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化教育从我们的孩子做起（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走向改革宗神学，建立改革宗浸信会教会     余杰：你们的教会是怎样一步步地建立起来的？每一个家庭教会的建立，背后都有一个无比美好的故事。张福大：刚到广州，有时去林献羔老伯伯那里聚会，也曾去“三自”的东山堂聚会。我是从“三自”的教堂听到福音的，所以那时对“三自”还没有太多的认识。但总觉得这样“跑教会”不好。不久，我认识了一个美国弟兄，我们一起祷告、读经、分享，越来越近，成了好朋友和主内好弟兄。我们两个家庭一起配搭，开始了一个小小的团契。大概是一九九九年中，那时我刚刚订婚。到了二零零二年，教会便发展到六、七十人左右。本来我们两家配搭得很好，但后来大家在对圣经理解和传福音的方式上有了一些不同看法。比如，如何跟不信的人传福音？我认为，要做朋友开始，先有了信任的关系再传；但美国弟兄认为，这是魔鬼的诡计，传福音就是要讲罪，讲不信的人必定下地狱。再比如，教会中有一个未婚的年轻人离家出走，要当传道人，这位美国弟兄很鼓励；我表示不同意，我认为这对孩子的父母是很大的伤害。他就说，你是受封建文化辖制的基督徒。我说，人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应当听父母的，结婚之后才算是独立。这样的摩擦越来越多，后来我们只好分开。我们一家选择了离开。为了避免让弟兄姊妹产生混乱和误解，我给大家写了一封公开信，表明这不是个人矛盾，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不同导致不能同工。在信仰上不一样，但在人格上彼此尊重。然后，我们便开始在自己家中聚会。从原来的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过来，也有一些新的弟兄姊妹过来。在此后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开始深刻地属灵反思：本来我和这位美国弟兄是因为一起抵挡“灵恩运动”而走到一起来的；可当我们真正深入配搭同工后，却又感觉对方的信仰有非常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而导致自己也开始有点向“小律法主义者”发展的危机感。没错，以前我们特别避免向“感性主义”倾向的发展，因为那样会叫神的灵担忧！但当我和那位美国弟兄一起同工后，却又明显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即向“理性主义”倾向发展，这样就让自己常常感觉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时，我也还不太了解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神学，但那位美国的弟兄却是常常提醒我们谨防“加尔文主义”的危险，因自己确实对此不甚了解，也就没有太多思考这样的问题。但在自己的圣经查考及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却又清清楚楚意识到：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既不应该过于感性，也不应该过于理性；而是应该在圣灵真正掌管和引导下，感性和理性完美地融合并平衡，从而给我们带来合乎中道的生命状态和生活体验，即一个美好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应该既要注重真理的准确性，也不要忽略圣灵的活泼性。当时，我们有点迷茫，但也在追寻……余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你在神学上开始了归正。我对这个过程很感兴趣。因为目前许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和平信徒，都正在归正的道路上。是否归正，对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意义极其重大。正如神学家雷默所说，加尔文主义是一个全方位的生活方式，它关涉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宗相信，基督会藉着我们在整个历史中得胜。