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回国与王荔蕻入狱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这两件事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发生：八月八日，因“六四”流亡国外多年的诗人北岛应邀回国，参加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与青海省省委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青海省长、宣传部部长等同台讲话，诗歌在那里与权贵结盟。八月十二日，致力于为弱势群体维权的王荔蕻女士，在北京朝阳区温榆河法庭遭到审判。而后，在国内外一片抗议声中，王荔蕻被当局强行宣判有期徒刑九个月。 把两个消息放在一起看，就比较有意思了：一位座上宾，一个阶下囚。由此看来，中共当局在蛮横堵住人民维护权利的大门之时，又为北岛等著名流亡人士“善意” 地开了一扇小门。这也显示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分道扬镳：一部分人从反抗、出走，到驯服地回归体制，点缀了强权的盛世；另一部分人则仍然坚守独立知识分子的良知，挺身而出，走入民间维权，以自己的受难，点燃中国公民社会进步的火苗。 北岛背叛诗歌的自由精神 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大都记得这样凝重的诗句：“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正因为写出了这样“鞭挞生活和刺人心肠”的诗歌，正因为这样的诗饱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感，北岛才在八十年代戴着反叛诗人的桂冠成名。一九八九年一月，北岛等组织了三十三人联合签名，要求邓小平释放魏京生，希望当局改善人权、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这次签名被认为是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的开端。 “六四”后，北岛流亡国外，并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为“六四”写的《悼亡》诗句仍然感人肺腑：“不是生者是死者／在末日般殷红的天空下／结伴而行／……不是肉体是灵魂／每年一起再过一次生日／你们有同样的年龄／……。” 然而，二十一年过去，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北岛，也没有兴趣再为“六四”的死难者过生日了。他悔其少作，否定自己早期诗歌的艺术价值，也把其中的自由反叛精神一并否定掉了。美的诗歌必然是自由的象征，其中必然蕴含不与强权妥协的自由精神。从抗议强权、流亡他乡到回归体制，昔日的异议诗人在与权势者和解的同时，也背叛了诗歌的自由精神，其诗人的尊严就成了铺路的祭品。 和北岛同时流亡的中国作家刘宾雁，还有晚几年流亡的王若望先生，相继客死异乡。他们有中国传统士人的铮铮骨气，因此至死没有获得中共当局无条件的回国许可。郭罗基先生曾撰文谈到他申请回国奔丧的经过，由于不拿原则做交易，拒绝写悔过书，至今，年迈的郭罗基先生仍然被拒于国门之外。 比较起来，当局给予北岛的优待是非同寻常的了。获得同样优待的还有流亡美国的原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回国是公民的天赋人权，回国探亲更是人之常情，因此，很多网民出于人道主义同情心，对北岛等人回国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当局“人性化的举措”。但网民们不知道的是，北岛从二○○一年起就已经多次回国，包括为父奔丧、再婚。 今年这次的情况非常特殊，作为一个具有指标性的代表人物，北岛这次不是低调地回国探亲，而是公开而高调地出现在中共官方的诗歌节上，荣任为“和谐盛世”助兴的嘉宾。他的照片被登上《人民日报》，新华社还做了专访。负责对外塑造中国形象的《环球时报》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说：“北岛这次在青海的出现，让人感觉到复杂环境下的一点善意，这种善意既有知识分子内心的，也有国家政治层面的。” 昔日学运鼓动者向强权输诚 许多国内的诗人以及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中国那个环境里生存，因此不得不适应那里的一切，是可以理解的。而北岛等人却不同，他们长期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庇护和善待，以“异议人士”的名义在海外获得不少支持和资助，但他们却背叛自己过去所追求的一切，以输诚的方式，获得被专制政权宽恕、恩赐的机会。 北岛的输诚方式是公开宣布退出海外的“中国人权组织”，不再担任其理事，不再在政治问题上批评中国政府。对北岛释出这种“善意”，中共当局深为赞许，并且以同样的“善意”回报。这以后，北岛和刘再复一样，被中共官方的文艺界、学术界正式认可，当局为他们的书籍出版、演讲和获奖大开方便之门。 刘再复回国向当局献纳诚心的方式，是啧啧不已地夸赞太平盛世：“这是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强盛过。”对于盛世里丑陋可怕的另一面，他闭口不谈。当年刘先生热情投入的八九民运，其重要的诉求之一就是“反腐败”，要求社会公正；但刘先生现在却为腐败遍地的“盛世” 献上赞歌。如果说北岛背叛的是诗歌的自由精神，那么，刘再复背叛的则是八九民运的初衷与理想。 在二○○四年获邀回国讲学时，刘再复对台湾中央社记者强调说：“六四问题迟早要解决，但我同意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说，目前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至此，没有比“六四”受害者更惨痛的牺牲品了。