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第十五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tbody> <tr> <td style="border-bottom: #f0f0f0; border-left: #f0f0f0; border-top: #f0f0f0; border-right: #f0f0f0"> <div style="padding-bottom: 3.6pt; padding-left: 7.2pt; padding-right: 7.2pt; padding-top: 3.6pt" v:shape="_x0000_s1026">   第15期·2011090</div></td></tr></tbody></table>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推荐邪灵说   焦国标   大家都有一个感觉，中国有太多的事，常人根本无法理解，远的如毛时代黑五类的遭遇，近的如向朝鲜、古巴学习控制舆论或温州动车惨案的处理步骤。然而最近我找到一个理论，可以轻松解释这些费解的事，就是邪灵说——之所以中国会发生这些事，是因为邪灵穿上人的皮囊作祟。 随着真相越来越多的公开，对毛的评价也越来越两极化：一极是历史伟人，另一极是超希特勒、超斯大林的罪人。然而长期以来，这两极评价都不能熨帖我对毛的感觉。找到邪灵说之后，我对毛的感觉着地了——毛是伟人，也是罪人，更是牺牲品。他一生，打败了一切政治对手，害死几千万人的性命，真正做到了莫之与京、莫之与毒，登峰造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俨然一个十足的伟人；然而他的登峰造极是倒向的——头朝下地登峰造极，最后他的头卡在漏斗状地狱的尖角里拔不下来，仿佛成为罪人中的罪魁。中国历史上不乏罪魁，可是毛号罪魁却是唯一的，诸如土改镇反按比例杀人，正常年景下饿几千万人，大跃进放亩产几十万斤的卫星，文化大革命毁灭一切既有文化，莫不是蝎子放屁——独（毒）一份。问题是，毛的头为什么会倒着卡在那个尖角里？他的统治为什么会那么远地背离普通的人性、理性、常识和伦理？把这一切都归到他个人的心思意念上实在是太表象了。终极的解释应是有一个比他本人强大得多的邪灵附体于他，邪灵穿着毛泽东统治中国，给中国人带来一场旷古未有的摧枯拉朽、玉石俱焚和腥风血雨，害了毛自己，也害了他的人民。 一个土改时被杀地主的女儿，父亲被三枪两刀杀害后，众目睽睽之下把带余温的父亲的尸体背回家，葬在后山，年方十九岁的她，一个黄花闺女，因此壮举被土改流氓脱光衣服乳头挂上石头批斗，想了大半辈子也想不通毛时代的种种违背起码理性和人性的做法。晚年她有一个解释，说毛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只是他是一个爱胡乱试验的理想主义者。这个解释很肤浅，很虚飘，实际上是毛和他的同志都被邪灵充满，他们满口胡言，行为癫狂，成为专门实践歪理邪说的群体。一个土改时全身多处被纺棰打伤，腐烂生蛆，最后活活痛死，终年49岁的地主，几十年后他的孙子对于爷爷的遭遇有这个一个解释：“我不相信共产党这么坏，也不相信毛主席知道我们村有个地主，应该是我们本地人心黑（害了我爷爷）吧。”实际上你爷爷被打死时，无论共产党、毛主席，还是害你爷爷的本地黑心人，都处于邪灵附体的状态。 每个60前的中国人都认识几个地主，因为几乎村村都有地主，地主就是他们的亲戚邻居，地主是怎么发家的，地主的日常生活什么样，他们都很熟悉——地主实在就是他们身边的普通农民，是他三舅二大爷，可是毛却说：“地主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试问地主附属于哪一个帝国主义？是英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抑或日本帝国主义？如此基本的事实都已不讲，毛已不是毛，完全是邪灵在发话，他的嘴已不是他的嘴，而是邪灵的出口。 曹禺的女儿万方有一次提及父亲时写道：“他晚年的痛苦在于想写，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对于曹禺这种现象，有种种解释，然而最终极的解释是尽管他政治上翻身了，但邪灵还住在他里面。西谚云：“弄脏自己窝的鸟不是好鸟。”当下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高级裸官，一面在中国拼命捞钱，糟蹋中国，一面随时准备弃窝逃跑？无他，邪灵附体了。还有张召忠先生评伊拉克和利比亚，不也是被邪灵穿上了吗？ 发现邪灵说以后，我以前的许多体验变得透明了。比如在华盛顿看白宫，在伦敦看白金汉宫，我都感觉好似在看一个大熊猫笼子，有趣、轻松、无危险；可是每次我走在北京中南海外的府右街上，感觉却完全不同，非常压抑，仿佛危险随时会从门里窜出来，从墙上翻过来，扑向路人，令人毛骨悚然、栗栗危惧。中南海为什么会给我这个体验？过去说不清，很混沌，现在很容易解释，因为几十年来中南海里盛满高浓度的邪灵，氤氲，骀荡，涌动，其气场攫人魂魄，如《圣经》所言：“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再如北京大学，多美的校园啊！可是从来每次在园子里走，我都有一种被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笼禁着的感觉，使我不得开心舒展。过去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了，是邪灵。日前李克强副总理访问香港，去一趟香港大学，引起轩然大波，校长一再出面道歉，让人觉得港大真阳光，人气真旺啊！反观北大，前不久一个老右派校友70多岁的阎桂勋在校长办公楼竟被保安打伤，如此阴行恶状，没有人的影子，实在不好解释，现在很容易解释了，是邪灵穿着北大校长在北大做主做王。                               2011-8-30北京   目  录 ———————————————————————————— 钢琴教授许路加…………………………………………许济华（05） 地主婆之死………………………………………………贾 芝（08） 向刘文学哥哥学习………………………………………李云亭（09） 我是地主的孙子…………………………………………王振武（11） 同学贾菊红………………………………………………枫 语（15） 一个地主分子的档案……………………………………斋 主（17） 北京的高干子弟…………………………………………杜晶晶（20） 红河州劳教所……………………………………………李 斌（22） 刘少奇夫妇稻草人陪我示众……………………………杨文培（30） 沈阳皮鞋二厂吴杰………………………………………姜万里（32） 我的姨妈…………………………………………………李 金（33） 大难大忍唐贤辉…………………………………………朱健国（37） 历史反革命大伯…………………………………………布 忙（48） ———————————————————————————— 西风颂   焦国标书 ————————————————————————————       钢琴教授许路加   许济华   许路加1931年6月出生在南昌一个牧师家庭。三岁那年随父母湖边游玩，不小心落水，父母急忙跪下向神祷告，一阵南风吹来，把他吹到湖边。许路加从小喜欢弹钢琴，可是家穷没钱支持他学琴。一位钢琴老师觉得他有钢琴天份，免费教他。 许路加向往到苏联深造琴艺，以出色的成绩考入沈阳鲁迅文艺学院（后改为沈阳音乐学院），这是通往苏联的最佳捷途径。由于基督徒身份和家庭背境，他不能出国深造，也不能代表国家出国表演。在该院任教的萧邦第十代传人学生，波兰华沙音乐学院的霍尔诺夫斯卡主任教授非常欣赏徐路加，收为门徒。1956年，许路加获得沈阳音乐学院授予的钢琴硕士学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第一届钢琴音乐硕士，并被霍教授授为萧邦第十一代传人学生，随霍教授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巡回演奏西方经典钢琴名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教会被封，教堂改为仓库、厕所或学校，许路加的父亲被抓去挂牌批斗，劳动改造，放羊，陪人枪毙，枪声响后，他人死了，他的父亲却活着，如此多达十次，父亲吓疯了，得了精神错乱症。许路加因是牧师的儿子，又是基督徒，被学院的红卫兵捉出来揪斗。家被抄，乐谱被一页一页检查，看看有没有发电报符号，琴键被一根一根抽出来，看是否可以发电报，院子被掘地三尺。那年冬天，学院搞军训，行军路上批斗他，不许穿衣服，赤裸身体在火堆上批斗。红卫兵拿出烧得通红的火钳挨近他的身体，他闻到了汗毛烧焦的气味。 一次学院举行公开批斗大会，红卫兵要他在毛像前下跪敬拜低头认罪。这是不可能的事，毛不是全能的耶稣基督，我绝不下跪。红卫兵被激怒了，死按他下跪毛像，许教授宁死不从。他们用脚踢他的腿腰，用拳头打他。许教授心里祈祷：“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一个红卫兵学生从地上拾起一支一寸半长的生铁钉子，和几个红卫兵把他按倒在地，要把钉子钉在他的人中穴上。一个工宣队的领导担心若钉不死许教授，留下疤痕，于他不利，就叫红卫兵把钉子从他右鼻孔钉下去。许教授心里祷告：“神啊，假如我死了，让你接我去。不死，赞美神。”这个红卫兵学生就从地上拾起一块砖头，将钉子从他的右鼻孔钉了下去，在两颗门牙的牙根之间穿过。牙根破断了，许教授晕死过去。 　　不知经过多长时间，许教授苏醒了，嘴红肿，满身血，也不知那里来的勇气，看到钉在鼻孔上的钉子，竟然自己伸手用力拔了出来，也不知痛疼。他伸手捏一捏自己的大腿，感觉有点痛，知道自己还没有死。披着满身鲜血，肿胀着鼻嘴，许教授爬回自己的家，太太一见，立即晕倒了。  嘴肿不能吃东西，不能说话，牙根破断，他去找一位牙医友人医治。牙医被抓去下乡劳动，只有两个赤脚医生在那里。一看许教授的情形，二人认定他是反革命分子，用绷带把他绑在椅子上，也不打麻药，用钳子拔出两颗门牙的断根，塞块棉花就叫他走。后来那位牙医朋友知道了，说两位赤脚医生用的钳子是错的，拔牙的方法也是错的，很容易发炎，得破伤风死亡。许教授居然没有发炎，两二个星期后，嘴好了。 恶徒还没完，又将他抓回学院里的“牛棚”。许教授在牛棚里继续唱诗赞美神，基督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红卫兵就每天打他，捏他，向他吐痰，不准唱。久而久之，红卫兵一天不打他，他反而更害怕，不知又有什么刑罚对付他；打了，心里反而舒服，一天就安然了。许教授仍然赞美神，红卫兵用胶布十字形封他的口，他就在心里哼唱。每天两餐吃饭时，胶布被撕下，如此下来，嘴破了，嘴上的汗毛没有了，嘴上留下血红的十字架。  红卫兵要他改名，不准叫许路加，因为这是美帝国主义的名字，要改为许文革。许教授坚持不改，红卫兵就用弹琵琶的指甲捏他赤裸的背脊，每捏一下就出现一个血泡。他强忍住不出声，心里哼着“我是基督的精兵”抵挡痛楚。每捏一次，血泡就多一个，强忍着，嘴唇也咬破了，后来有二十多个血泡，也不觉痛。神经已经麻木了，只是不能躺在床上，只能俯卧在床上，也不能穿衣，穿上衣服会痛。那时是冬天，不穿衣服，没有发炎，也没冻坏，而渐渐康复。 许教授不屈服，红卫兵知道弹钢琴离不开手指，就想把他的手指弄断，要他以后再不能弹钢琴。许教授有一种软弱的冲动，想自杀，但这时似有声音在耳边响起，“身体是神的殿”，不可损坏，不能自杀，他跪下向神祷告，求神饶恕。红卫兵用五根竹筷子夹在他的手指之间，先用手捶下去。竹筷子不断，他们手痛，就改用红砖捶。红卫兵哈哈大笑，每捶断一根筷子就唱一句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许路加的手指被捶肿，皮破血流，发紫见骨，指尖指甲也烂了，血肉模糊。红卫兵恐吓说，这事别让人知道，否则杀了你全家。没有医药绷带包扎，太太只能用又脏又破的旧裤子为他包扎，没有上药，血皮与布连在一起。筷子断了，但他的指骨没有断，而且在这种情形下手指最后竟完全痊愈了。今天他还可以利用神赐给他再生的手指，以美丽的钢琴音符赞美神。  　　1983年，许教授和太太调到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后来两次在北京祟文门基督教堂任司琴，为原驻中国大使、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布什先生弹奏《恩友歌》赞美神。1989年8月，许教授在神的恩典下出国，旅居菲律宾，并在北美地区作巡回表演赞美神。1997年10月，许教授以音乐家资格移民加拿大，定居温哥华。许教授说：“我前半生所发生的一切，只是神对我信仰上的考验。耶稣基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我的一切乃是基督胜利的宣告。”        