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第一个原因就在于，圣经中确实应许了这样的得胜；第二个原因是，加尔文宗是惟一真正地全方位地与撒但的国度争战的基督教世界观。其他的宗派各有选择，各有侧重；惟独加尔文宗是全方位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凯波尔，他是十九世纪加尔文宗伟大的捍卫者，他将加尔文神学带入政治生活中，成立了一间大学、一份日报，后来又当了荷兰首相。他对加尔文神学有一个简短有力的陈述：“我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一直主宰着我的生命；我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始终鞭策着我的灵魂；一旦偏离这神圣的呼召，愿生命的气息离开我。不管世上有多少人反对，上帝的律法必定要坚立，为了民众的福利，家庭、学校和国家都要遵行。全部圣经和整个世界见证，上帝的诫命要刻进国家的良知，万国要奉行，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也是我们在今天中国的大使命。张福大：是的。这两年，我每个月出去讲道或培训一次，去外地教会，帮助他们归正。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教会愿意归正，对于真理，有少数是故意不明白，大多数是愿意明白。帮助愿意明白的教会归正，是我们已经归正了的教会和传道人的责任。那么，我是如何归正的呢？在教会往前发展的时期，我对自己的生活和信仰都有所反省。此前，我受倪拓声和王明道的神学影响较大，包括在处理与妻子的关系的时候，都有骄傲在里面，互相之间很痛苦，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带领教会往哪个方向走，我心中没有底。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办学校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个弟兄送他的孩子过来读书，我们一起聊天，提及改革宗信仰，以及改革宗神学在生活应用中的若干原则。他说，我发现你们有点改革宗的背景，但还不是改革宗。我们谈了四个小时之后，我说，你的很多观点我都不能接受，我确实不是改革宗。但是，这番谈话却启发了我的许多思考。紧接着，又有一位十几年前在广州跟我学习圣经课程的弟兄，后来回到了他的老家福建工作，有一次在电话中他告诉我他正在读一个改革宗神学课程，真理的领受和生命的经历都有了很大改变和提升，当时，我还有点不以为然，还特别提醒他不要在真理上走偏了，他就不断地跟我分享他学习的领受，并发给我一些他们已经学过或正在学习的课程，以及改革宗神学上一些代表性的文章；一来我抱着帮他分辨真理是非的目的，二来我也渐渐想了解更多关于改革宗神学的具体内容，于是，我开始认真研读一些加尔文主义的神学书籍，并针对性地研读圣经，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人本神学的痕迹，认为信是神的恩典再加上自己的意志，无形中产生了隐形的宗教式的骄傲。这就是阿米念主义。不久，我到香港学习基要生活原则，逐渐认识到问题所在，决定全面回归圣经真理。由此，我对神的救恩和人的罪性有了新的认识。人在没有堕落前，有选择顺服和背离神的能力；人在犯罪堕落之后，便失去了这个能力，只是罪的奴仆，是全然败坏的。所以，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自发地寻求神的人。我从阿米念主义转向神本主义和改革宗的最后一关，是全部接受加尔文的预定论。经过一年时间查考圣经和历代信条，我确认了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在这一年里，我们的六名同工也都一步步地走过来，在真理上获得合一。然后，我们以这样的原则建立教会，教导信徒。在真理上和管理模式上，我们遵循改革宗浸信会的传统。比如，我们全部接受《一六八九年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而对西敏信条中的婴儿礼等几个要点有所保留。余杰：我知道，英国“讲道王子”司布真，接受加尔文的归正神学，却拒绝婴儿洗礼，他就是改革宗浸信会的代表人物，也被看作是改革宗最要好的朋友。改革宗浸信会在基要真理上，与长老会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宗派基本是一致的吧。