，只要大家有時間、有信念就可以去參與，發揮抗爭的力量。他為了抗爭而被警察推擠的樣子在螢光幕前當然是很猙獰、很難看的，誰不想形象優雅一點呢？ 從這首詩，可以看得出他有這種情緒上的苦痛和無奈。恐怖份子的心情是由屈辱、無助一直發展到為最後的尊嚴一躍，沒有人天生就是恐怖份子。丹真宗智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西藏恐怖主義，他的這首詩則被收錄印度裔美國紐約市立大學（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英語學系（Department of English）助理教授尼維迪泰‧馬宗達（Nivedita Majumdar）在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二零零九年出版的一本書《恐怖的另一面──南亞細亞恐怖主義文集》（The Other Side of Terror: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on Terrorism in South Asia）裡，我不知各位感覺如何。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溫家寶二度訪問印度，丹真宗智寫了一封給溫家寶的公開信，信上說：「我們也只是走上街頭，進行和平、非暴力的抗議。有人劫機嗎？有自殺炸彈客前來刺殺一位世界領袖嗎？沒有。我們一直堅守行動倫理並自我約束，因為我們仍未喪失尊者達賴喇嘛所主張的非暴力真理與信仰。」丹真宗智的這種非暴力抗爭，能和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相提並論嗎？   七、甲米：吃蟲的民族 我們都很好奇，丹真宗智這種激進的行動主義，懷有非常深的流亡情傷，那他是怎麼看待中國的？當然我們臺灣人更好奇的是，他怎麼看待我們臺灣人？ 丹真宗智在〈甲米：我們的中國人想像〉（Gyami: Our Chinese Imagination）這篇文章裡有非常生動的描述。對於西藏人來講，中國漢人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民族，他們稱中國人叫「甲米」，甲米吃所有的東西，包括爬蟲、昆蟲，動物什麼都吃！！這種人類好奇怪，什麼都吃。他們孩子的命名是以用具或者是地上發出的聲響來的，像是Ching Chong Ling Zing（清朝靈精）。從小印象中的中國人形象，都是共產黨解放軍士兵的樣子，都很兇，都會打人欺負人。跋熱‧達瓦才仁來臺灣赴任之初曾經帶他女兒來臺灣，他女兒臺灣東西都吃不慣，為什麼呢？她說臺灣人都愛吃蟲，她把蝦子當成蟲。 丹真宗智說，他自小沒看過士兵樣子以外的中國人，而中國的士兵則都只是一群只會揮舞槍枝的野蠻士兵而不具備任何個性。中國人沒血沒淚，硬梆梆，不是士兵就是帶兵的軍官。他們小時候都喜歡玩官兵追強盜，臺灣的小朋友喜歡演官兵去追強盜，可是西藏小朋友卻是倒過來玩，和我們不一樣，他們總是扮演被中國解放軍欺負的一群人，在他們眼裡，官兵就是強盜。不同民族的政治情境，從小朋友遊戲中的情境模擬就可以呈現出來，所以他們小時候扮演中國軍官的人選，都是推給最胖的，而且還要演得像一個老菸槍。這是他們對中國人的想像，可以說這是他們的種族偏見，他們看待中國人就是這個樣子。如此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民族的小朋友從小不是在政府有意地灌輸之下、而是怎麼樣在流亡過程當中形成的歷史傷痕，──中國人就是要欺負西藏人、阿兵哥都拿槍隨便打人、罵人，都是這樣的形象，像極了中國人所謂的日本鬼子，那你想，漢民族和藏民族在中共的統治下有什麼可能會和好相處？這很難啊，因為種族偏見非常地深，這是在很多西藏年輕世代裡都存在的想法，從他們小時候玩的官兵追強盜就可以透露出來他們對漢人的不信任與防備。 這個問題的化解，則始終是達賴喇嘛所念茲在茲的。二零零九年八月，我受邀出席了由國際和解協會（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及瑞士西藏友好協會（Swiss Tibet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在瑞士日內瓦（Geneva）舉辦的《尋找共同點》國際漢藏會議，在達賴喇嘛的閉門座談會上，我親耳聽見達賴喇嘛說他們舉辦法會時都會祈福幫人消災解厄，而且一定會把修得的功德迴向給共產黨。包括我在內的很多臺灣人都覺得很莫名其妙，人家欺負你成這樣，還這樣大方地把功德迴向給他，這些老和尚未免也太道德高尚了吧。大家認為這樣是不是太矯情了，達賴喇嘛說，不是這樣啊，因為這些共產黨員不懂得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是國家機器的一部份，因為他們不懂所以就扮演了執行國家命令的角色，正因他們人性沒有被彰顯出來，他們不了解被壓迫民族的想法，所以他們造了很多的業。從達賴喇嘛的眼光來看他們，非常無辜，莫名其妙成了暴力國家的結構共犯，然後可能就這樣下地獄永世不得超生了，實在太可憐了，所以要迴向給他們。由此可以知道達賴喇嘛這些西藏領導階層是怎樣想辦法在中共對西藏民族壓迫的情形之下，還要設法去維持漢藏友好的關係，化解仇怨，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你可看出他們至少就藏人的一方是在努力著的。 製造民族仇恨、透過民族主義來從事政治動員、凝聚西藏人民對中共的反抗，實在是太容易了。