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align="center"><strong>一<br /></strong> </div> <div align="left">几年前，意大利费拉亚诺国际诗歌奖发奖仪式上，我的获奖演说《提问者》，堪称一首献给屈原的小小颂歌。在世界各地朗诵诗，我最经常听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谁是你最敬仰的诗人？”无论不同国家观众的期待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始终如一：屈原。甚至更具体，是他的一首诗——《天问》。你聆听吧：“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阴阳叁合，何本何化？……”两千五百年前，中文诗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名字，却给后代竖起一个绝然天外的高标，一首问“天”的长诗，从宇宙起源，经自然万物、神话历史、人类认知，到诗人自我……近二百个问题，却无一句答案。正确地说，整首诗的能量，正在于以问题“回答”问题，每一个更深刻的质疑，都涵盖了前一个。而起首一个“曰”字，犹如老子开宗明义的“道”，直接把住了人类作为语言动物的命脉，进而握紧文明之根。屈原，这位中文里的但丁，用一个个问号，带领我们漫游；用专业提问者的姿态，挑战人对自身提问的能力。他就是光，不断点醒我们每一刹那的创世纪。</div> <div align="center"> </div> <p> 从文革结束到今天，世界在令人眼花缭乱地变，可又没变：那个提问的方程式始终如一，且贯穿于互相缠绕的语言和现实之间。一九八八年，我和一些写诗的朋友在北京成立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选择这个名称，首先基于语言的层次：自七十年代末民主墙以来，一些当年“地下”写作的朋友渐渐走到了“地上”，随着出版、出名、出国，逐步放弃了直面生存的严肃写作态度，作品越来越软化和油滑，以至沦为可有可无的文字游戏。这也是一种死亡，精神的死亡。与此相对，“幸存者”就是这个厄运的反抗者。我们的自觉，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由“深”而“新”——由诗人的思想独立，激发诗作鲜明的创造性。但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幸存者”竟会不期而然地成为可怕的预言，死亡的现实紧紧追赶这个词，不久之后，就血淋淋地证实了它。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谁还敢说自己不是幸存者呢？我们甚至远不止幸存于天安门的枪口，那一刻仿佛一道裂隙，突然撕开了油污的时间，让我们看清了所有年代里的无数死者。那些日子，当全世界都在为天安门震惊和哭泣，我却暗暗震惊于人们的震惊、更为遍地哭声而哭泣。我哭我们忘却的能力，倘若天安门成了我们见证的第一次死亡，那在此之前包括反右大饥荒文革等等的一次次毁灭哪儿去了呢？我们为之哭喊控诉过的数千万死者哪儿去呢？连我们这次流泪，是否也其实与记忆无关，仅仅意味着冲洗和背弃？洗净了，腾空了，好为下一场灾难再哭再震惊？究竟中国人的哪种死亡更触目：是死者数字的庞大？还是死亡的空虚？这是为什么，我写于大屠杀之后不久的《一九八九年》一诗，结束于一个让我的朋友们以为出了笔误的句子：“这无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普通，普遍，因为死亡的处境不会过去。这根语言——现实——语言的链条上，天安门是一个坐标，确定了所有中文文学作品的位置：“幸存者的写作”。</p> <p> 与死者相比，幸存者毋宁说承担着更大的厄运。死者只面对死亡的一刹那，天安门前的年轻鬼魂们，怀抱着信念和理想，或许相信自己头上英雄主义的光环。他们不知道，同样是一九八九年，从天安门开始的民主运动连锁反应，导致了东欧、苏联一系列共产党国家的垮台。历史在我们眼前清清楚楚地背道而驰，东欧苏联作家“回家”之日，恰是中国大陆作家开始流亡之时。他们同样不知道，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迅速蜕变为“金钱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中国，一个老百姓准确评价为“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的中国。他们甚至不可能想象，中共的权利和金钱也能走出国门，实行全球“专政”。在今天，中国政府对底层民众的恶性盘剥、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面对强权的犬儒沉默，和西方大公司的见利忘义“相映生辉”。他们真该慨叹啊，当这个世界上唯一流通着自私、冷漠和玩世不恭的“硬通货”，他们真是白死了。才二十年，他们年轻的尸体，已被投入了五光十色的“中国神话”里那个讳莫如深的遗忘的黑洞。