张福大：是的。在基督国度的整幅大图画中，改革宗浸信会是由一些规模比较小的教会组成的一个派别，在真理上却很扎实。加尔文主义改革宗浸信会，大致有四个不同来源：第一是抗罗宗，第二是清教徒，第三是公理会，第四是浸信会。余杰：据我所知，改革宗浸信会在美国较强，能不能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宗派在全球的分布，以及目前在中国的发展？张福大：美国第一个现代明确的改革宗浸信会教会，是俄尔尼•莱辛格在宾夕法尼亚卡莱尔开创的恩典浸信会教会。到二零零五年，在美国有二百七十一家改革宗浸信会教会，在加拿大有二十二家，在加勒比和中美洲有十二家，在南美的哥伦比亚有三家，在欧洲有二十七家，其中九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中东有三个，非洲有四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八个，亚洲有三十五个，其中十八个在菲律宾。已经列出来的这些加起来是三百九十个教会。虽然不是爆炸性的增长，但如果想一想一九五九年只有一个这样的教会，那么这也够鼓舞人心的了。在中国，清晰定位为改革宗浸信会的家庭教会也有好几家。在昆明就有，他们还建立了一所昆明改革宗神学院。我们之间有一些事工上的合作。我正在跟昆明方面谈，看有没有可能合作做一个广州的改革宗浸信会神学班。余杰：你们是如何将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神学贯彻到教会的日常信仰中去的？换言之，是如何以此来教导平信徒的？张福大：首先，我们制订了一份《会员手册》，将基本信仰都放在里面。每当有新人来，都会得到这份手册，如果是从其他教会或宗派中转过来的，就要看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份手册，接受了这份手册才能申请成为会友；而如果是慕道友，这份手册中的很多内容，就是他们学习真理的材料。我们特别鼓励弟兄姊妹对教会的委身，委身首先是对基本信仰、基本要道的认同，如果不认同这些，委身就无从谈起。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接着谈下面的两个内容：第一，鼓励本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要坚持在本教会礼拜和奉献；第二，积极参与周间的小组，我们非常注重周间的小组，如果能参加小组，一般就能委身教会。另外，教会还有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学习，如门徒训练、在职人员团契、研经祈祷会等，每年有固定的十一退修会，全教会有三天时间，吃住都在一起，有时是自己分享，有时也外请改革宗教会的讲员来分享。还有就是暑假的短宣，从我的经历出发，对少数民族宣教特别有负担。我们曾到西藏作过短宣，由教会中一些当医生的弟兄姊妹做义诊，也带一些常用药物去免费散发，同时给当地人传福音。我们还访问了几个专门在西藏做宣教的机构。他们帮我们安排一些节目和活动。像这样的短宣项目，每个报名的弟兄姊妹出百分之四十的费用，教会从奉献款的宣教基金中拿出一些来，承担另外百分之六十。这样，既能激励弟兄姊妹积极参与，也不至于让大家觉得经济压力太大。余杰：天嗣教会的同工团队的情况如何呢？在财务方面，现有的奉献能满足基本事工的需要吗？张福大：目前，我们有六个同工，五个是本地的，一个在江门。我是教会代领人，还没有按牧，其他同工也还没有按立为长老或执事。我们在等候上帝的带领。我特别希望尽快建立第二梯队的同工队伍。我们这几位同工，年龄大致都在四十岁以上，所以需要有一批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接班人。现在采取每个同工带一个小组长的模式，小组长大都是三十多岁的弟兄。这批年轻的成长起来，教会未来二十年就能比较稳定了。我们的奉献还不是特别充足。我自己的经济支持，从来没有接受过国外的机构和教会的资助，主要是一个国外的弟兄个人的奉献。去年改变了一些，他的基金会对我个人的支持开始递减，当然总数没有变化，但部分转移到别的事工上。另一方面，本教会支持传道人的部分在不断递增。这也是教会成熟的标志。原来，教会对是否需要全职传道人并没有清晰的看见，现在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我也在为有第二个全职侍奉的传道人祷告，一个一百多人的教会，通常需至少要有两名以上的全职传道人。