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虎头蛇尾的叁峡舵手 毛泽东主席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在北京病死时，大陆上曾流传一记幽默的评语，说：毛如死於一九五六年，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中国的列宁”；如死於一九六六年，还不失为一个“中国的斯大林”。不幸他死於一九七六年，那他就只是个“中国的毛泽东”了。 这项评语对毛来说，虽是谑而虐矣，却颇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因为它评得公平合理，恰到好处，也入木叁分。毛公在其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中，其所作所为底祸国殃民的程度，也确实是每下愈况；若不及时蒙教主恩召，其不知伊於胡底呢？ 我们搞历史的碰到这一情况，首先就要问一声，毛公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历史人物，何以弄成这样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地可笑的结局呢？ 关於毛氏晚年的失德，近年来大众媒体上的评毛之论，都太看重於毛氏个人的行为了。历史人物尤其是转型期中的历史人物的政治行为，不是不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亦有其极限。 在一个治宏观史学的社会科学家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原只是一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史。古老的中国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它要从一个东方式的传统农业大帝国千年不变的“定型”，逐渐“转”变成一个西式而有中国特色、以工商业立国的、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国的另一“定型”。这两个“定型”之间的转变，今日看来，其全部过程大致需时二百年。更确切的说，那就是鸦片战後（一八四二年）一直延长到下一世纪中期的四、五十年代。 这两个转型世纪在我们的中华五千年史上，实在是一条充满惊涛骇浪、深滩险崖的历史叁峡。我们这一条“中华文明号”大帆船，於一八四二年自夔门进入叁峡，顺流而下，千里江陵一漩涡，真是惊险莫名。沿途且修且补，并改造加装新式马达，实在艰苦不堪。计从巴峡穿巫峡，一路上我们从一般乘客中临时培训的传统梢公和西式舵手，又逢滩必换、遇峡即改。而顽固的梢公、幼稚的舵手，才能不同、个性迥异；把舵争权，又各不相下。以致逢崖触礁，遇滩搁浅。而乘客之中，又各私其党，嘈嘈杂杂，莫衷一是，弄得船翻船漏，溺者如麻。朋友，我们通过这条历时两百年的历史叁峡，真是惨痛不堪！尔我都是这条破船上的乘客。大难不死，算是命大；沉尸江底的同胞难友，也只好说是在劫难逃，向谁抱怨呢？ 在这长至两百年的大船难中，那位叶赫那拉老太太和孙、袁、蒋、毛、邓诸公，便是在我们这条破船上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梢公和舵手。毛泽东在这次过峡航行中，操舵前後二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 可是毛泽东纵在亲毛派的群众眼光中，也不是个好舵手。在死前二十年他已犯了麦克斯．韦伯所警告的“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之大忌。到死前数年，他足不出深宫，据张玉凤美人的回忆，毛公主持的党国大政，竟然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瞎指挥”。毛患白内障，已完全失明。他还要找个侄儿传话，口授其“最高、最高、最高指示”，以保持他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领导权。 这一宗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怪现象，不特是任何现代国家之所无，即非拉地区最落後的部落小邦亦未尝有。我国专制时代所出的四百多个皇帝中，亦未曾一见。而此事由毛氏实行之，其荒唐落伍、封建专制的行为，举一反叁，就无待多赘了。 毛泽东这种荒唐行为，怎能会把有党员四千万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和有人民十亿之大国的国事，弄上轨道呢？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笔者旁观毛公数十年，仅举此小例子以质诸对毛公最忠诚的党史家。他（她）们或也不会说我过分批毛罢。 这儿问题就来了。毛公一代豪杰也。年轻时诅咒独夫昏君暴君岂不於我辈？何以年臻耄耋，却干出如此相反的结果，岂亦有其隐情和迫不得已之苦衷哉？再者，那个历史辉煌、豪杰如林、而拥众四千万的伟大革命党，何以能容忍像毛氏晚年那样荒唐的领袖？那个有十亿人民的伟大中国，和他最善於“揭竿而起”、推翻暴政的八亿农民，为甚麽宁愿饿死两千五百万，也不起来“造反”？ 要解答这个问题，则上述宏观法则便不易深入。我们还得细读中共党史，和毛公的个人传记，从微观史学着手了。 当“主席”的基本功 首先我们要问一下，在那遥远的二十年代，为当时的革命浪潮所席卷的千万个毛头小青年中，毛泽东何以能脱颖而出。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归功於“五四”（今日的“六四”）那个学潮了。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学潮，都是政治训练班。毛泽东便是这个训练班中的学生头头。当学生领袖的人，首先都要有点政治性的组织天才。他也要具备若干有初级理论基础的煽动伎俩。更重要的，他还要具有在青年同学之中当“老大”的权威。前二者多半出自天赋，而後者则是环境薰陶使然。 当年在湖南那批毛头小青年中，毛是个年纪较大的已婚的老童生。这种老童生在当时学生会往往都是“老大”。有权威的老大，很多都习於颐指气使，小弟们也乐於听从号令。——这是笔者在二、叁十年代所亲历的经验，四五十年代就逐渐不同了。现时代的初级师范，哪有甚麽已婚的老大呢？——这种老大气息，便是毛後来一直做“主席”的基本功。邓小平的经验与毛却恰恰相反。邓做了一辈子聪明活泼、乖巧伶俐的小鬼、小老弟。不习惯於做形式上的头头。到老了，那个现成的“主席”，还要让别人去做呢！朋友，毛老大控制的办法，就不是这样了。 毛氏进入他底政治“成长期”，他就被卷入了那人类历史上最风云诡谲的“党争时代”。在那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国内国外、左右开弓、阴狠毒辣、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中，就难免有其优胜劣败底自然规律；其外还要看上帝安排，哪一个的“命”最大呢。 在一九五叁年中共中央党校一次理论性的研讨会上，艾思奇教授曾说过一句诚实的“错话”。他说毛主席最高领导之形成，是有其“偶然性”的。他这句“错话”其後被必然派引为口实，终使艾氏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毛主席最高领导之形成，怎能是偶然的呢？ 可是艾思奇教授虽然沉冤莫雪，而杨献珍等人的必然论未始就毫无真理。因为中共在二十年代发轫之初，原是一个纯高知的组织。它的第一任总书记大家长陈独秀便是个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羽翼陈氏的瞿秋白、李大钊、徐特立、张国焘、董必武、李达、陈绍禹、周恩来等人都是些名士和诗人，不折不扣的“高知”。而他们所干的勾当，却是组织和鼓动工农兵，乃至穿破鞋、打烂伞等等旧社会中所谓流氓、地痞一类的“低知”或“无知”来暴动、来斗争。他们双方本是格格不入的。在早期的中共领袖们之中，真正能与下层社会群众搅和得如鱼水，同时对上层高知也能浑然合流的，毛泽东这个“二十八划生”之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人了。 