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梯——当代中文诗选序（上）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img border="0"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1/Oct/10262011YangJadeLadderAIS.jpg" width="641" height="906" />  </div><div>     一</div> 当代、中文、诗，三个词勾勒出三重对称：传统与现代；中文与外文；诗人与诗。我说“对称”，而非“对立”，因为对称的双方，不仅互相以对方为自我意识的前提，而且因对方而丰富。三重对称，同时就是中文当代诗的三大思想主题：古典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型”；外文影响与中文自觉的互动；来自现实的“为什么写”与诗歌创作的“怎么写”。三十年的当代中文诗，可以被读成这三重血脉丰沛流转的一本“大书”。 给一种语言写成的诗歌圈定版图，肯定吃力不讨好。哪儿不是“当代”？有多少种“中文”？我要谈论的，是一片人为划定的文化风景：它的“地貌”，是二十世纪、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独特的政治社会现实。它的“气候”，是这段历史中复杂的文化断裂，及其在人内心感受里的延伸。它的“边界”呢？和任何地图上绘制的中国版图无关，却和每一枝带着那血缘书写的笔有关，无论这枝笔流落到了世界的哪个角落。它的终极命名仍然在“诗”上。一种历尽劫难却仍然能“从不可能开始”的、用汉字写下的诗。它既不同于古典中文、又不同于其他语言的诗歌创作。它是它自己：当代中文诗。 我至今记得，一九七九年早春，一个飘着冷雨的夜晚，我和顾城走进一条北京小胡同，借着昏黄的路灯，查找一个门牌号：东四十二条７６号——一座残破的门楼，嵌在灰色砖墙里，杂乱漆黑的院子，通向迎面赫然站着一架油印机的屋子。这普普通通的地方，对我们的眼睛，却闪耀出一种奇异的光辉。这里是地下文学杂志《今天》的编辑部。而这个杂志，聚集了写作当代中文诗最早的一批诗人。那时的我，虽然已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的“再教育”、已有了好几年胡乱涂抹的“诗龄”，但我诗歌写作的“史前期”，还远没结束。深深的疑问仍然是：什么是“我自己的诗”？或者说：真正值得一写的诗？文革的惨痛记忆犹新，但“惨痛”并不注定产生深刻的思想，更不一定意味着有意义的写作。什么是当代中文诗安身立命的理由？虽然一年以后，《今天》就被当局严令查封；虽然十四年后，顾城在流亡新西兰时自杀惨死，但当年那个困惑从未离开我。我的写作、我们的写作，整个是一场寻找。就像我一篇文章的题目《诗，自我怀疑的形式》，我们寻找的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是给自己提出更深刻问题的能力。当代中文诗人，不得不是一个专业“提问者”。面对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坚持一个不变的提问的姿势。这条精神血缘，可以上溯到两千三百年前中文诗歌史上第一个名字，屈原的长诗《天问》，从宇宙初创问到神话、历史、政治现实，直至他自身，二百个问题层层深入，却无一回答。他知道，提问的能量远比回答强大。 在今天，一个类似玩笑却又令我们足够尴尬的问题是：我们有一个“中文”吗？换句话说，构成我们作品的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方块字，是在提供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或其实相反，在偷偷取消那个价值？我想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和中文夹在两个“他者”之间的位置。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产生巨大冲击的外来文化，当然是一个“他者”，这不难理解。但那个隐在我们背后、绵延三千余年的古典中文诗歌传统，又何尝不是另一个“他者”？当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有一条直线，可以直接连接古典和当代，我们是否恰恰掉进了一条看不见的裂缝？