我們在賓拉登身上就看得到，在猶太錫安復國主義、在世界上很多受壓迫民族身上都看到過，你就是把你的對手醜化，然後跟它不共戴天，藉以來凝聚你們民族的團結。你可以看到西藏民族的想法是不一樣的，雖然中共這樣壓迫他們，但是他們對漢族還是心存憐憫的，為了西藏的永遠長遠發展，他們覺得還是要跟漢民族和平相處，而要和平相處，就是不要去擴大那個民族仇恨。雖然共產黨他們不懂，一直在製造仇恨，可是被壓迫的一方，還是不要擴大彼此之間的裂痕。我覺得這個地方是非常不容易的，這是達賴喇嘛的歷史高度。 那丹真宗智呢？他這種年經人，怎麼去意識中國人民與西藏人民可能有某些方面的共同處境呢？在他下面所提到這個事件當中，他猛然發現西藏人民與中國人民的遭遇是差不多的。是什麼事情？這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丹真宗智自己講到，天安門運動為流亡藏人帶來全新的中國人形象，他們當時非常關心天安門運動的進展。而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潮之前，其實在那一年的春天在西藏也發生了暴動，當時胡錦濤是西藏自治區中國共產黨委員會的書記，胡錦濤頭戴鋼盔、手拿卡賓槍、坐著軍車，率領著中共解放軍進入到拉薩市區進行強力的鎮壓，這個事情導致西藏的僧侶和人民死傷慘重，但是這件事情當時很少人知道，因為它遠在內陸，消息都被封閉，外界很少人知道，反而是天安門運動在當時受到全球關注和報導，所以西藏人他們從印度中國人社區偷錄來的新聞節目看到有關天安門的報導。丹真宗智那時候還是小孩子，非常驚訝地目睹中國士兵與坦克長驅直入天安門廣場殺死他們自己的學生和人民，那一刻丹真宗智他心想，原來中國人民跟我們西藏人一樣，不是每個中國人都是壞人。這件事情不只對丹真宗智產生影響，對最近很多新的西藏流亡世代也是，他們開始反思，而且已經接受中國人的其他面孔，也就是不是只有一張兇惡的面孔拿著槍殺人打人，中國人裡面還有一批人跟他們西藏人一樣受到壓迫。至少對丹真宗智來講，他心目中中國人形象的改變，就是從天安門事件開始的。 對於六月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鎮壓天安門的事件，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流亡社會，以及全世界或印度當地，都在公開聲援北京學生、譴責中共暴行，可是同樣一九八九年在拉薩發生的抗暴事件，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本身人民與學生卻所知不多。所以我曾經聽過有這樣的說法，就是說中國大陸有一些漢人他們覺得對西藏人有虧欠感，因為天安門事件當中西藏人為了中國漢人極力奔走，希望中共不要把槍對準他們，而西藏人他們自己也在各地進行有關的抗議示威；可是當西藏人被胡錦濤鎮壓的時候，卻幾乎沒有一個漢人對他們聲援，我有聽到漢人提到過這個東西。   八、追求真正的民族自治 丹真宗智他的政治立場，很清楚地，跟達賴喇嘛有些差異，我在這做一點說明： 達賴喇嘛主張所謂的中間道路，以達賴喇嘛的話來講，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實施真正的民族區域自治」。這說法曾經遭遇過很多人的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的西藏民族自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本來就都是謊話連篇，怎麼祈求用這東西來保障你們的自治，那不是把西藏民族的命運，都寄託在不可信任的對手承諾上嗎？這個問題在西藏流亡社會內部有很大的爭論，特別是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舉辦之後。這些失望的西藏人和他們的流亡人民議會，對於中間道路一度喪失信心，認為被騙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承諾要在北京奧運期間改善人權狀況嗎？他們以為有機會可以回家了，但是都沒有。他們問道：「我們為什麼要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北京奧運結束後，西藏流亡社會重新討論這個問題，根據〈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第五十九條的有關規定，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七至二十二日在達蘭莎拉召開了為期六天的第一次西藏全國人民大會，經過冷靜的思辯和審議之後，還是確認了中間道路政策，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日，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依照西藏人民大會共識，再次一致通過支持中間道路的決議。 最後還是回到中間道路，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的西藏民族自治，他們還是回到這條路上來。為什麼這樣卑微地接近屈辱的一種要求，是他們拿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的唯一主張？