笔者不学，读中国近现代史数十年，遍览两党史籍，我不能不说毛氏比诸其他各有所长的中共早期领袖们，硬是棋高一筹。放笔谈个痛快为篇幅所不许，然以抽象代具体而简述之，亦未始不能略搜叁昧以就正於方家。谨为简列十条如後： 一，毛比家长陈独秀更为“坚定”。陈教授说理，舌灿莲华；一挫败便成为孤家寡人。 二，毛比瞿秋白这位诗人、名士、苏州才子要“扎实”得很多。秋白拿笔杆都有轻飘之感，慢说拿枪杆也。 叁，毛比李立叁“稳重”。我的中学校长邵华先生，曾偕李立叁晋谒段祺瑞。邵便批评李太“莽撞”。 四，毛比张闻天、陈绍禹、秦邦宪等更为“实际”。毛批评这些国际派为“头重脚轻根底浅”，也近乎事实。 五，毛比周恩来“毒辣”。毛或有杀周之心，而周断无篡毛之念。“无毒不丈夫”，周总理太谦和了。 六，毛比张国焘“狡猾”。张有夺权之心，而无夺权之术。搞权术，毛为教授，张小学生也。 七，毛比刘少奇“自私”。刘有妇人之仁，遇同志有恩有爱（此为张国焘对刘的评论，余存有录音）。 八，毛比林彪更“奸诈”。林在党内有奸诈之名，视毛则瞠乎後矣。林为孙悟空，毛则如来佛也。 九，毛比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陈毅等职业军人更有“政治头脑”。 十，毛比邓小平“高大”。毛是汉高祖，邓则是搞“非刘氏不王”的萧曹二相国和周太尉的综合体。无毒不丈夫。 文人搞政治，入党做官，命大才高者，或可封侯拜相，位臻极品，然想打天下做皇帝，做一世祖，则国史上未尝有也。 做开国之君者要雄才大略、文武兼资。更重要的还须泼皮胆大、心狠手辣；行为上要带数分流氓、几成无赖，才能打得江山，坐得第一把交椅；古人说“自古帝王多无赖”，至理名言也。 两千多年前，当刘邦和萧何、曹参一夥朋友，决定造反时，他们要选个带头的。司马迁说，“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後秦种族某家，尽让刘季（邦）”。刘邦最初也十分谦逊，不愿领先。可是“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才开始造反。後来项羽把刘邦的爸爸抓为人质，要威胁刘邦就范。刘邦覆信说，你把我老头子杀了，煮出肉汤来，还要“分我一杯羹”呢！ 朋友，要有这样的狠心肠，才能打江山做皇帝。这样，则萧何、曹参、周恩来等哪做得到？做不到，那就坐坐第二把交椅，当当“相国”、做做“总理”了。 毛主席的“主席”不是好做的呀。毛门有“六烈士”。可是在杨开慧烈士在长沙就义之前，毛公已早就另结新欢（贺子珍夫人）了。何键枪杀了杨烈士；正为毛主席帮忙，解决了家庭纠纷——不像与他同时的蒋总司令，还要化钜款私送陈洁如女士出洋呢！毛氏晚年作悼亡诗，还说甚麽“我失娇杨君失柳”。真是亏他说得出口。 论才，毛周伯仲之间耳。论德，则周就不如毛之“狠”了。——周总理对“小超”多好！ 古谚曰“无毒不丈夫”。不毒辣怎能做开国皇帝和独裁党魁呢？同周恩来这一流的高知文士争枪杆、抢领导权，在“遵义会议”（一九叁五年一月）之後，毛公在党内扶摇直上，终至定於一尊，你说没有“必然”的因素吗？吾为杨公献珍提出史实做佐证也。 “毛派”之形成与发展 遵义之後，毛公在党内党外都地位陡增。他原先在党内的许多权力竞争者如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朱德等领袖人物都逐渐折节下之，由平等的竞争者，转为忠诚的拥护者。渐次形成一个坚强的“毛派”，成为毛太祖的“从龙之士”和“开国功臣”。 一九叁五年六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会师。张国焘兵强马壮，坚持要否定遵义、另组中央时，这个新形成的毛派死党，便第一次建了护驾之功——他们把朱总司令送给张氏去自组其中央。其馀领袖则从毛而去。一窝蜂涌往陕北，以便北向苏联靠拢，南向少帅假降，东向日寇与全国同胞摇其抗日大旗，放火自救。 读史者翻书至此，真不禁摔掉茶杯向毛氏肃立致敬。毛公雄才大略，能屈能伸，岂是立正救国的蒋委员长和叁陈诸公所能望其项背！ 然叁韬六略，终需天助自助。若非少帅堕入彀中，诸葛亮也一筹莫展。 谁知“西安事变”一起，整个毛派的命运，也就全部改变了呢？——“天子之怒，流血千里”，终不敌“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能解决问题也。余尝问少帅，今世国人，公最服者谁？曰：周恩来！再问曰，您是否上了老周的大当了呢。少帅默然。 总之毛公“用兵如神”（陈寿评曹公之言）。试评毛公，虽百万言岂能尽其一面。 大致说来，自遵义而後直至一九五六年秋的“百花齐放”季节，二十一年中领导毛派共党打天下之毛泽东，在党务、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政策上，真可说是“完全正确”（中共七大对毛的颂辞），错误甚少。所以在短短的十四年中他能“打平天下”（毛第一次进住庐山“美庐”时的豪语）。 可是在另一个二十一年之中，从争鸣反右到批林批孔（一九五六年——一九七六年），毛的所作所为则一步也没有走对。二十一年成了个完全错误的阶段。在他老人家最後二十一年领导下之中国与中共，其能免於亡党亡国者，也真是个历史上的奇迹。 朱总司令的抑郁 在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战区的太行山前敌司令部，一位“杂牌”出身而功勋非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郭寄峤将军偶然被分派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这位传奇英雄，共用一寝室。二人白天则同吃同住，夜间也常时联床夜话。这位国方将军对这场抗日战争颇感兴奋与乐观，而朱则居恒悒悒。一次国方将领很欣然地向朱说，玉阶兄，现在国共合作，国家统一了。抗战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朱抑郁地说，抗战前途，并不那麽乐观。这位国方将军乃追问其故。朱说，国共两党如今都抓在蒋、毛二人之手，而蒋毛二人却是两个最自私的人。他二人何能合作抗战？ 读者贤达，这不是小道消息。这是那位颇具圣贤资质的朱德将军底由衷之言啊！“权瘾”如“毒瘾”。 在朱德的眼光中，蒋毛二公何以都变成“最自私的人”呢？朱老总有所不知，天下哪有不自私的政客呢？在激烈的政争之中，其客观情况，一般都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有为有守的好好先生、正人君子，在这种夺权市场，是无法生存的。因此政客地位愈高，愈急於“抓”权，也就愈无原则、愈自私了。——尤其是在“转型期”中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市场。在这儿我们的道德标准、法律制度、价值观念，通统都是朦胧不清的。社会舆论和人民的眼睛，也拿不出标准来，聪明人就会善加利用了。朋友，哪一个政客，尤其是超级大政客，不是聪明绝顶的呢？或问，领袖诸公青年时期，不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青年吗？何以老来自私若此呢？ 答曰，君不见活烈士汪君精卫乎！精卫少年时在死囚牢中，自期“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壮烈！何以年已知命，还卖国求权呢？ 余尝问知汪极深的高宗武先生，以汪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何以甘心沦为卖国汉奸？ 高说：“押宝嘛。” 读者诸士女大多与在下一样，无权无位，固不知嗜权嗜位之有瘾也。“权”者，鸦片烟、海洛因、番摊、沙蟹也。一朝嗜权成癖，亦如嗜毒、嗜赌也。张汉公曾告我：“戒毒的痛苦如脱胎换骨，一个人能够戒毒，则没甚麽事他不能做的”，实是经验之谈，亦见戒毒之难也。其实戒赌、戒权，其难亦不在戒毒之下呢！——一个瘾君子，为着毒瘾，他可以杀人放火，售妻鬻子，无所不为。同样的，另一种瘾君子，为着权瘾，国家民族也就管不得许多了。——此一代才人汪精卫，为押错宝而遗臭万年也。 汉代的政客主父偃说：“臣结发游学四十馀年，身不得遂，亲（父母）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音鄂，受鸟气）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其实主父偃并不是个突出的例外。他只是一种型态。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多半如此。汪精卫和蒋毛二公基本上也都是这种人。 