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谈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朗斯特罗默

（下面章节摘自北岛论诗文集《时间的玫瑰》中的《特朗斯特罗默：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一文。）(1) 蓝房子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omer）的别墅。那房子其实又小又旧，得靠不断翻修和油漆才能度过瑞典严酷的冬天。今年三月底，我到斯德哥尔摩开会。会开得沉闷无聊，这恐怕全世界哪儿都一样。临走前一天，安妮卡（Annika）和我约好去看托马斯。从斯德哥尔摩到托马斯居住的城市维斯特若斯（Vasteras）有两个小时路程，安妮卡开的是瑞典造的红色萨巴（Saab）车。天阴沉沉的，时不时飘下些碎雪。今年春天来得晚，阴郁的森林仍在沉睡，田野以灰蓝色调为主，光秃秃的，随公路起伏。安妮卡当了十几年外交官，一夜之间变成上帝的使者——牧师。这事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儿不可思议，好像长跑运动员，突然改行跳伞。安妮卡确实像运动员，高个儿，短发，相当矫健。我1981年在北京认识她时，她是瑞典使馆的文化专员。西方，那时还是使馆区戒备森严的铁栏杆后面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我每次和安妮卡见面，先打电话约好，等她开车把我运进去。经过岗楼，我像口袋面粉往下出溜。1983年夏末，一天中午，我跟安妮卡去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饭。下车时，她给我一包东西，说是托马斯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包括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的英译稿和一封信。马悦然在信中问我能不能把托马斯的诗译成中文，这还是我头一回听到托马斯的名字。回家查词典译了九首，果然厉害。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很幸运，我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相比之下，我们中国诗歌当时处于一个很低的起点。1985年春天，托马斯到北京访问。我到鼓楼后边的竹园宾馆接他。那原是康生的家，大得让人咋舌。坐进出租车，我们都有点儿尴尬。我那时英文拉不开栓，连比划带迸单词都没用，索性闭嘴。最初的路线我记得很清楚：穿过鼓楼大街，经北海后门奔平安里，再拐到西四，沿着复外大街向西……目的地是哪儿来着？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于是那辆丰田出租车开进虚无中。只记得我紧张地盯着计价表上跳动的数字：兜里钱有限。没过两天，我又陪托马斯去长城。那天作家协会出车，同行的还有《人民画报》社瑞典文组的李之义。他把作协的翻译小姐支走，小姐也乐得去买买衣服。李之义是我哥们儿，没的说，除了不得不对司机保持必要的防范。那年头，我们跟托马斯享受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坐专车赏景，还在长城脚下的外国专家餐厅蹭了顿免费的午餐。那天托马斯很高兴，面色红润，阳光在他深深的皱纹中转动。他触摸那些城垛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对人们如此强烈地要被记住的愿望感到惊讶。我请他转过头来，揿动快门。在那一瞬间，他双手交叉，笑了，风掀起他开始褪色的金发。这张照片后来上了一本书的扉页。那书收入托马斯诗歌的各种译文，包括我译的那几首。(2) 果戈理夹克破旧，像一群饿狼 脸，像一块大理石片 坐在信堆里，坐在 嘲笑和过失喧嚣的林中。 哦，心脏似一页纸吹过冷漠的过道此刻，落日像狐狸悄悄走过这片土地 瞬息点燃荒草 天空充满了蹄角，天空下 影子般的马车 穿过父亲灯火辉煌的庄园彼得堡和毁灭位于同一纬度 （你从斜塔上看见） 这身穿大衣的可怜虫 像海蜇在冰冻的街巷漂游 这里，像往日被笑声的兽群围住 他陷入饥饿的利爪 但群兽早巳走出高出树木生长的地带 人群摇晃的桌子 看，外面，黑暗正烙着一条灵魂的银河 登上你的火马车吧，离开这国家！ （李笠译）果戈理夹克破得像狼群。 脸像大理石板。 在那轻率而错误地沙沙作响的小树林中 坐在他的信件的圈里， 心像一片纸屑穿过充满敌意的通道 而飘动着。日落现在像一只狐狸匍匐爬过这个国度， 一瞬间点燃草丛， 空间充满角与蹄，而下面 双座四轮马车像影子一样在我父亲那亮着灯的 院落之间悄悄滑动。圣彼得堡与湮灭处于同一纬度 （你看见那斜塔上的美人吗？） 在冰封的居民区周围，穿斗篷的穷人 像一朵水母漂浮。在这里，笼罩在斋戒中，是那些从前被欢笑的畜群包围的人， 但这些人很久以前就把自己远远带到树行上的草地。 人们摇晃的桌子。 看看外面吧，看见黑暗怎样剧烈地焚烧整整一条灵魂的星系。 于是乘着你的火焰之车上升吧，离开这个国度! （董继平译）果戈理外套破旧得像狼群。 面孔像大理石片。 坐在书信的树林里，那树林 因轻蔑和错误沙沙响， 心飘动像一张纸穿过冷漠的 走廊。此刻，落日像狐狸潜入这国度 转瞬间点燃青草。 空中充满犄角和蹄子，下面 那马车像影子滑过我父亲 亮着灯的院子。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 （你看见倾斜的塔中的美人了吗） 在冰封的居民区像海蜇漂浮 那披斗篷的穷汉。这里，那守斋人曾被欢笑的牲口包围， 而它们早就去往树线以上的远方。 人类摇晃的桌子。 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 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 （北岛译）李笠和董继平均为托马斯的重要译者，他们分别把托马斯的诗全部翻成中文，结集在国内出版。李笠是从瑞典文译的，董继平是从英译本转译的。我一向认为李笠的译文很可靠，本无意挑战他的译本。当我重读弗尔顿（Robin Fulton）的英译本（依我看这是最值得信赖的译本）后，我对李笠的翻译感到不安，于是决定自己动手重译这首诗。除了弗尔顿的英译本外，我还参考了李之义的中译本，为保险起见，我最后请马悦然来把关，他只对一个词提出修改建议。在我看来，李笠的译文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力度。托马斯的诗歌风格冷峻节制，与此相对应的是修辞严谨挑剔，不含杂质。而李笠用词过于随便，节奏拖沓，消解了托马斯那纯钢般的力量。例如，“哦，心脏似一页纸吹过冷漠的过道”，首先在原文中没有感叹词；其次，双音词“心脏”在这里很不舒服，让人想到医学用词。此刻，“落日像狐狸悄悄走过这片土地”，显得有些拖泥带水，而且“土地”不够准确（我译成“此刻，落日像狐狸潜入这国度”）。“这身穿大衣的可怜虫／像海蜇在冰冻的街巷漂游”，“大衣”不够确切，应为斗篷，这样才能和海蜇构成联想关系，“可怜虫”应为穷汉，因为这个词在原作中并无贬意。“但群兽早巳走出高出树木生长的地带”（我译成“而它们早就去往树线以上的远方”），由于“树线”这个关键词没译出来，致使全句溃散不得要领。另外，李笠的翻译有明显的错误和疏忽，例如，“（你从斜塔上看见）”应为“（你看见倾斜的塔中的美人了吗）”。“他陷入饥饿的利爪”应为“守斋”，只要知道果戈理因守斋而病死的背景，就不会犯此错误。“人群摇晃的桌子”应为“人类摇晃的桌子”，对比之下，“人群”使这个意象变得混乱浑浊，而“人类”则使它站立，获得重量。“黑暗正烙着一条灵魂的银河”，应为“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烙与焊，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再就是李笠对标点符号及分行的不在意，也显示了翻译中的轻率。标点符号和分行是一首诗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其重要程度正如榫之于桌子、椽之于屋顶一样。特别是分行，由于中文和西文语法结构的巨大差别，虽然很难一一对应，但要尽量相伴相随，以便让读者体会其结构的妙处。尽管如此，和董继平的译本相比，李笠的译本可算得上乘了。只要扫一眼董译本那其长无比的句式就够了。仅举最后一段为例：“在这里，笼罩在斋戒中，是那些从前被欢笑的畜群包围的人，／但这些人很久以前就把自己远远带到树行上的草地。／人们摇晃的桌子。／看看外面吧，看见黑暗怎样剧烈地焚烧整整一条灵魂的星系。／于是乘着你的火焰之车上升吧，离开这个国度！”