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m>历史将证明,这次唱红的结局必然是为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而唱的挽歌,表面上的热闹,实际上只是垂死老人的回光返照。</em></p><p><em>《开放》今年七月号发表深圳祁大军先生读者来信,对于从重庆开始的唱红,他「希望贵刊能发文章揭露」。笔者有幸亲身经历过中共统治史上前叁次唱红,对此深有感触。</em></p><p><strong>第一次:从反右唱出大饥荒</strong></p><p> 中共执政六十二年共发动过叁次唱红高潮。第一次唱红在反右后大跃进;第二次唱红歌是六十年代中期的《东方红》演出,文革初期是第叁次。</p><p> 第一次唱红唱死叁千七百余万人,始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后的大跃进。反右运动把占全国知识分子五分之一的党内外一百多万知识菁英打压下去后,全党全民噤声,万马齐喑,中共掀起第一轮红潮,歌颂阶级斗争,歌颂一党专政,歌颂个人崇拜。以全民高唱《社会主义好》为中心:「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p><p> 第一次疯狂唱红唱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叁面红旗,唱出大锅饭共产风,唱来叁年人祸大饥荒,非正常死亡叁千七百万人,全国饿殍遍野,经济损失一千二百亿。</p><p><strong>第二次:周恩来领唱东方红</strong></p><p> 反右、大跃进之后,全国怨声载道,人民敢怒不敢言,党内分歧也暗潮汹涌。都知道毛泽东闯了大祸。于是,周恩来这个红朝最大的佞臣,出来为毛泽东擦屁股,严密封锁大饥荒灾情的同时,发动唱红。亲自策划、导演、指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调用全国一流的演艺人才,为毛泽东涂脂抹粉、窜改历史、掩饰丑恶,制造前所未有的毛泽东神话。</p><p> 一时间,《东方红》中的歌曲唱遍全国城乡每个角落。尤其那首「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超过延安的「东方红」,迷倒许多青少年,成为后来文革中最流行的「革命歌曲」之一——周恩来用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毛输诚效忠,以换取日趋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毛的信任。周恩来不惜毒害青少年一代的心灵,对毛发动文革、煽动个人迷信,其恶劣影响之大,迄今没有得到清算。周恩来伪善、险恶、自私的本质,至今还在迷惑许多人。</p><p><strong>第叁次:红卫兵唱出文革浩劫</strong></p><p> 文革发动和全民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信是很多过来人的共同记忆。还有数不清的语录歌,红卫兵、造反派的「战歌」,简直是红歌红海洋,响彻云霄。也是令文革的打击对象闻之惊恐不已的信号。那些疯狂的红歌,配合红色恐怖,制造了空前绝后的民族灾难,已永远留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的毛派唱红都不敢再唱。中共中央也不敢给文革浩劫的定性翻案。</p><p> 文革中期笔者在一家设计研究院工作,一九七○年底开始至一九七二年底,曾有持续二年的一场野营拉练。那正好是发生林彪「九一叁」事件的时期。也曾经大唱红歌。</p><p> 野营拉练缘起于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他要求林彪组织全军「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当时文革已进行五个年头,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红卫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百姓厌恶政治斗争,党内高层内斗加剧,全国民怨沸腾。为了转移视线,毛啍一句「野营拉练好」,他的手下便驱使成千上万群众,在乡间田头、荒山野林,背著沉重的行李,大唱红歌(语录歌),游来荡去。</p><p> 我们设计研究院与军队无关,是臭老九成堆的地方,都要编成营连排班,告别家人,关上大门,背负行李铺盖、帐篷锅灶,高举毛像,一路高唱语录歌曲,像一群幽灵似地游荡了一个月。不少年老体衰的专家学者猝倒在野营拉练路上。文革的唱红结束于野营拉练。毛毙命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就再没有大规模唱红。</p><p><strong>第四次:薄熙来为共产党唱挽歌</strong></p><p> 这次唱红高潮发生在胡锦涛时代,虽然倡导者是太子系薄熙来,但这次唱红意义非凡,是文革破产后的红潮复辟,是追思毛时代的挽歌,是为九十岁垂死老人打的一针强心剂。</p><p> 二○○七年六月第四次唱红源起薄熙来当家的山城。薄调去重庆当市委书记不久,用「唱红打黑」和「唱读讲传」活动来树立他的权威,敲山震虎,为自己在十八大争权搏位。重庆唱红唱出一面叁千六百平方米巨大党旗。各地群起攀比,红党旗愈做愈大。全国各地兴起建设「红色革命」主题公园的热潮。</p><p> 今年五月十一日中共重庆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视察九龙坡看守所、重庆第二女劳教所、渝都监狱,调研唱红进监狱情况。他说唱红可以立功赎罪,立功减刑假释条件。犯人们兴高采烈地为他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据报道,和尚尼姑、神父牧师、道士阿訇都来「唱只山歌给党听」,「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p><p> 胡温塬先对重庆唱红很冷淡,久未表态。薄熙来亲率五千人进军北京民族文化宫唱红,政治局常委没有一人捧场。但是临近九十党庆前夕,面对每年发生的几十万起群众维权抗争运动,胡温终于发现唱红可以「救党」,转移社会矛盾,唱出政权的合法性。像一剂精神鸦片,使人淡忘贪污腐败、贫富不均、社会不公,没有时间去搞维权、政改。</p><p><strong>老百姓红歌反唱,维权争自由</strong></p><p> 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估计,自重庆开始的唱红十万零四千场次,参加者八千多万人次,每人每次误工、伙食、服装等开支一千二百元。上海等地每人每次唱红另发误餐费叁十元。唱红人数越来越多,服装越来越鲜艳,排场越搞越大,各地争相攀比大把洒钱。全国累计现已唱掉至少九千六百亿公帑。</p><p> 受冤的百姓也利用唱红,反其道而行之。北京、上海信访机构门口聚集大批访民反唱红歌;上海虹桥机场二号航站楼的跑道,塬先规划跑道与民居距离一千七百米,建成后实际只有叁百米。飞机每五秒起降一次,跑道周围二千多户居民深受噪音其害。他们派出代表,于九十党庆日前后,在候机楼内红歌反唱,反覆颂唱《国际歌》和《国歌》,在地上打出「我们要人权」、「飞机滚蛋」等标语。中外旅客拍手称快,武警保安手忙脚乱。</p><p> 中共前叁十年统治,以阶级斗争为纲,杀人如麻,民心尽失。叁次唱红挽救不了中共的衰落。后叁十年统治贪污腐败,一样失去人民信任,维权抗暴烽火遍地。第四次唱红试图唱回到毛泽东时代。历史证明,这次唱红的结局必然是为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而唱的末日挽歌,表面上的热闹,实际上只是九十岁垂死老人的回光返照。</p><p><br />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