自私心与责任感 当然写历史的人，也不能一竿打翻一条船。其实“自私”从另一角度来透视，又何尝不是一种“责任心”呢？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的大英雄大豪杰，不都是以天下为己任吗？蒋公在一九七五年“崩逝”之前，还不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写了一副绝笔对联？那位“且看今朝”的毛主席，在蒙教主恩召之前，以不同词句，表达相似心情的纪录，不更是多不可数？——甚至那位“老有大志”的“中国脊梁”梁漱溟先生，不也说过，他如死掉则民族就要遭殃，文化就要灭亡？抗战期间，在敌机空袭之下，抱头鼠窜的刘文典教授，不也是说他在“替庄子跑警报”？ 其实这种心理现象，不能以“自私”一语了之（如朱老总之所言），它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和“牛皮主义”以及“绝对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间的关系却稍有不同，虽然他们原是一母所生的骨肉兄弟！ 既然这些酸溜溜的老儒、迂夫子都还有这种心理现象，我们又怎能错怪蒋氏毛氏那种盖世英雄之“朕即国家”的观念呢？俺一身系国族安危，能不善自珍重？更何况生为领袖，“抓”就是他们的天性呢？——“抓”，也就是自私的基本功也。 转型期中，按理就不能出牌 “抓”无伤也。上帝不仁，创造了生物，就是叫它们去抓的。为着自身的生命，为着将来生命的延续，上帝本要训练它们去“抓食”、“抓色”。可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抓”总得要“按理出牌”。大家公平竞争，轮流坐庄，打它四十八圈麻将。看谁的技术高、手气好；“赌奸、赌猾，不赌赖”，以决胜负，以定输赢，以看谁“坐庄”、“霸庄”。——如此守住四人的根本游戏规则，法治民主，输赢之间，心平气和。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老子今朝犯了错误，“手气不好”，受了你的鸟气；君子报仇，叁年不晚，下次再来“翻本”。——此鲁迅先生之所谓“费厄泼赖”，公平竞争也。 不幸的是在我国近百年的“转型”期中，我们只能打四人一桌的小麻将，我们却不能打四万万人、甚至四十人合打的大麻将！因为我们没个打大麻将的规矩。没个众赌徒都一致遵守的“赌规”，那我们打起麻将来，那就既“奸”又“猾”、更要“赖”了。一“赖”就没有“费厄泼赖”了。斯之谓“无赖”。——以无赖的手段来处理国政，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你看：“反右”期间，毛主席不是分明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为甚麽後来那些大嘴巴先生甚麽葛佩琦、储安平等等，被整得那样惨呢？大家责问毛主席“言而无信”，对人民搞“阴谋”。毛公不但脸不红、皮不皱，他老人家反而笑容可掬地说，这叫“阳谋”，叫“引蛇出洞”！ 朋友，这就叫“耍赖皮”了。耍的人就叫做“无赖”了。费厄泼赖也就扫地了。 孔二先生不说过，治民可以“无兵”，可以“无食”，但是不能“无信”！ 毛主席把中国搞糟了，简单扼要的一句话，就是他犯了我民族文化上的大忌：“无信於民”！——这是毛公搞法家，搞到走火入魔的结果！ 崇毛的读者，阅拙作至此，可能误以我为亵渎圣贤，在天安门大像上泼油漆，诬蔑毛公。非也。治宏观史学者，立巫山之巅，看滚滚叁峡。洪流浊浪之中，个人行为，藐不足道也。鄙不言乎，一部中国近代史，转型史也。转型中途，江流石不转，浪全转船半转；汪转蒋不转、毛不转邓转，有啥法律可讲？道德可依？章法可循？王安石说：“天命不足信！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各是其是，各党其与。啥叫“按理出牌”？ 老实说，在这改朝换制的转型期中，四不像时代，英雄豪杰们，志在天下，按理就出不了牌，出牌就不能按理。此笔者所谓没有“赌规”，尚无“定型”也。 干无赖勾当，不按理出牌，毛公只是千百个赌徒之一耳，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也。贤者不免，奚足深责？只是他和孙殿英一样，袖口藏牌，本事通天，为其他赌友所不及而已。时势造英雄，时代如斯——奚足深责，奚足深责？我辈但秉笔直书之而已。 抓要先从内部抓起 总之，毛公这一“抓”，首当其冲而张目结舌者，不是旁人，正是他卧榻之侧的“毛派”首要——他的老上司朱德、周恩来也。朱德者，红军之父。国民党悬赏二十五万元人头榜上之所谓“朱、毛”也。微朱德，何以统军？ 周恩来者，红军主力黄埔系之“老师”也，军委之前主席也。党中高干主力，法国留学、勤工俭学之总头头也（国民党高干主力为留美学生；共产党高干主力为留法学生。读者不妨参阅才女毛毛的大着《我的父亲》十六至十九各章，尤其是第十九章〈党的锻炼〉。兼阅金冲及着，一九八九年中央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周恩来传》第七章〈青年团旅欧支部〉）。 微恩来，何以驾驭军中飞扬跋扈之黄埔系（包括叶剑英、徐向前、左权、林彪）？微恩来，何以团结党中之留法高干（李富春、聂荣臻、王若飞、邓小平），何以对抗那群朝圣镀金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他们背後那批“国际”中的大小头目呢？ 建立“毛派”（现在拉丁美洲还有好几万）而无周、朱，则粪土也。有周、朱，则无攻不克、无坚不摧也。然周、朱断不可有“实权”；有实权，则尾大不掉矣。所以周公鞠躬尽瘁数十年，死而後已。做了一辈子外交官甚至特工首长，却未尝插一指於党的“组织”部门也。 朱德、玉阶者，命大官大之福将也。从瑞金开始就干上“红军总司令”。总去总来，接着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接着又是中华民国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四年内战，人民开国，又变成“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正官正印，干了一辈子“总司令”——不折不扣的“总司令”。 但是总算“红卫兵小将”有见识。在文革期间，他们贴了无数张“大字报”，印行了无数份《井岗山》、《红旗》等等红卫兵小报。在批斗朱老总专栏，他们说：“朱德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却“一天也没有『总』过”！另外还加他个“老混帐”的封号。 四人帮搞历史，一贯是叁真七假的。但是在清算朱总司令这笔账上，倒是百分之百的真历史——遵义会议之後，我们的“朱总司令”，真是“一天也没有『总』过”！ 朋友，明乎此，你怎能怪朱总司令在太行山上，愁眉不展！ 内战外战中的推磨战略 在“世界近代史”和“当代中国史”一类的大学讲堂，老师免不了要问的主要课题之一，便是战後中国何以走上共产主义。学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千奇百怪的。但是在总的趋势上，很少学生会把国民党的“军事失败”，看成为共产党成功的主要原因——愈是自作聪明的学生，愈会冲淡“军事决定论”。在他们的时髦幻想中，认为如把国共之争的成败，归之军事，是笨伯之言也。——在头角峥嵘的“大学生”之中，“笨伯”自是绝对的少数。 可是大智若愚的老师，在这种热烈的讨论中，往往却是一位笨伯——他们认为国共胜败，固然是原因万千，可是双方决定性的因素却是军事指挥。——国民党是被共产党“打”败的。共产党如果不是在战场上把国民党“打”败了，它纵有千百种其他的致胜之道，要想把国民党赶出大陆，也是做不到的。 共产党怎麽能在战场上把国民党“打”败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历史家不能不归之於卓越的毛泽东打烂仗的军事思想。毛主席不是说过，“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枪杆子出政权”！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国共内战中，“内战内行”的毛泽东战略思想，是要使我们翘起大拇指的。——简言之，就是“打推磨、不打长征”。 长征的教训 须知一九叁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遵义的崛起，那是红军长征的最低潮。