建立教会第一代传道人，一开始不一定由本教会供养，因为教会初创的时候相对比较软弱；但是，第二代传道人一定要本教会来供应。我们的财物是公开和透明的。一般是每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公布财务报告，包括所有明细。如果会友对某些项目的开支有异议，可以找管理财务的同工谈。如果还不明白，可以跟整个同工会谈。所以，每个会友都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大家都可以审查财务状况。我们的奉献，除了支持学校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部分。比如，我们设置了一个教育基金，来自于有感动的弟兄姊妹的特别奉献。这个基金专门支持三种孩子的教育，一是寡妇的孩子，二是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独自供养的孩子，三是父母或本人有残疾的孩子。这样的家庭，一般在经济都会有所缺乏，需要教会的帮助。但并不是每个会友都有这样的负担，所以不能动用教会的奉献，而是成立单独的教育基金，用弟兄姊妹的特别奉献来支持其运作。当然，即便是以上三类家庭，无论多么穷，对于孩子的教育经费，父母也必须出一点，即便是几十块也要拿出来。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表明这样一个原则：教育孩子，父母是第一责任，也让孩子永远记得，是父母投资让自己上学的。目前，天嗣教会有四个这样的孩子，包括一个母亲未婚先孕生下来的孩子，父亲走掉了，母亲又不能完全供养。在母亲悔改之后，由教育基金给孩子上学提供一定的帮助。余杰：近年来，家庭教会与“三自”之间的争论日渐增多。过去你在“三自”的教堂中听到福音，后来有没有深入思考如何看待“三自”的问题？对于家庭教会未来的发展，你有何展望？张福大：现在我对“三自”的看法是，它是一个机构，而不是教会。我们教会不跟它有任何的合作和来往，但不排除跟“三自”中的个人来往。如果“三自”中有信徒寻求真理的归正，我们当然愿意帮助他们。有一次，我作为一个家庭教会代表团的成员，去韩国教会访问。在一所韩国的大学中发表演讲，老传道人谢谟善讲他当年拒绝加入“三自”而被逮捕判刑的经历，我则从圣经真理的角度来分析“三自”的属性。我说，就像《出埃及记》中法老王的诡计一样，“三自”也是魔鬼的工具。“三自”对基督徒敬拜神的地方加以限制，只准许人们在他们的教堂中敬拜；“三自”对敬拜神的对象也加以限制，比如他们不允许信徒向别人家的孩子传福音；“三自”还对制敬拜神的内容加以限制，比如什么样的传道人不能来讲道，什么样的神学书籍不能看。两千年来，魔鬼的作为从来没有改变。我这是讲真理，不是讲政治，不是攻击政府、公安局和宗教局。也不是污蔑“三自”，因为“三自”本来就是如此，就是政府管理和控制基督教的机构。毫无疑问，我愿意推动家庭教会的合法化。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如果家庭教会公开化了，就可以发结婚证、享受免税等。这个时候，政府需要为教会提供基本的服务，而不是管制教会。中国家庭教会必然会走向合法化。我们不可能长久处于这种“一半的敬拜”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说你让一步，我就让一步，上帝是不可能让步的。如果有一天放开的话，我们教会愿意去政府登记注册，但不参加“三自”。即便是一个行业协会，也该是大家自愿参加，而不该是强迫参加。就广州本地的教会而言，福音派和灵恩派较多，基要派比较少，改革宗更少。有一家跟我们比较接近。我们目前还在帮助其他两家在神学和治理上归正。我对中国的家庭教会有这样几方面的负担：第一，帮助那些没有归正的、渴慕真理的，引导他们全面归正在圣经真理中，构建全备的生活原则。第二，帮助其他教会建立一个成熟的婚姻家庭的辅导系统。包括婚前辅导、婚后辅导、危机关怀、重建指南等。我自己做了一个小课程，在很多地方开课。第三，建立基督化的教育。余杰：目前，你个人的事工的重点和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如何平衡家庭与教会呢？张福大：作为一名全职侍奉的传道人，每周给教会的时间超过了从事普通职业的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一个礼拜有差不多五个晚上的时间用在带小组、带同工上，白天还有单独的辅导和探访等。