依我們臺灣人或漢人的習慣，買賣一般都是要討價還價的，甚至於為此把價碼喊高讓你殺，各位如果有機會到大陸旅遊去購物的話，就知道買東西一定要殺價，殺價要從兩折殺起，商人想說你一定會來殺價，所以我要把價格提高。可是西藏人卻不是這樣的，他們不懂得殺價，「我就是要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的民族自治」，所以中共就說你們已經自治了，我們現在就有一個西藏自治區，那你們還需要什麼？藏、中雙方對這問題在制度主張和實際運作上都各有很大的衝突，當然根本的衝突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自治實質和達賴喇嘛所認知的「真正名副其實的自治」是兩回事。真正的自治是指什麼呢？就是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傳統文化要由他們自己來決定和治理，在我們西藏人頭上的中共黨委和書記這套黨國制度，請你們送回到內地去自己享用，但我想這一套東西甚至連大部份的中國漢人也不太喜歡吧。 對於西藏民族自治，我有個最低限度的答案，就是「請共產黨的手不要伸進來，讓我們真正地來自治」。中共對於達賴喇嘛所謂的真正自治主張是非常不放心的，他們有基本價值上的嚴重差距。因為達賴喇嘛所講的是民主的自治，是擁有自由的選舉、尊重人權、三權分立的自治，根據西藏人民議會通過而由達賴喇嘛批准頒布的〈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的規定，西藏流亡社會採取的是三權分立的制度，行政權歸人民直選的噶廈內閣總理大臣噶倫赤巴，立法權歸人民直選的人民議會，司法權則由最高法院行使，除代議民主外，另有全民公決的直接民主設計，民選噶倫赤巴和公民投票的倡議，乃受到臺灣民主很大的影響，至於法王達賴喇嘛本人，原來則擔任國家元首，不過實際上他權力正當性的來源，是他在藏傳佛教神權國家中的政治與宗教領袖地位和道德化的政治上影響力，倒還不是該一憲章的賦與，何況在該憲章當中，他就是虛位元首。既然達賴喇嘛的政治聲望和權威並非來自憲章，因此，達賴喇嘛是否兼任國家元首，都不會動搖到他的政治影響力，在這一情況下，達賴喇嘛則強勢推動流亡民主，以保證西藏甘丹頗章王朝政權的政教分離與世俗化發展，而決定在二零一一年召開第二次西藏全國人民大會進行修憲，將其國家元首權力全部下放予民選噶倫赤巴，等於自行自此終結了達賴喇嘛一系的政治職務，換言之，民選噶倫赤巴今後將兼領國家元首的職權，其在憲政上的地位，已接近於民選的實權總統。 但這套東西，你要帶回到西藏民族推動，則將與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制度及其價值有很大的衝突。中共不講三權分立，中共在憲法當中即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所以根本沒有政黨政治的空間，而且軍隊由共產黨領導、國家公務員需對黨國效忠，莫說權力分立，連行政中立的概念都沒有，所以這跟達賴喇嘛所信奉的普世民主理念有很大的不同，如果達賴喇嘛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實施所謂的真正的民族區域自治，這勢必會對於其他民族乃至於漢族產生一個示範作用，亦即西藏人可以，為什麼我們漢人不行？只要有可能產生這種政治效應，中共必定要百般敷衍與阻攔。 達賴喇嘛凡是提到真正自治，在各種場合乃至於和中共談判對話的時候，一定會提到香港，說我們要的西藏自治，就是香港自治的那一套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你們中共可以對漢人實施一國兩制，我們跟你們民族不同、傳統文化等等什麼都不一樣，豈不是更有符合一國兩制的資格？可是中共不願意，香港原本不在它手裡，但西藏可不同，已是它嘴裡的肥肉，這是雙方談判一直沒有結果的根本理由，於雙方的價值觀實在相差太過於懸殊了，很可能中國不民主化，交集就不會有出現的一天。 還有一點就是，中國共產黨老挾持漢人的種族民族主義來壓迫少數民族。你們看西藏的或者是新疆境內的社會衝突，無一不是沿著民族的分歧線形成的。你看到的，不是中共官員跟一般老百姓的對立，在西藏和新疆你看到的還有漢藏民族衝突的面向。這問題出在哪裡？是中共為了鞏固它政權的統治正當性，而強化了漢族的民族主義，因為漢族是中國的主流強勢民族。你們看中國大陸拍攝的電視劇，就可以嗅覺出來一種氛圍，喜歡講漢朝、唐朝、清朝征服番邦四夷，西藏原名吐蕃，「蕃」常訛寫成「番」，西藏就是番邦。中國從清朝末年以來不斷受列強侵略，那種民族屈辱感非常深層，所以現在好不容易中國人站起來了，如果少數民族分離出去，大部份中國人民在民族自尊心上無法接受，這是祖宗流血流汗拼過來的土地，怎麼就可以這樣輕易就從我們手上流失掉？所以丹真宗智在〈外交與威懾〉（Diplomacy and Deterrence）一文中說了：「不解決中國與西藏的基本衝突──即漢族中國對於西藏人、蒙古人、伊斯蘭突厥人和滿洲人的種族主義主張，中國和西藏之間將不會有和平。我們可能會進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類的處境」，而西藏問題的根本解決，則不能迴避與「中國的安排來成就西藏」，他把問題看得很透澈，西藏和中國的問題，根本在於漢族的種族主義。西藏流亡社會裡面的恐怖份子非常擔心他們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會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樣，你們這樣就知道，這位恐怖分子到底有多恐怖了。   