在这低潮期，那位一向恃才傲物、百夫所指的毛泽东再度被推出山，是（且引一句诸葛名言）“受命於败军之际”的。 “长征”这个没有後方、也没有固定的前方，没有补给後勤，也没有固定兵源粮饷，随处裹胁、就地打粮，钻隙流窜、拖死追兵的“流寇主义”，可把为当时中共党内一批小资产阶级、志大言夸的知识分子拖惨了。 才女毛毛最近在她底名着中，引毛伯伯之言，歌颂“长征”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见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页叁二五） 毛毛，这是毛伯伯在吹牛呢。其实长征的功用，只是蒋介石的一条狼犬。长征之初，蒋叫它咬何键、咬陈济棠、咬李宗仁、白崇禧。咬得何陈李白棍棒交加，落荒而走。一九叁四年冬，红军入贵州。贵州地方军头，省主席王家烈，登机送蒋委员长回南京。蒋对送行人说：“王主席你和我一道去南京吧。”王说：“报告委员长，不行呢。我还有要公要处理。”蒋说：“秘书长他们会替你处理。”王又说：“我还未带换洗衣服呢。”蒋说：“到南京去买新的。” 飞机登空了。红军也替“南京中央”，“收复了贵州”！ 蒋委员长又叫红军去替他收复云南和四川。龙云和刘湘都着了慌，严阵以待。红军完成不了委员长交代的任务，乃“钻隙”，学石达开逃到大渡河边，铁索桥前。委员长希望他们到成都去争霸。否则蒋公只要送来一小组中央工兵，弄他个“千寻石柱沉江底，大渡桥空铁索无”，你还有甚麽“红军叁烈士、七勇士”甚麽的“攀索而过”呢？过了桥红军还是完成不了任务，委员长再叫他们翻大雪山、过草地，去打西北马回子，或东去帮忙解决那些“杂牌”西北军、东北军。 蒋委员长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 张杨二将军太笨了——笨人要吃笨人亏。 如此这般，才搞出个西安事变来！天不亡共产。不到长城非好汉，诸好汉牛皮大大的，他们之能免於石达开（凌迟处死）的命运者几希？治史者为他们捏把汗也。纵使如此，诸好汉最後不是改装易服，服从蒋委员长，打方腊立功以免祸，有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告终”呢？ 梁漱溟“头脑开花” 想起长征来，乖乖，一身冷汗，教训太大了。毛泽东再也不敢搞第二次了。以後同蒋介石再打仗，就不打长征打推磨了。推磨者，建它七八十来个当年“苏区”式的“根据地”。军事各自为战，化整为零；政治统一领导，化零为整。蒋介石如再来“围剿”，他吃掉一个，我就转入二个。吃掉二个，我就转入叁个四个五个六个。他吃掉叁个四个，我再从五个六个，转回一个二个，跟你来个推磨大战，团团转，八阵图。不把你反包围通统吃掉，不算好汉！ 抗战前，蒋介石为围剿一个赣南“苏区”，动员百万、历时四年、围剿五次，还落个“西安事变”和一个“捉蒋亭”。如今我老毛要建十个苏区，恭候大驾。介石要再来围剿，你得动员千万，历时四十年，围剿五十次，老蒋你还能围剿否耶？——这在兵法上便叫做“立於不败之地”！ 外国的洋专家不通毛性，眼看毛公底伟大推磨战略，不禁仰空长叹曰，中华文化伟矣哉，毛泽东精通《孙子兵法》。殊不知毛公在解放後还告诉林彪说，他根本未看过甚麽《孙子兵法》。能否找一本来看看？（见《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是胡适的学生，和黑猫白猫教主邓小平一样，是杜威在东方的再传弟子，本事是从“实践”中学来的。 毛泽东这套本领不但可以打蒋介石，也可以打日本人，他的好学生武元甲等学到了，甚至可以把法国和美国毛子也打得走投无路。最可笑的是那位乡建派叁家村老夫子梁漱溟，在抗战初期，经毛主席一夕教导，硬是被说得“头脑开花”（梁夫子自道原文）。 这盘大围棋怎样下？ 以上是毛主席论持久战的要义所在。抗战一开始，“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再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他就开始实行了。 当红军改装易服（宋庆龄为之感动得几乎掉泪），自陕北开上抗日前方时，国军抗战，在淞沪战场上正以每小时伤亡千人的纪录在惨烈争斗之中。华北战场被日军突破，这时双方正豕突狼奔。太行山麓、娘子关前，一片糜烂。 蒋委员长是位脾气至大的血性男儿——你看他七七之後在庐山宣布“牺牲已到最後关头”、咬牙切齿的那张照片，你就知道，他是被日本无知的“少壮军阀”，赤裸裸的侵略；被各怀异志的中国反蒋的地方军头（如桂系的李白、李济琛，广东的陈济棠、蒋光鼐、蔡廷楷和老把兄冯玉祥等等），乃至中国共产党和张澜、沈钧儒等七君子八君子以及各大中学校，呼叫激烈、头脑简单的大中学生（包括写这篇文章的作者自己），激将激出来的。 语云：“请将不如激将”——你说老子不抗日？老子抗给你看！ 蒋公在松沪战场，和南京保卫战中，可以说不数月便把他的“嫡系部队”和空军，拼得精光。这一拼，连那位最阴狠反蒋的毛泽东也为之感动！ 蒋公这一拼，不用说京沪一带，血流成河、尸骨堆山（南京一地便是叁十万！）。平津以下的华北大平原，被敌军更冲得一片混乱——我军兵败如山倒，敌人更是秋风扫落叶，整个华北的敌前敌後，我军遗枪遍野，散兵游勇随处皆是。 就在这一混乱情况中，我军精锐，那新近整编的“第十八集团军”，自陕北奉命渡河出击。 这时全国同胞自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以下，个个怒脉贲张，热血沸腾，奔走呼嚎。可是这时在陕北窑洞中抽“大前门”的毛主席，却难得浮生半日闲的在冷静思考，这盘大围棋，他如何去下？ 无限制发展八路军 毛主席是厉害的、冷静的。他没有蒋公那样冲动。据国民党後来的情报，毛氏这次对他出征将领的训词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 毛氏是否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对毛公的造谣？历史家无徵不信，都应存疑。 但是历史家可以肯定的说，这是最高明的一着棋！国民党的烂特务中，还没有造这项谣言的智慧。 若论“抗日”，这时国军数百万人，兵败如山倒。你要毛公的区区两叁万人去“挽狂澜於既倒”？——老实说，卷入这个“狂澜”，就是无谓的牺牲。你能吹牛皮真去“抗日”？ 若论“应付”，不“应付”行吗？你拿人钱、穿人衣、吃人粮。——你是抗日国军之一部，何（应钦）、白（崇禧）二总长要调你上前线作战，你不听命令，不应付行吗？——中国人做事，向来马马虎虎，没那麽认真。学学小杂牌，二分应付之可也。 可是国民党只发我们“叁师人的粮饷”啊。现在遍地是枪，遍地散兵游勇和小撮游击部队和地方民团。正是“八路军”最好发展的机会。——诸将官听令：你们要随地“收缴民枪”，吸收所有的散兵游勇，改编所有的小撮游击部队和民团，就近也争取国军（尤其是近咫尺的阎老西的“晋军”）加入八路军！“七分发展”，无限制发展。不受编、不听将令者，斩首不留。 ［附注］共军在抗战期中最後改编的正式番号是“第十八集团军”。但是中共内部使用，和对外宣传，除“应付”国民党上级，索械要饷之外，向来不用这个正式番号。他们叫来叫去，口口声声，只是八路军长，八路军短。以致小辈中共党史家（包括毛毛），竟不知“第十八集团军”为何物。——不承认“十八集团军”，死守着“八路军”这一废弃的番号，虽是小心眼，但也是法家老毛极高明的一着棋！ 一分抗日，还是十分抗日？ 果然，七分发展竟成为十分发展、百分发展。未及叁年，区区的两叁万人的小小“八路军”，便发展成拥有五十万枪兵的大军了（读者不妨参阅目前最新的史料，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页四一八）。你能说毛主席的“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训辞是假的？历史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嘛。 当然中共的党史家，和公正的国史家，也不能说老八路只是“一分抗日”。 毛公的指示原是抗战初期的事。纵在初期，第十八集团军也不只“一分抗日”。一九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师林彪的“平型关”之战，就不只一分抗日。虽然老共当时利用《大公报》把林彪胡吹一通，说他毙敌四千馀。林彪那时才有叁团人，怎毙敌四千？现在党史家已经修正了，说是毙敌一千。数目字还是太大了。某实我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设伏，被腰击的敌人，据日方所说只是敌军後勤补给线上一个运输队。这个运输队被老林打得七零八落罢了。 