每周加在一起有七到八次聚会，还要准备讲章，工作量相当大。另外，还有学校的工作。我的性格充满激情，比较外向，爱发脾气，所以上帝赐予我一个温柔的妻子。这还不够，上帝要让好好学习温柔，所以结婚一年多就给了我一个女儿，很快又给了我第二女儿。在我四十岁生日的时候，我跟神祷告说，我的温柔的功课是不是该毕业了？神说，还不行。结果，神继续给了第三个女儿。我刚刚过了四十岁。回顾第一四十年，最感恩的有两个方面。第一，我越信主越发现人的堕落败坏真是无药可救。让我最吃惊的是，上帝看透了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却没有拒绝、鄙视和践踏我，反而拯救、兴起和使用我。所以，这些年来，若说我在教会中有一点点的成就，不是指着自己夸口，乃是指着主夸口。第二，神赐给我温柔的妻子。最了解我的人，是我的妻子，她可以将我的缺点写成一本书，她却尊重、顺服和支持我，让我无比惊喜。还有就是神给了两个女儿，对我的人生是很大的祝福。神继续给我们第三个孩子，她快要来到这个世界了，让我看到神的恩典真是很大。所以，这些年来，我特别看重基督徒的婚姻课程，也在国内教会中不断引入这方面的课程。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我选修了几门自己比较缺乏的课程，希望建立更加系统的神学框架。主要的挑战是，我的工作很忙，教会、学校和家庭的事情都很多，时间不够用。  通过基督化教育培养敬虔的后代 余杰：好了，最后一个部分，也是今天谈的重点，就是你们的学校。改革宗传统向来积极支持教会信徒的教育。加尔文坚持对教会青少年进行要理问答的训练，并建立了今天的日内瓦大学。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参照这一教育模式，在所著的《第一训诲书》中提出了有关教育的条文。在荷兰，莱顿大学是按照这一教育思想成立的；在法国则据此设立了数间神学院。美国受同样教育传统的影响，建立了哈佛和耶鲁等大学。改革宗神学是全方位的世界观，它所注重的不仅是个人生命的改变，而且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改变。它传到的每一个地方，首先是给当地文化带来极大震动，其次是逐步变革当地文化，把上帝的真道应用在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办教育是改革宗教会的事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你们的学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到办学校的呢？张福大：我还没有认识我妻子之前，她是广州当时惟一的一所ACE国际学校的第一个中国老师。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从订婚到结婚，我都没有太多关注这所学校的教育模式，以及信仰与教育的关系。后来，我们有了孩子，有了老大和老二，便鼓励妻子在家中做全职妈妈。到了老大三岁多的时候，我们开始思考她上学的问题。这个时候，广州有了另一家ACE的学校，是专门为中国孩子开设的第一家学校。该校的校长也是我们夫妇的好友，她本来是邀请我的妻子去他们学校做兼职老师；同时将我们的老大带到那里上学。但考虑到支持这家学校的教会有灵恩背景，当时就没有答应。这时，我和一些同工便想：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做一家呢？在教会归正的过程中，教育问题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回顾中国教会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教会办教育可谓风生水起，教会学校水平之高，让国立的学校亦望尘莫及。但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基督教被新政权打击，基督教教育也被迫中断。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基督徒，孩子跟我们一起成长，我们把孩子交给什么的人来教育？我们这一代父母应当作出自己的决定和选择。上帝把这个责任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让孩子再像我们当年那样接受无神论、进化论和共产主义的谎言教育了。我们便决定自己开一家基督化教育的学校。