九、被中共壓迫的人民要團結起來 丹真宗智這個恐怖份子早期對中國人的印象是很差的，是會吃昆蟲的動物、名字跟工具摔到地上聲音是一樣的，但當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他發現他跟中國人同樣都面對著中國共產黨的暴政，他們的心思是在一起的，所以雖然丹真宗智對於達賴喇嘛主張中間道路是持保留態度的，基本上他支持西藏獨立，也認為西藏人民有正當防衛的權利，但他也認為西藏是不是真要獨立，到時候要看西藏人民的集體決定如何再說。這和我對臺灣獨立的立場是一樣的。他知道，和中國人做生意，就是要和他討價還價，你如果跟他講中間道路，他就跟你玩，他會跟你說，你們已經自治了，已經有西藏自治區了，西藏一九五九年之前就已經在搞民主改革了。丹真宗智因而說，我們流亡社會不要都是一個調調，不要都只是擁護中間道路，我們要有人唱反調，唱反調的目的主張讓那主張與中共談判中間道路的人有一個民意的後盾，中共如果不接受我們這麼溫和的中間道路路線的話，你看我背後一大堆人喊著要獨立，所以在西藏與中共周旋的過程當中，丹真宗智這群人主要是要扮演黑臉的角色，他們要把獨立的聲音唱出來，讓西藏和中共談判的代表有更多的戰略縱深，這就是他的想法。 他也承認，西藏要獨立沒那麼容易，因為你現在面對著的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有史以來力量最大的極權國家，占有全世界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口，整體國力又是那麼強大，青藏高原在它手上，控制著亞洲次大陸跟中國大陸的重要水源，如果沒有讓這樣的中國產生改變，它怎麼可能讓你安穩地獨立？可是也不能單獨讓西藏人去爭取獨立，因為他們的力量太單薄。西藏人在世界上反抗運動裡的道德性很高，達賴喇嘛到哪裡都受到歡迎，可是畢竟他們不是個國家，沒有軍隊，只能憑靠著道德的信念跟勇氣戰勝中共，只有這樣子而已，丹真宗智因而認為，可以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組織一個可以爭取國際自由民主力量的聯盟，共同推翻這騎在十數億人民頭上的腐敗殖民共產政權。在香港、澳洲、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歐洲各國，都有中國民主運動的工作者和支持者，還有臺灣、蒙古、西藏、滿洲、東突厥的獨立運動者，以及在各國無處不在的法輪功學員，都可以成為盟友，他相信大家團結起來，中國有一天一定會得到自由民主，而當中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時候，他們西藏人就可以真正意自由決定他們的前途，而也許當那時候，他們也沒必要堅持要去獨立，也可以在中國的框架下與各民族和平共處，可以共同分享彼此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成就。如果中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那他們也願意留在中國。在〈甲米：我們的中國人想像〉一文裡，他特別提到臺灣，認為臺藏像朋友一般，雙方的民主人士應當結合在一起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跟西藏流亡社會有一個共同的合作基礎，民主與自決。獨立雖然是丹真宗智的政治理想和目標，可是他基本上仍是希望這些被中共壓迫的民族和中國民運大家能夠攜手合作，互相認識理解體諒，還有互相鼓勵。那不單純只是丹真宗智個人的想法，西藏流亡政府過去在全球各地推動國際聲援西藏自由運動多年，卻和中國民運和臺灣沒有太密切的往來，因為像丹真宗智的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是外國，中國民運還是站在漢人立場，所以沒有合作的空間，臺灣人是中國人，一定站在漢人的立場。 丹真宗智在〈甲米：我們的中國人想像〉這篇文章裡特別提到一九九七年達賴喇嘛訪問臺灣弘法之後，他們發現臺灣人和他們印象中的甲米中國人不一樣，蔣中正總統早在一九五九年就發表〈告西藏同胞書〉，承認西藏人民有民族自決獨立建國的權利，〈行政院組織法〉的修正，也已決定在二零一二年起裁撤掉被視為中國殖民主義象徵的行政院蒙藏委員會，臺灣不再對西藏主張繼承自帝國的霸權。臺灣人非常友好和熱情，而且願意去理解與同情他們這些流亡藏人的處境 ，在座各位就是其中的典型，否則這種題目怎麼可能受到安排，職是之故，他們對臺灣人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講一個例子證明臺灣在西藏流亡社會中的影響力。我從西藏流亡政府官員那裡聽到，印度所有的喇嘛廟最大的香油錢來源，都是來自臺灣信徒的捐獻和供養。如果沒有臺灣這些信徒或臺灣民間社會甚至政府的支持，他們的文化無法像今天這樣順利而蓬勃地在印度生根發展 ，所以臺灣讓他們認識到，漢人當中也有一個對他們非常友好的族群。 最後要談到的就是，西藏流亡政府或者是達賴喇嘛本人，他們現在在面對中國共產黨方面，已決心採取不同於以往的作法，就是要跟中國民運、臺灣、新疆維吾爾族反抗運動要有更多的合作與對話，特別是達賴喇嘛所倡導的非暴力抗爭，他們覺得對於新疆的反抗運動可以有某種啟發 ，因為新疆的反抗運動偏向暴力，國際和中文論述貧弱空虛，容易被中共導向為恐怖主義，道德政治層次的訴求不高。