这是诗歌吗？这是托马斯的诗歌吗？这风格不正与托马斯那凝练的创作原则背道而驰吗？再来看看其中的错误。第一句明明是单数，那守斋的人即果戈理本人。而第二句由此导致了个更大的错误，把畜生当成人：“但这些人很久以前就把自己远远带到树行上的草地（而它们早就去往树线以上的远方）。／人们摇晃的桌子”，则是和李笠犯了类似的错误。“看看外面吧，看见黑暗怎样剧烈地焚烧整整一条灵魂的星系（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剧烈地焚烧”其实就是焊住，一个关键词的误用就完全废了这神来之笔。最后一句应为“乘上”，而非“乘……上升”，这有本质的区别。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多费笔墨了。言归正传。《果戈理》是托马斯的最早期的作品之一，收入他的第一部诗集《诗十七首》（1954年）。果戈理是俄国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死魂灵》、喜剧《钦差大臣》等。其生平有几个重要因素与此诗有关，其一，他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在乡下长大。其二，父亲早逝，他离家去彼得堡谋生，结识了普希金等人，彼得堡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城市。其三，他一生贫困，终身未娶，死时年仅四十三岁。临终前，他被一个神父所控制，听其旨意烧掉《死魂灵》第二卷手稿；并在封斋期守斋，极少进食，尽量不睡觉以免做梦。守斋致使他大病而终。“外套破旧得像狼群。／面孔像大理石片。／坐在书信的树林里，那树林／因轻蔑和错误沙沙响，／心飘动像一张纸穿过冷漠的／走廊”。我在教书时，一个美国学生指出，由于外套这个词也有书封套的意思，故此诗是从一本书开始的。我认为有道理。从他的阅读切人点出发，“面孔像大理石片”（扉页肖像）、“坐在书信的树林”、“心飘动像一张纸”变得顺理成章。是的，这首诗正是从阅读果戈理开始的，一种由表及里的阅读。最后一句非常奇特，心飘动像一张纸，即写作；而走廊用的是复数，令人想到迷宫，显然指的是写作中的迷失。第二段充满了自然意象，是对果戈理在乡下的童年生活的回顾：此刻，“落日像狐狸潜入这国度，／转瞬间点燃青草。／空中充满犄角和蹄子，下面／那马车像影子滑过我父亲／亮着灯的院子。”落日像狐狸潜入这国度使整个画面变得生动，由未被说出的火红的颜色点燃青草，而“空中充满犄角和蹄子”显然是点燃的结果，似乎是烟在孩子眼中的幻象，“那马车像影子滑过我父亲／亮着灯的院子”。在这里，马车代表出走的愿望，和结尾处“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相呼应。“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你看见倾斜的塔中的美人了吗）／在冰封的居民区像海蜇漂浮／那披斗篷的穷汉。”与第二段的明亮的梦幻基调形成对比，第三段由沉重阴郁的都市意象组成，显然和果戈理在彼得堡的生活有关。仅一句代表了另一个世界的幻象：“（你看见倾斜的塔中的美人了吗）”，用括号以示和现实的区别。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是妙句，其妙首先妙在结构上，在起承转合上节外生枝，让人警醒；再就是妙在其独特的隐喻效果，把一个城市和毁灭这样的抽象名词用纬度并置，让地理历史及个人命运压缩在一起，使这隐喻变得非常之重。最后一段把全诗推向高潮：“这里，那守斋人曾被欢笑的牲口包围，／而它们早就去往树线以上的远方。”果戈理临终前守斋，成为注脚。欢笑的牲口作为童年的伙伴，已经永远消失。树线其实是生命之线，而树线以上的远方暗指死亡。“人类摇晃的桌子”，是典型的托马斯式的警句风格——稳准狠，既突然又合理，像炼丹术一般。我们人类的桌子，难道不是在摇晃吗？“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依我看，是这首诗中最妙的一句。如果只是“灵魂的银河”并没有什么，但“黑暗”和“焊住”一下激活了它。那种窒息感（即人类的精神困境），却用如此辉煌的意象照亮，想想看，这个意象太大了，要用什么样的尺子才能衡量它？“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如果马车第一次出现指的是离开家乡的话，那这次则代表了死亡与超越。