目前，中国的基督化教育的几个系统，都是来自于美国。我们认为，最好的一种是ACE的模式。妻子有过在其中服务的经历，认为他们的教育方式最符合圣经的教导。美国著名教育家、国际基督教育事工创立者侯维德（Donald Howard）博士对“教育”所作的定义是：“教育是生命！是人与人之间，代与代之间生命的交流。”生命是什么？耶稣说：“我来是让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通过信靠主耶稣作救主和学习耶稣的榜样，就能真正拥有丰盛的生命，并把这种生命传给孩子。圣经是生命之书，圣经中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申命记》六章五至七节）神赋予父母的责任是训练孩子们像耶稣一样活，一样顺服神。我们对孩子承担的义务和我们个人对神，对配偶承担的义务不同，作为父母，我们在地上拥有的责任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而ACE的学校教育是基督教家庭的扩展。它存在的目的是与父母合作，帮助父母们完成这项神圣的义务，给孩子提供最好的基督徒环境。学校老师与家长紧密配合，一起训练孩子来跟随耶稣。在专业上，ACE有悠久的历史、庞大的资源和丰富的实践，正如负责人所介绍的那样：“由专业教育人士组成的全球事奉代表团队，目前服侍一百三十一个国家中超过七千三百所学校和成千上万的家庭教育者。国际集团办公中心内一支由三百名专业人士组成的常驻团队为全球圣经教育改革支持网络提供教材、培训和教师大会方面的服务。”一般进入ACE系统，就好像加盟店一样，有三种方式：一是教会学校，即这个学校是有某地方教会支持的；二是基督教学校，这个学校并没有隶属于某教会；三是家庭学校，是更小规模的家庭模式。我们选择教会学校的模式，把学校当作在教会权柄之下的一个事工。既然我们叫天嗣教会，就成立一个“天嗣学习中心”，并在工商那里正式注册为“天嗣教育咨询服务部”，算是一个“个体户”吧。我们是从七年前开始的，当时只有十几个孩子，还在一所公寓楼里。到了有三十多个孩子的时候，有关部门来查我们，我们才搬出来，并在第三年作了工商户的正式注册。近年来，中国是全球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基督化教育发展最快的地区。ACE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办事处，在这个过程中做帮助者的角色，帮助中国家庭教会开拓新的学校，分享基督化教育的理念。特别是帮助培养老师、培养见习校长等。目前，中国已经有了二十多家ACE的学校，今年暑假将增加到三四十家。未来一两年内，还将超过一百家。余杰：你们目前的学生和老师的情况是怎样的？课程设置又是怎样的？张福大：我们的老师百分之九十都是教会的会友，教导学生接受神本的神学观。我们认为，学校是家庭的延伸，而不是取代家庭，大部分老师都是妈妈，知道如何平衡家庭与学校的关系。还有一部分未婚的、受过专业教育训练的弟兄姊妹。目前，我们有老师二十多人、学生九十多，在ACE系统中算是较大的一所学校了。我们的教材采取美国ACE的英文教材，课程分为六大门类：基础教育、英语词汇、数学、文学（本国语言）、科学以及社会学，每一门课程前面都有圣经依据，每一个知识点都不会违背圣经。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化教育是对传统教育的颠覆。我们首先帮助孩子有智慧，有智慧才有聪明，有聪明才懂得如何学习知识。什么是智慧呢？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之后，才是聪明让我们远离恶，知识给我们带来技能。这一优先的次序不能搞乱。比如，处理进化论的问题时，就教导学生说，它不是真理，它只是一种错误的学说、假设。这样，孩子就能学会认真思考、行事负责任、有智慧地生活。ACE的教材的基本哲学理念始于自然律（神的律法），让学生在相应的发展层次和动机阶段培养形象和抽象推理技巧。课程精心挑选词汇，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从第一阶段到毕业，作螺旋上升式的、循环往复的发展。每一个新概念都有定义，经过五到七次运用，达到熟练掌握的程度。信息关注于“何人”、“何事”、“何地”、“何时”，这就是“知识”的层面。等到学生进入青少年阶段，把学习扩展到抽象和认识推理层次，关注点便转向“为什么”、“如何行”。这就是“聪明”的层面。而“智慧”是最高的一层：就是有意识地对现实作出回应。学生不仅要学习怎样谋生，还一定要学习怎样生活。