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和“东方”的科学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1965年，中国建立了一个“北京基本粒子小组”，由近40位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地区一些大学的科学家组成。这个小组要用“会战”的方法，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最短时间内提出一个基本粒子理论模型，向国际推广。从1965年秋天到1966年初夏，这个小组的成员在中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42篇论文，产生了一个“中国”的基本粒子理论模型。会战取得伟大胜利，主持这个会战的科学家钱三强把它命名为“层子”。为什么要称这个模型为“层子”呢？因为这是贯彻了毛泽东对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光辉思想”：物质是可以一层层地无限地分下去的。早在1955年中央书记处一次讨论中国发展核技术的会议上毛就向与会的科学家宣称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质子和中子等等都是如此，“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很多人都以为这话是毛在70年代谈党内斗争时说的，其实不对。但两个场合确实有内在联系：物质的无限可分证明了毛的斗争哲学。对于毛来说，这是一个信仰，而科学是为这个信仰服务的，是为了证明这个信仰。从1955年到1965年，毛在很多场合大谈特谈基本粒子无限可分，推崇日本“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家板田昌一的“板田模型”，红旗杂志1965年为此转载板田文章并组织讨论。历史的巧合在于：50和60年代正是国际科学界对基本粒子研究有重大进展的时候，它和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同步。为了“贯彻落实”毛的思想，中国科学界行动起来，组织了这么一个“小组”，展开了这样一场“会战”。1966年，中国科学界把这个“层子模型”向世界科学界推介，但可想而知的是“信者”寥寥，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还知道有过那么一个“中国特色”的基本粒子模型。就在同一年，美国科学家提出基本粒子的夸克模型。根据这个模型，物质很可能不是无限可分的。这个发现被196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所认可。“夸克”今天尽人皆知。但就在1969年，另一场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会战”正在北京科学界轰轰烈烈地展开，这就是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批判爱因斯坦小组”，召开了多次会议，出版了内部杂志。为什么要批判爱因斯坦呢？因为爱因斯坦是“西方”科学界的头面人物，批倒了他就批倒了“西方”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批为“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但这场运动的更深刻的根源在于要建立“东方无产阶级”的科学去取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运动的直接领导人陈伯达说：科学是在东方起源的，后来传到了西方，现在它的中心又回到了东方，但却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这里的“东方”当然是中国，所谓“更高的层次”是说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场运动到了70年代初随着文革的低落，特别是陈伯达的下台而转衰，但另一场科学“会战”又开始形成，战场转到了四人帮控制的上海。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建立了一个叫李柯（理科的谐音）的写作小组，专门批判国际科学界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那一套”，出版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在这个时期，“斗争的重点”转到了天体物理学，因为从6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天文学界的观测为一个有限宇宙提供了关键的证据。但根据马列毛的思想，宇宙必须是无限的，因为这个“思想”已经先验地认定物质和运动是无限的，而这个无限性一定要在时空维度内展开，所以宇宙必须是也只能是无限的。毛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的多次讲话中一再强调这个无限性。在当时的中国，主张宇宙有限是哲学上的荒谬和政治上的错误，“宇宙学”成为科学界很少有人敢碰的禁地。 《自然辩证法研究》（从1973年创刊到1976年随着四人帮被清洗而停刊）虽然涉及很多科学问题，但它的中心是要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科学”之间的对比，除了渗透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经院哲学色彩的“科学”讨论，就是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解决了科学和技术难题。总之，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成了科学上遗世独立的一块“神奇的土地”。如果追根溯源，今天的“中国特色”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象。这个“中国特色”背后第一是“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在中国人的眼中，世界上只有“西方”和“东方”，“东方”不过是“中国”的代名词。这个二元对立把很多普世性的东西说成是“西方”的，只要它们不符合中国的意识形态，甚至连科学都是如此。第二是民族自大，“西方”不行了，中国要引领世界。这些说法，至少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而且不是毛一个人的想法。今天讨论“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不能忽略这条历史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