用一首短诗来概括一个作家的一生，谈何容易？但托马斯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从阅读开始进入果戈理的生活，从童年到彼得堡直到死亡；不仅涉足作家的一生，也涉及其内在的危机，并由此展示了人类普遍的困境。我刚刚收到托马斯的妻子莫妮卡（Monica）的电子邮件，她告诉我，托马斯写《果戈理》年仅十八岁。让我大吃一惊。大多数诗人是通过时间的磨砺才逐渐成熟的，而托马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成熟。甚至可以说，托马斯的写作不存在进步与否的问题——他一出场就已达到了顶峰，后来的写作只不过是扩展主题丰富音域而已。(4)快到维斯特若斯，安妮卡用手机和莫妮卡联系，确认高速公路的出口和路线。托马斯住在一片灰秃秃的没有性格的排房里——我紧跟攥着门牌号码的安妮卡东奔西突，在现代化的迷宫寻找托马斯。他出现在门口，扔下拐棍，紧紧搂住我。那一瞬间，我真怕我会大哭起来。莫妮卡说：“托马斯正要出去散步……看看我们的托马斯，要不是这两天感冒，简直像个明星……”待坐定，我才能真正看到他。他的头发全白了，但气色很好，眼睛恢复了中风前的镇定。1990年12月，我得到托马斯中风的消息，马上给莫妮卡打电话。她哭了，“托马斯是个好人……他不会说话了……我能做什么？”莫妮卡是护士，托马斯中风后她辞了职。1991年夏天我来看望他们，托马斯显得惊慌而迷惘。他后来在诗中描述了那种内在的黑暗：他像个被麻袋罩住的孩子，隔着网眼观看外部世界。他右半身瘫痪，语言系统完全乱了套，咿咿呀呀，除了莫妮卡，谁也听不懂。只见莫妮卡贴近托马斯，和他的眼睛对视，解读他的内心。她也常常会猜错，托马斯就用手势帮助她。比如把时间猜成五年，手指向右增加，向左减少，微妙有如调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在托马斯和莫妮卡的现实中是真的，他们跨越了语言障碍。如今托马斯能说几句简单的瑞典话，常挂在嘴边的是“很好”。托马斯，喝咖啡吗——很好。去散散步吧——很好。要不要弹钢琴——很好。这说明他对与莫妮卡共同拥有的现实的满意程度。我给托马斯带来一套激光唱盘，是格林•高尔德（Glenn Gould）演奏的巴赫第一、第五和第七钢琴协奏曲，他乐得像个孩子，一个劲儿向莫妮卡使眼色。在我的请求下，他用左手弹了几支曲子，相当专业。弹完他挥挥手，抱怨为左手写的谱子太少了——如今莫妮卡翻译得准确无误。女人们去厨房忙碌，我和托马斯陷人头一次见面的尴尬中。我说了点儿什么，全都是废话。我剥掉激光唱盘上的玻璃纸，把唱盘交给托马斯。放唱盘的自动开关坏了，用一根黑线拴着，托马斯熟练地把唱盘放进去。在高尔德演奏第一协奏曲的前几秒钟，他突然大声哼出那激动人心的第一乐句，吓了我一跳。他两眼放光，让位给伟大的钢琴家和乐队，自己摸索着坐下。音乐给了我们沉默的借口。茶几上，那团成一团的玻璃纸，像朵透明的花慢慢开放。(6)问：你受过哪些作家影响？ 答：很多。其中有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艾吕雅和瑞典诗人埃克罗夫。问：你认为诗的特点是什么？ 答：凝练。言简而意繁。问：你的诗是否和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 答：我的诗深受音乐语言的影响，也就是形式语言、形式感、发展到高潮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我的诗与绘画接近。我喜欢画画，少年时我就开始画素描。问：你对风格足怎么看的？ 答：诗人必须敢于放弃用过的风格，敢于割爱、消减。如果必要，可放弃雄辩，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问：你的诗，尤其早期的诗，试图消除个人的情感，我的这一感觉对不对？ 答：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对立物的结合。问：有人认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诗人，你是怎么看的？ 答：也有人认为我的诗缺少智性。诗是某种来自内心的东西，和梦是手足。很难把内心不可分的东西分成哪些是智性哪些不是。它们是诗歌试图表达的一个整体，而不是非此即彼。我的作品一般回避通常的理性分析，我想给读者更大的感受自由。