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辛亥，展望千年专制的最终倒塌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对于中国人，1911年是尚未过去的一年。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可能没有哪一个比辛亥革命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更有借鉴意义。我相信这样一种宏观的历史趋向，那就是：面对中共的专制统治，中国几乎注定还要发生一次当今的“辛亥革命”，因此，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借鉴是十分重要的。 近年来，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问题，使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角度上来看待清末民初的社会及政治，辛亥革命及辛亥人物的历史局限也更多地为我们所知，但我反对“告别革命”乃至全盘否定辛亥革命的观点，辛亥革命的贡献和成果不仅对于当时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其是非成败即使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谈论辛亥革命当然首先要涉及清末政治和社会状况。看上去，当时的情况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不堪，大清似乎已走上“变法图强”的康庄大道，经过慈禧太后的十年“新政“，清末政局甚至使时人极为乐观，连当时的很多日本人都有一种危机感：“清国通过改革日益强大，如果再不下手，将永远失去挺进中国的机会。”后来的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也曾回忆说：“我当时是学生，觉得‘清末新政’时期一天比一天好，蒸蒸日上。”可就是在这样的“盛世”当中，危机的累积被忽略了。有人说，清末的“皇族立宪”虽然虚伪，但毕竟已开了立宪之局，而“新政”确实在政治、经济、社会上走出重要步伐，不能一概予以否定，但是不要忘记，清廷对“新政”的推动源于失去权力的恐惧，而同样是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这种改革是虚伪犹豫的，面对民意的要求，对于关键性的政治改革，清廷一拖再拖，显示了权力者对于民心变化的极度不敏感，而各级官员则继续躲在权力的卵翼之下大事贪腐，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导致民变事件频发。于是，一场看似前途无限的清末新政最终在武昌革命的枪声中结束了。 也许革命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政治选择，因此，有些历史研究学者对于“清末新政”被辛亥革命打断而感到遗憾。但是，你可以责怪统治者的愚蠢，却无法责怪普天之下的民众，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都是社会合力的结果，谁都无法控制“合力”的各个组成部分，唯一可以阻止革命的，也许只有作为社会控制枢纽的政治中心。但是，当我们看到在所有“新政”的改革措施中，却只有政治领域的改革最为缓慢、犹豫，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遗憾的根源，那就是权力者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导致其政治判断的失准，这几乎是所有专制者的特点，很少有人能够走出这一局限。因此，当武昌新军的一次士兵哗变就引发一个王朝的崩溃时，我们只能说这个政权已经脆弱到弱不禁风的程度，即便不崩溃于一百年前10月10日的偶然事件，也一定会崩溃于其它类似事件。这不是宿命论的论断，而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当一个政权失去自我政治更新的能力时，危机的累积最后只能导致猝然崩溃。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这样的规律。  “清末新政”不是出自统治集团历史责任的选择，而是在镇压戊戌变法，遭遇庚子之变后的被迫应因，这是考察清末政治的关键。尽管许多社会精英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立宪派）尽了很大努力，但无法改变当权者将权力视为禁脔的统治法则，于是，某些社会领域的改革更像是一些权宜性的修补，而不具有系统性改革的特点，当民间的呼声屡屡受挫后，这样的跛足改革不仅不能消除民间的革命冲动，反而为革命提供了诱惑和空间。所以我认为，当决定拉开改革的帷幕时，权力者首先应该有改革的全局谋划，并能够逐步为民间的参与提供空间，使有心参与政治的民间力量可以不通过革命而实现政治意见的表达。非此，则改革的举措就很容易转化成革命的动员。那种指望半吊子改革能够得到民间的长期认可而不遭遇革命冲击的想法来自于一种不切实际的静态观察方式，因此也只能是无意义的假设。 社会领域的改革一定需要政治层面的改革相配合，尤其是不能堵死民众的意见表达渠道，不能堵死社会精英的政治上升空间，否则，改革就只能是催生革命的动员令。清末的“皇族内阁”是政治权力封闭性本质的体现，也成了政府与民间矛盾的焦点，而这一问题在今天同样存在，那就是各级党委、政府内“太子党”的大量存在。不能仅仅将这一权力的封闭性归咎于满族人口的劣势，且看今日纷纷倒台的暴君如齐奥赛斯库、萨达姆、卡扎菲，哪一个不是“家天下”、“裙带天下”的统治手法？由少数人垄断最高权力的格局，与民族、历史、统治者性格无关，而是专制政治的基本特点，除非从根子上放弃专制政治的梦想，这一问题是无解的，也就意味着，专制者总是站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对立面，不敢向民众开放政治的空间。 由于这种权力的本质，无论存在什么缺陷，辛亥革命都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它第一次在中国确立了民主的旗帜。而且我们应该看到，总体上，辛亥革命是以和平手段解决的。在这一变局中，体制外的“造反人士”、体制内官员和军事强人、立宪派甚至满清政权都采取了相对克制的做法，主要以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力量达成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我认为这既是力量平衡的结果，也是中华文明悠久智慧的体现。