二零零六年十一月，熱比婭‧卡德爾與達賴喇嘛初次見面，該月熱比婭當選了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次年即宣示要向西藏自由運動學習，二零零九年新疆爆發七五事件，熱比婭更積極在維吾爾運動內部倡導中間道路和非暴力抗爭，她所受到質疑的最大理由，是西藏二十幾年的中間道路對藏中關係毫無進展。無論如何，幫助維吾爾人民在抗爭層次上提升，和中國民主化的事業合作，這是達賴喇嘛政治影響力的貢獻，因此西藏和維吾爾最近的互動非常密切。中共內部的有識之士還應該感謝達賴喇嘛才是。 臺灣跟中國大陸的關係雖然政治上立場相斥，但是經濟上的整合與文化的交流，因為〈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簽訂已經開始啟動了。非常多的中國大陸人民來臺灣觀光旅遊甚至未來臺灣求學、工作。臺灣是全球離中國大陸最接近的華人社會和民主國家，臺灣跟中國大陸同文同種，所以臺灣是最容易將外面的訊息傳遞到中國大陸的一個轉運站。西藏人希望回家、希望在中國尋求真正自治的一種心聲，因為無法透過媒體正常管道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老百姓知道 ，可是他們可以繞一圈，透過臺灣的媒體、在臺灣出版有關的書籍或者是錄影帶等等，把他們的理念透過臺灣，給那些來臺灣旅遊等等的這些中國人，讓他們把西藏人真實的想法與聲音帶回中國大陸地區，以突破中共對他們的抹黑。當下西藏這個時候，正好在舉行人民議會對他們內閣總理大臣的質詢，他們的總理是由流亡社會一票一票選出來的，也有可能受到我們臺灣總統民選的影響，他們也在全球各地華人社區，包括我們臺灣，邀請了媒體前去印度那裏見證西藏的民主化，從這裡可以看出來，他們多希望他們的努力讓華人社會能夠了解。 今天，我們正是由丹真宗智在西藏社會裡這樣一個性格強烈、旗幟鮮明主張獨立的激進行動主義者的身上，來看西藏自由運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也希望，我們臺灣經過民主轉型的階段成為民主的國家後，臺灣的人民要認識到，民主也是有可倒退崩潰的。我們民主最大的威脅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民主想要鞏固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定要是個文明的國家，我們臺灣民主自由才能永續發展，而要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由民主，我們就要對於被中國共產黨所壓迫的弱小民族，至少在道義上給予同情和支持。我們臺灣絕對不可能封閉起來，不管世事、不去聽其他人的聲音，絕對不能是這個樣子。我們要把我們的人權立國基本價值與生活方式，盡量讓更多中國大陸的人民知道，鼓勵他們超越剛剛丹真宗智所提到的中國種族主義那條界線，從普世的價值 ，來接納臺灣或者是世界上不同民族與其地位平等的權利和事實。 <div>我報告到這邊先告一段落，接下來的時間，歡迎各位一起來自由討論。 </div>   <div>答問： <div> </div></div> 中共試圖藉干預靈童認證掌握西藏 陳明雄（新竹市婦女社區大學副主任）：各位針對今天這位主角丹真宗智有沒有疑問想提出來問曾教授的？這個題目中的丹真宗智這個人可能很多人都不認識。當初我們要安排這個主題的時候，就是希望像西藏這樣一個特殊的區域、民族、文化，我們能夠透過一場演講來了解一個輪廓。我有一個問題，不知大家是否有察覺到，我們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裡面，並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沒有什麼十字軍東征、伊斯蘭教聖戰，西藏是一個宗教化的民族，如果它不能獨立，憑藉宗教來和中國大陸政權展開抗爭，是否也有可能？第二個，教授有提到說猶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民族衝突，其實當中宗教的力量真得非常大，雙方都充斥著所謂宗教的狂熱。假如說一個人沒有很堅強的信念、中心的思想，隨時搖擺，等於跟你什麼話講過就不算數，就像一個玩法律的人來做領導者，張三請我幫他答辯、李四請我幫他答辯，隨著誰請便依誰。反而是一個宗教家，他比較適合領導小國的奮鬥，因為他堅強和具有意念。鴻海集團的郭台銘董事長曾經講過一句話：「阿里山神木成其大，四千年前種子掉到土裏就決定了」，不是偶然地要成為神木，而是早就註定要成為神木了，它就是有那樣的心，在任何的環境裡，都要起來。西藏的人們到底能否獨立，我不知道各位的看法怎樣，我剛講過了，我們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我們中國至多只會爭權奪利。中國為什麼那麼大，主要是這個包容的力量。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能不能包容西藏？能不能用包容來化解他們的衝突？如果發生宗教戰爭式的對抗，會不會怎樣？各位有沒有誰對這個有意見的？ 劉紹群（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新竹市政府碩士學分班學生）：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是不是所有流亡在外的西藏人都沒辦法回去西藏？比如說，我們臺灣人可以去西藏旅遊或者是在那工作，他們不行嗎？