连许多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嘴里的词汇，至少一半以上根本不是中文，而是经日语翻译成汉字的“二手”欧美词汇。我们使用的概念，诸如民主、科学、人权、法律、政治、运动、唯物、唯心、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乃至自我、心理、空间、时间等等，除了汉字的形象，在内涵上其实和古代中国思想毫无联系。那么，今天谁敢把自己称为“古典的中国人”呢？所谓当代中文诗，就像一道美丽却找不到根基的虹桥，凌空架在两座峭壁之间的深涧上。说得好听，是创造，是超越。难听的话，就是断裂、是浅薄。“影响的焦虑”，甚至是我们渴望却得不到的。用一个比美国英语还年轻的语言写作，却又幻想着要经受得起古老中文诗歌传统的美学审视，这个不可能也太触目惊心了！ 不过，触目惊心并非坏事。从不可能开始，才算一个奇迹。有意思的事发生了。恰在文革后的当代中国这块废墟、当代中文这片荒地上，三十年的诗歌写作，开创了中文诗歌有史以来思想最活跃、创作最热烈的时代。我在这儿使用的“最”，并不过分。和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比，盛唐的李白、杜甫尽管辉煌，但他们使用的精美形式，是之前近千年多少代诗人摸索积累的成果；而他们同代的诗人，又能在同一个足球场上分享共同的裁判标准。我们呢？从七八年北京“民主墙”上当代中文诗正式问世，历经八十年代初“朦胧诗”之争、八十年代中“寻根”或文化反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的流亡写作，九十年代经济起飞以来的喧嚣和嘈杂，短短一代人时间内，最初的开创者们还在写作，好几重“后代”诗人已蜂拥而起。一个三部曲：甩掉意识形态宣传式的“非诗”；重建诗人和语言的个性；充分展开诗人诗作之间的辩驳和竞争关系，已经完成并达成了共识。无论曾经和正在面对的处境多难，一个叫做“当代中文诗”的活的传统毕竟在建成。它没有现成的根基，却立足于个人的创造活力，综合古今中外一切思想资源。我该套用庞德的头衔说：每个中文诗人在“发明”自己的小小传统。是的，必须发明，因为没有可以因袭的东西。每首当代中文诗，都是一个思想——艺术项目，它把世界“吸附”到自己身上，一点点转化积累成自我。先人可以微笑了，因为只有立足个人能量，数千年的中文诗歌才配称为“传统”，否则那充其量只是一个冗长的“过去”。 公元一二一年，许慎的《说文解字》在“诗”字下明言：“志也”。这开宗明义，点明了中文诗重表现的特征：以语言结构内心的深度，去把握外在历史的广度。它不擅长线性叙述的“史诗”，却把“史”囊括在“诗”之内。“言志”的冲动，让当年地下印刷《今天》的那架手摇油印机，转世为二十一世纪无数青年诗人手指敲打的电脑。诗歌的鸟群，每分钟从中文的不同角落起飞，翱翔在瞬间万里的网络天空中。这又让我想起中国神话里的昆仑山，就是唐朝李贺的俪句“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那座山。古人想象，那是一架神人上下天地之间的“天梯”。这不也正是当代中文诗的最佳比喻？每个诗人、每首诗，都是一架登天的玉梯，下抵黄泉上接碧空，既沉潜又超越。巴别塔从未停建，它正在每个诗人的书房里增高。写作的含义，不是别的，恰是一步步继续那个生命的天地之旅。 二 语言和现实常常互相印证。一九八八年，我和北京一批年轻诗人组成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选择这个名称，是针对双重的死亡。文革噩梦并非久远，无数亡灵还在周围萦回。但随着一些朋友渐渐从地下走到“地上”，出名，出版，出国，作品也变得空洞油滑。“幸存者”，就是这个精神死亡的反抗者。我们当时绝不会想到，血淋淋的现实也在追赶这个词。八九年六月的北京天安门大屠杀后，谁还敢说自己不是幸存者呢？那些日子，当全世界都在为天安门震惊和哭泣，我却暗暗震惊于人们的震惊，更为遍地哭泣而哭泣：这不是我们见证的第一次死亡啊。反右大饥荒文革的数千万死者哪去了？我们对死亡的记忆哪儿去了？眼泪，在哀悼还是冲洗和背弃？死亡的庞大和死亡的空虚，究竟哪个更可怕？我哭我们忘却的能力。我的《一九八九年》一诗，结束于一个朋友们认为出了笔误的句子：“这无非是普普通通的一年”。普通，普遍，因为毁灭的处境不会过去。这根现实和语言扭结的链条上，“天安门”既在时间里又在时间之外，像一个焊点，连起所有“幸存者的写作”。