地主婆之死   贾 芝   土改期间，广西发生一起地主婆凶杀案。这个地主婆有一个公公，四个孩子。工作组进村土改后，有一天她拴好大门，拿了菜刀，到上房去杀公公。公公说：“你不要杀我，我自己死!”说罢老头立刻悬梁自尽。这时她的大女儿发现她妈要杀人，就开门逃了出去，边跑边喊叫：“救命啊!救命啊!地主婆杀人啦!地主婆杀人啦!” 地主婆追出门外，没有追上女儿，返回头又把门反扣上，从柜子里把家里的几床新棉被都拿出来，一条条铺在地上，然后动手把自己的三个孩子一个个杀死。孩子吓得乱哭乱叫，她全然不顾。杀死一个孩子，她便把尸体倒拎起来，把血浇在新被子上，箱子上，到处洒。连杀三个孩子，把尸体并排平放在被子上，还把墙上挂的烟叶取下来，在烟叶上也洒满血。她的意思是：你们穷人休想盖我的新被子，我的烟叶也叫你们抽不成！我什么也不能给你们留下！最后，她用小刀抹了自己的脖子，躺在被子上。 广西土改工作队干部宋景山接到凶杀案紧急报告，立即赶到肇事地点。村土改工作组缺乏斗争经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宋景山带一个勤务员到现场看了看，立即下令把全村的地主分子都集中起来，村干部和土改队员也都到场。宋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摆，说：“你们看看，这个地主婆竟然下手杀自己的孩子，自绝于人民。谁要愿意学她，愿意自杀的站出来，老子立刻枪毙他！”没有动静。宋接着说：“现在分两边站，谁要自绝于人民的站过去，不愿顽抗到底的留下别动！”结果没有一个人站过去。           向刘文学哥哥学习   李云亭   “渠江水呀弯又长，有颗红星放光芒。少年英雄刘文学，他是我们的好榜样。”我读小学二年级时，刘文学的事迹传遍全国。他是新中国诞生的第一个少年英雄。1959年11月18日晚，刘文学帮队里干活回家的路上，发现地主分子王云学正在偷摘集体的辣椒。他当即大叫一声：“地主偷辣椒啦！”王见事情败露，拿出一块钱想收买他。刘文学立场坚定，高声叫道：“谁要你的臭钱！”在与王云学的搏斗，刘文学终因年幼力薄被活活掐死，年仅14岁。 刘文学哥哥为了保护集体的辣椒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假如有一天国家和集体财产遭受侵害，我们也应该像他那样舍生忘死！国家和集体的东西再小，也比我们个人的生命珍贵。哪天生产队里的马驹或羊羔掉井里了，我们少先队员就应该毫不犹豫跳进井里去搭救，这叫学英雄见行动。 刘文学是被老地主害死的，其实这老地主并不老，被枪毙时只有37岁。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有个名副其实的老地主，老得走不了路，躺在炕上下不了地，开批斗会时没有精力担当活靶子，由儿子“代父出征”。后来老地主的儿子死了，我们生产队就没有地主分子了，可是到学习刘文学时，老地主的孙子竟又成了被斗的地主分子。他那时20岁出头，刚刚娶了媳妇。我和他弟弟是同学，原来叫他大哥，自他接了爷爷班成了小地主，我们就认定他是坏人，不再叫他大哥了。 现在孩子们过六一，鲜花环绕，鼓乐齐鸣，我们那一年的六一节是在阶级斗争中度过的。“毛主席万岁!”“不忘阶级苦!”“打到小地主!”在这些口号声中，小地主被押进来。也没搭台子，他就站在我们前边，吓得浑身哆嗦。我们低年级同学跟着喊口号，高年级的少先队代表发言，都是念老师写好的稿子，多半是问小地主想不想复辟资本主义。 在学习刘文学的活动中，我们几个小伙伴合计：要看住小地主，一旦他去偷摘生产队的辣椒，我们就喊：“小地主偷辣椒啦！”他要是拿出钱来收买我们，我们当然就说：“不要你的臭钱！”宁肯被他打死，也不让他把辣椒拿回家！这样我们就成了刘文学那样的小英雄！可是小地主并没有给我们创造当英雄的机会，他从来不偷公家的东西。我的同伴们并没有因为他规规矩矩而放过他，在参加队里劳动时，走在路上时，只要一碰面，就有孩子喊：“小地主，大坏蛋！” 懂事后，我心里纳闷：我的这位小地主大哥，土改时还不到10岁，怎样能让他接着戴他爷爷的地主分子帽子呢？后来得知，那一年生产队里饿死了人，是他的亲戚，他这样哭诉：“怎么就活活饿死了，你死得冤哪！”这话传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耳朵里，书记把他叫去警告：“以后不许说饿死了人，就说病死的！”他和大队书记发生争执，情急之下出言不逊，竟说书记“没有人味儿”。就因这句话，书记让他继承了他爷爷的地主分子帽子。 1979年小地主被摘帽，书记怎么也想不通，没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坏人头上没了帽子，队伍还怎么带？“地主富农解放了，咱贫下中农还吃香吗？”可是他阻挡不住改革的洪流。如今老书记已过世，他的孙女嫁给了小地主的儿子，两家成了亲家。乡亲们说：“两家原本就不是仇家，是叫阶级斗争把人忽悠晕了。” ———————————————————————————— 我爷爷是地主，多次遭受残酷批斗，全身多处被纺棰打的方块腐烂生蛆，最后活活痛死，终年49岁。以前学历史，说地主如何如何坏，我便恨起自己的爷爷来，后来多次与当年贫佃农闲聊，得出的结论是爷爷是个好人，死得很冤枉。                                   网 友 ————————————————————————————       我是地主的孙子   王振武   我出生在祁连山脚下洪水河畔的上柴村，爷爷和一位小奶奶是地主分子。<a href="http://www.sanwen.net/" target="_blank">文化</a>大革命的年月，他们干最脏最苦的活，开群众大会时被立在主席台前遭人批斗唾骂，她们的子子孙孙也是理所当然的地主狗崽子，任人欺侮，任人咒骂，任人驱使。 　　爷爷是清末廪生，地道的读书人，民国时与他的<a href="http://fuqin.sanwen8.cn/" target="_blank">父亲</a>一起捐出家里多年集聚的钱粮物资，折合资金三万圆，建修了上柴村最早的学校（鹿上号保第二国民学校）。民乐县县长张声伟专门树立一块“鹿上号保第二国民学校建修纪念碑”，以褒其功德。爷爷先后在金山书院（洪水小学）、五圣宫等学校教过书，担任过民乐建县以来的第一任督学。土改时，教书的爷爷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从此以后，爷爷再没进过学堂，更不用说执教传道授业解惑了。他本来写得一手好书法，如今也派不上用场子，连给自家门上写对联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有一年<a href="http://chuntian.sanwen8.cn/" target="_blank">春</a>节，我家大门上的春联横额是“提高警惕”四字，这是毛语录中的话。驻村工作组的人责难说：“地主分子提高警惕想干什么？要反攻倒算？”爷爷只好<a href="http://xiangxinziji.sanwen8.cn/" target="_blank">自己</a>臭骂自己一顿表示悔改，并摘除了“提高警惕”门额。解放后的二十多年，爷爷写了一份接一份的检讨书和决心书。他不仅要把自己的检讨书和决心书写得工工整整，还要把不识字的小奶奶的检讨书和决心书代写得工工整整，以此表明自己接受劳动改造的诚恳态度。 下<a href="http://www.sanwen8.cn/zhuanti/19_Index.html" target="_blank">雨</a>下<a href="http://www.sanwen8.cn/zhuanti/4_Index.html" target="_blank">雪</a>，年头节日，冬季农闲，广大贫下中农都在家睡大觉，谝闲传，玩牛九牌，地主分子们还要干<a href="http://yongheng.sanwen8.cn/" target="_blank">永远</a>也干不完的活，使东不敢往西。爷爷奶奶们不但要把庄户大院里的院落打扫干净，把垃圾或积雪清理掉，还要冒着严寒带上工具，把大队办公室和院落里的垃圾和积雪清理干净。大队里所有码煤块、掏厕所的工作都是地主分子尽义务完成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洪水公社迁新址，我爷爷六十多岁了，照例是做义务工挑重担的劳动力。有一天推架子车，冷不防被撞住胸口，顿时口土鲜血。实在无法支撑了，才请假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是肺叶破裂，急需住院治疗。钱花了一大堆，都是亲戚想办法解决，公家没给一分钱，连起码的关心和问候都没有。七十年代中期，上柴学校迁新址，小奶奶已六十多岁了，一个小脚老太婆，有一天义务给学校刮椽子，突然几十根檩条和椽子倒下来，压在她身上，疼得哀号不止。后经医生检查，腰椎砸断，下肢瘫痪，成了废人。家里穷得无钱医治，大队学校又不给一分钱，奶奶忍着剧痛和心酸，在病榻上艰难地度过五六年，最后抱憾终生郁闷谢世。  爷爷的一个远房堂弟是大队贫协主席，家里穷得叮当响。他没文化，人又愚钝，缺乏主见，闲暇时常到爷爷家喧谎聊天，少不了在爷爷家抽烟吃饭。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贫协主席的乌纱帽不明不白被撸掉了。也许是受别有用心的人的教唆，我爷爷在主席台上过堂挨斗时，这个弄丢贫协主席乌纱帽的堂弟打得最狠斗得最凶，说因受我爷爷拉拢腐蚀才丢了贫协主席的乌纱帽。 作为一位拿出家产三万圆为村上建修学校并亲自执过教鞭的善人、师长，爷爷理应受到庄户人的尊敬。可是在那年月，爷爷却遭到自己的学生的殴打和唾骂。每次挨批斗时，一位姓张的学生除了给我爷爷戴高帽子、打斗，还往爷爷身上抹糨子，吐唾液，打斗得最狠毒，辱骂得最厉害。他给我爷爷造成的心理创伤，爷爷至死都没忘，不肯原谅。 当时生产队大力号召积肥，<a href="http://dongtian.sanwen8.cn/" target="_blank">冬</a>闲时家家户户都把平时起早贪黑捡到的牲畜粪用筐运到肥料场，论斤计工分。滴水成冰的季节，一些贫农家庭运来的积肥冰块多粪便少，生产队长却不敢说一句斥责的话。我爷爷运来的肥料很少有冰块，可是生产队长还是挑剔责难，说泼了水了，冻成冰块了。无论你干多好，他们总能找借口挑毛病数落你，斥责你。 　　我的父辈和年龄大一些的哥哥们也同样遭受不公正对待。我的一个伯父，本是民乐县第一个大学毕业生，最初在民乐一中教书，由于成分不好，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一个叔父，大学毕业后由于成分不好，没敢回老家，远走玉门教书。在玉门，叔叔的教学水平和书法艺术都是顶呱呱的，可是因成分不好，虽然身材高大一表人才，却找不到对象。他<a href="http://cengjing.sanwen8.cn/" target="_blank">曾经</a>教过的一个女生，非常崇拜他，死活要嫁他，最终还是被<a href="http://xiaojing.sanwen8.cn/" target="_blank">父母</a>棒打鸳鸯散。直到过了不惑之年，这个叔叔才与一个死了丈夫的小学教师成家。由于二人性格不和，加之文革期间遭受折磨，叔叔英年患上肝硬化，过早辞世了。 另一个叔叔天性倔强，不愿忍受责难，常与生产队长顶牛，难免招来队长诅咒和臭骂。悲愤和郁闷忍无可忍，这个叔叔便大着胆子犯了一次不可饶恕的错误，案发后被公安局逮捕法办，遣送到一个石膏矿接受劳动改造。叔叔有文化，新技术接受消化快，改造<a href="http://www.sanwen8.cn/zhuanti/29_Index.html" target="_blank">时间</a>不长便成了矿上的挖掘机操作能手，赢得了管教部门的重用，立功减刑。刑满释放后，矿管委留下他，录用为正式技术工人。不久，老大不小的叔叔还找了一位<a href="http://qingchun.sanwen8.cn/" target="_blank">年轻</a>有文化的姑娘为妻。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同样饱尝了地主狗崽子的辛酸和屈辱。小时候我就不清楚地主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更搞不清自己怎么就糊里糊涂地生在地主这个倒霉的破家。随着年龄增长，加之地主狗崽子时不时遭受嘲笑和谩骂，我才深深感到地主家庭是十分不光彩的。到了上学年龄，每当开校报到时，老师照例要问出身成分，我就不由自主地将头耷拉得低低的，不敢正眼看一眼老师，有气无力地从口中挤出“地主”一词。声音之低，老师几乎听不清楚，甚至要问两三遍我才能将“地主”二字发清楚。每到开学报到时，我是多么希望老师不问我的成分就把“地主”二字写在报到册上啊！可是这点可怜的愿望实现起来实在太难。 最让我难以承受的是我爷爷和小奶奶在台上佝偻着身子挨批斗而我们学生在台下坐着受教育的那种不光彩的场面。