十八集团军在抗战史上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该军在一九四○年八月所发动的“百团大战”。阵线延长至千馀公里，动员二十馀万人，死伤十分之一。确是牺牲惨重。 这个百团大战有两重意义。第一，在四○年春季和夏天，八路军刚吃掉鹿锤麟、朱怀冰、石友叁等国军敌後游击部队数万人，大大扩张了敌後根据地。在无比兴奋与乐观的情绪之下，轻视敌人，乃打出了一记辉煌的百团大战，因此也招致了敌人的反击与“扫荡”，是所谓烧光、杀光、抢光的“叁光政策”。 不幸这个“百团大战”只是彭德怀、朱德、刘伯承等几个指挥官将在外、不听君命、私伙儿搞起来的。毛泽东曾为此大为震怒。显然毛是要保存实力，继续搞其“一分抗日”的；诛不知这几位没有充分政治头脑的大老粗，竟然不受君令，在前线搞起十分抗日来。——这样，则党还能指挥枪乎？自此毛把枪抓得更紧。不但朱总司令一天也“总”不了，连他最信任的彭德怀以後也指挥不了八路军。——主席後来不是还说，“解放军如果跟彭德怀走，我就上井岗山”吗？ 事实上，只要老毛活着一天，共党阵营，任谁也抓不着枪杆。枪杆永远在他手中。君不见，林副统帅在折戟沉沙之前，连一团人也指挥不了。林立果公子只掌握几架叁叉戟运输机，但是他也只能上天，却不能落地（他管制不了机场上的灯火）。其後林氏一家人，飞到天上，下不来，最後只好在天空中画个大问号（？），便与祖国永诀了。悲夫！ 老毛抓枪之紧、之有权威、之有技巧，天下无双啊！枪杆出政权。天下是老人家用枪杆“打”下来的。聪明伶俐的“大学生”，和自命不凡的洋专家，哪会知道？ 一国两制、两府、两军、两代表权 但是战争毕竟只是政治的延续。政治搞得好，是会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在国共内争中，他底政治部署，也是高人一等的。——这儿让我们言归言正传，再谈谈他如何去建立“根据地”。政治上有了“根据地”，军事上才能“推磨”也。 毛公的第一个“根据地”，当然就是他那个老窝“陕甘宁边区”。这个老窝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的。那是“千古功臣”张少帅舍己救人，以五十年大牢的代价奉送的。不过天助自助，毛公不负少帅好意，把边区搞成个“革命圣地”，抗战的领导中心之一半，可嘉可贺。我们执简着史的人，应该给予正面纪录。 至於“陕甘宁边区”是个甚麽东西？朋友，那岂是百万言所能了。这儿我们只能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来谈谈它抽象的性质。 “陕甘宁边区”是个甚麽东西呢？曰，它是当时蒋介石帝国之中，一个毛泽东小王国。再问，帝国之中为甚麽搞出个小王国来了呢？曰，这是近代中国“转型期”中的必然现象。——这一现象，自一九一七年孙中山率“部分国会议员和海军南下”，到广州成立小朝廷，自称大元帅，後来又做非常大总统开始的。自此我们就搞起一国两制、一国两府、一国两军。在国际组织上搞一国两个代表权，如今已经搞了七十多年未解决，现在（一九九叁年）还在搞。 君不见“巴黎和会”（一九一九年）中，北京派了个陆徵祥（後由顾维钧代行），广州也派了个王正廷？陆王二人在中国代表团中搞肢体抗争，十分难堪（欲知其详请参阅拙纂《顾维钧回忆录》，巴黎和会）。 君不见二次大战後“叁藩市会议”（一九四五年）中，重庆派了个宋子文，延安也派了个董必武（另有助手章汉夫及陈家康）。宋董幸能相安无事。 君不见本年度“联合国四十届大会”（一九九叁年）中，北京派了钱其琛出席，台北也派了女立委吕秀兰等来搞“平行代表权”！隔街相控？我的朋友熊教授奉劝台北，搞个“观察员”玩玩。台北不干，北京也反对哎！现在还不知伊於胡底！ “转型”与“定型” 读拙作至此，朋友们可能更要问：国家分裂，已不幸矣。老兄又何必助纣为虐，还要说，这是近代中国“转型期”中的“必然现象”呢？回答这个问题，引一句郑板桥的话，便容易明白了。 郑板桥卖画，价钱很高。有些买画人，不愿付银子，要以送礼品来代替。板桥申明只要银子，不要礼品。他的理由是：“君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 如今国共两党向人民送礼，一个要送社会主义，一个要送资本主义。但是党之所送，未必民之所好也。部分人喜欢社，部分人喜欢资。各喜其喜，各恨其恨。那末一国两制，大帝国之内，就要出现小王国了。帝国王国一分，则两制必有两府，两府必有两军，两军旗鼓相当，平行代表权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再用点社会科学的术语来说，一个国家要有个稳定的制度（吾之所谓“定型”也）。这个制度，最好是能够“为最大多数、谋最大幸福”。如果这点太乌托邦了，做不到，那末这个稳定的制度（像中国古代的帝国制度，或今日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一定要为一国之中，绝大多数国民所同意。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缺少这个，那它就永远只是个过渡制度、临时制度或革命制度。不能成其为一劳永逸的百年（甚或五百年）大计的“定型”。一个制度定不了型，则这个国家就必然要从一个过渡制度或革命制度，转入另一个过渡制度、临时制度或革命制度，一个一个地转下去，循环不息。也就是黑猫白猫地，慢慢不断地摸索下去，一直到摸到个“定型”为止，我们就是这样，自鸦片战争以後，已摸索了一百五十馀年。——以不才的鄙见，我们已摸索得差不多了。大致还需要叁五十年的功夫，另一个“定型”才会出现。 “农村列宁主义”也是个“过渡制度” 现在话说回头，毛主席那时那个可爱的小王国之所以能够成立，由成立而欣欣向荣，而打平天下，成立了一个毛朝大帝国，便是因为他的“前朝”原是个“过渡制度”，所以毛公才能接他的班。而毛公晚年之所以弄得一无是处，其原因便是，毛的“农村列宁主义”，也只是个过渡制度，不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所接受的缘故，所以才被邓小平的“市场列宁主义”造了反。至於邓小平这一套，是否也是个“过渡制度”、“临时制度”或“革命制度”呢？讨论起来那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就暂时打住罢。 掉转头来，再评评历史上的毛泽东。毛公那个农村列宁主义，虽然也是个过渡制度，但是社会发展是有其阶段性的。毛的农村列宁主义却是那个阶段中最有效、最能解决问题的制度。它的效率在“陕甘宁边区”便表现得出神入化。诸如：一，共产党的集权领导；二，严密的党群组织；叁，贫雇农受益最大的土地改革；四，适度的提高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生产力；五，合情合理的兵役和参军制度；六，严厉而可行的对知识分子整风和统战政策等等。 这些主要内容虽然没有一项可以进入将来的“定型”，但是它却是那个“阶段”中，最有效、最能解决问题的黑猫白猫。因此这个延安模式被带到广大敌後游击区的根据地去推行，很快就风行草偃了。随着八路军逐渐进入敌後地区，毛氏所期盼的“敌後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就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了。 外战中的内战 前节已言之，根据公正史家的观察，中共势力当年向敌後“发展”，毛的指导原则似乎是：军事化整为零，政治则化零为整。毛不希望在敌後真正出一个“八路军总司令”。因此朱总司令在敌後也就“一天也没有『总』过”了（参阅文革期间红卫兵所发行的小报《东方红》，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和《新北大》，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所以在中共文献中，甚麽“总司令朱德”、“职朱德”等等花样，只是毛氏用来“应付”国民党的——向国民党要钱要枪，或打打两党之间因“磨擦”而引起的电报战。毛公这种不按理出牌的调皮作风，不但使朱总司令不时长吁短叹，重庆的蒋委员长和何白二总长，也被弄得啼笑皆非。 须知八路军向敌後挺进时，这个“敌後”广大农村并非全是敌人占领区。国军在西撤之後，统帅部有明令，不许当地省县级地方政府随军撤走。他们要留在敌後农村和山区继续行使职权。他们也有些杂牌正牌部队、保安队、民团和游击队。八路军一旦进入这种“国统区”，问题便复杂起来了。 这两种不同背景的“一国两军”，最初激於民族大义，尚能并肩作战，共同杀敌。很快的老军阀时代“抢地盘”的恶习就故态复萌了。