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假设过，如果人生重来，他还会不会选择写诗—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农化系，“功课门门好，非常好，要是在农化系用功学出来，说不定就是又一个袁隆平喽！”他用一口成都话笑着调侃，语带骄傲。 又假如，当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车上，没有手痒写那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生，会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结论是，不会。
每月存档：2011年9 月
滔滔江河水 悠悠报国情
黄万里（1911－2001）是民主人士黄炎培（原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子；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青年桥梁工程师黄万里目睹长江汉水泛滥淹死七万人，黄河十几处决堤民不聊生，立志改行治水。
纪念柏林建墙50年，联想戈尔巴乔夫
冷战的结束，是这个文明进化过程的最大和最有影响的一幕。导致冷战结束和世界两极格局瓦解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他创造了历史，改变了世界”。戈尔巴乔夫后来虽然黯然下台，门前冷落无人问津，但是他的改革目标已经达到，他的民主使命已经完成，他的伟大历史地位因此也已经完全确立，无人可以撼动。
报业改革回潮 新京报、京华时报划归北京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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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江发生大规模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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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阻挠解冻利比亚海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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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韩国人眼中的中国文革
中国文革也带给上世纪70、80年代的韩国知识分子不少影响。当时正值权威主义政权统治韩国，实施了严格的反共教育。那时韩国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常称之为竹幕(bamboo curtain)遮蔽下的中国。这两个因素反而使韩国学生运动家对文革产生了好奇。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位思想进步的教授撰写了一本书，介绍了一些西方对文革较为善意的评论，并高度评价文革：它是以民众的自觉性和献身精神来颠覆既定权威的社会改造。这本书令韩国大学运动组织在整个80年代对文革一直抱着颇为欣赏的态度。
后来，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随着交流的增加，韩国人对文革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进而抹去了对文革的憧憬。我对文革的印象也是从学中文之后开始形成的。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渐渐体会到文革在中国留下的印记。
中国力求实现经济软着陆
在欧美等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政界人士艰难应对经济再次下滑的前景之际，中国领导人面对的却是截然相反的问题，即如何阻止中国经济过快猛增。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周四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遏制不断飙升的消费价格仍是北京方面的首要任务（今年以来大部分时候一直是这样），同时“宏观调控的取向不能变”。
从土地权到公民权
2009年5月瓦窑村一组的农户以按手印的方式，决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由以前规定的30年，改为“长久不变”。此份按满农民手印的决议，如今已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并和30多年前开启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手印协议收藏在一起。 土地确权不仅使农民的财产权得到了明确，也意味着把财产的处置权还给了每家农户。农民有权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进行土地流转。村集体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代农户做主。
干部子弟学校六十年：难以革除的权力择校
优质教育资源一直是权力寻租的重要对象。在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坊间依然流传着“某某学校是公认的高干子弟学校”之类的说法，而那些被提及的学校往往是同级别学校中的佼佼者。权力择校加剧了已经存在于同级学校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不均衡，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