每当爷爷和小奶奶等分子们佝偻着腰耷拉着头被立在台上挨批斗时，全校学生的眼光几乎全都聚焦在我脸上，顿时我也变得狼狈不堪，脑袋几乎要耷拉到裤裆里，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这样难堪的场面每学年都要经受两三次，久而久之我变得胆小如鼠，几乎不敢和其他同学吵口打架。偶尔与人吵了打了，让老师评理，十有八九是我没理。偶尔不小心出点差错，老师批评时总忘不了要骂一声“地主家的坏蛋”。读三年级时，从上海插队来的一位女知青给我们上音乐课。有一天，我不小心把自己的板凳弄得咯吱咯吱响，知青老师气愤地走到我面前，顺手打我两巴掌，并命令我立起来受训。当得知我是地主狗崽子时，她训斥得更凶了，甚至说：“我说你怎么这么捣蛋，原来是个地主娃。”这一经历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到死都不会忘记。   ———————————————————————————— 去年冬天，村里最后一名地主，79岁的曹玉林，死了。至此，我们村里作为“分子”的地主当事人就全部死完了。曹玉林是多大一个地主？每年收租8石稻谷的地主。在我们家乡，1石黄谷大约重330到350斤，8石谷最多也不过2800斤。曹玉林的父亲在外谋生，曹玉林尚小，家里就把8石谷的田地租给别人耕种，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属于“不劳而获的寄生虫”阶级。年收入2800斤谷这样的家庭，你可以想像他家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思想意识是怎样的，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他能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吗？根本不可能。实际是，他不节衣缩食精打细算随时就有断炊挨饿的危险。说白了，他过的就是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土改时曹玉林18岁，按政策刚达到划为地主分子的年龄线。他的父亲因参加土匪被镇压，共产党对地主分子的一切待遇，清算、没收、斗争、绳索、捆绑、棍棒、掛黑牌、游街、训斥、辱骂，都由这个刚刚够格的地主来“享受”。大救星给他的就是这样的日子，而且一过就是将近30年。8石租害他一生又祸及子孙，这究竟是地主的罪恶？还是共产党实行的制度的罪恶？      陶渭熊 ————————————————————————————     同学贾菊红   枫 语   我的同学贾菊红大我一岁，她有个弟弟，叫贾晓红，小我一岁，从小我们两家就住邻居。文革期间，她家因是地主，她的爷爷每天被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戴上一顶用钢筋做骨架、白纸糊的一尺多高的高帽子，上写“打到地主分子贾XX”，拉到村里狭窄的街巷游斗。街巷墙壁上贴满红纸、白纸标语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地富反坏右！”“社会主义好！”“打倒万恶的旧社会！”她的爷爷周围拥挤着很多人，一边推搡一边高呼：“打到地主分子贾XX！”“让贾XX永世不得翻身！”呼声震天，群情激奋，有人甚至朝她爷爷扔砸砖头瓦块。游斗完了，又被拉到学校教室继续批斗。教室的讲台上放一个凳子，“站上去！”红卫兵和造反派厉声喝道。她爷爷有点倔强，站在那里不动，有人便解下身上的武装带狠狠抽打他，另有几个人把他架上凳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红卫兵高声朗诵毛语录话音未落，就有人狠狠用脚把凳子踢倒。扑通一声，她爷爷摔倒在地。人们再次把他架上凳子，腿在凳子上颤抖，有人再次把凳子踢倒。如此几番站上去摔下来，六十多岁的老人被摔得鼻青脸肿，已站立不起来。看着爷爷遭受如此折磨，她和她的父母都不敢哭出声。 那时年幼，贾菊红没发现她的爷爷和父母同其他孩子的家长有什么两样，可单单为什么自己的爷爷挨批被斗，自己的父母要受欺侮？她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如果爷爷是那种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恶霸地主，就像课本里半夜鸡叫的周扒皮，是该狠狠批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可是自己的爷爷是个善眉慈目的老人，听人说从没欺负过穷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他呢？ 贾菊红上小学时，文革余风在延续，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孩子还在承受政治带给他们的屈辱。贾菊红和她弟弟经常遭受同学欺负，被他们撵着喊：“打死你个地主狗崽子！”我们的学校离村三四里，在一座破庙里。晚自习放学回家时，那些坏学生鼓动其他学生不能和她姐弟结伴回家，而且要他们姐弟不得和同学走同一条路回家，他们必须绕道走更远的路回家。两个只有十岁左右的孩子，在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常常害怕得哭着回家。也许是看他们被人欺负于心不忍，也许是同病相怜，而且我们俩家还住邻居，后来我不顾那些坏学生的恐吓，成为姐弟俩回家路上的伙伴。我们相伴上下学，直到读初中时学校搬到我们家门前。 贾菊红的姑夫是河南省焦作市毛巾厂的劳资科长，学校毕业后她被招工到这个毛巾厂，成为同学中第一个参加工作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几年以后，贾菊红全家都迁到焦作市，离开了这块曾经让家饱受欺凌、伤痕累累的地方。 ———————————————————————————— 曹继先土改前是我们村的一个地主，和我家有点亲戚关系。其实他是一个机匠，用古老织布机织布的工人，时常扛着笨重的木制织布机走东家串西家上门服务，靠着“唧唧复唧唧”的日夜操劳，收取血汗钱养家糊口。由于他经常在外织布，就把祖上留下的20石田地出租，这就成为“剥削者”，土改时划为地主。农民们认为他还是靠劳动为生的，因而给他一个“劳动地主”的称呼，想叫他少受一些皮肉之苦。理论高深的土改工作队长却予坚决批驳：“所有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哪有什么‘劳动地主’？”于是这位作手工的地主就不能不与一切地主一样照单全收大救星毛主席赐予地主阶级的一切“幸福”了。                      陶渭熊 ————————————————————————————           一个地主分子的档案   斋 主   三年前我从网上买一份原始档案，是一位名叫李德贵的地主分子的摘帽档案。档案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申报材料和法律文书，包括：1、摘帽、撤管呈批表（1979年2月）；2、五类分子等级表（1978年3月）；3、地富反坏分子摘帽通知书（1979年3月）；4、红星大队第一生产队关于四类分子的评审材料，其中有1965年的《新划、新戴内部审批签》、关于逃亡地主分子李德贵的材料综合报告（6页，1965年4月15日）、关于李德贵材料中尚需查补的几个问题（2页，1965年4月26日）和补充说明（1965年4月30日）。 第二部分是调查证明材料，包括：1、关于红星一队地主分子李德贵的摘帽鉴定（1979年2月8日）；2、关于地主分子李德贵评审摘帽座谈会记录（1979年2月6日）；3、1978年3月红星大队给公社党委的鉴定书；4、1978年3月座谈记录；5、1965年4月至6月给李德贵戴上地主帽子的各种证明十五份；6、1965年4月对李德贵斗争大会记录（5页）；7、1965年红星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调查登记卡片；8、农村机关四清运动退赔清单（1965年4月）；9、审讯笔录（3页，1965年4月13日）；10、本人历次交代，共有从1964年到1979年的交代书、坦白书、认罪书、自传、检讨书8份。 第三部分是其他材料，包括：1、关于剥夺李德贵的选举权利的材料（1978年5月）；2、1978年5月《选举权呈批表》（剥夺选举权）；3、1976年《四类分子年终评审登记表》；4、1965年《四类分子登记表》（2份）；5、1974年《五类分子评审登记表》；6、1973年《五类分子评审登记表》；7、1965年“红星大队对四类分子的包夹名单”；8、1965年红星一队平（贫）下中农关于地主分子谢代秀（李德贵之妻）评审材料（1页）；9、1965年红星一队平（贫）下中农关于地主分子张家炳评审材料（1页）；10、1965年红星一队平（贫）下中农关于地主分子李德贵评审材料（1页）。 档案很详细，根据其内容，主人公李德贵的生平（1979年以前）大体如下： 1918年李德贵生于沙市文星楼，本姓刘，兄弟5人。父母无法养活众多孩子，被送给李茂珍，改名李德贵。七岁至九岁读书，九岁至十五岁在家帮养父干活。1934年16岁，开始在沙市许多地方打小工。1938年20岁，经人介绍到松滋县上陈乡郭上昌家做上门女婿。到郭家时，郭家只有母女俩，未完婚，郭家女儿病逝，被收为儿子，改名郭雄九。郭家有地水田20余亩、田10亩，雇人耕地。1939年21岁，由郭家做主，娶杨林市谢代秀为妻。1939年至1944年做生意，主要是打烧饼、扎（炸）麻花、油条，请过一个师傅和一个小工，日本人来后做生意的房屋被烧。1944年至1946年，继续租房做打烧饼、炸油条的生意。1947年至1949年，由妻子谢代秀之兄介绍，到松滋县纸厂河镇当征收员，后又在杨林市镇当税收征收员和税务主任。1950年回沙市张家沟（即后来的红星大队）父亲家（养父），土改时被划为小商贩。1951年在家帮父亲搞小生意，是年，入赘的郭家的叔伯兄弟郭锡九、郭恒九、郭平九，以及妻子的兄长谢代美、谢代玉被共产党镇压。1952年在当地白庙子小学教书。1953年在江陵县粮食局做统购统销、收粮工作。1954年当地发大水，在沙市做小菜贩子。955年至1956年，在张家沟生产。1956年下半年起当初级社会计。1957至1959年当高级社会计。1960年到和平渔场做会计。1961年调回大队做会计。1962年起下放回家生产。1964年，四清运动查出有贪污问题。1965年，47岁，被划为地主分子，戴上地主分子帽子。1965年至1978年被管制劳动。1979年3月，61岁，被摘掉地主分子帽子。 纵观李德贵的前六十年，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入赘到郭家做上门女婿，是导致其后来被划为地主的主因。1951年镇反运动，郭家有三人被杀，郭氏家族显然是当地的“恶霸地主”。第二，李德贵在郭母张罗下，娶谢代秀为妻。谢家也是地主，镇反时两个妻兄被杀。第三，1950年李德贵携家人回到养父家，姓名也由郭雄九改回李德贵，划分成分时被划为小商贩。第四，六十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1965年李德贵被江陵县人民政府划为地主分子，妻子谢代秀也一同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第五，1979年，李德贵经群众评议，沙市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于3月2日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开始过上平常人的生活。李德贵这六十年，两次改姓，辗转三地，当过小工、做过生意、干过国共两党政府的干部（税收主任、会计），最后被戴帽、摘帽。   ———————————————————————————— 中共军队开进成都时，没有鲜花、口号、标语的夹道欢迎，春熙路上的商铺生意兴隆，茶馆里人声鼎沸，电影院前人头攒动。人们普遍以为，就像从满清到民国，日子照旧过。大北茶厅的胡老板就说：“国民党在这儿，我喊蒋委员长万岁；共产党来了，我喊毛主席万岁，有啥子害怕的嘛！”不久开始镇反，胡老板被拉到昭觉寺墙外的树林里敲了“砂罐”（枪毙）。当年的镇反积极分子、作家铁流目睹了胡老板的被杀：半边脑袋不见了，铁丝勒过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见。昭觉寺的老和尚告诉我，每天一批批地枪决，白花花的脑浆溅满草地，鲜血把泥土变了颜色，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根本没法念经打坐。镇反被害者几乎都是无辜的人，胡老板就是一个。他为了过当官的瘾，花钱买了个国民党调查员头衔。中共号召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主动自首，胡老板第一时间跑到派出所登记。