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我記得在西藏，他們也有一個宗教領袖班禪額爾德尼喇嘛第十一世額爾德尼‧確吉傑布，他的身分和達賴有沒有什麼不一樣？達賴為什麼沒辦法去認同在西藏的那個班禪？ 曾建元：我試著回答這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流亡藏人有沒有辦法以個人身分回到西藏？他如果能夠合法申請當然理論上可以，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可以拒絕自己的公民回國，因為他們並不承認回家是基本權利，不容國家侵犯。所以我們主要談的問題是什麼？要談的是西藏民族整體在流亡政府的領導下要一起回去，如果是個別的話，只要個案處理那大概是沒有問題的，但我們談的是共同命運與集體選擇的問題，是西藏流亡政府帶領流亡藏人一起回家，一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西藏民族如何自治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談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的關係。我大概知道達賴與班禪的關係是互為師生的 ，因為他們轉世的時間都不一樣。歷史上，達賴與班禪這兩個政教系統總有某種程度權力上的緊張關係，雖然達賴喇嘛是正元首，而班禪喇嘛是副元首，但是他們有各自專屬統治的區域，像達賴喇嘛是前藏，而班禪是後藏。在傳統上，班禪喇嘛的系統跟中國比較親近，達賴喇嘛系統比較強調自主獨立，而與英國或印度合作。我想這很正常，亦即當國內有兩組力量在互相競爭的時候，他們會各自尋找外援來加碼，以提高自己的競爭能力，班禪的系統就是和中國合作，達賴系統與英國及其後的印度合作。中國共產黨統治西藏未久，達賴喇嘛出走逃亡，第十世班禪喇嘛確吉堅贊就成為西藏原鄉裡最高的政教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第一副主任委員原本就是第十世班禪喇嘛，等達賴出走，他就成為代理主任委員。可是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班禪喇嘛因為在一九六二年寫了〈七萬言書〉批評中共的民族政策比蔣中正和馬步芳不如，而被逮捕入獄長達十年，文革結束出獄後，身心俱疲的班禪渴望家庭，看上了國軍降將董其武的外孫女李潔，而且還真得生下了個女兒叫堯西‧班‧仁吉旺姆。你們到網路上面可以查到西藏的公主。西藏怎麼會有公主呢？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都是和尚，怎麼會有女兒呢？西藏公主就是第十世班禪喇嘛的女兒。他結婚以後，雖沒有宣布還俗，但再也不穿僧服了。班禪喇嘛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備受屈辱，中方根本就是在刻意毀損他的活佛形象。 文革結束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召開黨的第十一屆第三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進行撥亂反正，氣象為之一新，一九七九年二月，班禪復出，呼籲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返國，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受鄧小平之邀密訪北京，當面向鄧小平建議應重視班禪，一九八零年二月，胡耀邦上臺出任中共總書記，嘗試要修復西藏關係，班禪喇嘛提出建議，要檢討西藏傳統文化的復興還有在中共統治下政治制度改革等等的問題，但這事情不能由我自己來決定，是不是能把達賴喇嘛一起找來商量？西藏甘丹頗章王朝噶廈政府在這種背景之下，在流亡二十幾年之後才有機會再跟中共進行接觸，一九八一年起嘉樂頓珠即多次率領旅印藏胞上層人士參觀團來到中國。可是胡耀邦上臺沒多久就下臺了，因為作風過於開明，造成全國性的資產階級思自由化風波，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安徽省合肥市爆發丙寅學潮，讓鄧小平順勢以處置失當為由給趕了下來。班禪一九八九年回到西藏，可能因離鄉太久，無法適應高原氣候而猝逝，但也有人相信是中共剷除胡耀邦影響的一環而加以謀殺者。 雖然班禪與達賴之間傳統上有些緊張關係，但是班禪第十世對於西藏傳統文化受到摧殘，最終還是站在維護西藏民族尊嚴的角度來跟中共爭取，所以在這點上面，達賴喇嘛政府對班禪喇嘛在中共統治下儘管被當成樣板，都沒有什麼批評，甚至還很感謝，幸虧有班禪喇嘛想辦法在內部設法維護他們的文化。班禪喇嘛第十世圓寂之後，關於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有道程序是由達賴喇嘛認證的，所以達賴喇嘛自己依照傳統儀軌認證了一個班禪喇嘛第十一世叫更登‧確吉尼瑪的 ，但西藏在中共的控制之下，豈容達賴喇嘛勢力復辟，於是也自己找出來一個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額爾德尼．確吉傑布，所以現在班禪喇嘛第十一世鬧雙胞胎。