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自己的天问——兼谈当代中文独立写作（下）

三　 　　　　　　　　　　　　　　　　　　　 <div>　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唯一能做的，就是凭当代人的自觉，重建那个跨越两千五百的“天问”传统——效法屈原的伟大灵感，发出自己的天问。当我写下“诗意的反抗”，立刻想到，这是一个包含中国、又远远超出中国的传统，“天问”的精神，本来就跨国界、跨语言，哪儿有诗人不屈从的心灵，哪儿就有这相通相连的人性之美。稍加回顾，死在颠沛流离途中的不只是屈原和杜甫，更有奥维德和但丁。欧洲现代主义艺术思想的萌发，恰在殖民主义全盛的一战前后，那时社会主义国家还没在世界上出现，所以那个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甚至音乐大师杰作辈出的时代，是否也该被视为一个个孤立无援的艺术家进行决绝个人美学反抗的时代？中国军阀混战的二十年代，当鲁迅还在发出《呐喊》、哀吟《野草》，他被四顾茫然的文化孤独逼出的作品，远比那些后来合群的“投枪”、“匕首”深刻锋利。五十年代败退台湾的大陆知识人，以深刻的现实忧患汇入现代国际文学技巧，第一次创作出大规模的“中国流亡文学”，他们当之无愧是八九年后大陆流亡作家的前导，在生存经验上、也在文学意识上打通了中文与世界的联结点。由此继续，在天安门屠杀之后，大批大陆流亡作家首次出现，开始了一个从活法到写法彻底脱离共产体制返回自我承担的过程，说是一次精神上的脱胎换骨也不过分。。。。。。二零零三年我在柏林，和南非著名诗人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做过一个关于诗歌深度的对话，对话的标题《唯一的母语》，来自他引用的一个句子：“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正因为有这个母语，我们才有了一个诗歌的祖国。这个联合国之外的特殊国度，有另一种全球化：“天问”精神——“诗意的反抗”——个人美学反抗的全球化。每个诗人，孓然而不绝望，因为所有自觉的思想者都持有我们的国籍。</div> 　　回到本文预定的话题，在今天，我期待看到什么样的“独立中文写作”？这里的第一义，仍在一个“人”字。言由人立，还是要回到每个写作者，检验其人格品味是否纯正？这里，一些古老通用的法则远比时髦词藻有效，例如良心，例如诚实，例如仗义。一句老话“心安理得”，把人心和天理的关系写得清清楚楚。欺弱凌下、俗颜媚骨，到哪里都是恶奴嘴脸。坑蒙拐骗、投机取巧，自古就是小人的标志。我的几乎不识字的老保姆，一辈子看人全凭人性和常识，却几乎从不走眼。她自己的正直善良，至今仍是我心中美好人品的榜样。可一个世纪多以来，无数被引进的西方高论，在脱离了它们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之后，成了中国人（特别是所谓“知识人”）嘴上的空话。又因为空，能让别有用心者塞进任何内容。想想给匪类巧取豪夺以借口的“共产”，给专制抬了一路轿子的“历史”（唯物主义），把谋杀迫害变成全民狂热的“革命”，还有不知所云却至今方兴未艾的各种“后学”。。。其实，检验世道人心，哪用那么复杂的言词？一部《红楼梦》写尽了人性的曲折悲欢。曹雪芹的贵族风骨，正与他十年著书时的薄粥黄叶相映衬。而章怡和终于为《伶人往事》拍案而起，也印证了为人为文根本上的一致。至少在文学上，我是一个“血统论者”，不过对不起，和只当过土匪头子的中共父辈那一代无关，这里的血统是指三代以上的深层血缘里带来的高贵气质和傲骨，给人品作品一派纯净、一种透彻。人格一词，深蕴渗透人生一切侧面的美感，它包含道德判断、政治抉择，但证诸行为而不流于表白。它的核心很简单：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丑陋。诚如屈原，与其说死于他人迫害，不如说死于自身的精神洁癖。与此相反，能够接受（哪怕是忍受）污染逻辑的，自己就是肮脏的一部分。人没活到位，话也说不到位，哪怕多么长袖善舞、巧言令色。没必要讳言，正、邪之间，道德优势就是优势，它理所当然地傲视卑下者，因为舍此无以正视听。以此观之，王蒙追捧《红楼梦》也依然俗不可耐；王朔调侃市井村言反而清雅可喜；在《零八宪章》上公然署上自己名字的知识人，堪称独立。