他误以为这样就解脱了。辛亥革命元老夏之时也是一个。夏曾任成都革命军总指挥，蜀军总司令，30年代退出政界，回家乡合江，潜心研究佛学。中共杀他，为的是凑够毛泽东下达的杀人指标。                                 张 朴 ————————————————————————————————       北京的高干子弟   杜晶晶   1966年7月的一天早上，几个“红孩子”突然雄赳赳气昂昂地闯进学校播音室，通过广播杀气腾腾地向全校的狗崽子宣战：“狗崽子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今天，我们红五类革命后代，不仅要专你们老子的政，现在还要专你们的政，要把你们老子和你们统统打翻在地并踏上一万只脚，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你很难相信那些充满愚昧狂妄和血腥气味的话语竟出自这些十几岁中学生之口，而他辱骂的对象竟是昨天还在一起学习、玩耍的自己的同学！ 宣战书通过扩音器传到每个教室，红五类们开始左顾右盼，寻找自己的盟友和斗争对象；黑五类学生则人人面有惧色，惶恐不知所措。后来，教室黑板上涂满辱骂黑五类学生的口号、漫画，他们的课桌也被人写上“狗崽子”并打上叉。他们必须接受红五类同学的质问、斥责、嘲讽、谩骂，站在人前交代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反动罪行”，甚至被剥夺了上学校的权利。有几次，红五类学生围堵在我们学校门口，仅留一个小缝隙，每一个进校的学生必须报出自己的出身。如果是黑五类同学，就在一片“滚蛋”的哄骂中被轰出门外。我出身于职员家庭，虽不在黑五类之列，但我很理解那些黑五类同学们的境遇和心情。那种在众人面前被斥骂却不能有任何辩解的人格侮辱，必将深深烙在那些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永难磨灭。 北京一些中学生里的高干子弟组建了东城纠察队、西城纠察队等，是类似于希特勒的冲锋队的法西斯组织。他们在学校里设立“劳改所”，随意将一些黑五类学生抓到那里关押折磨，施以惨绝人寰的酷刑，很多人死于非命。北京六中的劳改所最为可怖，纠察队员们蘸着受害者的鲜血，在墙上写出“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每个字有拳头大，殷红的人血顺着墙向下滴淌，让人不寒而栗。在那里第一个被活活打死的是曾对血统论提出异议的该校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打死王光华的人，有的如今已经身居要职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告诫我们：“一个忘却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让我们永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认真思索它为什么会那样发生的社会政治根源，并最终将这根源铲掉。   ———————————————————————————— 我读小学和初中时，有一个同学叫陈隆富，比我大7岁，个头也高我许多，已经是一个青年。那时小学生都穿草绿色童子军装，中学生流行麻灰色学生服，头上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脚穿白底青布鞋，可是陈隆富却剃光头，打赤脚，穿着将土白布用土法染成蓝色的粗布长衫，即使最寒冷的冬天也只穿一双竹麻鞋（用嫩慈竹在火上烤软后撕下表层纤维织成的）。这样的打扮在同学中显得有些另类，但大家并不嫌弃他，因为他人很好，和气，力气大，爱劳动，使用锄头能够左右开弓，挖土又快又平。上劳作课时，他代我等小同学和女同学完成任务，大家都很喜欢他，并且同情他家境贫寒。 有一次他父亲到学校来看他，我一眼认定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粗手大脚，头上包着家乡农民长年包着的冬季御寒、夏天擦汗的白布帕，身上穿的也是蓝色粗布衣，脚上一双草鞋，一副面孔长年累月脸朝黄土背朝天勤劳耕作的农民模样。1951年冬天土改斗地主，有一天我看见台子上跪着一个衣衫褴缕神情凄惨的地主，双手姆指被细麻绳密密匝匝地捆着，姆指中间楔着一个木楔子，一个农民正用石块狠狠向下打击楔子，痛得那地主撕心裂肺跪地求饶。我大惊失色：那不是陈隆富的父亲吗？后来才知道，陈隆富家竟是地主，因有10多石田地出租。   陶渭熊                      ————————————————————————————                  红河州劳教所   李 斌   反右运动中，我在屏边县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且“情节严重”，加“态度恶劣”，被开除公职，押送建水县王家庄红河州劳动教养所劳动改造。几个刑满留队人员被安上“生产委员”的头衔，负责监督新来的劳教右派。生产委员黄应东满嘴脏话，女劳教右派肖XX实在难忍，抗议道：“黄委员，请你说话干净些！”黄应东立即暴跳起来，指着肖的脑门大吼：“什么干净不干净？你妈的B，烂婆娘，你还敢这样对老子讲话？老子今天就抹抹鸡巴甩你两巴掌！”肖受到极大侮辱，压不住心头怒火，大声斥责对方：“流氓！”黄冲上去扬起巴掌重重打在肖的脸上，接着还想打第二、第三下，其他劳教人员纷纷大声喊：“不能打人！”黄才将扬起的手放下。 黄应东恶人先告状，管教干部白中队长为黄撑腰，立即召开田间地头批斗会。肖被叫出来，站在人群中央，黄当面撒谎：“劳教人员肖XX，天天干活磨洋工，今天挑水浇苗，一桶只装一瓢多一点点，我批评她几句，她不服，还出口骂人，我忍无可忍给她一巴掌，旁边几个劳教员就大喊大叫地为她帮腔，他们就这样不服管教。”未等黄说完，白中队长便怒气冲天抢过话头吼道：“他妈的B！挑水一桶只装一瓢多一点点，我把鸡巴打打胀都挑得起来，还批评不得，有人还敢帮腔！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造反，嗯？”劳教人员深感受到极大人身侮辱，肖则脸色发白，呼吸急促，全身痉挛，倒在地上。那些生产委员们声嘶力竭地叫道：“她装死！”“耍死皮！”“站起来！” 肖XX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才貌双全，从此变成疯子，不知梳洗，语无伦次，时笑时哭，时而狂吼乱叫：“我要到北京天安门！”“毛主席万岁！”“蒋委员长万岁！”劳教当局、妇女分队长和生产委员们继续加害肖，说她装疯，呼喊反动口号，唆使人随心所欲地拳打脚踢她，捆绑吊打她，悬在空中荡秋千，最后竟将她逮捕“法办”。神志不清的肖XX，在宣布逮捕她的大会上还对着提绳子来捆她的公安人员发笑，而且笑得那么自然，那么甜，直到被绳索捆绑得本能地感到疼了，才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为了配合社会上开展的各种运动，或为了掀起生产高潮，更主要是为了迫使劳教人员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劳教当局常常用逮捕法办“让你升级”的办法制造高压气氛。在被逮捕的劳教人员中，有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吃食物而被认为是蓄意破坏党的粮食政策的，有锄草不小心锄断禾苗或走路摔跤将水桶摔坏而被认为是破坏生产的，有实在太累太困倒在地上一时起不来干活而被认为是抗拒改造的，有对劳教所的恶劣处境忍不住发几句怨言而被认为是煽动反对共产党的。被逮捕法办的反剪双手被带走，其他劳教人员则陷入无休止的心灵折磨之中，人人都要触及灵魂做自我检查，坦白交待，深挖思想根源，然后展开相互检举揭发，批判斗争。肖XX被逮捕之后，当局严令为肖XX帮腔、顶撞黄委员不服管教的，所谓“同情现行反革命分子肖XX”的，不仅要坦白交待，还要写书面反省，反省书必须经小组、大组通过，认识不深刻的打回重写。 　　没完没了的坦白交待、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都伴随着人格侮辱，肉体伤害，而且以权力迫使劳教人员是非不分，皂白不辩，善恶颠倒。如此心灵折磨、精神摧残，使得一个个还想守住做人底线的劳教人员深感生不如死！段跃文原是河口县卫生院的医生，因医术精湛，为人诚实，被发配劳教，在劳教所仍被安排做医务工作。段医生在劳教所处境相对较好，却在一个夜晚睡在床上，蒙头盖好被子，用刀片切断动脉自杀。第二天，人们抬尸体时发现，他用水笔在自己的肚皮上清楚写下两行字：“是非不分断难同流，含冤负屈了此一生。” 在红河州劳教所这座人间地狱里，被迫自杀的不止一个段医生，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我不懂使用刀片切腕自杀，而是抢过一位监督我写反省交待的专案人员的水果刀，往自己脖子上狠刺了两刀，欲刺第三刀，被那位专案人员死死抓住，虽血流如注，最终被抢救过来。 在荒诞的大跃进时期，红河州劳教所当局责令所有劳教人员必须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到“头可断，血可流，双千斤不可丢”。为放农业卫星，他们把劳教人员赶出去，连续一个又一个的“苦战八天八夜”，大造肥料，深翻土地，播种包谷、大豆、花生，务要实现“开门红、日日红、月月红、满堂红、红到底”。劳教人员们用汗水种出各种农作物的禾苗，当局命令通通铲掉，要“挖掉穷根栽富苗”，改种红薯，说是红薯能高产，可以确保农业卫星上天。于是劳教人员不得不“苦战十天十夜”又一个“苦战十天十夜”，去铲除上千亩的禾苗，重新翻整土地，大造肥料，再到处去采摘贵如金子般的红薯秧。 翻整土地时，先深挖地，施厚厚一层肥料，盖上熟土，再理成红薯墒子。大造肥料时，劳教人员被赶上山铲草皮、烧火土，满山烟雾腾腾，一座座山被烧成光头。这时不知哪位权威专家说，用头发作肥料其肥效无与伦比，于是劳教人员不管男女，都不得不将头发剃下来作肥料：“愿不愿意将头发剃下来作肥料，这是对放农业卫星、对大跃进的态度问题。”劳教人员们，包括那些向来十分珍爱自己长发的女劳教人员，谁敢在“态度问题”上犯错，于是通通成了尼姑和尚。 如此折腾了大半年，劳教人员又奉命开赴石屏燕子洞矿山开采铁矿，说是要与全国统一步调，响应全国大战钢铁的号召，放了农业卫星，再放钢铁卫星。开采铁矿，全靠人挖人挑，这边剥离的土方搬去覆盖那边的矿脉，过几天又将搬过去的土方搬过来，去开采那边的铁矿。反复折腾，拿不到矿石，就转入坑道开采。坑道开采，并无规范的安全防护设施，频繁发生的坍塌、漏顶等事故，坑采人员非死即伤，有的终身残废。有一次矿井坍塌，三个摘帽右派死于非命，五个重伤，当局对死难者不作任何抚恤。炼钢炼铁没有炉子，就到处刨人家的祖坟，不管现代的古代的，见坟就刨，取出砖来造炉子。没有燃料就去乱砍滥伐森林，一片片茂密森林统统送入炉子烧为灰烬，一座座青山变成光秃秃的荒坡。 　　在大干苦战的漫长过程中，最为不幸和悲惨的是严重的饥饿折磨。没有一天能真正吃饱肚子的严重饥饿，酿成一幕幕人间悲剧。每天临近早晚两餐饭前都有人倒下，昏死过去。最先死的还有一口用床板拼成的“棺材”，后来死的多了，连这种棺材也没有了，谁死了就用谁的被子、垫单一包，抬出去一埋了之，更惨绝人寰的是把死难者的骨头烧成灰，用作种萝卜的肥料。死难者的遗物，不许家属认领，而是按照先干部、后民警、再摘帽人员的顺序，廉价拍卖。一支派克水笔，价值六、七十元，仅卖十元。一只金壳瑞士手表价值五、六百元，仅卖一百元右右。一些质地上乘的毛呢西服，通通以低得不可再低的价格处理。 　　一时未死的严重饥饿者，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得了水肿病。得了水肿，仍然还要出工，走在路上，只要风稍大一些，随时会被吹倒。评上“先进生产者”的水肿病人，上台去领三元钱的奖金时，二十公分高的台阶都抬不上腿，需要两个人在那里搀扶，帮助抬腿。水肿特别严重的人，被集中到临时用茅草搭建的急救病房进行治疗。凡昏死过去的病号，每天可以得到一碗红糖稀饭（病号饭）。这碗病号饭成了严重水肿病人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昏死者，一碗红糖稀饭下肚，十之八九都能重新活回来。 　　有一位水肿严重的患者，已经不省人事，当医生将一碗红糖稀饭端到床前喊他，并告诉他有他的病号饭时，他竟神奇地睁开眼睛，用尽浑身力气，挣扎着将那碗红糖稀饭吞下肚去。终因病情太重，他的肠胃再也容不得勉强食入的东西，“哇”的一下全吐了出来。邻床的一个病人立即挣扎起来，趴在地上，用手快速将那伴有灰土的呕吐物，一把把抓了喂进自己嘴里。 被饥饿严重折磨的人们，毫无卫生与文明可言，掉在路上的一片黄菜叶，雨水中泡得发胀的皮条，食堂丢在粪草堆上的一个烂红薯，侥幸抓到的一个老鼠、一只虫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吃掉。