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信主持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吗？

1940年2月22日，第十四达赖喇嘛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根据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这个典礼是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奉政府之命，专程转道印度到拉萨，亲自主持的。吴忠信“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被认为是“国民政府收回西藏主权”之举。为了证明确有其事，还有一张吴忠信跟幼年达赖喇嘛的合影传世，据说是吴忠信“主持典礼”时拍的。那张合影十分古怪，显然是在一个非正式场合，照片上的达赖喇嘛对“中央大员”吴忠信皱着眉，满脸的不耐烦；“主持典礼”的吴忠信居然是侧面，怎么看也不像是在主持一个庄重的仪式。达赖喇嘛是西藏政教领袖，但是，他的坐床典礼首先是一个宗教性质的典礼。既不懂藏语，又不懂宗教仪轨的“中央大员”去主持一个重大宗教仪式，就像某国派一名部长去主持新教皇加冕仪式一样不合逻辑。而且，关于吴忠信专程去拉萨“主持达赖坐床仪式”的说法流传了80年，却没有丝毫细节。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是怎样进行的？吴忠信在整个过程中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热衷于传播这个故事的人，并未给出任何细节。13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国民政府以“致祭”为名，派黄慕松前往拉萨，试图重新建立与西藏政府的联系。热振担任摄政后，中央政府册封他为“护国禅师”。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在青海湟中寻获后，吴忠信即提议派人去拉萨主持金瓶掣签，并主持坐床典礼，以此宣示主权。但是，吴忠信到达西藏晚了一步，他于1940年1月15到达拉萨，而灵童早已到达，并已于1939年11月24日在大昭寺剃度，西藏人民会议已经正式宣布确认他为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金瓶掣签显然已经无法进行了。吴忠信到达拉萨后，曾要求举行金瓶掣签仪式，但遭到藏方强烈反对。于是，他提出要有一个程序，以示达赖喇嘛的确认经过了“中央认可”。藏方表示同意让吴忠信正式拜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吴忠信不同意正式拜见，因为那样一来就意味着他见到的是早已确认的达赖喇嘛了。最后藏方同意让吴忠信礼节性拜访灵童。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由中央确认14世达赖喇嘛”一说。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于1940年2月22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代表团成员之一，当时在场的朱少逸，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典礼过程：“灵儿升座后，热振起立向之行三叩首礼，司伦及三噶伦亦继热振[i]起立，向灵儿叩首，五人共立殿之中央，时热振戴黄僧帽，披黄缎僧衣，其装束又与平时不同，左右各有一喇嘛扶之，高声诵经，司伦噶伦等在旁恭立，全场寂静无哗，诵约半小时，一堪布（灵儿随身堪布）以黄缎绣成之轮回图一幅递热振，热振持之，复诵经约十余分钟，由另一堪布接去，挂灵儿面前桌上；据云图名金刚多尔济[ii]，寓长寿不变之意。嗣有堪布以尖顶黄缎僧帽一顶递热振，热振捧之又诵经约十余分钟，由总堪布接去，谨戴灵儿顶上，盖系加冕之意，黄冠乃法冠也；自此以后，灵儿始得正式称达赖，于是热振率各寺著名活佛，司伦噶伦等，依次向达赖献哈达，次吴委员长率全体随员依次献哈达，再次，四品以下僧俗藏官献哈达五供礼品等物，辨经师于献礼进行中开始辨论，直至献礼完毕，辩论终止。”（《朱少逸：《拉萨见闻记》79～80页)。接下来是舞蹈、献茶三轮，然后吃饭。吃的是“油拌米饭”和煮熟的羊肉，朱少逸“福薄不能下咽”，把他那份羊肉转赠坐在他旁边的翻译，对方连连道谢，郑重其事地用手帕包起来揣进怀里。饭后，达赖喇嘛“乃自以红绫条结成护身符，交一堪布，持赠吴氏，佩之胸际”，然后进行典礼的最后一项活动“抢面饼”，以表吉祥。 “于是此轰动一时之第十四辈达赖坐床典礼，圆满结束矣”。达赖喇嘛离去后，“吴氏亦随员回寓，时已下午一时，前后计费八小时之久”（《朱少逸：《拉萨见闻记》81页》。从描述中可见，在长达八小时的仪式中，自始至终压根儿就没吴忠信的事儿。如果有人在主持的话，主持者显然是摄政热振仁波切，而不是吴忠信。就连向正式“加冕”之后的达赖喇嘛献哈达，他这位“中央大员”还是排在热振仁波切和噶伦们之后。他最大的成就，是在达赖喇嘛座下争取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座位。他认为这个坐位的位置是清朝“安班”坐过的，意味着国民政府承继了前清在西藏的地位。他也许没想到，在藏人心目中，他们与清朝皇帝的关系是“贡施关系”，而非他认为的主权关系。坐床典礼的当天，吴忠信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秘密电报，陈述自己代表国民政府收回了“三十年脱缰之马” 。很明显，他夸大了自己在达赖喇嘛坐床仪式中的作用。事实上，他根本什么也没做，既没有发言，也没有司仪，只是作为不请自到的客人，参加了观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