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是当代中文诗一个重要坐标。它画完了一个圆：从七六年文革结束追问“谁之罪？”起，贯穿八十年代以“寻根”之名、痛苦反思渗透在每个人意识深处的语言和传统，直至再次把反思的目标，指向脚下那个仍在培育恶性生态的制度。这是一条清晰的从文化思考到现实反抗的轨迹。整个过程，既该视为时间上延续的三个阶段，更应看作同一追问持续深化的三个层次。天安门引爆的，是一个终于挣脱重重错位、寻回人性立足点的古老文明的当量。 一九七八年底，北京街头既寒冷又灼热，西单那堵一百来米长的灰砖墙，被上百个民办刊物贴满了，它们周围，又涌动着数十万来自全国的上访者——到北京告状的文革受难者。正是在这堵“民主墙”上，我第一次读到了《今天》创刊号，那里，有芒克的明亮：“太阳升起来／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北岛的冷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种气味儿，透过纸上的油墨味向我散发：诗歌的香味儿！一种语言，抛弃了那些空洞的政治大词、却直接砸进我心灵深处。稍后不久，文革期间一直潜藏的地下文学圈子浮出水面。多多的阴郁：“牲口们被蒙上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江河的深沉：“土地的每一道裂痕渐渐地／蔓延到我的脸上，皱纹／在额头上掀起苦闷的波浪”，顾城在十三岁写的《生命幻想曲》中耳语：“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这批诗人，或许不曾意识到，他们从开始，就不约而同遵循了一个小小的诗论：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觉。从而，不仅在诗歌主题上、更在语言材料本身，完成了与政治宣传式的“非诗”的决裂。中国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朦胧诗”争论，就像那个含义为“看不懂”的命名一样，整个儿是一场误解。官方批判这些诗人“反传统”，而诗人们也为自己“反传统”的权力辩护。但，“不懂”或许仅仅囿于畸形听觉的惰性。比较一下充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宣传口号的官方“诗”，“朦胧诗”里的太阳、月亮、土地、河流、生命、死亡、梦想那些意象，哪里是“反传统”？明明在返回“传统”——至少返回古典诗歌的纯净语汇。诗人们从小背诵着长大的李白、杜甫，和手抄下来的波德莱尔、洛尔迦、艾吕雅、聂鲁达，在被文革苦难“启蒙”的心灵中相遇。从写作肇始，已经接续上了古往今来激发诗歌的“噩梦的灵感”。对此，年轻诗人兼批评家肖驰当年就很清楚，他的文章，题为《朦胧诗——一个转折吗？》，结论当然是否定的。 一九四九年后的当代中国文学中，《今天》的重要性，无疑没有任何另一本文学杂志能比拟。这个一共出版了九期、全部“寿命”没超过两年的杂志，堪称对当代中文诗创世纪式的正式命名。我曾把这个命名的内涵概括为两点：一，个人生存的严肃感。二，从汉字特征内产生的诗歌意识和形式。我强调“生存”，而不只是“政治”，因为从《今天》起，一整套中国政治语汇、思维逻辑、表述方式被彻底抛弃了，而记忆的沉重和空白、生命的刺痛和麻木，深深渗透了人生，也成为诗作“严肃感”的底蕴。《今天》诗歌中既惊怵又点燃读者的意象，经由庞德意象主义的“出口转内销”，再次（远非唯一一次）戴着西方面具，完成了一次对中文古典诗歌美学的回溯。一个逆向的马可波罗之旅！尽管那只触及了意象／造句的表层，但已开启了中文诗学今后的方向：通过建立“创造性联系”而重新发现中文传统，使之成为当代世界的思想资源。这些“事后”的观念，当时却是和我们年龄、经历相仿的读者的直感。每期印刷一千本的《今天》，又由上千倍数目的手传递着，转抄着。那个蓝白两色的封面，像一对有神性的翅膀，拂过之处就派生出新的诗人、诗社、刊物、沙龙、大群大群的读者。《今天》的意义，在于它永远结束了“非诗”和“诗”的无聊对立，此后，是这些“诗”和那些“诗”在良性竞争。一个真的、活的传统，诞生了。 但现实的阴影并未移开。随着七九年中共文革后权力内斗结束，邓小平坐稳江山，北京“民主墙”失去了利用价值，随即被查封。《今天》靠纯文学遮掩，多残喘了一年，最后也在公安局“如果印刷机再转一次，全体进监狱”的勒令下停刊。八十年代初的热门话题是“伤痕文学”，但，文革的伤口何曾痊愈过？