问：诗的本质是什么？ 答：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摘自《托马斯访问记》（访问者李笠注明说：“1990年7月，我和特朗斯特罗姆坐在波罗的海的龙马屋岛上。”依我看，李笠对日期的记忆有误，应为1990年8月4日，因我当时也在场。）(8)致防线后面的朋友1 我写给你的如此贫乏。而我不能写的 像老式飞艇不断膨胀 最终穿过夜空消失。2 这信此刻在检查员那儿。他开灯。 强光下，我的词像猴子蹿向栅栏， 哐啷摇晃，停住，露出牙齿。3 请读这字行之间。我们将二百年后相会 当旅馆墙壁中的扩音器被遗忘 终于可以睡去，变成三叶虫。 （北岛译）我决定放弃合作社，在托马斯的诗歌翻译上搞单干。这虽说多少有些寂寞，但省心。从题目上看，托马斯又涉及到他最常见的主题——边界。这回是语言的边界，是可表达与不可表达的边界。第一节点出表达的困境：“我写给你的如此贫乏。而我不能写的／像老式飞艇不断膨胀／最终穿过夜空消失。”老式飞艇这个意象很妙，夜空指的是人的潜意识或无意识的不明区域。第二节始于检查员所代表的防线（即语言边界）。“我的词像猴子蹿向栅栏／哐啷摇晃，停住，露出牙齿”，则意味着语言所具有的行为能力，是对检查员所代表的防线的挑战。第三节第一行“请读这字行之间。我们将二百年后相会”，我们指的我和防线后面的朋友。“当旅馆墙壁中的扩音器被遗忘／终于可以睡去，变成三叶虫。”由于死亡和遗忘，“请读这字行之间”所代表的语言的虚无终于显现出来。三叶虫显然来自托马斯关于博物馆的童年记忆，那化石是虚无的外化。这首诗妙在结构上的切断与勾连。用数字代表的三段似乎互不相关，但又同时指涉同一主题——语言的边界。从第一节老式飞艇的消失，到第二节在检查员那儿的显现；从“哐啷摇晃，停住，露出牙齿”的暴力倾向，到最后一节“请读这字行之间”的克制与平静。起承转合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大度，整首诗显得匀称、自然而突兀。在某种意义上，读者必须采取开放的阅读方式，才可能破译并进入这首诗。(9)蓝房子里挂着一幅多桅帆船的油画，是托马斯的祖父画的。这房子至少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了。由于保暖需要，天花板很低，窗户小小的。沿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楼，一间是卧室，一间是托马斯的小书房，窗外就是树林。托马斯的很多意象与蓝房子有关。我头一回见到蓝房子是1985年夏天，即我陪托马斯游长城的半年以后。那时我像只没头苍蝇，在官僚的玻璃上撞了好几个月，终于有只手挥了挥，把我放了出去。托马斯笑呵呵地在蓝房子外迎接我。在场的除了马悦然和夫人宁祖（她去年因癌症过世），还有他们的学生碧达（Britta）和安妮卡。安妮卡来晚了，她刚从北京调回瑞典外交部。如果时光是部影片的话，我非把它倒回去，让那个时刻放得慢一点儿，或索性定格。那时托马斯爱开玩笑，壮得像牛；宁祖活得好好的，大笑个没完；安妮卡年轻得像个大学生，精力过人，好像直接从北京游过来似的。瑞典的夏天好像钟停摆——阳光无限。坐在蓝房子外面，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尝莫妮卡做的小菜，话题散漫。瑞典文和中文近似，有两个声调。两种语言起伏应和，好像二重唱。那年蚊子特别多，逆光下呈雾状，挥之不去，让人心烦意乱。而托马斯坐在蚊子中间若无其事。蚊子不咬他，他也不驱赶，似乎达成了一个秘密的和平协议。托马斯给我看了他刚刚完成的诗作《上海》（题目后来改成《上海的街》）。开头两句是：“公园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我爱这菜白色，像是真理扑动的一角。”这意象来自他上海的经历。从北京到上海，没人陪同，使馆要他把所有发票都保存好。发票多半是中文的，他正着看倒着看都没用。那上海闲人多，估摸这奇怪的动作招来看热闹的，于是发票变成了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托马斯是心理学家，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依我看，这职业和诗歌的关系最近，诗歌难道不像个少年犯吗？在二十三岁那年，托马斯靠他的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把瑞典文坛给镇了。