与我一道来自屏边县的万某，出身书香门第，读过很多书，是一位有着良好教养和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因饥饿难挡，一天在出工的路上碰见一条正快速爬行的麻蛇，立即紧追不舍。麻蛇被追得慌忙，爬进路边一个石缝，万某紧步上前，一把逮住还露在石缝外的麻蛇尾巴。麻蛇拼命往里挣，他竭尽全力往外拽，不知是麻蛇力太大，还是害水肿的万某力气太小，相持好一阵都未将麻蛇逮出来。最后咯嘣一声，麻蛇尾巴被逮断了，万某立即将那截攥在手里的血淋淋的麻蛇尾巴放进嘴里嚼了起来。万某病重期间，我去病房看他，他以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李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就只想能饱饱地吃上一餐饱饭。如果现在在我面前，一边是我日夜思念的妻子儿女，一边是一餐能够真正填饱肚子的饱饭，我只会选择那餐饱饭了！” 一位来自机关的大个子劳教人员，体重原为一百多公斤，后来患了水肿病，体重下降了一半多，最轻时只有三十多公斤。由于个子大，食量大，每餐分得的那点点饭实在填不饱肚子，整天饿得发慌，终因饥饿难当，无可奈何学着去偷。一天夜间，他从干部食堂后窗翻进去，偷吃一些冷饭。劳改当局很快找到他，给他带上一副特别加工的二十多公斤重的大脚镣，还把他关在长、宽、高都不到一公尺的一个地洞——劳教所特设的“禁闭室”，既抬不起头，也伸不开脚，每天收工回来只能像狗一样蜷缩在里面。 两个来自农村的劳教人员，因偷被关在劳教所搭舞台时自然形成的一个地下室，里面既无光线，空气也不怎么流通。不知有多少天，他们既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因为当局把他们关进去后就把他们忘记了。等到当局突然想起那两个人时，打开门进去，两人都已经死了。后死的那一个，竟将那已经发臭的先死者屁股上的肉啃吃了许多。我和另一个劳教人员奉命进去抬他俩，出来时发现死者嘴里还含着一口没有咽下去的人肉。 一个严重水肿病患者，已经病得起不了床，管教干部硬说他耍死皮，强行将他拖起来，准备拖上工地，结果拖到路上便断了气。有一次我们奉命去抬埋一个天亮前就已经硬在床上的死者，邻床的一个病人向我们讲了死者临终前的一些情况。我们将那死者抬出去埋了回来，向我们讲死者情况的那个病人又成了死者。 　　比严重饥饿更为残酷、更为恶毒的是，劳教当局采取各种扭曲人性、磨泯良知的手段，迫使劳教人员箕豆相煎。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魔咒蛊惑下，在他们的欺骗、唆使和逼迫下，人们的理性和良知消磨渐尽，完全失去自决与平衡的能力。管教当局用“争取早日摘掉帽子”，“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等言辞，诱使一个个劳教人员抢啃他们丢出来的一块块“骨头”，让他们为这一块块骨头去撕人，咬人，啃人，直至鲜血淋漓…… 劳教所的最高权力者，教导员兼所长刘发奎，是来自公安系统的干部。此人表面温文尔雅，道貌岸然，一派正人君子模样，内心之卑劣与肮脏却令人发指。正当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的时候，这位刘所长在劳教所里却养尊处优。每天吃饱喝足后，他就背着手到处转悠，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常常盯女劳教员，目光在那几个有几分姿色的女劳教人员的脸蛋或乳房上滚来滚去。他常隐身在通往女厕所的黑暗角落，或供女劳教人员冲澡的屋后高处，偷看女人。每天夜里，劳累了一天的这些女人熟睡之后，他总要借口查夜进入女劳教人员宿舍。一走进宿舍，他先轻轻喊一声：“盖好被子，小心着凉。”借以表示他是堂而皇之查夜来的，即使有人醒着，也不会喊叫。随后他便轻脚轻手走到他心中要“关爱”的对象床前，用手将那女人的被子轻轻提起来，捏亮手电筒，贪婪地窥看那女人的躯体。如果此时那女人醒来，他就装作替她盖被子，口中又小声重复那句话：“盖好被子，小心着凉。”假若那女人一直熟睡，他就在那里看个够，久久不肯离开。 有一次，他拿着一件领口有磨损的衬衣，瞄准缝纫室的人下班正准备离开时，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对他一心想“关爱”的女劳教人员余XX说：“我明早要出差，这衬衣领子烂了，你加几分钟班替我补补。”余虽已猜到刘的意图，可是作为劳教人员又怎敢违抗，心想：等他真正动手了，就拿剪刀自卫，大声喊叫，反正周围都是人。正当余把已经放倒的缝纫机头抬起来，准备开始补衣服时，另一位同在一起搞缝纫的年龄比她大许多的女劳教人员周棣已将此事看在眼里，借故又返回缝纫室。周棣径直走到自己的缝纫机前，边打开缝纫机边自言自语道：“我还有点活，也要加加班。”直到余将刘的衣裳领子补好交给刘，周还在“加班”，致使他失去一次动手的机会。 周棣来自石屏二中，是一位教师，有一定生活阅历，早将刘发奎看破，为了同命运的姐妹们的安全，总想找个合适的机会，给这位刘所长一个必要的忠告，希望他能有所收敛，同时也给患难姐妹提个醒。有一次，趁刘发奎到妇女分队宿舍听取劳教人员学习发言时，她在发言中说道：“所领导，特别是刘教导员，对我们劳教人员非常关心，有时夜深了还要到宿舍来查夜，担心有人夜间不盖好被子凉着，妇女们对此非常感激。但我们有些年轻姑娘，睡觉时最不愿让男人看见，她们认为被男人看见自己的裸体是最不好的事情。所以，为不辜负领导的一片好心，希望到女宿舍查夜的事，最好由妇女分队长去做。”听了周的发言，刘发奎一股怒火涌上心头，但又不便发作，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人性已被扭曲、良知已被磨泯的女劳教人员杨某，从刘发奎那一阵红一阵白的脸上看出他心中难以遏制的愤怒，当即接着周棣的发言说道：“我认为到女宿舍查夜的事该由谁去做，那是管教干部的事情，作为劳教人员无权过问。对所领导无微不至的关心，有的人不思报答，反而妄加议论，这明明是不安好心。”从此，杨某得到刘发奎的格外垂青，刘也从杨后来的不少检举揭发中获取许多可以收拾周棣的口实。周的丈夫叶廷赞，也是石屏二中的教师，在整风反右中夫妻双双遭难，双双被送进红河州劳教所，身边还带一个幼子。夫妻俩虽被处理到一个劳教所，但各在一个队，平时很难见面，抚养幼儿的担子完全落在周棣身上。为了照顾孩子，周有时难免会有所拖累，丈夫叶廷瓒又患上严重水肿，被送到劳教所急救病房治疗，她也要抽时间跑去看望。对此，杨某总要当作周棣消极怠工，加油添醋地向刘发奎报告，周因此挨过多次批斗。不久，叶廷瓒因水肿死于非命，周棣忍不住号啕痛哭。已经被驯化成狗的杨某竟丧尽天良，跑去向刘谎报说周棣借哭她丈夫大骂共产党。刘发奎终于找到置周于死地的机会，立即差人布置任务：“从今天晚上开始，每天晚上都要对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一定要把这个反动透顶、敢于大骂共产党的反革命分子周棣揭深、批透、斗臭！”    ————————————————————————————    《浏阳河》的曲作者唐璧光，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强迫劳动。1957年8月，唐璧光接到电报，妻子难产，便偷偷翻越高墙，星夜奔赴家中。到家时，妻子已产下一个男孩，但他无法享受初为人父的欢乐，天不亮就赶回长沙接受监视。后来，唐璧光被关押到洞庭湖劳改农场。1970年，他被遣送原籍湖南东安县，在师母家中见到自己13年没见面的儿子。妻子已经死去，儿子身有残疾，拄着拐杖。红色作曲家李劫夫，创作有《我们走在大路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歌曲，文革中为毛泽东语录谱曲，是为语录歌。林彪事件爆发，李劫夫受牵连被审查，1976年12月17日因心脏病发作，猝死于“学习班”。       网 友 ———————————————————————————— 金堂县一位大地主的公子，中共请他劝说金堂反共武装放下武器。可是镇反时，那些接受招安的反共武装和劝降人一起统统被枪决。临刑时，那位地主公子只说一句话：“你们共产党不讲信用。”诗人流沙河见证，四川土改时，10多个地主并排跪在少城公园的审判台上，挨个被要求交出钱财。谁斗胆回答没有，身后的解放军立刻对准其头部开枪。从未见过的恐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夜里小孩哭闹不止，父母只消说一声“解放军来了”，马上收泪止声。                     张 朴 ————————————————————————————       刘少奇夫妇稻草人陪我示众   杨文培   1969年冬，大队革委会勒令我们四类分子做义务工（无偿劳动），把民工用的衣被、粮食、柴草以及挖土方的工具用船提前运到水利工地。冬季水浅，木船通过闸门时搁浅受阻。“老四”都是经磨历劫的贱民，脱掉长裤，跳进冰凉刺骨的闸底水道，背拉推拽将船拖出。木船在逆风中颠簸前进，忽然有人冲我说：“小杨啊，你的脚后跟流血！”我侧身一看，跌倒在河岸边。原来在推船过闸时脚底板被玻璃碴割开一道血口，像孩子嘴似的开着，因双腿冻得麻木，没有感觉。苦难的生活已经把我们磨练得像牲畜那样顾不上疼痛。一个同类说：“快把脚板伸出来！让我给你的伤口撒泡尿消消毒。” 北风呼啸、寒流刺骨，皖南丹阳湖工地上红旗招展，民工如潮。那些学毛选积极分子们穿着单衣，挑着二百多斤的重担，走在队伍前头，声嘶力竭地喊着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作为脚板割裂的伤号，我有幸被队长照顾，免于挑担，守在圩堤上用锹将民夫挑上来的土垡铲高填低，保持圩堤平衡和民工倒土畅通。这种活通常只让老弱病残干。一个叫詹声和的干部走上来，夺去我手中的锹，严厉呵斥道：“你个反革命分子！是谁让你投机取巧？你给我滚下去挑土！”有人为我说话，讲明情况，詹横眉怒斥：“你有没有阶级立场？替一个反革命分子申辩是什么后果？”随后这个人就成了水利工地广播站的批判对象。为了避免有恻隐之心的人因我受牵累，我便用硬纸片做一个牌子，上写“反革命分子杨文培”，用针线固定在帽子正面。这样做有两种含义：一、我是反革命，请你远离我；二、破罐子破摔，我是流氓我怕谁。 水利工地上有一个规定：每挑土两个小时便让民工休息十五分钟。休息期间，大部分人拢集成堆，打扑克，抽劣质烟，有些人谈工分，评女人，有些体壮如牛的人则比赛挑英雄方，看谁比谁挑的担子重、土方多。有个叫朱选文的劳模，因挑五百斤上埂头受到北京老毛的接见，还偿给他一床军用毛毯。有的人争当劳模，挑断扁担，挣裂了血管，死于非命。如果你在工地上看到那种形影孤独、衣衫破烂、灰头土脸的人，那无疑就是我们黑四类了。 在如此纷繁的动物世界里，我通常是找一僻静处，背风看书。那天我看的是《西游记》，正看得热闹，忽然有人来到我面前将书夺走。来人是大队革委会主任夏齐珊，他以戏谑的口气挑衅说：“在毛泽东思想水利大学校你为什么不看红宝书？”当时像秦始皇拉夫造长城似的把民工赶去围湖造田被美其名曰兴修水利，又曰办毛泽东思想水利大学校。我冷冷地告诉他：“《西游记》也是毛主席赞扬的好书，你听‘金猴奋起千钧棒’……”他立即打断我的话，无比权威地正告我：“你是个至死不改的反革命！明明是封资修大毒草！你还要狡辩！”说完掏出口哨，满工地吹，嘴里嚷嚷：“大家集合！现在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上千民工被召集过来，夏主任派民兵将我双手背起来，面对民工，宣告道：“反革命分子杨文培不思悔改，胆敢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看《西游记》，明目张胆宣扬封资修，罪该万死！打倒叛徒、工贼刘少奇！打倒反革命分子杨文培！”一时间，水利工地上乌云翻滚，口号声此起彼落。 夏主任发威之后，又宣布无产阶级专政措施：从即日起，每天上工前，休工后，罚反革命分子杨文培在圩堤的埂面上挂牌示众一个星期，每次示众一个小时；只能利用上工前和休工后的时间，不得耽误正常出工。当天下午，水利工地政工组在民工出入的埂面上，用稻草扎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模拟像，给刘少奇戴上访印尼的礼帽，给王光美穿上纸作的旗袍，还用干部食堂的鱼鳔扎成项链戴脖子上，最后给挂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牌子。一切就绪后，专政队给我挂上牌子，让我站在两个稻草人中间向老毛请罪。       沈阳皮鞋二厂吴杰   姜万里   沈阳市地方国营皮鞋二厂卫生所药剂师吴杰，原籍上海，从军队转业分配而来。吴本姓沈，因家贫从小被送给一吴姓地主收养，从此改姓。吴氏夫妇无生育能力，视之如同己出，供其读书学医，后参加人民解放军，转业后安排到该厂做药剂师。 