鲜血继续滴淌时，谈论“伤痕”是否太奢侈了？一九八三年，一个叫做“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展开，与文革时半催眠的状态不同，这一次，中国人醒着目睹文革话语的噩梦扑面而来。作为污染源之一，我的长诗《诺日朗》遭到全国性批判，罪名从“宣扬色情”到“攻击现实黑暗血腥”，再到“否认历史进步”一一罗列。我至今记得，一个饱经政治摧残的老作家看着我时，那种投向一个死刑犯（一个死者）的眼神。但荒诞的是，我不得不暗自承认，那绝大部分“罪名”不仅成立、而且批判者们当之无愧应被评为最佳读者！正是《诺日朗》，后来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这里的“寻根”一词，恰与在美国黑人那儿的含义相反。我们的根不在别处。它就在脚下：从这片土地和历史深处，攥紧了每个人、每滴血液。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反思”，是在更深地追问自我：这个谎言的制度里，每个人仅仅是受害者？或其实也是迫害者？至少以沉默屈从的方式在参与那迫害？一个诡谲的时间巫术，把“时间的痛苦”悄悄兑换成“没有时间的痛苦”。我们就像画在敦煌壁画上的“飞天”：“我不是鸟，当天空急速地向后崩溃／一片黑色的海，我不是鱼／身影陷入某一瞬间、某一点／我飞翔，还是静止／超越，还是临终挣扎／升，或者降（同样轻盈的姿势）／朝千年之下，千年之上？”（杨炼《飞天》）。梦想着“进步”，醒来却一再堕入历史最黑暗之处。呼唤着“革命”，结果却沦丧了最起码的人性和常识。中国人作为世界上最极端的“文化虚无主义者”，究竟对急于摒弃的古典文化思考过多少？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人最渴望完成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那很可惜，摆在我们面前的，只配被叫做“共产党文化”：用西方进化论词句遮掩的中式专制最恶劣的版本。这里的重重分裂，根本不配被称为“传统的”！就这样，历史的焦虑和疑问，成为每个诗人思想和语言个性里的纵深。要说反抗，现在更是对自我压抑、自我扭曲的反抗。八十年代中期，诗歌写作的思想能源发生了一次大转移：从依赖外在的、群体的“社会点滴瓶”，移回诗人和语言自身。若干没完成这次蜕变的诗人掉队了。没有办法。和中文诗相关的，只能是自觉，却不容任何盲目。 我们对八十年代，始终怀有一种温暖的乡愁。那一波波冲击，既严肃又灵动、既精神又性感。时间以月甚至天计算。诗，就像政治、经济、文化、性的“开放”，在不停打破禁区。一九八六年，在上演“中国西部故事”的深圳，一家报纸主办了“１９８６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共有八十四个各有诗歌主张、且证之为作品的“群体”参展。他们笼统自称“第三代”（相对于官方文学的“第一代”和朦胧诗的“第二代”），又被别人叫做“后朦胧”。这个庞大的诗人群，良莠不齐，旗帜杂乱，口号繁多，但却整体勾勒出一个氛围：当代中文诗，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简单对抗，而呈现出多元的诗歌美学追求。形象地说，从《今天》发源的那条河流，如今在各自夺路，奔向不同的入海口。诗人的自由身份和美学理想，不仅拒绝受限于官方统治，甚至拒绝受限于“朦胧诗”的裁判标准。重新出版的《楚辞》、《全唐诗》到《金瓶梅》等等中文古籍，混合着从荷马、但丁到叶芝、艾略特、西尔维亚  •  普拉斯等倾泻而入的翻译大潮，“同时地”杂交成当代中文诗的血缘。我们自己或许都没意识到，即使从四千年中文文学史俯瞰，这个文学阶段也多么五彩纷呈！ 一九八八年“幸存者”诗人俱乐部成立时，积聚了十余年思想能量的中国，再次把质询的目光集中到了政治压抑上。八九年春天第二届“幸存者”诗歌朗诵会，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礼堂举行，那几乎成了中国各界异见思想明星的团体展。也因此，六四屠杀后，“幸存者”首当其冲地被作为学运背后的黑手之一遭到取缔。又一个时间“怪圈”成了诗歌的注脚。当我在新西兰奥克兰听到我刚出版的诗集《黄》、长篇思想论文《人的自觉》被查禁和销毁，我的感觉是：诗代替诗人被杀了。处境再次一动不动，冷冷盯着我出国前写下的句子：“所有无人回不去时回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