</p> <div>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发表了一封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大不列颠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迫使我不合时宜地打破沉默的，是一系列发生在中国的镇压民众维权、迫害维权律师、查禁开明媒体的事件。二十一世纪了，中国官方镇压者的粗野和肆无忌惮，仍只有中世纪的噩梦差可比拟。我写信，并不是对他们抱什么幻想，而是给他们指出“底线”。对中国官方，那底线是：不动用军队朝维权民众开枪，保障维权律师的生命安全，不刻意压制有良心的传媒工作者表达一息尚存的正义感。对西方政府，那底线是，不屈服于订单的诱惑，守住人权和民主的原则。又是三年过去了，北京奥运会的超级奢华，掩盖不了中国政府人权许诺的彻底空洞。对我提出的“底线”，中国政府的回答是：对高智晟的逮捕和判刑、对章怡和《伶人往事》等著作的查禁、对大陆作家参加香港国际笔会的阻滞，以及最近一次在国际众目睽睽下，公开镇压温和、理性、脚踏实地为解开中国现实死结而建言的《零八宪章》，并至今囚禁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这还没算上对法轮功、民运组织的持续迫害呢。事实上，中国官方也在坚守他们的底线：那甚至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无关，却仅仅与以权谋私的利益集团有关。在既丧失了传统人格诉求、又没有西方法制的中国，一个“利益”黑手党真的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盛世。那确实是一个“唯——物”的世界，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教育医疗等等领域里有用的人都被裹挟，民众的资源财富被公然劫夺霸占。脱下意识形态的陈旧词藻，一群权力狂的病态如此赤裸。这样，连我们想做当代“幸存者”，都只剩下苦笑的份儿了，因为这“贪欲”与古今中外的恶俗毫无二致，既无耻更无聊。历史连“怪圈”也不是，它根本没有圈，只在原地沦落得更糟，环顾大一统的污染世界，我们活着却彻底走投无路。要说绝境，这才是了。<br /></div> <p> <strong> 二</strong></p> <p><br /> 但这对我们也不陌生，我们并没有为自己选取一个轻松的标准。屈原的辉煌的《天问》背后，是他令百代诗人扼腕长叹的遭谗放逐、行吟泽畔、自沉汨罗。那正如孔子的颠沛，司马迁的羞愤，自始就给中国思想史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当代中国文学走过的，正是一条继续先辈提问者的道路，同时继承了他们的命运。这条路，被我称为“噩梦的灵感”。噩梦是现实的挑战，灵感是文学的应对。某种意义上，它们的能量恰恰成正比。如果“反抗”一词，能挣脱情绪化的喧嚣，而回归为文学个性的内涵。那么，自文革结束以来，我们思想和写作的经历，就可以简要概括为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政治的反抗”、贯穿八十年代的“文化的反抗”和九十年代中期迄今的“诗意的反抗”，这是三个阶段，更是同一个追问的三个互相递进的层次。下面，我将分别简要梳理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p> <p> １，“政治的反抗”：迸发自现实伤口的血泪质询。<br /> “政治的反抗”直接基于文革的惨痛经历。文革虽然不是中共制造的首次噩梦，但它把所有中国人都卷入了灾难，把整个国家变成了舞台，每个人以自己的角色，参与了一场开幕时像正剧、高潮时是悲剧、回顾中成了闹剧的演出，而唯一的成果，是在毁成一片的废墟上，每个人发现自己的生命被“减去十岁”。我这一代诗人作家，如果说有一个“启蒙”的话，只能说是来自文革中的种种亲历，那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是肉体的，甚至不仅是我插队时饥肠辘辘、精疲力竭的肉体，更是那个封闭着满心疑惑重重焦虑却又左冲右突走投无路的肉体。或许正因为分析力的匮乏，这一段人生经验才保持了它的原始和浑厚，才至今仍在投射能量。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七十年代末的“民主墙”对我意义重大。在那里，我个人的种种疑惑，突然通过来自全国的数十万上访者，与一个深刻得多的提问连在了一起：“谁之罪？”一迭声呼喊“浩劫”不重要，谁应该对这场浩劫负责才重要。毛死了，但魏京生对政治民主化的一声呼吁，照样把他送进了邓小平的监狱。“伤痕文学”曾风行一时，可那伤口何曾痊愈过？继续滴淌的鲜血中，谈论“伤痕”是否太早也太奢侈了？八十年代初朦胧诗引起的争论中，我亲耳听到老诗人绿原这样说：“什么朦胧？我看他们其实很清楚——清清楚楚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指责当时足以致我们于死地，不过我暗地里不得不同意他的阐释。那些作品是诗，但诗的能量正来自我们周围和内心里血淋淋的现实。我一直强调八三年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独特意义，因为与文革的半催眠状态不同，这一次，中国知识分子是睁大着眼睛，目睹文革思维和话语的噩梦迎面扑来。