“智慧”就是生活最高质量的表现，就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对圣经原则的运用。余杰：ACE的教育特别重视个性化，特别重视孩子的品格教育。张福大：是的。从圣经出发，我们坚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神独特的创造，都有神特别的旨意。因此，我们将整个教育系统个体化，为了满足每个孩子不同的需要，使其在身体、智力、情绪和属灵各方面都有发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尽量采用个体化的方式，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私人的“办公室”，就是自己的学习区，在当中接受个体化的学习辅助，学习全面和连贯的课程，不断进深。让学生自己承担学习的责任，教导学生如何学习长进到成熟，在求学期间就懂得不逃避生命中的困难和问题，而是去应付和解决它们。ACE的教育方案，将六十种理想的品格特征和传统价值观融合进入一套自然的学习结构，鼓励学生对家庭、社区和上帝承担责任。这六十种品格特征是：懂得欣赏、专注、接受调遣、委身、富有同情心、关心、自信、考虑周到、执着、满足、合作、有勇气、有创意、决断、谦让、可靠、决心坚定、勤奋、有分辨力、有谋略、有效率、公正、公平、信实、无畏、灵活、饶恕、友好、慷慨、温柔、诚实、谦卑、喜乐、仁慈、忠心、柔和、怜悯、善于观察、乐观、忍耐、和平、坚忍、有说服力、慎重、守时、果断、机智、尊重人、负责任、有安全感、自控、真诚、顺服、老练、节制、善始善终、节俭、宽容、追求真理、贞洁。余杰：那么，学生的学习成绩如何测定呢？张福大：我们没有统一的考试，连学习成绩的评定也是个体化的。每门课程都有四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学习完成了，学生可以向老师申请口试。口试是锻炼口语，口试通过之后，老师会问，你做好准备明天考试吗？如果学生说准备好了，老师就将学生的课本收回，这样可以避免学生连夜强化记忆。第二天，老师发给学生试卷，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将标准答案发给学生，由学生自己批阅，错了就打叉，并注明是在哪里找到正确答案的。这就是一个自我测试的过程。一般的课程是九十分及格，文学课程稍微难一些，是八十八分及格。    余杰：由于ACE的课程设立与中国的公立教育无法对接，所以从你们学校毕业的学生，根本无法参加统一的高考。那么，在你们这里念完书之后，学生该怎么办呢？张福大：这确实是一个超乎我们目前能力范围的问题。我们今年有了第一个高中毕业生，他的父母是外贸学校的毕业生，从事外贸工作，家庭情况比较好。所以，他会参加美国的高考，计划去美国读大学。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国内不承认我们的学历，很难在国内上大学。我们本来的发展方向不是将高中毕业生送到国外，而是培养敬虔的后代，让他们在国内读大学，但目前来看很难。那么，神会不会继续给我们开路，让我们以后办基督教的大学，这样就能接收我们的毕业生了？现在来看似乎很难，但如果神开路，再难的事情也是可能的。也许，这就是神给我们这一代基督徒的挑战吧。余杰：你妻子是学校的校长，负责教会的日常事务；你是教会派遣到学生的督导，处理属灵的事务。那么，你的主要工作主要有那些呢？张福大：像我们这样一种由教会支持的学校，都会设置督导这一职位。督导必须是教会同工会的同工，由同工会推选出来，代表同工会，也向同工会负责，每年都要向同工会提交一份报告。除了属灵上的监督之外，督导还负责学校的财务的审查。校长处理教育上的专业事务，除了日常的教学之外，还有员工聘用、薪资制订、家长培训等。而由牧者担任的督导，是学校在属灵上的带领人，带领老师灵修，帮助老师确立和领受神的异象。我特别鼓励老师尽可能要稳定，有异象的老师才会长久地留下来，而没有异象的、负担不一样的老师，一般一两年甚至更快就会离开。我在学校具体的工作主要是，每天早上八点到八点半，带领所有老师一起灵修。每周星期一，跟学生做一次集体分享。但我不从学校领取薪水。    余杰：学生的来源是怎样的呢？一定要是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吗？学校与家长之间以何种方式来达成互动呢？张福大：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教会会友的孩子，或者至少父母有一方是信主的。