當達賴喇嘛宣布更登‧確吉尼瑪就是我承認的班禪喇嘛，確認其身份之後，他就變成了全世界年紀最小的政治犯，就此就消失不見了，因此我們現在看到很活躍的，在二零零九年三月第二次世界佛教論壇於江蘇省無錫市的開幕式上以非常流利的英語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出現的班禪喇嘛第十一世，就是為中共所扶植的額爾德尼．確吉傑布。他的學問在中共的培養之下，非常良好，人也非常帥氣，不能不說是個人才，但現在就是出現了這一問題，對於流亡社會或藏傳佛教來講，他們不承認這個班禪喇嘛，因為沒有得到達賴喇嘛的認證。後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西藏喇嘛教有五大教派：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噶當派、格魯派，他們的宗師、他們的寺院、還有法脈，都已經遷移到印度去了，最後跑到印度的是噶舉派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他在二零零零年一月逃亡到印度。西藏正宗的法脈都在印度，噶瑪巴非要到印度不可，是因為沒有得到五大教派的認可，他大寶法王的佛法權威無法被承認，達賴喇嘛還有班禪喇嘛要完成佛學的修持，同樣要得到五大教派的認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一九五九年得到拉讓巴格西佛學博士資格認可，就必須通過五大教派五大法脈教義的考試。現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班禪喇嘛，無論真的還是假的，除非逃到印度去，都沒有機會去經歷這些過程，因為所有這些佛學教育過程都沒辦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西藏完成，所以對西藏流亡社會乃至整個西藏社會而言，他們不可能承認中共扶植下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正當性。   達賴喇嘛的身後佈局 二零零七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布了一個行政法規，叫做〈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各位上網都可以查到這個辦法，它明文規定活佛轉世要中央政府批准才算數，這樣很矛盾，共產黨是無神論者，竟然管到人家宗教內部教主轉世的問題，還非要讓他們批准不可。共產黨有什麼權威來判斷某個靈童是不是活佛轉世？不過就是國家暴力嘛。它通過這個法規很清楚是有針對性的，那就是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轉世之後，中共便可以透過〈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在他們國內進行認證而扶植一個另外像第十一世班禪喇嘛這樣的傀儡。 那達賴喇嘛怎麼處理這個問題？他在一九九七年曾經說過，達賴喇嘛轉世不是永遠的，他可以透過西藏流亡社會的公民投票來決定還要不要維持達賴喇嘛的轉世制度，如果大家覺得這制度不要了，那就停下來，因為轉世是達賴喇嘛自身決定的，他可以決定要不要轉世，不是非轉世不可，他也可以是最後一個達賴喇嘛。這明顯是在挑戰和反制中共的〈活佛轉世辦法〉。達賴喇嘛推動〈西藏流亡藏人憲章〉的修正，要解除達賴喇嘛的國家元首地位和政治權力，而且噶廈內閣總理大臣早就民選，所以未來西藏政治上存不存在達賴喇嘛這樣的職位已經不重要了。此後他會純粹是一個宗教領袖，而他不再是世俗的政治領袖，達賴喇嘛已經開始進行這樣的身後佈局了，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投票選舉總理，一個世俗化的西藏民主政府即將問世。很多人預測 ，如果達賴喇嘛不轉世了，那誰可能在達賴喇嘛圓寂後擔任西藏祜主與藏傳佛教領袖的角色，很多人都期待著大寶法王。這代表什麼意思，就是說西藏法王的這個位子不必要是我一直透過轉世來壟斷，也不必然要一直由格魯派來擔任，只要有才有德有道者，就能坐上西藏精神領袖的這個位子。你可以看到達賴喇嘛在這個地方，是在跟西方社會的接觸後，有了超越傳統西藏的做法與想法，這是非常了不起的魄力和見識。   非暴力抗爭是唯一的選擇 丘龍飛（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新竹市政府碩士學分班學生）：跟各位做一個介紹，我是新竹市政府的秘書，今天我們中華大學的研究生們也來到了現場，看到我們社區大學的學生那麼努力，我們由衷地感到欽佩。在這邊想請問曾教授一個問題，因為本人也是中華戰略學會會員，前陣子我們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空軍戴旭上校在深圳大學有一個演講〈2030肢解中國──美國全球戰略與中國危機〉，這個演講大概半小時，他是講到中國在美國爭霸的全球戰略中所面臨的危機。就這個問題來講，達賴喇嘛的武裝抗暴還有一段路徑，可以經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給予訓練，他說這對中國大陸是有威脅的，西藏再這樣發展下去，有沒有可能發生一次武裝起義？ 曾建元：西藏武裝反抗的問題，中共非常提防和在意的。