正值我的长诗《诺日朗》被大规模批判，我“政治的反抗”意识也完成了自觉：我们必须进行这个反抗，其原因不是因为专制制度不容忍诗歌创作，而是诗追求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天性，不可能容忍专制制度。这两种思维之间，绝没有共存的可能。这样，另一个问题也就清晰了，评判中共专制，只能看“有和无”、不能看“多和少”。就思想原则而言，专制无所谓“改善”，它关押一个作家就是关押所有作家，查禁一本书就是查禁所有作品。反抗它，不是为“我们”，是为了每个作家的“我自己”。专制的唯一归宿只能是被彻底取消。</p> <p> ２，“文化的反抗”：由现实提问层层递进的文化反思。<br /> “文化的反抗”是政治反抗的自觉引申。八二年以后，大陆文学界一度兴起了“寻根文学”，一大批作品，不再只直接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而是深入到乡村旷野、历史神话、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汉字本质和汉语思维方式、乃至偏远族类血腥鲜艳的原始生命中，去探索我们的文化源头。这个潮流虽被冠以“寻根”一词，但其实，它正与美国黑人式的对“根”的肯定相反，它要寻找的是我们文化中——因而流淌在我们每个人血液里——的“劣根”和“病根”，并由此解答“政治的反抗”无力触及的深层问题：在这个专制制度中，我们每个人扮演了什么角色？仅仅是受害者？抑或同样也是迫害者？至少是以沉默和屈从，默许了灾难的发生？外在的问题其实更是内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总的思想主题，是古老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但五四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不仅没建立中西之间基于文化自觉的对话和互动，反而转出了中共这样一个中国专制史上最黑暗最恶劣的版本。我们高喊着“革命”的口号，却“前进”到了丧失起码的人性和常识的地步。一次次美好的理想主义，一次次被歪曲成丑陋的现实，谁给中国施了可怕的巫术？当我们的诗作，似乎“自然而然地”使用起大雁塔、长城、故宫、黄河、《易经》等等古老意象，诗人潜意识的冲动，已经从表现“时间的痛苦”深化进“没有时间的痛苦”了。八十年代中期是许多作家重要的转变期，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创作的能量从依赖体外循环的社会“点滴瓶”，转回到作家自身。“噩梦”也不再只停留在社会的、群体的表面，而落实到自我之内、个性之内、语言之内。要说“反抗”，现在更是对自我压抑、自我扭曲的反抗。这同时也就在要求一种自觉。都说文革造成了文化废墟，但是什么造成了文革？我们对五四以来急于打倒、扬弃的中国文化传统，究竟理解过多少？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堪称世界上最极端的文化虚无主义者。正是由于我们自己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价值的盲目，使毛式“西化”用一堆空洞的马列大词，就轻易装饰了一个根本不配称为“传统的”极权，直至人们从文革醒来，突然发现手中只剩下“共产党文化”，和被这个所谓文化彻底整垮了、弄乱了的世道人心。“文化的反抗”既带来文化的自觉，更带来了文学的自觉。每一层追问又都是“灵感”，构成了我们对生存更深的理解。八十年代有一条很清晰的思想轨迹。从质疑政治到反思历史，再到探寻传统思维方式，直至重新解读文化之根——中文的语言学特性。这不是群体运动，而是一个作家内在的思想深化。通过它，文学逐步挣脱了或正或反的“工具性”，不再仅仅被动地反应社会事件，而是以理解人之根本处境为目的，主动从中国现实深处提炼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我曾经谈过，被掏空了个人创造活力的所谓“传统”不能被叫作传统，那样的五千年，充其量只是一个冗长的“过去”。而直到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我们才终于又接通了“活的传统”的血缘。一个从属关系一定要颠倒过来，总称的传统应当植根于个人创造力，而不是相反。“文化的反抗”落到实处，就是一个人的质量。正因为以上发生在思想领域里的内容，才使我们至今把八十年代称为“严肃的”、“精神的”，并在回忆中对之充满温暖的乡愁。更重要的是，文化思考积聚的能量，最终都会返回现实，指向脚下那个仍在培育恶性生态的制度——八八年我出国时，已经可以清晰嗅出空气里浓郁的压抑和愤怒，一根火柴就能将其引爆。所以，八九年的动荡，对我来说不仅不出乎意料，简直是势所必然。</p> <p> ３，“诗意的反抗”：全方位的困境，自觉的个人美学反抗。<br /> 我把“诗意的反抗”置于这整个系列的最高层次，不是想给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恰恰相反，是想指出一种绝境、一个彻底的不可能。今天，“中国经济神话”已经是一个全球共识。