既抢地盘，就必然有武装冲突，当时术语叫做国共“磨擦”。磨擦升级，大规模国共磨擦，就变成小规模的国共内战了。打人无好拳，骂人无好言。彼此既然拔刀相见，则国方便叫八路为“匪军”“奸匪”，共方乃叫国方为“顽军”（顽固派的军队）——最近出版的毛毛新书上，还是这样称呼的。 亲爱的贤明读者：这时是强寇压境，我方军民，死人如麻啊！南京大屠杀中，叁十四万的死难同胞，真是血迹未乾！重庆大隧道中，叁万市民惨死。多少张王李赵、男女老幼，全家灭门，他们两个贵党，目不见、耳不闻，还要在敌人後方，抢地盘、打内战，顽军、匪军的自相残杀，是何心肝？ 笔者当年也是个血性青年，今朝在海外，则是是个衰朽老侨。孤灯寒夜，执笔至此，仍不禁目有馀泪。——在历史上他们两个贵党的屈直，在我们笔下，从何写起呢？ 褒贬难分，在历史上，我们只能谈其结果。在这种敌後争地盘的内战中，国民党是争不过共产党了。共产党起自草根，挟农村列宁主义的现代化意蒂牢结，潜入敌後；处心积虑，全党听命延安，志在必得。而敌後的国民党则只是一些“杂牌”老军头，率领一些近乎乌合之众的老幼文武，居高临下。双方一旦交锋，那就被摧枯拉朽了。 因此自一九四○年春初开始，国方的河北省主席鹿锺麟、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他们的“杂牌”部属朱怀冰、石友叁、庞炳勋，一个个被赶得狗跳鸡飞。他们部下上千上万的枪兵，被八路包围、缴械、改编。终使华北敌後，成了清一色的延安属地。——直至一九四一年春初，国民党动员正规军十馀万人，在江南一举消灭了“新四军”，扣留了叶挺，打死了项英，把内战引上最高峰，才打个平手。但是这一来，国共二次合作，也就非正式的结束了。 但是经过这一番在敌人後方所行的国共内战，毛主席要在敌後普遍建立战略“根据地”的构想，是大致实现了。以後对日对蒋，长征是不会再打了；推磨却可以打个没完没了的，直打到敌人下海为止。 学会推磨，打仗不一定必胜，但是用句毛公的话，是达到“战略相持的阶段”，可以立於不败之地了。君不见，一九四七年胡宗南挥动二十万大军直捣延安，国共虽实力悬殊甚大，李德胜先生（毛化名）也绝不东渡黄河去“长征”。他决心在陕北和老胡推磨。最後还不是“胡宗南听指挥”，收兵了事？ 以上所述，是高瞻远瞩、知彼知己的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大略。其重点实非国方专搞“步兵操典”的将军们之所知也。其後国民党竟弄成百万大军齐解甲的局面，岂偶然哉？ 刘少奇与敌後政治一元化 至於毛氏在战时敌後搞政治化零为整的工作，也颇足一述。在军事上搞化整为零，他自任总指挥加以遥控，就不需要一个在中间坐大的总司令了。但是在政治工作上搞化零为整。他就需要在现场有个总负责人。为此他就看中了他底小老乡刘少奇了。因此少奇的命运其後竟成朱德的反面。——这也是朱德能够善终，而少奇终於横死的关键所在罢。 关於毛刘的关系，笔者曾撰另文纪之，不再赘。迨八路军初入敌後时，刘少奇出任北方局书记。以党管枪，职权在所有八路军头之上。这时他所执行的是所谓“叁北政策”，也就是：“巩固陕北，打通晋北，争取河北”。在这一项政策之下，他最大的成就便是建立了“晋察冀边区”这个模范根据地。 晋察冀是陕甘宁之外的第一个根据地，它底胜利完成，也就是根据地扩张的开始。模范既立，其後“晋冀鲁豫”等“边区”便接踵而来。大陆上最近曾开过几次“革命根据地史”国际研讨会，长征前免谈，论文亦不下千万字，哪能窥其堂奥？但是长话短说，建立敌後根据地，北方局是始作俑者，晋察冀则是鼻祖也。 这个北方局和晋察冀呀，真是藏龙卧虎。今日仅存的中共大老之中，就有叁老打这儿起家。当少奇整顿了“北方”，而移驾“华中局”时，他的口号又变成“巩固华北，争取华中，发展华南”，那时在北方局接他遗缺的便是杨尚昆。彭真原是北方局的组织部长，後来出任晋察冀边区书记的今日“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代理北方局书记而窜升为方面大员的。 刘少奇权力之膨胀，是自北而南的——由北方局到华中局，再屈尊做新四军政委之後，才回到延安中央荣任中共副主席的。新四军原是毛刘领导下的一道难题，尤其是身兼中共东南局书记、那位真正工人出身的副军长项英。项英没有参加长征。据说是毛故意耍手腕把他留下，以图置项英於死地而借刀杀之。因此项对毛之嫉恨，有甚於张国焘。项如不死，新四军可能是另成系统，亦如太平天国中之石达开。孰意“皖南事变”骤起，项英阵亡，叶挺被逮（叶本非党员），新四军馀众由陈毅统率，这个意外对毛来说，真是天助。在少奇屈尊出任新四军政委之後，虎踞苏北的新四军与其他根据地之协调，也就天衣无缝了。 新四军问题自经解决——也是国民党假十万大军帮忙解决的——毛公精心设计的大磨盘、连环套、八阵图，自此大功告成。打推磨，不打长征，在再次内战中，他虽无短期内必胜的把握，可是已立於不败之地，就只是常识判断的问题了。数风流人物，且看今朝！只要磨盘推久了，国家民族元气丧尽，最後胜利，自然就必属於我了。谁知道这个磨盘相推未及四年，国民党的四百万大军，便被磨得粉碎；这一历史过程虽云天意，岂非人事哉？吾欲何言？ 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 当毛泽东主席於一九七六年九月逝世时，消息传出的当天晚间，全国各大城市中的茶楼酒肆，食客爆满。但既不嘈杂，亦不喧哗；大家皆若有所思的在“喝闷酒”。此一现象，据各地友人们告我，全国南北东西皆然。这一段信史，足令後世读史者要感叹千年。 在这喝闷酒的时刻，大家心知肚明，今後至少可享受点，如胡适所说的，“不说话的自由”了吧。“偶语弃市”禁令的废除，可能也为时不远了。老百姓发发牢骚，评评死者，大概也有到来之一日。——果不其然，时未期年，全国各阶层对毛的评价就纷纷出笼了。 在诸多评语中，最中肯、也最能为中共四千万党员心平气和地接受的，盖为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 土共造“国际”反 我们搞历史的人，面对这句颇能辨别是非的公道话，不免要问一句，何以如此呢？首先要问毛氏对他这个朝代的建立，究竟有些什麽功勋呢？ 一言以蔽之，曰，毛的“开国有功”，是他对中共打天下的正确领导。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时，刘少奇一夥的“毛派”，为着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对内清除“国际派”，对外应付蒋介石，他们要“搞毛泽东个人崇拜”（刘少奇的公开语言）。把“毛泽东主义”（後来由於毛氏谦虚，自改为“毛泽东思想”）提升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列。并正式写入中共党章，做为该党党员人人必须学习和遵守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 这一来，不得了，中共的毛泽东，就变成国民党的孙中山、基督教的耶稣、回教的穆罕默德和儒家的孔子了。孙耶穆孔在他们各自的信徒眼光中，都是“完全正确”的。中共七大期中，一夕之间毛泽东也就变成“完全正确”先生了。 刘少奇这一卖个人崇拜运动，在今日看来，是肉麻兮兮了；刘後来的横死，也是自食其果的。但是这个运动在那个时代看来既不肉麻，实际上也有此需要。 第一，毛主席那时的表现是谦恭下士、招贤纳谏的。所谓“毛泽东思想”也是毛派中央的集体作业，由毛出其名而总其成罢了。毛的领导如果“完全正确”，那也就是毛派各人皆有份的中共中央领导的完全正确。有啥肉麻呢？ 须知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是有其浓厚的“阶段性”的。简言之，中共自组党之初（一九二○年）至“遵义会议”（一九叁五年一月），这一阶段是“共产国际”的天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是那时“工人无祖国”，国际共产党搞“世界革命”的有“绝对性”的“党纪”，是“绝对”不许违背的。 共产国际何以有这条党纪？中共又何以“绝对服从”？事关世界革命，那就说来话长了。可惜的是当年拿过卢布的老一辈“职业革命家”，像邓小平，像杨尚昆，对此都讳莫如深；小辈毛派党史家像毛毛，就根本不知道了。 所以遵义之前的中共，所有党的领袖都是完全听命於莫斯科的，个个都是“国际”代理人。所谓“国际”者，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也。其後就只剩个斯大林了。 国际共产运动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是搞工人运动和都市革命的。