的確，在一九五九年當時，西藏是有反抗軍的，就叫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而這支反抗軍的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背後指使和訓練的，當然我們臺灣也有插手其間，希望與西藏合作反攻中國大陸，因此一些當年西藏反抗軍的子女後代是在臺灣，像我們蒙藏委員會藏事處副處長娥舟文茂就是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接濟來臺的西藏孤兒、忠良之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於西藏的支持，在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時代就停下來了，因為美國當時陷入越戰，國家和人民損傷慘重，國內反戰蜂起，對美國政治產生很大的壓力。美國人不願意在別人的戰爭中耗太久，如果為了主持世界正義打兩下那它還蠻願意的，長期沉陷在那個地方，而且還是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絕非等閒之輩的大國，就要考慮考慮了。所以美國中情局就停止了對西藏的援助。有一部紀錄片叫《西藏諜影》（The Shadow Circus: The CIA in Tibet），裡面主要就是談這段歷史。《西藏諜影》的最後畫面，是西藏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戰士們是在尼泊爾木斯塘（Mustang）這個地方，流著眼淚讀著達賴喇嘛的諭令，叫他們放下武器，因為「這一場戰爭我們不可能成功」。叫軍人放下槍，不要再打了，雙方都是出自於對同胞的大愛，那種心裡感情的掙扎與拉扯，很感動人。有些人拒絕放下槍的，則自殺了，或是抗命，最終為尼泊爾剿滅。達賴喇嘛要求非暴力抗爭，這是命令。佛教是不輕易殺生的，包括自己的生命，也必須予以尊重，不輕易地犧牲。我不認為美國中情局還會再幫西藏訓練游擊隊，我認為不可能，而且西藏流亡政府也沒有這個動員能力，因為要在人家的領土上訓練軍隊，印度不可能允許的。尼泊爾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一向很好，這次西藏流亡政府第三屆民選噶倫赤巴的選舉，在尼泊爾的投票一結束，尼泊爾政府馬上就把投票箱給沒收了，它就說你們怎麼可以在我們國家內進行你們的主權行為？所以尼泊爾更不可能讓西藏流亡政府在它的國境內有西藏的游擊隊，更何況當年西藏退守木斯塘的游擊隊，最後就是被尼泊爾的軍隊消滅的，不是中國解放軍，而是尼泊爾，因為它認為你侵犯了它的主權。 在喜馬拉雅的深山野林當中可能可以安置游擊隊，但是這跟他們的政策和宗教信念是不相符合的。你不能說西藏流亡社會當中沒有軍事人才，印度建置了一支印藏特種邊境部隊，有一萬多藏人加入這支印度軍隊，如果說未來西藏要進行武裝集結的話，那麼在印度軍隊裡面服役的這些人，他們有這樣的戰技，也許可以很快地組織起來，可是目前他們是效忠印度的，印度政府也不容許這些人在自己境內組成另一股勢力，所以有關西藏流亡政府支持武裝抗爭或恐怖主義的說法，我直覺是抹黑。 各位上網可以去查看中共是怎樣形容達賴喇嘛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在二零零九年誣衊達賴喇嘛是「人面獸心的魔鬼」、「披著袈裟的豺狼」，還說共產黨才是西藏人民的活菩薩，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秦剛也說達賴喇嘛是「披著羊皮的狼」，這些政府言論連基本的修養都沒有，何等地粗鄙，就這樣地指責全世界都很尊敬的一個領袖。一個連基本的教養都不願意保持的政府，如何善待被它統治的人民，我不相信，他們說西藏藏青會是恐怖組織，也不自己照照鏡子，根本就是刻意抹黑。 陳明雄：我在此做一個結語。各位手上的資料，就是丹真宗智寫的〈我的那種流亡〉。在手上資料的第五頁，記載著這篇文章得到印度前瞻騎馬鬥牛士文學獎首獎的理由：「作者以動人的直白述說了作為一個西藏人身處在這世界上的悲劇，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全世界所有流亡者的哀傷。」我們當初選擇這個主題，就是為了向西藏勇敢的志士致敬，無論他們是為了祖國復國或是追求真正自治。臺灣的情形也是一樣，雖然我們稱自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可是我們旁邊的同樣這個惡鄰也隨時在侵凌我們，情況怎麼樣，我想這各位也都知道。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各位的蒞臨。謝謝。   <div>（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新竹市婦女社區大學假新竹市立東門國民小學教師研習中心舉辦公共參與週系列演講，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學生陳忠毅整理初稿） </div> <div>作者为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div>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兼任副教授 <div>華人民主書院董事‧臺灣圖博之友會監事 </div> 民國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十一時增訂於 新北市板橋區喬崴來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