当年八九学生运动在北岛、刘再复等知识分子的鼓动下掀起波涛，酿成血腥惨案至今二十多年，不少受害者亲属都过世了，他们至死没有看到昭雪的一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刘再复在十二名学者作家发出的《紧急呼吁》中声明：“如果政府不满足上述要求，他们将和学生一道绝食，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而现在，刘再复竟然认为解决“六四”问题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在《漂流手记》中，刘再复曾专文谈论中国人染上的一种“良知麻痹症”。不知刘先生本人是否也染上了这种麻痹症，他已经不再为中国大量存在的人权侵犯事件感到不安、焦虑和羞耻了。 这几个流亡西方的著名文人回国造势，给中共当局塑造了一副有凤来仪、万众归心的胜景。当局略施小惠，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很大的面子，减少了国内外批评的力度。在目前大批追求民主人权的人士入狱、遭受酷刑之时，北岛和刘再复的言行，无异于默认中共的“政治迫害文化”，背叛了所有仍在为民主人权抗争的中国人。 我们只能为中国知识分子忘却前事、取悦当局的能力而哭泣。中国有这么多悲剧，却很少有承担悲剧的人。当初北岛诗歌中的英雄气概和独立人格，已经让位于实用主义者的功利算计。当年身处政府的“反面”更容易获得名声，而现在，难以忍受异国寂寞、缺乏承担的流亡者，不再反对、质疑和批判，只要乖乖顺从政府，就能在盛世的大锅里分到一杯羹。 王荔蕻看见“房间里的大象” 和北岛、刘再复等人一样，王荔蕻也是八九民运的支持者。一九八九年春，在北京政府机关工作的荔蕻穿着印有“自由万岁”四个红字的衣服，走进游行队伍。在血腥镇压发生之后不久，她离开了政府机关。 和北岛、刘再复等人不同的是，二十年过去，王荔蕻仍然清楚地看见了“房间里的大象”，北岛等人却对此闭上了眼睛。“房间里的大象”的比喻来自一个英语谚语，其中的“大象”是指某种巨大而无可回避的真相（包括惨案），人们往往以合谋性的沉默与之相安无事。 荔蕻不是社会名流，但是她承担了很多社会名流不肯承担的责任。在《“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想念王荔蕻》一文里，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以她动人的笔调，叙述了王荔蕻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 荔蕻是共产党的将门之女，曾是一个爱好音乐的少女，下放到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文系大学生，政府机关干部，在年过半百的时候，她终于找到自己愿意为之献身的理想－－推动维权，争取言论自由。最后，荔蕻因参与福建“三网友案”围观活动而被控“寻衅滋事”，招致判狱。 艾晓明还告诉我们，荔蕻曾经有过物质上的满足，但她不快乐。一直到几年前开始在北京救助流浪访民的志愿行动，她才重新找到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友谊和内在的丰盛。 而北岛和刘再复等人，已经不觉得他人的苦难还值得关注。他们的变化，来自他们迷茫而冷漠的内心，在万花筒一样变幻的现实里，就舍弃自己的责任，选择附庸强权的时髦。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前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在回答自己为什么不回国时说，他不想以一个观光客的身份访问自己的祖国，不想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接待。在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中，有一种超脱俗世的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而中国文化的实用性格是非常惊人的，统治者可以利用被统治者的私欲，不费力气地去实施控制。因此，像王荔蕻一类具有高尚精神性的人，只能被孤立于普遍犬儒的社会主流之外。 具有内在光辉才是真正的诗人 在法庭宣判之后，王荔蕻的儿子齐健翔对记者说，他母亲的作风一向敢于承担，而且又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名，将所有罪名一个人给全扛下了。王荔蕻是幸运的，他的儿子理解母亲为什么坐牢，能认识到母亲的巨大的道德感召力。这应了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一文中的话：“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艾晓明说王荔蕻有一颗抗拒平庸的“诗意的灵魂”，这体现在荔蕻的囚室诗中。去年十月，荔蕻被拘留了八天，她写道：“我如此年轻／鬓发葱茏／踏进铁笼的‘新房’／……秋色苍黄／白墙黑窗／我是光明待嫁的新娘。” “良心犯／从此，我和你们相同了……良心犯／从此，我和你们相通了／……从此，我和你们一样／用尖刻的冷眼／剖解饮鸩的国／它以寒冰锁我的身／我用滚烫的心拥抱我的骨肉山河／从此，站在鸡蛋一边……” 读一读王荔蕻的囚牢诗歌，我们的眼睛会因为她的诗句而明亮起来，这种明亮来自她的信念、正义感和责任感，来自她对被剥夺被欺侮的弱势者的爱，以及为之分担痛苦的热忱。王荔蕻站在鸡蛋一边的事迹很多，例如：救助北京访民、支持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家庭、为艾滋病维权者田喜送钱、为山东李淑莲的事奔走、参与“福建三网民”的围观活动等。 好的诗歌，能使人们从麻木中惊醒，获得一种宽广的生命感，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曾说：“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成为文学的。”以这个标准看，北岛后期的诗歌已经不配称为真正的诗歌，而王荔蕻却由于其诗歌的内在光辉，成为一位真正优秀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