仅以英国伊顿公学为例，短短五、六年中，选学中文的学生，就已经从二十多名一跃而成了二百多名，中国在牵动经济嗅觉最发达的英国人的鼻子！尽管《中国农民调查》、《民以何食为天》之类的内部报道，在明明白白揭露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极度不公，尽管西方独立知识分子在反复告诫，中国经济的腾飞建立在对劳动者的恶性盘剥之上，但这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对金钱的嗜血天性。如果说西方大投资者、西方政府们在面对中国人权时秉持的双重标准，堪称纵容中共专制的话，那些由雅虎、思科们直接参与的迫害，则简直就是对中共暴政的唆使。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现在的处境远比冷战时期更艰难。这里没有意识形态的分野，没有不同社会理想的竞争，有的只是国际利益集团的大联合，权钱勾结对任何反抗实行集体镇压。八九年大学学生和老师并肩上街抗议的局面，再也不会出现了。因为被大笔项目预算收买的老师们，现在已经成了捍卫官方的第一道防线。更不用说那些在中国大大“走红”的作家吧，他们很清楚正是这个扭曲的“市场”使他们获益，那怎么可能改变它从而断绝自己的进项？连统治者都学会了，通过被统治者的贪欲去自动完成的控制，才是最彻底、最完美、最身心一致的控制。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一边是网络时代的资讯开放已经渗透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稍有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对中国现实以及自己的应有态度做出判断；可另一边是我们越来越少地听到个人——尤其那些大陆文坛上“著名的”知识人——清晰的抗议声音。这个“自我查禁”甚至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心甘情愿。可以说，天安门的坦克，除了压碎血肉，更压碎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脆弱的理想主义，九十年代以来，彻底实用意味着彻底的污染，加上对这污染的毫无羞耻、毫不掩饰。当我们读过一本本既畅销又深得佳评的大陆小说，掩卷时的“赞叹”，却与其思想或艺术无关，那唯一令人毛骨悚然的特技，仅仅是官方铁限和市场卖点间，作家（玩家）们马戏场上的腰肢柔软、舞姿伶俐！当不久前还在西方展示悲凉的“流亡者”，转眼摇身变成一只“海龟”，抢回到大陆讲台上分一杯羹，自此使单纯的西方文学同行不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当和我有过共同文革经历的同龄人，现在坐上区区主编的位子，就公开挑明：“今天，谁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我！”我就知道“代沟”不再能解释中国了，时间也没有“进化”的必然性。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中西合璧版的虚伪加实用，一种能极度无耻残忍的玩世不恭。这儿，没有比文学本身更惨痛的受害者了。当代中文文学，极尽聪颖油滑之能事，但就是不能提“深度”二字，无论是思想的、还是艺术的深度，因为没有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不是艰辛思想探索的产物！也许，这正是为什么，在现实和文化冲突无比深刻的中国，却最忌讳提到“深度”，反而千方百计用“后现代”等等说辞去遮掩它。这同时是一付醒脑剂，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困境远超过五四一代，因为五四人的理想主义不乏粗浅，但至少真诚；也远超过冷战时期，因为我们已没有了可供抉择的互相竞争着的社会观念。冷战的结局，究竟是民主自由的胜利，还是资本的胜利？当或左或右的党派沦为同一种竞争挣钱的公司，是否赤裸裸的自私成了唯一的胜利者？环顾中西，这个时代的特征，正是社会思想资源的可怕贫乏，导致人性一派萎靡颓败。置之这块精神的“死地”，我们能否“而后生”？倚仗什么“而后生”？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明确了我们的处境，也就明确了“诗意的反抗”的真正含义，那正是一种孤绝状态中的不放弃。我在八五年就写过，“人在行为上毫无选择时，精神上却可能获得最彻底的自由。”作为中国诗人，我认为清晰意识到走投无路并非坏事。中共的官方或资本的官方，都是以实用名利兑换独立人格的。而全方位的提问者和批判者，到哪儿都应该“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就是原版的诗。渗透在一个人品格中的首先是味道的纯正，恰如一首诗的境界和立意。屈原仍是最佳榜样，终其哀婉一生，他从未为自己的高贵懊悔过，我们一步步抵达的绝境，对诗人们太熟悉了，这恰恰是真诗歌古往今来从未离开之处，连一丝蜡烛光都没有，朝任何方向刺击都能击中黑暗和虚无。</p> <p><br /> （待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