即使现在看，那些诗也近于完美。他写得很慢，一辈子只有一百多首诗，结成了全集也不过一本小书而已，但几乎首首都好。那是奇迹。我们又回到1998年，在晚饭前喝着西班牙开胃酒。我问起托马斯的写作。他从抽屉里找出两个八开的横格本。1990年12月是个分水岭，以前的字迹清晰工整，中风后改左手写字，像是地震后的结果，凌乱不堪。一个美国诗人告诉我，当年托马斯来美国访问，人一走，有人把摹仿他诗句的纸条塞进他住过的房间，再找出来，宣称是伟大的发现。他们要能看到这原稿，还了得。六七十年代，不合时代潮流的托马斯受到同行们恶狠狠的攻击，骂他是“出口诗人”、“保守派”、“资产阶级”。记得有一次我问他生不生气。“我倒想说不，可我能不生气吗？”如今时代转过身来，向托马斯致敬。他接连得到许多重要的文学奖。莫妮卡告诉我，前不久，他俩去斯德哥尔摩美术馆，被一个导游认了出来，他大声向观众们说：“这是我们的托马斯！全体向他们鼓掌。”(12)写于1996年解冻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 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 在那些面具后面。 我抓紧桥栏杆。 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 （北岛译）这首短诗只有五行，却写得惊心动魄。开篇时相当宁静：“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用流水声勾勒出冰雪消融的景象，声音成为动力推动着诗继续向前：“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那些面具后面”如果说第一行是声音的话，那么第二三行是画面，在这画画中出现了不祥之兆：汽车公墓和面具，汽车公墓即废车场，面具即报废的汽车。自然意象和工业文明的意象在这里交汇，且在一种相当负面的阴影中。接下去，“我抓紧桥栏杆”，叙述者终于现身——在桥上。动作的突然性构成了紧张，暴露了叙述者的内心恐惧——“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这是个多么强烈的意象，首先在于其准确生动，再者充满动感而更紧迫更具威胁性。桥，这工业文明的象征竟意味着死亡。全诗从淙淙流水到桥，从缓到急，从和平到死亡，从古老到现代，戛然而止。我忽然想到传统。托马斯拥有多么丰富的传统资源，自古罗马的贺拉斯到日本的俳句，从瑞典前辈诗人埃克罗夫到现代主义的宗师艾略特，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艾吕雅到俄国象征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他承上启下，融汇贯通，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中开创出自己的道路。反观中国现代诗歌，不能不让人感到传统的一再中断。五四运动就是第一次中断，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否定，造成早期白话诗的苍白幼稚。左翼运动的革命文学致使诗歌沦为宣传的工具，是第二次中断。而第三次中断，是“九叶派”后中国诗歌的巨大空白。“今天派”出现后，代沟纵横，流派林立，恶语相向，互相掣肘，使本来非常有限的传统资源更加枯竭。没有传统作后盾，就等于我们的写作不断从零开始。自八十年代初起，大量的西方作品译介到中国。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相遇过程中，有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主义必然是反传统的。我本人就深受这一看法的影响。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我最近在一次访谈中说：这些年在海外对传统的确有了新的领悟。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像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像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及，可感不可知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有时是通过曲折的方式，比如通过美国意象主义运动）。