土改后吴家男人了，剩下吴老太孤身一人，在上海不能生存，1962年从上海来沈阳投奔养子。老太太为人随和，爱整洁，邻里关系也还可以，相安无事。1966年八月末的一天，鞋厂一些人勾引来一群学生红卫兵，吵吵嚷嚷冲进吴家，把吴老太用绳索捆上，牵到皮鞋厂一间空屋子里，四肢反绑悬吊到房梁上，距炕面一尺来高。在捆绑和吊起的过程中，吴老太不住叫苦哀求，红卫兵们却不住地打她，打一下问一声：“你剥削农民没有？”吴老太用江浙腔调答道：“是的。”红卫兵你一拳他一掌，不住地拷问，老太太不停地“是的”，哀嚎声令人头皮发麻，心里打颤。 红卫兵发泄够了，打着哈哈走开，临走时吩咐：“没我们的命令不准放下。”吴老太一口水喝不到，一口饭没得吃，屎尿往裤子里拉，不久连呼叫的力气也没有了。如此悬吊了两天，人已经撑不住。一位姓肖的老工人实在看不过，嚷道：“你们谁是管事的？把人吊两天也不给吃的，不是把人整死了？”这时才有红卫兵准许家人送来一点吃的，但是仍然不给松绑，把吃食放在炕面上，距离嘴巴二寸远，喝令老太太自己抻长脖颈够着吃。老太太的养子吴杰，眼看着母亲受非人折磨而不能相救，能不痛心？却不敢吭一声！母亲被折磨至死后，吴杰承受着人性与人伦的双重谴责，背负着懦夫、不孝子的骂名，内心痛苦不堪，从此沉默寡言，几年后患癌症死去。       我的姨妈   李 金   文革期间，我给家乡的县报投了一篇稿《我的姨妈》，不久居然在头版刊登了。编辑为了醒目，还特地加个副题“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过了十来天，正午时分，我收工回来，在门前的稻田边弯腰洗手，见姨妈拄根棍，从狭窄的田塍颤巍巍地走过来。我立刻迎上去，姨妈望着我，脸上漾开笑容，眼里却分明闪着泪花。姨妈掏出手绢揩眼泪，同时像端详一位陌生人似的打量着我。我扶姨妈走进家门，母亲从灶屋迎了出来，姨妈一把抓住母亲的手，淌着眼泪说：“二妹，咱们的幺毛有出息了哟，让我上了报纸啦！” 我小名幺毛，姨妈在夸我呢。然而我的脸却刷地一下红到耳根，心里顿时忐忑不安，像骗子一样感到负疚和羞愧，因为我在文章中编造了谎言。 姨妈是个孤寡老人，住在离我家二十多里外的平安公社。她唯一的女儿嫁到二百多里外的大竹县城，我就成了姨妈最近的亲人，常常十天半月去看望她一次。姨妈是五保户，年纪大了，又是一双小脚，行动不方便，队上从不安排她干农活，让她在家安度晚年。然而姨妈闲不住，常常一个人到庄稼地里拔草，到石盘上帮生产队晒稻谷、摇风车。我每次去看她，门上总是挂着一把锁，好多次都是靠隔壁的雨善大叔指点，才找到她正干活的庄稼地里。正因如此，我才决定写一篇表扬姨妈的文章。 文章里自然而然回忆了姨妈解放前遭遇的种种不幸：姨父被国民党抓壮丁，战死在抗日战场，姨妈无依无靠，带着刚出世几个月的儿子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陪都重庆。为了活命，姨妈忍痛把自己的亲骨肉卖给一户有钱人家，自己以给别人当佣人为生。解放后，姨妈孤身一人回到故乡，分得田地房屋，人民公社化以后，姨妈成了五保户，过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吃水不忘挖井人，姨妈无限热爱共产党和新社会，总是尽力为集体多做贡献，以此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大恩大德。 当时报纸上正在开展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这篇文章正好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被编辑选中，很快见报。但是我在文章中有两处说了假话： 一处是姨父的死。姨父姓鲜名治安，四川渠县三汇人，解放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在三汇镇摆小摊作小买卖为生。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地方政府抓壮丁，姨夫被抓，送到抗日前线参战。姨夫不是战死战场，而是受了伤，脑神经受损伤，导致大脑失常，被送进四川万县的国民党伤兵疗养院，解放后遣返还乡。丈夫生还不但未给姨妈带来幸福，反而成了一个累赘。一切的农事家务，全凭姨妈一人操劳，还得时刻为疯疯癫癫的丈夫担忧。许多次姨父出去拾粪，路过别人院子，往往顺手牵羊把人家挂在房檐下的辣椒或玉米棒取下几串，放在粪筐里提回来，弄得姨妈很尴尬，只好逐家逐户去给别人赔礼道歉。 最令姨妈终日为之提心吊胆的是，姨父一犯神经病犯就胡言乱语，吹嘘自己当年在战场上如何叱咤风云，冲锋陷阵，举刀一连砍下几十个鬼子的头颅，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立下赫赫战功，连升几级，由班长而排长，排长而连长，连长而营长，营长而团长……。这时听的人就像未庄人听阿Q讲城里杀革命党一样，诚惶诚恐，瞠目结舌，而坐在家门口纳鞋底或是正剥蚕豆的姨妈却被吓得魂飞魄散，冲进人圈拉起姨父就走。 姨父犯病时的胡言乱语终于招来祸患。肃反时，姨父被当作漏网反革命抓走了。押送县城途中，姨父突然神经病发作，对着两个押送人员大吵大闹，要回家去。两名押送的民兵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气焰嚣张，不服管制，就用枪托揍他，直到把他活活打死。当地农民就在路边随便挖个坑，草草把他埋了。姨妈只得到政府的口头通知，说姨父在押解途中企图逃跑，被押解人员击毙，就地掩埋。姨父尸骨埋葬何处，姨妈一直不知道。  姨夫这样的历史，自然不能写进文章，我只好说谎，干脆说他战死沙场。 另一处是关于姨妈卖亲骨肉。抗日时，我们一家住在重庆，姨妈带着她的儿子到重庆投奔我们家。正是烽火连天时，日本飞机频频轰炸重庆，母亲生下我。母亲体弱多病，生下我就缺奶。正巧姨妈来了，于是姨妈就承担起同时哺乳两个婴儿的重任。那时我家住在江北区，街坊邻里有一户极有钱的大资本家，知道了姨妈的身世和处境，看见姨妈的儿子长得可爱，多次托人来说要抱养姨妈的儿子。我父母自然不从，然而姨妈却断然同意：“娃儿的父亲当兵去了，生死未卜，我一个妇道人家，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知道能不能把娃儿盘大，倒不如让他跟上个好人家去吧。”从此姨妈就把她的全部母爱倾住到我的身上，常常抱着襁褓中的我跑警报，躲空袭。在我的记忆中，姨妈比母亲还亲，四岁多了我还在吃奶，每晚都是含着姨妈的奶头进入梦乡。直到解放后，姨父从军队归来，姨妈才和我分开。 文章里说了这样的假话，我想姨妈是会伤心的，然而姨妈全不计较，似乎完全懂得姨侄这样写的良苦用心。 姨妈说，那天他们生产队长看了报纸，就在会上当众念了，全队立刻轰动了。穷乡僻壤，有人上了报纸，在庄稼人心目中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巧那天姨妈没去开会，一个人呆在家中。几个妇女去给她报信，她们都没文化，话又说不清楚，只说：“田老母喂，你姨侄给登报啦！”姨妈一听，惊呆了，突然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倒把几个送信的女人吓坏了。姨妈以为我犯了什么法，所以登报了。我中学时几个同学在新疆兵团找到了工作，曾多次来信让我去新疆。那时私自跑新疆被当作流窜犯，是犯法的。姨妈一听登报，就把这件事联系起来了。几个妇女给她解释老半天，又把队长喊来，当着她的面把报纸念了一遍，才把事情弄明白。姨妈破涕为笑，高兴得一晚上未睡着觉。 姨父去世那年，我才十来岁。姨妈到我家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晚上我睡觉后，听到姨妈和母亲窃窃私语，姊妹俩低声哭泣。姨妈小声叮嘱母亲：“二妹子，这事千万别告诉幺毛知道，娃儿还小，别伤了他的心啊！”以后姨妈一直未把姨父去世的事告诉我，独自咽下了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姨父在肃反运动中被活活打死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文革初，我从老家亡命新疆，姨妈送我至巴河边。临上渡船时，姨妈和我挥泪泣别，那次分别成了我和姨妈的永诀。姨妈病死于文革中，上世纪90年代我回乡探亲，想到姨妈的坟上去烧柱香，却寻不着姨妈的坟墓。逢年过节，我只能面对故乡，为姨妈烧一沓纸钱，寄托我对姨妈深深的愧疚和哀思，也寄托我对屈死于肃反中的姨父的悼念和对那个黑暗时代的诅咒。   ———————————————————————————— 石弯脚板是我儿时的同学石明海的祖父，我记事时他已因积劳成疾死去，但他勤俭发家的故事却广为人知，至今流传。他勤劳过人，又极其节俭，靠着身强力壮日夜操劳，耕田种地，喂猪养鸡，卖粮卖谷，卖菜卖柴，流血流汗过日子。由于长年赤足行走，又肩负重担，他的五个脚趾都互相分开，就像柴扒，两个大脚趾因长期用力过度，向内弯曲变形。大家赠送他一个绰号，叫做石弯脚板。石弯脚板精打细算，地里的出产和山上的柴薪都一挑一挑挑到镇上变卖，同时拼命节约吃穿用度。他终年不穿鞋袜，夏天赤裸上身，只穿一条短裤，晚上用松明子照明。为节约盐巴钱，吃盐蛋时不准家人丢弃蛋壳，必须把蛋壳细细嚼碎吞下，因为蛋壳有盐味，丢了可惜。挑着货物去百里外的城里，来去三天两夜，不住旅店，在别人的屋檐下打个盹即可；吃饭时只买饭不买菜，取出随身带的一个盐蛋挑出一些下饭。蛋壳一齐吃下，三天的菜肴就是一个盐蛋。凭着旁人难以想像的勤俭，他积攒下足够的银两，买了30石田地。他死以后，儿子把田地出租，以后就成了地主。  陶渭熊 ————————————————————————————       大难大忍唐贤辉   朱健国   1931年元月6日，唐贤辉出生于四川金堂县隆盛乡大桥村的书香世家唐家院。祖父唐祖永，清末贡生、会元，入学<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7406.htm" target="_blank">国子监</a>。民国初年，唐家五世同堂，有土地500余亩，唐祖永聘请一个秀才任家教，让族中子女个个读书。父亲唐重俭，又名唐慎怀，毕业于成都成华联中，18岁被推举为保正（保长），20岁任联保主任（乡长），22岁任金堂县第八区区长、县督学（县教育长）、第四区督征员及县参议员等职，同时兼任哥老会三山总舵把子。三山指隆盛乡的唐姓、邓姓、陈姓三个山头。哥老会因推动辛亥革命有功，维持地方治安有力，民国政府曾予以嘉奖，其总舵把子皆由德高望重之人担任。 大伯唐重介，1924年广州黄埔军校第六期炮兵专业毕业，为杨森部队新锐，抗日战争期间任职南京江阴，与陈毅联合抗日，诗词酬唱，合影赠照。三叔唐重黔，毕业于成都私立成公中学，去南京就读黄埔军校，途中因水土不适，感染伤寒死亡，时年19岁。四叔唐重责，毕业于重庆工业专科学校，曾经营实业，结婚后留在家乡，出任隆盛乡长。大姑唐伯贤，出嫁金堂淮口名门肖家，姑父肖季良系刘湘部营长。二姑唐慧云，成都艺专毕业，曾在金堂广兴、土桥等地任教。二姑父周愚溪，出生于金堂土桥，毕业于川康农工学院，曾任土桥小学校长、金堂县银行行长、金堂县国大代表、四川省银行董事会秘书长，1950年进入成都革大学习，结业后留用于解放军驻金堂部队政治部。  1950年年初，19岁的唐贤辉拿到成都中华女中的高中毕业证。领取文凭时，她向五星红旗深深敬礼，立志为新政权奉献自己的知识和青春。然而新政权却对唐家院拒之千里，各种运动不断打上门来，征粮要款要批斗。春节还没过完，全家就不得不到外祖母家躲难。家里的粮食、财产全部上交乡政府，分给农民，仍然不能过关。 三月，父亲唐重俭被通知去竹篙区上“学习班”。起初几天，学习班领导态度友善，竭诚欢迎各位乡绅对人民政府交心。四月初，又被通知去县上的“学习”，一去就被关进死牢。1950年12月10日，是唐贤辉一生最黑暗的日子。这一天，她亲眼目睹了儒雅善良的父亲被三枪二刀处决，罪名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反革命罪、恶霸罪”。此时，一个19岁的文弱女学生唐贤辉，却在众多荷枪实弹军警民兵的虎视眈眈下，将尚有余温的父亲尸体从刑场抢背到家里。 1951年正月，唐贤辉去中江县永兴二姨姑家，求永兴小学校长肖远云推荐考教师。她优异成绩，名列榜首，但区长董念台听说是金堂大地主唐慎怀的女儿，不予录取。唐贤辉没有憎恨抱怨区长，而对肖校长和董区长诚恳地说：我出身复杂，应该接受更艰苦的锻炼和考验。三月，永兴小学组织宣传队，宣传大生产运动和婚姻法，肖远云介绍唐贤辉参加宣传队，出演《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刘胡兰》中的刘胡兰、《王秀鸾》中的王秀鸾。她的表演逼真，不少观众潸然落泪。巡回演出结束，董区长见唐贤辉色艺双佳，不断约她谈话，暗示只要顺从领导，口头批判地主家庭，批判父亲的恶霸罪行，就可以出来工作。唐贤辉百依百顺，如愿以偿的董区长问她，愿当教师还是参加县文工团，她流着眼泪选择了前者，她要发扬父亲教育兴乡的遗愿。九月，唐贤辉终于到永兴小学当上义务教师（试用教师）。 