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祥瑞“见死不救”的罪与非罪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同时也是老一代法学家、现任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在北京大学就读时的授业教授龚祥瑞诞辰100周年。龚祥瑞的自叙传《盲人奥利翁》，在他逝世15年之后由北京大学出版发行，自然是法学界的一桩大事。然而，作为一直关注中国法政历史的文史学者，笔者不得不明确指出，以不求说真话只求保性命的逆来顺受、自欺欺人的阿Q心态娓娓道来的《盲人奥利翁》，是古今中外所有自叙传中，最令本人感到矛盾纠结的一部书稿。归纳起来，这种矛盾纠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见死不救”是不是罪？其二，龚祥瑞为什么自鸣得意“打不倒”？其三，法学家在人权与爱国之间应该如何选择？其四，法学之光应该如何点燃？ 1923年12月26日，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中，极其经典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的阿Q式的既要见死不救又要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 “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 1947年3月，36岁的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铨叙部参事、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龚祥瑞参加一行十三人的高等文官国际考察代表团，搭乘美国运输舰戈登将军号从上海出发穿越太平洋前往旧金山。他在途中亲眼见证了船上的领班与水手，在滔天大浪中对于另一艘失事轮船上的几名船员的拼死营救：“我们是第一次旅美。在这次旅途中，我们对这回海上患难相救的动人场面留下深刻印象。……这是我们对美国人道主义文化的初次认识。后来我所以大力支持‘见死不救’是一条罪行的法案，即缘于此。” 一边是自己亲眼见证的临危不惧并且要穷尽所有人力物力和技术手段，从事“见死必救”的人道主义海上救援；一边是中国传统的阿Q式的既要见死不救又要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1949年前后的龚祥瑞，所选择的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心里很明白，……我既然是个中国人，又到过美国，尽管并不认为美国什么都好，但毕竟比中国或俄国先进得多，……不过在当时，我不得不选择‘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走新中国的路’。理由是‘谁要你做个中国人呢！’……观看解放军入城式之后，我下了决心，不跟国民党走了，说是大势所趋也好，为了生存也好，为了发展的必要更好。我的这个思考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的。” 1950年至1951年，龚祥队作为中央政法委土改工作队的一名成员，被派遣到湖北省武昌区大纸坊乡指导土改运动。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法学家，他对于土改运动的历史幽暗和历史局限，其实是心知肚明、洞如观火：“中共把留用人员全盘包下来，既可分化反革命势力，又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因此，比较起来是个不错的政策，但有的说，却不如台湾地区将地主赎买为工商业者平均土地，使耕者有其地的政策而有利于生产。” 谈到被外来的工作队挑拨发动起来的土著农民，用选择性的一面之辞揭发控诉并且残酷斗争当地的地主恶霸，进而在没有经过原告方与被告方自我辩护并且相互质证的正式法庭及其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对于地主恶霸的草率杀戮，龚祥瑞写道：“聪明的人尽知人意，于是就大谈特谈。归根到底就是剥削。地主剥削农民是‘苦’的根源，并且是唯一的根源，压根儿没有想到除了剥削之外，还存在自身中的愚、懒、弱等人性方面的缺点。” 在没有充分工商化和市场化的情况，中国广大农村的地主和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财富是极其低廉的。关于这一点，龚祥瑞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历史细节：1935年冬天，他在被清华大学公派到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留学之前，回到宁波探望了作为城市平民的父母。“我把清华给我的几个月的助教工资全给了家里，父母已觉满意，没有过问出国旅费到底是多么，以是怎样使用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这样马马虎虎地处理金钱问题，也有好处。如果我把出国旅费的一半留在家里，……我父母把这些美金买了地皮，到了解放之后，不就成了‘地主’了？” 一天晚上，龚祥瑞与农会干部来到地主家里，“这个家不算大，屋里空荡荡，未见家属。农会里的人说，他不但租田收租，而且还在城里开油坊赚大钱，藏有几百块大洋。……于是把躺在地上的地主用绑他的绳子各一头系在两只中指上，吊起来。双脚离地，悬在空中，就忍不住招供了，说出银元藏在隔墙缝里。” 龚祥瑞知道，像这样吊老财、动筋骨是违反上级政策的。于是，他跑到乡镇向工作队的领队汇报情况。领队虽然给他写了一张便条，已经热衷于斗人打人的农会干部却并不遵照执行。龚祥瑞没有也不敢像“见死必救”的美国船员那样，坚持正确的政策立场。 关于土改运动背后更加不公正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隔离和工农二元结构的身份歧视，龚祥瑞在书中另有说明：“分到土地的个体农民不久就变成了互助组，由互助组变成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合作社，农民分到的土地又归公了。……土改一结束，我们工作队从农村回到都市，在汉口受到统战部门的盛情款待，吃了一顿上等筵席。顿时有‘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之感。梁漱溟的这番论调，被毛泽东斥为‘反动透顶’。后来，每谈《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时，总要出一身冷汗。” 事实上，土改运动对于龚祥瑞最为致命的打击，并不是梁漱溟被毛泽东斥为“反动透顶”，而是“革命法庭”血淋淋的强制教育：“我不愿在这样乱哄哄的场景下站在执行的地点上观看杀人的场面。……领队的同志把我从群众中拉了出来，让我到立即执行的场地上‘锻炼’。……我既未受过恶霸地主的迫害，自然没有苦主心头上的仇恨。对倒在地上的尸首也没有丝毫的怜悯心，但是，这种怕听枪声的恐惧心理，也反映了我本人与群众在生活经历之间的差距。不能说自己性格温和，我是站在中间的——既无民愤，也不怜悯。” 像这样强制参与的集体狂欢和集体杀戮，所杀死消灭的不仅仅是地主恶霸的肉体生命，更是对于龚祥瑞从清华大学以及欧美各国学习来的法学知识和法学之光的残酷扼杀。从土改杀人那一刻起，龚祥瑞的法学之光就已经变成紧要关头见死不救、时来运转免责推卸的伪法学甚至于反法学的法学死光。他所换来是相当于中共高级干部的特权待遇和物质享受。正是为了免遭梁漱溟那样因为说真话而被斥为“反动透顶”的政治命运，不求说真话只求保性命的龚祥瑞，先是在土改运动中选择了“没有丝毫的怜悯心”的见死不救；在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中，他更是主动选择了对于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等恩师同事的揭发批判和出卖牺牲。更加矛盾纠结的是，龚祥瑞在政治运动中所选择的人生哲学，竟然是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div>从1966年6月18日开始，龚祥瑞与北大法律系的29名同事一起，反复遭受残无人道地毒打批斗，他为此给出的解释是：“有一次是专门斗我一人的，仍在42楼的北门。这次没有挂牌，红卫兵命令我跪在地上，在我背上压了一块大石头，自然就抬不起头来了，这种斗争是我在土改时斗地主的办法。……我认为心理学教授（沈XX在巴黎留学时认识的，那时他住在瑞士馆，一幢非常漂亮的楼房里）服毒身亡是一个不懂心理的蠢人。正因为他没有中国人的那种‘阿Q精神’，才自己结束自己，交了白卷。这很困难，让中国摆脱数千年来对于命运的忍让的那种弱点，确实困难。” </div> （龚祥瑞著《盲人奥利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