我在海外朗诵时，有时会觉得李白杜甫李煜就站在我后面。当我在听杰尔那蒂•艾基（Gennady Aygi）朗诵时，我似乎看到他背后站着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施塔姆，还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尽管在风格上差异很大。这就是传统。我们要是有能耐，就应加入并丰富这一传统，否则我们就是败家子。(13)1990年初，我漂流到瑞典，在斯德哥尔摩一住就是八个月。1985年那个令人眩晕的夏天一去不返。我整天拉着窗帘，跟自己过不去。若没有瑞典朋友，我八成早疯了。那年我常和托马斯见面。一张托马斯在花丛里的照片标明：1990年8月4日。那天早上，我和李笠乘轮船直奔蓝房子，结果坐过了站，被抛在另一个岛上，下一班船要等好几个钟头。李笠说服了一个住在岛上的老头，用汽艇把我们送过去，老头说什么也不肯收钱。那天布罗斯基也在。他1972年离开俄国，再也没回去过。几乎每年夏天，他都到斯德哥尔摩住一阵，据说是因为这儿的环境气候最像他的老家彼得堡。我头一眼就不喜欢他，受不了他那自以为是的劲头。此后又见过面，都改变不了这第一印象。布罗斯基对托马斯倒是很恭敬。他曾老老实实承认，他的某些意象是从托马斯那儿偷来的。我们坐在阳光下喝啤酒，懒洋洋的。大家倚在蓝房子的扶手台阶上，用拍立得（Polaroid）照相机轮流拍照。他们的小女儿玛利亚（maria）帮忙收拾杯盘，她长得很像莫妮卡。他们有两个女儿，都住在斯德哥尔摩。李笠、布罗斯基和玛利亚赶傍晚的一班船回斯德哥尔摩，我留下来，住在蓝房子旁边的一栋小木屋里。那夜，我失眠了。树林里的猫头鹰整夜哀号。算起来，从那时到托马斯中风只剩下四个月。只有托马斯自己，在1974年发表的唯一一首长诗《波罗的海》预言了这场灾难。8月初，我从瑞典搬到丹麦，临走前跟托马斯夫妇来往最频繁。他们一到斯德哥尔摩，马上打电话过来。和中国人在一起，饭局是少不了的，几杯酒下肚，托马斯总是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高的中国人。”11月初，我在丹麦奥胡斯（Aarhus）刚落脚，托马斯就跟过来朗诵。我像傻子一样，坐在听众中间。现在想起来，那是天赐良机，在托马斯即将丧失语言能力以前。他嗓子有点儿沙哑，平缓的声调中有一种嘲讽，但十分隐蔽，不易察觉。他注重词与词的距离，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块块石头上。朗诵完了，听众开始提问。有个秃顶男人和托马斯争了起来。我还是像傻子一样，头在瑞典语和丹麦语之间扭来扭去。我从来没见过托马斯这么激动过，他脸红了，嗓门也高了。朗诵会后，主持人请我们一起吃晚饭。问起刚才的争论，托马斯只说了一句：“那家伙自以为有学问。”我想为一起来听朗诵的同事安娜讨本诗集，他把手伸进书包，孩子似的做了个鬼脸——没了。没了？我有点儿怀疑。没了！他肯定地说。一个月后，他拒绝再和任何人争论。听到他中风的消息，我很难过，写了首诗给他，听莫妮卡说他看完掉了眼泪：“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托马斯真的保持住了平衡。我第二天一早飞回美国，得早点儿动身回斯德哥尔摩。晚饭吃得早，有鱼子酱、沙拉和烤鱼，餐桌上点着蜡烛，刀叉闪闪。烛光中，托马斯眼睛明亮。莫妮卡时不时握握他的手，询问般地望着他。饭后，我们回到客厅，打开电视，正好是晚间新闻。政客们一个个迎向镜头，喋喋不休。莫妮卡和安妮卡笑起来，而托马斯表情严肃，紧盯着电视。一会儿，莫妮卡关上电视，端出她烤的苹果馅饼。我们正有说有笑，托马斯又用遥控器把电视打开。莫妮卡告诉我，托马斯觉得有责任监督那些愚蠢的政客。1990年夏天，我的确在蓝房子过夜时失眠，莫妮卡证实了这一点。那么第二天早上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跟托马斯去采蘑菇。我们穿上长筒胶靴，笨拙得像登月的宇航员。走着走着下起雨来，林中小路更加泥泞。托马斯走在前头，用小刀剜起蘑菇，搁嘴里尝尝，好的塞进口袋，坏的连忙吐掉，说：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