在日、苏国际势力强势介入中国政局之前，辛亥革命主要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达到了这样的政治高度，这应该使我们对于中国人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感到骄傲，我相信，在未来的政治变局中，中国人同样可以展现出这样的能力。那种怀疑民众参与的能力，怀疑社会变革是否存在良性推动力量的人，一般只是自命不凡的政治空谈家，辛亥革命使我们看到即使几千年的皇权猝然崩溃，社会精英和大众仍然可以较好地处理政治问题。 不可否认，猝然而至的巨变使社会面临许多全新的课题，即使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说这些可以已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所有政权崩溃式解体后必然面对的问题。就个人而言，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最优选择。清朝末年，围绕立宪与革命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武昌枪声响起的一刻，但革命并不等同于暴力，任何全局性、系统性的变革事实上都是革命性的，对此，全社会应有足够的认识、勇气和心理准备。当清政府被迫开始变法的时候，甚至更早，在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的时候，一场革命已无可避免，区别仅仅是革命的形式、步骤。因此，只要政府在对于革命性变革缺少诚意，以孙中山为代表，力量有限、资源有限的革命党人就必然成为社会变革的旗帜，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其它的观点没有可取之处。在我看来，当革命必然发生时，应有面对革命的勇气；当革命必然发生时，应设法减少革命的震荡性破坏，超前思考面临各种危机的应因和制度安排上的具体方案。同理，我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具有勇气与智慧、瓦解与建设的双重性内容。  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仍未摆脱专制政治的束缚，和清末极为相似的是：中国政府自外于世界潮流，不肯拥抱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但这一价值根植于人性，于是便产生了民间与政府的紧张关系，这一关系在某个临界点来临前总会以政权的“稳定”为主线，但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转型中都有其“辛亥革命”的爆发，这为我们回顾和研究历史提供了更为开阔的借鉴。在今天的世界上，对于普世价值的拥抱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真正保障，这一点不因地点的差异而有不同。  也许我们还应该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其中包括基于民族情绪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间动力），当辛亥革命以新军的首义为起点，其成败的关键主要体现在军事上的胜败、平衡，各地的群起相应也大都带有军事色彩，这就使民国政治一直无法摆脱军人的控制，社会运动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民主、自由、人权理念未能在民间确立最为扎实的根基，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启蒙工作很快被瞬时万变的政局、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进入而打断，因此，中国社会未能在思想领域和一般社会民众中确立民主的牢固基础，而共产主义革命的暴力特征使中国社会屡次走上极端化道路，其恶果一直延续至今。回顾一百年前的历史，我们看到：一方面，在民智未启的历史阶段，公民的力量尚不能成为决定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以军事成败或平衡为后盾的变革，使辛亥之后的中国政局过多地带有军政府和军阀当政的特点，这种特点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谁担任了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谁就是这个国家的真正掌控者。关于这一点，我们无法苛求古人，但作为今天的中国公民，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只有最广泛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和公民力量得到发育，我们才能确保未来的变革不是一场代价最小而且是成果最稳固的革命。从社会变革的民间基础来看，这不是镜花水月，今天的中国民众，无论从思想启蒙的广度、对民主思想的理解，对于变革的呼声都不再是清末的情况可以比拟，另外，和清末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无论教育程度、交通、通讯条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因此，当无法避免的“辛亥革命”再次爆发，我们具有比前人更为有利的条件，而未来中国的政治变革，也会面临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时间在信奉自由的我们这边。基于这种自信，我们对于未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平民化、和平化的方向应有坚定的守护。在倾力于思想启蒙、民间社会发育的同时，我希望未来的民主政治是一种柔性的政治，让我们更多地理解妥协、和解、现实、中道这些词语的含义，让中国的政治成为为每一个中国人谋福祉的政治，而不是伤害平民的政治。 当我们回顾辛亥革命的时候，我不主张过于强调那些彪炳史册的伟人们的贡献，尤其是革命火焰的点燃及迅速蔓延，首先归功于无数小人物的努力。武昌枪声一响，在中国的土地上，士兵调转枪口、秀才揭竿而起、没有这些小人物的参与，就没有政治人物纵横捭阖的政治空间。我相信，未来的中国历史仍会再现这样的一幕，没有广泛的民众参与就没有民主变革，而民众的广泛参与是民主转型的第一步也是民主制度最牢固的保障。未来的政治变革应该具有远比辛亥更广泛的和平的社会动员。一个政权的倒下来自一天天失去民心的累积，同样，民主制度的诞生也来自一个个社会成员对民主的不断增加的认同和支持，所以，辛亥百年之际，我们不必问下一次辛亥革命何时到来，而只需为彻底的民主变革和未来的民主制度建设准备必不可少的因素，这就是广泛的思想传播和扎实的公民运动。  2011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