——他们认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决不会搞革命的。这个主观的认知，因此就和以“农民暴动”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的“客观实在”，大相迳庭了。可是那时俄国革命新胜，从苏联回来的布尔什维克，个个都是国际的钦差大臣，气焰万丈。因此那些和毛泽东在一起搞农民暴动的土共，就吃瘪了——尤其是毛泽东本人，有时且被他们斗得死去活来。 但是老毛沉得住气，“不急於表白”。直至五次围剿，红军一败涂地，国际路线弱点毕露之时，大家“想想还是毛主席对”（陈毅的话），遵义一会，把国际派架空，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就回头了。可是国际派毕竟是“挟天子、令诸侯”的，有斯大林为後台，岂可轻易驱除，所以遵义以後，七大之前，刘少奇等“毛派”，就要在党内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做为抵制了。因此毛氏对红朝的第一功，便是领导土共翻身，造国际反，架空国际派。使中国的农民起义，循自己的道路前进——这是毛派的形成阶段。 胜和败都是全面的 再从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斯时朝野上下，腐烂一遍，皆为吾人所目击。所以那时的中国，“一党专政”不是当时政治问题的核心；专政而无能，才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笔者在〈李宗仁回忆录序言〉中曾略有引申，不再多赘）。 所以中共那时打天下的实际意义，实行社会主义还是次要的，更不是要为人民争民主、争人权（毛且不懂啥叫“人权”）；他底最迫切的任务，便是打倒那个“专政无能”、“占着毛坑不拉屎”的腐烂的国民党——以一个有效的“一党专政”，取代一个无能的“一党专政”。 上篇已言之，就军事对垒来说，毛的论持久战，就不是蒋介石的稍息、立正所可望其项背。桂系的小诸葛曾发明一个相对的名词，叫做“总体战”。但是“总体战”却永远只是个名词。 毛泽东那几杆破枪，居然把蒋介石的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打得片甲不留。指挥数万至数十万大军的国军主帅在阵前被活捉的，如王耀武、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至数十人之多。这不但是中国战争史上无此先例，世界史上，亦未尝一见！ 军事之外，其他限於篇幅未遑多论，其实政治上毛在“开国期间”的作业亦至为精辟。笔者在另文中，就认为毛的叁篇政治论文：〈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都是掷地有声的。 若说枪杆终当听笔杆指挥，则毛氏这叁篇有高度黑猫白猫价值的政治论文，足抵解放军的百万雄师。记得五十年代之初，有位国民党流亡高干告诉我：“我们的四百万大军是被共产党几句口号叫垮的！”这也是他失败之後，痛定思痛的知彼知己之言。 甚至那时中共对美苏两国的外交工作，亦远非国民党所能及。国民党外交那时以一人的意志为转移——对美一味屈膝乞怜；对苏不惜重价贿赂（如外蒙之独立，中东路与旅大之租让）。其低能连李鸿章之不如。而毛则能人尽其才，让他出使重庆的“驻美大使”周恩来放手做去！周在对美外交上所做的工作之细腻与有效，其是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所寡有。其结果不但史迪威变成张学良，美国驻延安观察员戴维恩竟至密电华府国务院，建议美军如在中国登陆，占领上海和南京之後，不让蒋介石自重庆东下，而将京沪两地直接交毛周接管！——这是美国档案中白纸黑字的纪录，写历史的人不能胡说——其後纵在中国铩羽而去的马歇尔，对“周大使”也无太多闲话。此虽整个局势使然，而能共忧患的中共高层之合作无间，和毛泽东领导的“完全正确”，也是分不开的。 我班上的学生们没有说错——国共之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胜败的问题。他们两个贵党之争，胜和败都是全面的。但是从胜利的角度来看，论功行赏，自然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了。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这儿问题又来了。毛主席对中共开国的领导，何以“完全正确”呢？若谈具体事实，那就要写一百万字了。如今不能谈“具体”的事实，只好谈谈“抽象”的概念。——让我们借用他们“辩证唯物主义者”的一句术语来解释。那我们就可以说，毛主席对中共开国的正确领导，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结果。 “主观”是毛氏个人所具备的各种条件。 “客观”则是他那个革命（也就是“现代化”或“转型运动”）阶段中的“客观实在”。 胡适反对哲学上的“实在论”。说“实在”是虚的，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你叫她怎样，她就怎样。其实纵使在实验主义（黑猫白猫主义）中，客观实在也是存在的，只是它有浓厚的阶段性，“客观实在”随“阶段”变动而已。 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客观实在”就是“必然性的（社会）发展”。但是这个发展却是随阶段变动的；不同的阶段之内，可能有前後矛盾的“社会发展”！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就是在某一特定的“阶段”之内，毛泽东的主观条件，恰好与该阶段中，必然性的社会发展是相互配合的。语云：“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时势的客观实在和英雄的主观认知，正配合得恰到好处，就是毛主席开国有功、正确领导的源泉了。 朋友，这个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不是什麽洋东西呢。中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如刘邦、刘秀、曹操、李世民、朱元璋等都是这样的呢。且看看毛泽东的主观条件：他那天生的不守规矩绳墨的叛逆个性，深厚的农村背景和农民意识，在湖南中小学当老大的习气，《叁国演义》和《资治通鉴》学到的政治军事训练，思而不学的五四北大时代新青年的傲骨，满肚皮社会主义革命的标语。 在他权力成长期那一段“历史叁峡”之中的客观实在，又有些什麽内容呢？曰，农民大起义，这是个传统的必然。但是这个“必然”已逐渐脱离“传统”了。它要有个新的内容和新的领导。远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农民暴动，这一新的转变已很显明，不幸那个时代的农民领袖们如洪秀全、杨秀清和张乐行（捻党的领袖）等还不具备这种半新不旧和既新且旧的主观条件，而毛公今日以七分传统流寇、叁分二百五的现代革命党的混合体，却正好补上这项缺憾。 再者，那个在主观和客观条件之下，既不能独裁、又不能民主的“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国民党政权，在这条转型运动的“历史叁峡”，原也是个阶段性极强的过渡政权——它制造不出一个“定型”来。既是过渡，则历史进入次一阶段时，它就要变成革命对象。这也是一件历史的必然。 毛主席的“开国有功”，领导正确，抽象的说来，就是这两个“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恰到好处了。 做朱元璋，还是做华盛顿？ 但是上文已交代过，社会发展既有其阶段性，则不同的阶段之内，往往就有前後矛盾的发展现象。在前一段中，主观客观的“统一”，至下阶段就往往变成“对立”了。 就以一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来说罢，在他们那个“开国（打天下）阶段”，他们需要一个独裁专制、敢作敢为的朱元璋。可是等到进城之後，走入“建国阶段”，这个“国”却不是“大明帝国”，而是按“宪法”常规建立的“民主共和国”。那他们就需要一个雍容大度、澹泊明志、守法守约的华盛顿了。 老实说，中共建国之初，毛主席如果有华盛顿的胸襟，真的按照宪法，由毛、刘、周、林、邓，顺序安排，轮流坐庄；这样下去，我保险，麻将不到八圈，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定型”，就会慢慢地在中国出现。