在一念之差、一言之别，就能使生活全然改观的当代中国，“独立”者，必须敢言敢当，不向任何形式的权贵恶俗摧眉折腰。我说过的句子仍然有效：“没有天堂，但必须反抗每一个地狱”。 　　 　　独立写作还必须落实到作品的丰富性上。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这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在古典和当代之间建立起一种“创造性的联系”？屈原，既是开创者又是终结者，既是伟大的第一人又是最后一人。很惨痛，他以《天问》开辟的中文诗歌独立思考的传统，没有够格的后来者。中国历史上儒家大一统思想专制，以全面垄断教育、科举、甚至自然现象解释权的方式，取消了提问的力量，却固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回答。这使屈原孤独至今。于是，谁要在今天“发出自己的天问”，就得面对一种宿命：既弄清楚为什么问，更要弄清楚如何问？就是说，要把所有貌似固定的知识激活，使它们重获思想的资格。我们强调“中国文化精神”，就在强调这种自我更新的能力。“传统”活着，它假借一张“古老”的面具，彰显埋在我们语言、思想里的那个纵深，一个绵延几千年、自成体系又诞生过无数杰作的古老文化，要求在我们写下的每一件作品里，被呈现为当代世界的思想资源。强调文学作品内在的丰富性，就是强调拒绝任何一种宣传简单化。“赞成或打倒”尽管响亮，可惜，独立人格不是口号喊出来的，它必须由语言和形式的创造力来证实。但同时，我不得不说，当代中国人对汉字和中文的理解，还极为肤浅，离真正打开它的奥秘还差太远。除了使用者的人口众多，这个在独特性上唯一能和欧美语言系统构成比较的语种，至今还没超出异国情调的意义。最简单的证明，就是中国人最爱侈谈诺贝尔奖或大师，却全不在意至今没有一部堪称世界经典的当代中文力作！当汉字只被视为“工具”粗陋盲目地使用，而没人去精研它视觉、音调和多重涵义合一的性质，更不被看成一种思想的独特载体，它就其实继续在被我们自己悲惨地忽略。当以中文书写系统为基础、贯穿了诗经、楚辞、汉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以至八股文的伟大形式主义传统，还没被正名，甚至还在遭到贬低，我们放弃的就是判断今天作品价值的最佳参照系。当汉字动词的“共时性”，宏观时通过《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的思维方式，微观时渗入一首八行“七律”的结构，把不变的人类处境，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那哪止是“东方的”？它不正在指明这个冷战之后、继之以“九一一”、伊拉克战争的世界？我是不是想说，一个汉字在深化人类整个时空观？正是如此，其实中文自己就承担过这样的裂变聚变，信手举例，加入一个绝妙的“间”字，就把原本浑然一体的时、空，转变成了具有衡量单位的“时间”、“空间”，从而设定了我们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全新程序。转型中的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全新现象，它充满了分裂，既不同于中国古典也不同于西方，却又放手选用任何思想资源，把中西文化都组合到自己身上。因此，我强调，所有当代中文创作，都必是观念的、试验的。我们得寻求思想之深和形式之新的有机结合。例如，在无数“晦涩得太简单”的语言残废般的“自由体”之后，或许今天最超前创新的中文诗，正是一首自觉翻新传统诗词精髓的新古典佳作，精彩地“向后”看，等于向前看。诗人对自己的挑战，像古人用典一样，不停重组传统那个文本。如是，纠缠国人太久的“体、用”之争，也顺理成章有了答案：个人对现实的追问是“体”，古今中外都能为我所“用”。这里的大开大合、纵横交错，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能够描述它，也尚未写进任何一本教科书。但这恰是它的能量之所在。活在这个大原创之中的我们，只能责无旁贷，去创造那个理论、写出那本教科书。因此，我把写下一首诗，直接称为一个思想——艺术项目：“在今天，中国艺术家必须是思想家，否则什么也不是。”