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Apple-style-span" style="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14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 "><div style="margin-top: 0px; margin-right: 0px; margin-bottom: 0px; margin-left: 0px; float: left; width: 28px; color: #c74b15; border-top-width: 0px; border-right-width: 0px; border-bottom-width: 0px; border-left-width: 0px; border-top-style: solid; border-right-style: solid; border-bottom-style: solid; border-left-style: solid; border-top-color: #000000; border-right-color: #000000; border-bottom-color: #000000; border-left-color: #000000; padding-top: 0px; padding-right: 0px; padding-bottom: 0px; padding-left: 0px; line-height: 39px; font-size: 28px; ">柏</div>林是一个重新发现之地。<br /><br />有一种重新发现对游客来说司空见惯──虚假的惊异感。自我暗示了一段时间后，“游客”的身份认知将会达到顶峰，对微不足道的小事感到惊奇，曾经熟视无睹的景色也富有异域感，这是一种游客式的返老还童，将自己置于刚刚降生的境地，看什么都新鲜，还浮想联翩。<br /><br />我从柏林泰格尔机场出来的那一刻就感受到了这种虚假的惊异──没有人排队等出租车，开着车门等人的出租车倒是排成一队。我觉得自己像一只从逼仄嘈杂的后厨不小心窜到大厅的耗子，这里太空旷太整洁了，耗子感到了不属于这里的压力。<br /><br />除了是我的旅行目的地，在另一重空间，柏林又流传着很多重新发现自我的传说。<br /><br />1968年，英国家庭妇女多箩西移民到了东柏林。在东德边境的检查站，她的丈夫给出了移民的理由──民主的英国滋生贪婪，社会主义东德使人平等。检查站的大兵都乐出了声儿。多箩西的丈夫是个共产主义信徒，他们的小女儿深受影响。一块移民的还有大女儿──一个以打破秩序作为与世界沟通方式的艺术家、多箩西的哥哥──另一个以羸弱和神经质作为与世界沟通方式的艺术家。这俩艺术家在“人人都劳动”的社会主义世界并不受欢迎，不过在故事的开始，他们暂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br /><br />对多箩西来说，东方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东德与西德，都不是她考虑的事，她仅仅是个家庭妇女，能够与家人在一起，和睦幸福，就是她最大的信仰。然后共产主义就真的来了，它不是以宏大的口号或者沸沸扬扬的运动轰隆隆赶来，而是幻化成微小的琐事：厨房里的窃听器，因为养鸢尾花被逮捕的邻居，儿子逃到西柏林后发了疯的父亲，长着观察的眼握着记录的笔随时准备向组织汇报的小密探，不能听的音乐，不允许拍摄的照片⋯⋯多箩西觉醒了，她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份：一个要革命的家庭妇女，她领着全家逃离了东柏林。这是一个叫《老娘闹革命》的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br /><br />另一个“重新发现”来自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20世纪最富盛名的德裔女哲学家。她年纪轻轻就完成了从一个“个体的人”到“公共的人”的发现。她那本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讲了现代生产方式如何造就了沙粒般的“孤独”的个人，他们一心追求物欲满足，对公共事务置若罔闻，从而丧失了对世界和他人正当的现实感和对事物正当的判断能力，孤独导致绝望和恐怖，导致人们互相之间的敌意从而摧毁他们的共同空间。<br /><br />汉娜.阿伦特本人站到了”世界”而非”个人”一边，她站立在公共舞台上，而非隐退于内心秘密的巢穴，她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犹太人，其次才是个女人，在柏林完成了大学前的自修；当她脱离了与海德格尔的婚外恋情后，又从马堡大学移居柏林。柏林成为她自我发现旅程的开端与结束。<br /><br />在柏林，我干一切游客会干的小事──沿着“6月17日大街”骑行；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柱下拍照片；对着最老的一家爱因斯坦餐厅大发思古幽情；清晨跑去著名夜店Berghain观看彻夜狂欢的人；在“东区画廊”买一块沾着红油漆的柏林墙；盯着那些像飘零儿童一般瘦弱的柏林小伙子看；在查理检查站纪念馆旁边试戴一顶苏式大毛帽⋯⋯多箩西和汉娜.阿伦特又好像我随身携带的两个行李，她们不时跳出来以增添我对柏林的幻想，在这里，我或许也可以发现另一个自己。<br /><br />受到汉娜.阿伦特的启发，我并不是沙粒般孤独的个体，我身上带着我来自哪里的痕迹。我是颠倒的多箩西，我从某种程度上墙仍旧高高树立的东柏林来，脸上带着东柏林式的好奇，试图亲见那些关于西柏林的美妙传说──更自由的空气，表情松弛的人群，随处可见的艺术与音乐，自由出入的市政厅，随时可以站上去发表演说的街角木箱⋯⋯<br /><br />我这个穿越了的东柏林人，好像曾经对峙过坦克和枪，在“查理检查站”被仔细地盘问过，又翻越了柏林墙，我怀着喜滋滋的心情在裤裆大街（Kudamm）上溜达，我的喜悦，是那些没有经历过墙的人不能理解和体会的。<br /><br /><p style="font-style: italic; ">（作者困困，专栏作家、记者。曾出版随笔集《上流女孩当如是》和人物特写集《不上流，不下流》。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p></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