“历史叁峡”也就不再延长了。 不幸的是，不但我们的现代朱元璋，不具备此一主观条件；历史叁峡中的客观实在，也限制了华盛顿的出现。——读者贤达，您知道搞我们中国式的政治，是只能上，不能下啊。 可是当今中国毕竟是个“民国”嘛。你搞假民国真帝国，那就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了；原先的主观客观的统一，就要变成主观客观的对立了。原先大家一致热爱的共主，很快就变成大家一起目鄙心非的独夫了。 果然一九五叁年苏联的独夫斯大林死了。一九五六年苏共就搞起了对史的鞭尸运动。斯大林的尸体在红场失踪了。 这时正一步一趋走斯大林老路的毛泽东，是继续搞其个人独裁呢？还是悬崖勒马，回头搞个“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开放呢？不幸的是，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都不容许五十年代的毛泽东，去做八十年代的邓小平。但是苏联如此，世界潮流如此，民主共和国宪法如此，国内党内要求如此；尤其是已经当权了的毛派革命家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无不人同此心。毛氏一人便有一手难以遮天之苦了。果然八全大会（一九五六年九月）一开，党章的“毛泽东思想”便被剔除了。——毛从超党的太祖太宗，一下跌回成一个普通党员。 这时毛如果是位华盛顿，或者我国政治传统的上拍下压的官僚体制不那麽丑陋，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可能真的就要出现了。这也是民族不幸和民命活该吧，毛的主观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都不允许这一美景出现，其後国事的发展，众所周知，就不忍卒述了。 毛派抑毛，毛杀毛派 所以八大以後的“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无一不是血淋淋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头滚滚！这些血淋淋的“运动”无一不是毛泽东一手搞出来的，也无一个不是大错特错的。这样则毛对中共的领导，就从完全正确，走向完全错误。 朋友，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所有暴君所杀的人加在一起，都抵不上毛泽东一个人所干的啊！他自说他比秦始皇要厉害十倍百倍，其实他也打破世界纪录啊。 “反右”的“阳谋”，显然是他搞“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失控的结果。争鸣运动分明是他想利用“高知”，来对付企图抑毛的毛派高干。放火自救的企图终於失控，反而助长了高干的威风。文革时代他就再不敢利用“高知”，只好利用“低知”和“无知”了。 刘少奇窜升国家主席，原是毛拉一派、打一派对付彭德怀的结果。搞“大跃进”，取消“二五计画”，也是他要制造天下大乱来转移目标，以图自保。谁知饿死人太多了，引起毛派共愤，大家群起抑毛，他自己终於堕入“二线”，刘反成了英雄。 到四清到文革，毛之恨刘已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拉林打刘也就到不择手段、不要脸的程度了。——保权保位是事实，“左”的口号，欺人自欺而已。 毛主席把《资治通鉴》看过六遍。通鉴者，镜子也。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这面镜子反照之下，也狐尾毕露。——我们都是读过《通鉴》的嘛。 中国共产党原是一个由千万位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着救国救民而缔造出来的，现代化的革命政党。可是它发展至此，在毛泽东晚年的滥用极权、章法大乱的胡干之下，它就把时钟倒拨六百年，堕落成封建帝王（朱元璋）诛戮功臣的最反动的政治集团了！ 朋友，我们读史至此，不免掩卷一问：胡为乎而然呢！问题不在左右，在极权。 对这件历史发展的答案，新露头角的历史家毛毛，转述她的父亲之言，说： 父亲多次说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随时都会有“左”的或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除了陈独秀一次右倾投降主义以外，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他说，右，可以葬送我们的事业，“左”，也可以葬送我们的事业。他说，对於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哲学（见毛毛书，页叁叁六）。 这段引言极重要。它说明邓小平把毛泽东所犯的“建国之过”和“文革之罪”（死人数千万、一亿人民遭殃的大过大罪），说成单纯的左右倾思想的毛病。 其实当权者、当国者，人孰无过、无错？过错应防之於未然；过错自己不愿改、不能改，则由他人改正之。 毛泽东犯了大错大过，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刘少奇、邓小平要改之而不可得。结果“炮打（刘邓）司令部”，刘反被整死，邓几乎不免，这就不是单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问题和思想问题，而是政治制度的问题了。 让我再引一段毛毛的议论。当然是她爸爸的话。毛毛说： 毛泽东这个核心领导地位，不是他自封的，更不是外国人赐予的，是在中国革命经历了近十四个春秋实践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千般曲折万种困扰後选择出来的。 毛泽东是一个领袖，是一个伟人。他的核心地位一经确立，就确立了整整四十一年（见同上，页叁○九）。 毛毛有所不知，历史不是请客，哪有那麽简单！其实毛公领导中共四十一年，却有前後截然不同的两大段： 前半段二十年（一九叁五□一九五五年），从中共党内来看，可说是“完全正确”； 後半段二十年（一九五六□一九七六年），不论从党内或党外来看，都是“完全错误”。 毛犹人也！何以同一个人在进城以前和进城以後，判若两人？粗浅的说，从毛的主观条件来看，他那种叛逆浪漫的性格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他那一点点洋标语和《资治通鉴》，或许可以做“皇帝”，可是绝对不能做“主席”或“总统”了。把主席总统当皇帝来做，主观与客观对立，那就是革命对象了。 “革命革了数十年，一觉醒来解放前！”还是保守的说法啊。毛在後二十年所搞的，事实上是在民国时代，搞“封建补课”！ 再者，毛所领导的这个政党，历史证明了，也只是个打天下的政党。正如民国初年袁大总统的美国顾问古德纳所说的，它是比“承继式的寡头政治”（帝制）问题还要大的“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统治者权力无限，它也没个和平合法的接班制度。政策上成“左”或“右”，都要靠皇上或太上皇一人的金口玉言，总归不是长治久安的民国制度也。 记着：有无限权力的人，无不滥用其权的！ 记着：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 “毛泽东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於一身，才华横溢，文武双全”（同上页叁○九），但是他被“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了，腐化到几乎把毛毛的爸也给杀了。小平幸免於死（且用他自己的话），“命大”而已。 朋友，叁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取向，也是中国近代政治社会转型的主要目标，便是由“无限制”的“极权”，转向有“制衡”的民权。 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老百姓虽然还要有叁、五十年的苦日子好过，但是“守到天明觉夜长”，黑猫白猫搞久了，黎明总归是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