1952年初，唐贤辉转正，调到中江县柴山小学任教。暑假期间，她奉命参加遂宁地区第二期教师思想改造班。小组群起围攻她，逼其交待读中华女中时是否参加了蒋经国的青年党。没日没夜的车轮战，实在受不了，只好要什么说什么，可是越说越说不清，一会儿承认是青年党的成员，一会儿说父亲是反共救国军的宣传员。一天晚上，精神恍惚的唐贤辉哭着从三楼跑下去，徘徊在场子中一口古井旁，准备跳井自杀。住在二楼的吉姓秘书（川北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者）听到哭声，叫通迅员把她救回来，开导说：这是思想改造运动，自己上纲重一点没关系，批判一下自己的认识就过关了，并亲自给她起草发言提纲，让其在遂宁地区八县一市教师集中学习大会上发言。唐贤辉依计而行，从批判家庭剥削，到承认父亲参加了反共救国军，是反动宣传员，自己给自己加上一顶顶莫须有的罪名。她没有想到，到头来她这个“深刻改造的典型”只是帮助吉秘书升了官，至于她自己，虽然暂时过了思想改造关，却为以后肃反、反右、四清运动、文化革命系列运动中被反复批斗折磨种下祸根。 1955年，二十四岁的唐贤辉开始考虑成家要孩子，这时她认识了从安岳师范学校毕业分来的青年教师吴应忠。这年寒假，老师集中参加肃反学习，思想改造运动中作为权宜之计胡乱认下的罪（吉秘书对她的诱供），此时成为对她的历史进行大规模内查外调的原因。唐贤辉成为重点审查对象，早晚睡觉都有人监视。有一天，吴应忠偷偷安慰她，说外调人员去她的母校调查，当年的班主任张淡清说她是个好学生，只喜欢文体活动，没有参与其他政治活动，更没有参加青年党。此时唐贤辉发现，这个自己对他完全没有感觉的男人，他对自己却是有情意的。吴出身贫农，政治上安全可靠。1957年5月4日，唐吴完婚。 1957年寒假，全县教师集中县上参加整风学习，由县委宣传部直接领导。运动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动群众，大字报、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第二阶段是大辩论、大批判；第三阶段是解决敌我矛盾、抓右派，如镇反一样，上面按比例分指标到学校；第四阶段是人民内部矛盾整改。丈夫出身贫农，是运动的依靠对象，唐贤辉比一些夫妇双料反属要轻松一些，加上她已有吉秘书诱供的经验，坚决不相信“言者无罪”的诱惑。不管领导怎样鼓励，她都始终不给党提意见，而是大唱党一切皆英明伟大。然而反右一开始，领导就内定她为右派。可是她毕竟没有任何右派言论，最终把她办成内控右派，未成正式右派。唐贤辉为此暗暗庆幸，一个杀关管的子女未能成为右派，这在当时是一个远近惊异的奇迹。 1958年大跃进，县里搞暑假集中学习，对不够右派的唐贤辉进行重点批判，名曰“拔白旗”，要她“向党交心，要十成”，要她“抢西瓜丢芝麻”，“思想暴露得越多越可受到表扬”。有了吉秘书诱供的经历，什么样的运动盛宴她都知道如何对付。无论是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还是大办食堂，大办钢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下乡参加劳动，任何情况下，即使处于饿死的边缘，她都始终高唱“人民公社好”。    1958年5月3日，大儿子吴克勤出生。由于唐贤辉在反右、拔白旗中多次病倒，怀孕期间吃了不少药，孩子出生后竟是哑巴（一直到27岁病逝，一生没说过一句话，最后几年更是卧床不起）。唐贤辉对哑巴儿子倾注了全部的母爱，与对其他三个儿女一样悉心照料，付出数不清的辛劳和泪水。当丈夫不许哑巴儿子上桌吃饭时，她就默默与他在小桌上同吃，许多时候是一口一口喂哑巴儿。在她心中，哑巴儿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见证了反右、拔白旗的惨无人道。1985年哑巴儿病逝时，唐贤辉痛断肝肠，心力憔悴，积郁成疾，乳腺癌上又患了肺癌。　　 1964年四清运动，工作组说唐贤辉属于“四不佳人员”，每天开会冲击、批判她。唐贤辉请孤老太周婆婆带孩子（二子吴克俭，1962年12月28日出生），这个周婆婆常给她死去的男人烧纸钱。热天晒床谷草时，有人发现其床下有冥纸钱两张，立即举报。学校四清小组马上开批判会，说唐贤辉宣扬封建迷信，为封建王朝招魂，为反革命父亲招魂。周婆婆出来作证那冥纸钱是她的，工作组不听，反而动员周婆婆反戈一击。 按照当地风俗，唐贤辉为二儿子拜一个村会计邓云山为保保，工作组批判她拉拢腐蚀革命群众。年底女儿出世，她为女儿取名四清，借以向党表忠心。四清期间，唐贤辉终日以泪洗面，胡乱吃药，导致女儿生来即带先天性心脏病。三个孩子有两个因运动压力造成残疾，这让唐贤辉终身内疚不已。 1966年8月14日，唐贤辉最小的儿子念念（吴学军）问世。起名念念，有两个寓意：表面是响应党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号召，暗寓她念念不忘家族历史真相。10月大串连开始，各地红卫兵组织纷纷来到学校串连，唐贤辉静心忍性，坚决当逍遥派。领导说“要关心国家大事，任何人都不能回避”，她才勉强参加了学校的保皇派组织先锋战斗队，帮助写标语，抄大字报。几天后，因出身黑五类遭到批判，禁止参加各种战斗队。“停课闹革命”开始，多数班级上不了课，唐贤辉教的班还坚持按时上课，结果又受到批判，说她只抓生产不抓革命，甚至是“收买人心”。唐贤辉抱着刚满月的念念接受批斗，打倒她的口号声一响，她就紧抱念念，让儿子的哭声压倒批斗声。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唐贤辉又在劫难逃，成为“三种人”，炮轰她的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将其定罪为反共救国军的特务、青年党骨干、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分子等等。学校组织批斗、围攻，搞车轮战，要她承认这些罪名，不承认就罚跪、团汤圆、架飞机，不准休息，不准睡觉，只能站和跪，搞了七天七夜。大儿子哑巴吴克勤也一起赔跪。工作组指着十岁的哑巴说，这孩子也很不老实，拒不认错，一声不吭，体力还好得很，还要继续升级斗！这样没完没了地折磨，逼得唐贤辉只好将哑吧儿放在家里，带来刚刚几个月的念念陪斗。念念心有灵犀，一听他们批判就大声哭闹，一定程度上为妈妈解了围。 这次运动一开始，唐贤辉的家就被抄搜。她保留的一张解放初的全家照被当成是反革命的新罪证，她保留的一把象牙折叠扇也成了新罪证，使她成为重点批斗对象。这把扇是二姑爷1948年去南京参加国大代表会时给她买的礼物，价值不菲，被抄走，运动后期也无人退还。 1972年，因为林彪事件，政治有所松动，中江县组织部给唐贤辉当时所在的来凤小学领导下文件，称：“原中江县兴发小学教师唐贤辉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历史清楚。”她含泪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至此，长达20年的“青年党嫌疑”被划上句号。唐贤辉工作更加任劳任怨，经常给留校补课的学生买饭菜，上门捐助生病的穷学生，许多学生家长感动得热泪盈眶。1973年以后，唐贤辉年年被评为县、区、乡先进教师，1979年从县级模范升级为地市级模范——内江地区八县一市模范教师。这一年，全国地富反坏右开始摘帽平反，有人建议她为父申冤，要求平反，唐贤辉想了想决定还是继续忍耐。 1980年3月，唐贤辉被评为内江地区优秀妇女代表，出席县妇代会，选为主席团成员，暑假参加内江地区组织的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观光团外出旅游。此后，唐贤辉还被选为安岳县第七、第八届县人民代表。这期间，她创造性地进行小学低年级教学改革创新，其《从农村学生实际出发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一文收入内江地区教学经验选集一书，她热心帮助贫困学生入学的事迹上了报纸、电视。 1984年，儿子念念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高分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儿子要进京读书了，从家到汽车站，长长的五里路，洒满了唐贤辉悲喜交集的泪水，儿子也抱着妈妈放声痛哭。 1985年，54岁的唐贤辉因病提前一年退休，从事小学教育整整35年，其中有22年戴着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 1986年7月1日下午，念念打电话告诉母亲，今天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刚刚举行入党宣誓，唐贤辉惊喜得目瞪口呆，比听到儿子高考当了状元还要高兴——儿子入了党，儿子就彻底安全了！她上街买了一瓶二锅头，连喝两大口——自从父亲被冤杀，35年来她从不碰酒，即使是结婚时，也拒绝了喜酒。可是今天不同，念念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可以不用为最心爱的儿子忧虑了。“念念安全了！全家安全了！”她一遍又一遍狂喊，最后醉倒在床上。 1989年，唐贤辉从电视上和念念的电话中知道了六四的枪声，她庆幸自己当初没有贸然提出为父亲平反。六四的枪声告诉她，在她有生的之年是看不到为父亲平反了。 1994年4月，念念带母亲到北京游览了人民大会堂，品尝了钓鱼台国宾馆的国宴，住了五星级酒店，吃了山珍海味，最后她还平静地瞻仰了毛泽东遗容。对于这个给她一家带来无数冤痛的人，她没有复仇的心态。她觉得，毛泽东可能有一种喜欢胡乱实验的病态，也许其目标真的很伟大，但却偏离实际。以暴易暴，唐贤辉坚决反对。她绕着毛泽东遗体转了几圈，非常奇怪，从外貌看，毛泽东确实是一个身材魁悟的人，但是为什么他就不愿当天下人的共主，而只愿成为一个阶级的领袖？唐贤辉认为是“敌人”和“复仇”这两个邪念使毛泽东犯了崇拜阶级斗争的错误。 2000年9月，身在海口休养的唐贤辉深感肺癌已到最后时刻。犹豫多日，唐贤辉终于打破五十年的沉默与隐瞒，向儿子吴学军讲出了自己家族蒙受的奇冤。她拿出父亲唐重俭那张已泛黄发白的肖像，凝视许久，问儿子学军：“念念，你知道这照片是谁？”吴学军奇怪地答道：“妈，你不是多次说过这是你二叔？”唐贤辉双手捧起儿子的脸，热泪盈眶：“他不是二叔，是你外公，是我爸爸！妈对不起你，骗了你几十年！如若不说是二叔，这张照片就留不到今天！”唐贤辉泪如泉涌，第一次向儿子讲述了父亲被枪杀的真相和家族蒙受的奇冤： “赴刑场那天，你外公衣冠整齐，昂首挺胸，从容不迫，面带微笑，若无其事，好像是赴宴会或出门远行。看到我和贤俊、贤义、贤斌四兄妹，他嘴唇轻轻蠕动，似乎在默诵‘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他脸上毫无怨恨，也没有喊抗议口号。被关以前，你外公就告诉我，他没有错，只是时代变了，需要一些替罪羊。中国的传统，以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却进化为一朝天子一朝民，新朝要大开杀戒，以血洗国，威慑新民。这没有什么，如果此举真能安邦治国，我甘愿做此牺牲。人终有一死，历史将重评这一事件。你外公这样平心静气，大彻大悟，从容不迫，让那些刽子手也放心了，他们没有捆绑他，唯独他没有捆绑，而是让他如走进学校讲课一样，信步走向刺刀。在最后一刻，他深深回望了我一眼，充满了无限依恋与嘱托。 “枪响了，一声又一声！刀光闪了，一次又一次！鲜血飞溅，一柱又一柱！你外公倒下了，我的四叔倒下了，一瞬间我永远失去了两个亲人！一阵天旋地转后，我忽然镇定自若，心里念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学着你外公的模样，从容地一步一步走到你外公身边，拨开热血，背起慢慢冰冷的尸体，学着他的声调，喃喃念诵‘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一路走向家里。当时区武装队都呆了，乡亲们流着泪给我让道。我万分悲痛地将你外公的遗体背回老家，掩埋在后山。说来奇怪，你外公的坟墓现在也一直保持完好，大跃进时多数坟山都被开垦种粮，唯有他的坟墓保留完好。 “我在刑场抢父尸，当然受到了报复。全家五口人，母亲被关押挨打，大弟也关在乡上，二弟八岁，小妹两岁，家中却没有一粒粮食了。为求生存，我用旧布做鞋，上街卖了换粮，两个弟妹帮人推磨、看牛，每天吃点麦麸、粗面。我和一些地主子女一起，由乡武装队带领，白天集中参加劳动，晚上集中受训。在给农民车水、割麦子时，我尽量喝稀饭，省下两个面馍带回家给母亲和弟妹。白天劳累精疲力尽，晚上还要受武装队流氓的折磨，逼我交出金银，经常打得遍体鳞伤。