＊ 　　 <div align="center">四</div> <div align="left">　　　　　　　　　　 　　但现实总和人们的愿望逆反，事实是，我这一代五十岁上下的作者（特别是诗人），虽然正当人生经验、写作意识强盛之时，却几乎个个都已经停笔了。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访谈中指出，中国作家和作品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被很多不值得思考的题目浪费了精力。这个问题点得到位。多少其实压根不值得写的“作品”，打着“中国制造”的印记被生产了出来！这是我们文学批评匮乏、价值判断混乱的最佳证据。粗陋的政治标准对文学作“政治正确”判断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用社会化的效果代替对文学质量的判断，已经太久了。也许，现在终于到了时候，让我们洗净那些杂质，还文学以本来面目，把司马迁作《屈贾列传》和蘅塘退士编选《唐诗三百首》的标准记在心里，以此筛选出一部有思想地图意义的当代中国诗选。拆掉各种借口的掩体，用整个人类文学史作参照，去判断自己的作品究竟有没有、有几分艺术价值？</div> 　　和屈原时代比，中国写作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但，在据说两百万的写诗者之间，能把写诗变成一种内心追问之旅的有几个？能拒绝重复自己、迫使自己用一部部作品标出航程的人有几个？把每行诗句的结尾视为一次死亡、同时迫使自己用下一个句子再生的有几个？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写过：“现实是我性格的一部分”＊＊，哪怕有一个这样的真诗人，现实的流亡就能找到它最完美的原型。说到底，每个作家自己就是一个传统。他能否创造自己又抛弃自己，做到孔子所说而庞德盛赞的“日日新，又日新”？这才是真正的挑战。中国生存之严酷、文化生态之贫瘠、精神价值之匮乏，在在指出我们困境和自觉的深度。不必理睬后现代的避讳，环顾中外古今，撑起人类文化脊梁骨的，无一不是严肃严厉深思精美之作，哪见什么插科打诨、哗众取宠、油嘴滑舌？如前文所述，今天的现实，甚至比冷战时代更充满火药味和紧迫感；今天的艺术思考，已经能站在沉淀后的二十世纪对面，反省其“为新而新”的迷信。发出自己的天问，与“独立中文写作”同义。内涵之深和形式之新上双重的不得不，来自“诗”字标明的崇高，那个我们精神上唯一的不得不。诵读屈原就知道该怎样灵肉一致了，他哪首诗不是内美外美非如此不可的典范？我多次重提“纯诗”的概念，也基于同一考虑：正是生存经验之极度不纯，使得“把每首诗作为纯诗来写”的形式意识更苛刻，坚持诗学评判标准的理由更充分，“人”籍此达到精神超越的指向也更明确。人之处境整体呈现在一部佳作里，包括种种自相矛盾。 　　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天人合一”，仍未过时：探索大自然与探索人的精神困境，本质上是同一件事。六千年前捏成一件彩陶的手，一定还活着，暗暗操纵我的笔，写下这句诗：“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人的外在自由，永远从争取内心的自由开始。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研究，耗时四十年而不可能完成。但，他的答案早已获得了：“总得有人直接从问题最厚之处钻孔。”爱因斯坦说。问题中的问题恰是：“我们还有给自己提问的能力吗？”这是我们的统一场，所有“天问”都是一种反问！ 　　中文里最吓人的一个词是“知道”，道都知了，还剩下什么可能性？连时间也没有幻象，透过一个中文动词的瞭望孔，我们赫然窥见人性深渊下幽邃的黑暗，从古至今纹丝不动。佛家之空、道家之无、诗家低回吟咏之亘古茫茫，一句“独怆然而泣下”指出的“不可能”，早已涵括了我们现今领略的一切。那么，濒临尽头了吗？这走投无路之处，我们还能活什么？写什么？二零零零年新年，意大利电视一台请我做评奖嘉宾，主持人问我：“诗对你意味着什么？”好个三天三夜回答不完的问题！于是，我说：“从不可能——开始。” 　　伦敦，２００９年２月３日 　　＊　杨炼文章：《墨乐：当代中国艺术的思想活力》 　　＊＊　杨炼诗作：《伦敦》 　　＊＊＊杨炼诗作：《同心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