一般来说，我们不收没有信仰的家庭的孩子或其他宗教背景家庭的孩子。但是，最近有一个例外，有一个印度教家庭的孩子也到我们学校学习。但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最后的决定，以后是不是可以开个口子，把基督化教育当作一种传福音的管道？这样做会不会引发教育理念背后的信仰的冲突？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家长的参与和支持，家长必须认同我们的教育理念，支持孩子来这里上学。其次，家长在财政上上要及时到位，我们的收费处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的一个中等水平。第三，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家长要与学校一同来管教孩子，既然学校是家庭的延伸，那么我们是以学校来帮助家庭，家庭教育才是首要的。第四，即便学校出现客观上的不理想的情况，家长亦不能消极否定和悲观面对，而应当以积极、乐观、肯定的心态来面对。包括面对来自政府的压力，家长也要做好准备。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灰色地带，政府前来施加压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还希望那些有恩赐的家长，到学校来当义工。比如，在我们的家长中，有国家和省一级的游泳队、击剑队的运动员，我们会邀请这样的家长来学校，给大家上几节游泳课和击剑课。我们非常欢迎有特殊技能的家长来当“临时老师”。我们还有一个特色是设立了“学校商店”，里面的商品要用“学校货币”来购买。而“学校货币”是学生在学校有突出表现后获得的奖励。对于“学校商店”里的商品，家长可以有所奉献，比如有创意的旅游产品、玩具等。家长既可以买来捐献给学校，也可以将商品的信息告知学校，由学校来购买。我们鼓励家长多参与学校的事务。比如，最近我们从台湾订购了一批如何建造孩子的品格的书籍，不仅由老师带领孩子学习，还举办家长学习班，每个礼拜邀请家长到学校来学习一次。    余杰：若从商业运作的角度上来看，学校现在可以实现盈利吗？张福大：学校刚刚创办的第一年是亏本的，第二年基本实现收支平衡，第三年就略有盈利了，逐渐积攒了一点储备金。但我们跟其他那些教育机构相比，不是以赚钱和发财为目的，而是培养有敬虔的信仰的后代，收费在同等质量的学校中偏低，老师的收入也稍稍偏低。学校现在是教会的一项最复杂的事工。余杰：既然隶属于ACE系统，他们向学校提供哪些帮助呢？张福大：ACE在中国的第一个学校，是十多年前由一位美国弟兄创办的家庭学校，叫恩惠学校，是一个注册的学校，但只能收外国人的孩子。然后，一位中国姊妹开设了第二家，是招收中国孩子的第一家，叫晨馨学校，他们背后是一家有灵恩背景的教会。接着我们的学校也创立了，在昆明、上海、南京等地也陆续有新的学校开设。二零零八年，ACE在香港注册了中国办事处，在上海设立办公室，聘请了一位中国弟兄，是一家改革宗浸信会教会的同工。所以，现在ACE的督导、校长和老师的培训，不再去位于菲律宾的亚洲总部，而在中国本土就可以展开。以督导培训为例，每年有两到三次密集课程。其中有三门课程已经翻译成中文。而每年十月会召开一个教师大会。将全国ACE学校的老师集中在深圳或其他地方，由美国总部的教育专家来授课，既有教育专业课程，也有属灵的训练。大课堂之后，是按专业分组的学习。这两年，增加了中国讲员的比重，更能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作出应对。ACE中国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每年会到每个学校作两次访问，一般是四个人，按照华北片、华南片等不同片区，两个一组，到学校观摩和指导，帮助解决教学上的难题。美国总部则每年安排一位专业人士，到每个学校访问一次。一般会到深入班级至少两天时间，然后给出一些改进的建议。更值得一提的是，每年四月的全国学生大会，九岁以上的学生都要参加。在这个大会上，鼓励学生参加“奥运会式”的活动项目，包括体育、文艺、舞台剧、音乐、讲道、木偶等各个方面，让学生展示各自不同的才能。余杰：谢谢张弟兄，非常高兴听到这么多的分享。也祝愿你们在基督化教育的事工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二零一零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