天气变暖，我就脱衣服卖，先卖棉衣，后卖单衣，就这样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 唐贤辉提到“武装队流氓的折磨时”语焉不详，后来唐贤辉的大弟弟唐贤佐回忆说：“父亲被镇压后，我们家成了重点管制对象，母亲受的刑罚难以想像，吊打是常事，一次站在板凳上，头项挂石头，举手弯腰，突然将凳子一掀，她就从凳子上摔下来，右边脸摔烂，肿得不像人样。他们还用海椒熏她，泼大粪在她身上，又灌大粪到她嘴里，更甚者，还把父亲的坟挖开，揭开棺材盖，将母亲的头按在棺材里面。与此同时，更是丧心病狂地折磨姐姐（唐贤辉），在姐姐乳头上吊石块，手段之残忍下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唐贤辉，一个芳龄19岁的未婚少女，竟以在其乳头上吊石块的手段折磨她，真是旷世未闻！就在流氓们在她乳头上吊石块的那一刻，她心中的男女之爱永远熄灭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唐贤辉立志隐忍苟活，要结婚，要生下儿子，要让儿子将来为她传承这一切真相。 关于父亲被杀时的刑场细节和后来家庭遭受的株连，唐贤佐另有记忆： “父亲被枪决那天，阴沉沉的没有太阳。被公审者共8人，四叔（唐重责）也在其中，时年35岁。贤俊哥，姐姐（唐贤辉），贤义，贤斌（四叔的3岁儿子）四人亲临刑场。姐姐指点着告诉贤斌，谁是二爸（唐重俭）谁是四爸（唐重责）。父亲望着亲人，神态自若，面带微笑，摇头示意姐姐不要指点。四爸一直低着头，整个过程父亲一直镇定自若。父亲身上共挨三枪，两刺刀，头上一枪，眼睛被打掉，身上两枪、两刺刀。四爸三枪，头上洞不大，身上两枪。这一伤心事大人谁都不愿复述，这一惨状是贤义告诉我的。当时我被关押在乡政府，刚15岁。 “隆盛在不到一月的时间里，连杀三批‘恶霸’，一次8人，二次21人，三次13人，除第一批外，用开花子弹射击犯人，人人脑壳开花。临近春节时（1951年），又把全区所有地主集中在竹篙，以乡为单位，由各村农民代表看押，地主没有人身自由，农民代表可随意吊打地主，哀嚎告饶之声此起彼伏，真是人间地狱。 “1951年正月十六，我给二娘（母亲）送口粮时，隆盛春华村一个叫马兴发的农民代表说，这是大地主唐慎怀的儿子，把他吊起来！我被吊起，之痛难于言表。在一次全区关押地主大会上，竹篙地主雷烈的妻子（雷当过乡长，被杀）和儿子雷鸣（我小学同学）被打得遍体鳞伤，又被拉着脚来回拖着走，身上流着血，惨叫不绝。还有唐渭俟，我们同一个高祖，常被吊打拷问金条之事。由于长期被拷打，两只手连碗筷也不能拿，大小便不能脱穿裤子。每天喂饭，大小便穿脱裤子擦屁股，都是我给他做，身上虱子一串连串到处都在爬。 “关押我们的地方是两间屋，外屋睡觉，里屋大小便。一天天刚微亮，我进里屋小便，突然发现楼顶上吊着一个人，把我吓得大叫起来。看押的武装队长进屋一看，是唐渭俟，叫我抱着把他放下来。当时已气绝，但有余温，武装立即把尸体拖在大门外草坪，用一破席盖住。一些不知事的孩子拿着石子往尸体上扔，说打恶霸地主。隆盛区委书记陈生亮还假腥腥地骂扔石子的孩子，说你们把他头脸打破了，还以为是我们打死的。 “在我们关押期间，张宏群被拷打致死，一吴姓酱园老板上吊身亡。唐渭俟家的受刑不过，割喉身亡，贤梅姐（渭俟之女）跳河自杀未遂。九村的胡光，16岁，初中三年级，其父因当过副乡长，被杀，其母亲上吊而死，他被逼跳井自杀未遂（57年又划成右派）。直到1951年农历五月初五，运动告一段落，才把我们放回家。我们一家四口生活无着（姐姐唐贤辉已去中江），母亲就去向以前受过父亲恩惠和救助的人家乞讨，每次都满载而归，一些老佃户也偷偷送些粮食来。 “1952年农历三月土改结束，我们被指令暂住在坡上。按政策没收五大财产（土地、房屋、耕牛、农具、家具），我们应分一份生产工具和家具，但我们没有，带着烂锅破床上坡，三间破烂不堪的草房。坐东向西，北面的墙向外倾斜都快倒了，搬上坡的第四天晚上天降大雨，屋漏得没法住，一家四口只好躲在门柜下面。 “姐姐（唐贤辉）从1952年五月起，每月从18元微薄的工资中给家里3元钱，姐的恩情我们永世难忘。姐从53年到56年春节都在家过，劫后余生一家团聚。每年春节姐回家，都协助乡政府搞文娱宣传活动，返校时乡政府给她的假期活动鉴定评价都很好。1956年她的工资从22元涨到36元，并补发了几月工资，她就给我们买了一匹布（十丈五尺），一个陶瓷脸盆，每人做一身新衣服——从1951年冬我就穿着父亲临刑时的血棉衣，上面有两个枪眼两个刺刀洞，母亲洗掉血补上洞，这件棉衣我整整穿了6年，到这时我才换上新棉衣。 “父亲和四叔被杀几天后，47岁的大伯唐重介又于1951年正月被以反革命罪镇压于金堂竹篙，同时被枪决的还有37岁的二姑父周愚溪，因其曾任金堂县国大代表，被定为反革命。大伯唐重介和二姑父周愚溪，皆被开花子弹将脑袋打得稀烂。唐重介被冤杀几天后，陈毅写信证明他是革命盟友，但为时已晚。办案者怕追查责任，将其与陈毅的合影照全部烧毁，拒不平反。二姑父周愚溪案5年后被承认‘实属误杀’。后来让其子周隆器当上县政协委员、常委，两届成都市人民代表，担任金堂中学副校长。” 唐家一门四冤的往事，第一次为儿子念念所知晓。唐贤辉叮嘱儿子：唐家没有敌人，唐家没有仇恨，唐家只为历史保存记忆，保存记忆只为避免前车之鉴！  2001年1月10晚8点，唐贤辉以死不瞑目的姿势停止了70年的心跳。逝前她告诉儿子，你一定能看到外公平反的那一天。她相信，既然她自己的历史问题可以澄清，父亲和家族之冤一定也可以昭雪。需要的是时间！连苏联都可以解体，什么奇迹不会出现！   ———————————————————————————— <div style="border-bottom: windowtext 1pt solid; border-left: medium none; padding-bottom: 1pt; padding-left: 0in; padding-right: 0in; border-top: medium none; 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top: 0in"> <p style="border-bottom: medium none; border-left: medium none; padding-bottom: 0in; text-indent: 17.7pt; margin: 0in 0in 0pt; padding-left: 0in; padding-right: 0in; border-top: medium none; border-right: medium none; padding-top: 0in">1969年冬，我被抽调到湖南衡山县农村斗批改工作队。每逢公社召开批判大会，五类分子必须上台站着，低头恭听大会批判发言。如果本人不能到场，其子女必须上台顶替。一天，公社又召开批判大会，我所驻守的大队有个地主婆，因病卧床多日，她儿子壮着胆子写个请假条给我。我了解情况后，在假条上签了“情况属实，可以准假”，没有要他去顶替。后来大队干部说我胆子大，敢给地主分子批假条。我说：“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她病在床上起不来，难道还要抬着她去开批判会？”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郭豪雄</div>         历史反革命大伯   布 忙   大伯父原是一家工厂的会计，文革时期他家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写“历史反革命分子之家”。那时我已懂事，知道历史反革命的含义，但这块牌子并不影响我们弟兄几个到大伯家去玩。大伯家有许多好看的书，大伯母是小学教师，也喜欢我们到她家玩。大伯一表人才，身材高大，气度不凡，即使背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包袱，仍然是气宇轩昂，直到老年都像个大干部，或一个大学者。 我奶奶一共生了7个孩子，只活下来3个，大伯、二伯和我父亲，其余都死于贫困和战乱。大伯排行老大，奶奶16岁就生了他，二伯排行老三，父亲排行老六。爷爷死的早，奶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大伯身上，想尽办法让他念书，一直供到初中毕业，后又进修了会计专业，这在穷人家很罕见。大伯修完会计专业，在铁路上找份差事，做个小职员，能挣钱贴补家用，奶奶的压力减轻了。那时是国民党统治，职员都要加入国民党，否则就不好混。大伯那时年轻，也被大伙拉着参加了国民党，因为有文化，上峰器重，不久又被委任为区委书记。其实大伯只想赚钱养家，对政治没有兴趣，并没有做多少党务工作，后来共产党调查大伯这段历史，也没有发现大伯有什么反共反人民的问题。  尽管大伯参加了国民党，还做了区委书记，也没有逃脱被国民党政府抓壮丁。不久大伯就上了东北战场，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编入解放军。大伯本是穷人出身，经共产党教育，表现很积极，加上有文化，很快得到重用，在营里当了文书。那时穷人队伍里初中毕业生算是大知识分子，很快加入了共产党，成为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全国解放时，大伯已是副营级，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老家给部队转来一封检举信，说大伯参加过国民党，检举人是抓了大伯壮丁的地方保长。部队马上派人调查，果然不假，还当了区委书记。最要命的是大伯对共产党组织隐瞒了这段历史，实在是不可饶恕，于是被开除党籍、军籍，戴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回到原籍。那个举报我大伯的保长也没有得到好下场，后来还是被镇压了。他之所以要举报我大伯，据说与我奶奶有关。刚解放那阵儿，我奶奶是个积极分子，又是革命军属，斗地主，分田地，风风火火，干得起劲，还当上了妇女主任。奶奶检举揭发了保长的许多罪行，保长对我奶奶恨之入骨，反咬一口，检举了我大伯。   大伯回原籍后，在文革之前虽然背着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包袱，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娶了出身不好，在小学教书的大伯母。大伯母一直体弱，不能生养，后由奶奶作主，把我二伯家的老二过继给大伯做儿子。文革一开始，大伯就没好日子过了。造反派翻出陈年老账，先是把他从会计岗位上赶下来，送到车间劳动，又在他家门上钉上“历史反革命分子之家”的牌子。每回开斗争会，不管斗谁，都押上大伯作陪斗。我奶奶当然很心痛，也很着急，四处奔波求人，想让他们放过我大伯。记得那时有两个专案组的人员，一到过年过节就到奶奶家来骗吃骗喝，其中一个发展到带领全家来吃喝，完了还要给他家小孩打发点零钱。从文革开始到1978年我大伯平反，这一家人在我们家白吃白喝了10多年。我们全家都反感他们，但奶奶为了大伯，仍然热情接待他们。我们知道奶奶心里有多苦，我大伯更是愧疚难当，觉得委曲了奶奶。奶奶一生要强，从不求人，唯独在大伯的事上低声下气求人。那两个专案组成员晚景很惨，领全家来吃喝的那一位患癌症，50多岁就死了，奶奶仍给他送了花圈和祭幛。另一位，子女不孝，晚年穷困潦倒，奶奶经常接济他。奶奶过世时，他来了，流着眼泪说“三奶奶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1978年，大伯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工作，仍当会计，补发了工资。民主党派恢复建立，“民革”找到大伯，要大伯重新出山，说他是国民党的老前辈，很符合条件。大伯拒绝了。国民党党员的称号给他带来了多少苦难，他真的是怕了。民革很惋惜。其实我们都认为大伯应该参加，以他的资历，在政协谋个位子是很有可能的，这样他的晚年会过得更好一些。  大伯母身体虽然一直不好，但一直挺到大伯平了反才去世。后来大伯又找了一个老伴，仍是身体不好，不两年又去世了。此后大伯身体就大不如以前了，人一下子就苍老了。儿子要接他一起过，他不肯，要自己单独过。我们经常去看他。他退休时，我的一个堂妹顶了他的职，所以她经常去照顾他的起居。 退休后的大伯，经常被老板请去作财务顾问，晚年还能发挥余热，就是过得孤独一点。大伯是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享年65岁。我奶去世后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是去陪奶奶去了，他是到另一个世界为奶奶行孝去了。 我曾向他借过一本书，总是忘记还给他，他生前常念叨这事。在大伯父过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老是出现在我的梦里，说贤侄你还借我一本书未还呢。有一年清明节我给他扫墓时，在他坟前我把借他的书烧了，省去了我的一桩心事，他也再没有在我的梦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