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啟示（上）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採訪時間：2010年10月3號採訪地點：華盛頓•DC——紐約州•伊薩卡 <div>內容提要：<div> </div></div>一，  清府改革困境與辛亥革命必然性二，“革命”解析及和平革命機會的有限性三，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和辛亥革命的遺產<div>四，民國威權政治与辛亥革命的被背叛<div> </div></div> 一，       清府改革困境與辛亥革命必然性   北明：辛亥之前曾發生多次暴動都沒有成功，最後是武昌的革命黨人試制炸彈發生爆炸這一偶然事故，引起了全國性的暴風驟雨式的起義。另外，辛亥革命的先聲是四川的“護路運動”，官民雙方因為川漢鐵路的產權問題武裝對抗，這也是意外事件。有一種意見認為，辛亥革命起因於偶然事件，您怎麼看辛亥革命的基礎？ 一平：歷史上的大事件的發生，常常是由小事件引發的，這就是人們說的偶然性。但是偶然的小事情之能夠引發出大事件，是因為社會已經蓄積了足夠的矛盾和能量。風燭殘年的老人，一場小感冒即可斃命，因為他身體各機能已經不行了。辛亥革命的原因也是這樣，經過鴉片戰爭、天平天國，大清朝已經河日下，甲午戰爭之後更是風燭殘年，對內對外，清朝廷實際以及喪失了統治國家的能力。在這種風雨飄搖情況下，武昌起義就引發了整個大清王朝的垮臺，這是非常自然的。從根本上來說，憲政改革在當時是一種大的潮流，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面對現代（工業）的文明的沖撞，國家在這種情況要挽救自己，只能實行憲政改革。實際上在戊戌變法前後，憲政改革已經是很多人的共識了。並且日本改革之後，馬上贏得了和俄國戰爭，這種大勢所趨人們都看到了。而且戊戌變法之後，清王朝也做了一些改革。戊戌之後，這已是朝野共識。且而戊戌之後，清朝廷還是做了許多改革，如獎勵實業、設立商會、創辦銀行、編練新軍、創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特別是1905年廢除科舉，還准許滿漢通婚等等。但是，這些都是“術”的變革，而不是“本”的變革。          北明：英國十七世紀光榮革命，法國十八世紀大革命，俄國二十世紀二月革命，都導致君主遜位或下臺，中國辛亥革命之前，清室與英法俄皇帝不同的是，它已經舉起了憲政改革大旗，也採取了憲政改革措施，如您剛才所說的，可是為什麼清王朝還是被革命了？為什麼清政府積極進步的主張沒能穩固住自己的政權？   一平：戊戌變法是清王朝的一次憲政變革的機會，但是遭到以慈禧太后黨的鎮壓，大批體制內支持改革的精英被清洗，助長了激進的革命風潮，反滿驅韃成為最響亮的革命口號。 清朝的憲政改革遇到一個關坎難能逾越：這就是清朝是滿族的天下，滿族是統治民族，卻又是一個少數民族。如果實行憲政，即使保存皇帝，整個滿族就將喪失其對中國的統治。“寧予外賊，不予家奴”，這句狠話體現了滿族對喪失政權的恐懼。這個問題是清朝政治改革不可逾越的障礙。這和中國今天的政治改革有點像相似。中國今天的政治改革，出於國家、全民利益當然要實行政治改革。但是政府有一個不能邁過的坎，就是江山是他們（中共）打下來的，他們的後代想保持這個江山，要傳下去，維護紅色家族的江山，高於國家和全民利益。清朝也是這樣。1908年，清朝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定九年為預備期限。這個憲法大綱目標是日本、德國第二帝國式的君主專權的憲政，而不是英國式的共和憲政。即使如此，能走日本維新的道路也好，但是不同的是，日本和德國的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清朝，國家的利益和滿族貴族集團的利益面是沖突的，而後者掌握最高權力，他們要維護自己的統治。        這種民族矛盾更主要的方面應該還說是在滿族政治集團這一面。滿族統治集團的民族意識非常強，他們很清楚他們是少數，但是統治者，滿族的天下要世代傳下去，這不可變動。而漢族官員的民族意識實際上已經很淡薄了，包括老百姓，清朝經過兩百多年，漢族實際已經被征服了，他們認為清朝皇帝就是皇帝，民族矛盾不那麼重要了。晚清，只有革命黨提倡推翻滿族統治，而一般百姓，連同漢族官員並不認同，因此革命黨的力量始終很弱小。但是滿族統治者非常清楚，這個政權不能放棄，他們有危機感。比如說，1911年清朝改內閣制，實際上准備立憲，結果13名內閣大臣，9名滿族，其中7名是皇室成員，漢人只有4人。人稱皇族內閣，連袁世凱有沒有。這件事情很重要，其導致漢族官員，漢族精英對清朝廷的背棄，決心拋棄它。當時，四處烽煙，起義連連不斷。為什麼武昌槍聲一起，迅速蔓延全國，馬上十三個省就獨立？有兩件重要的事情，一個皇族內閣，一個四川護路運動，這兩個事件直接促使了辛亥革命的發生。 二，革命解析及和平革命機會的有限性  北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國內外興起“告別革命”思潮，代表性觀點據說在大陸思想史家李澤厚和前文學所所長劉再復合著的那本書，《告別革命》中。此書我沒機會拜讀，只能轉述他人陳述：大意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如果不發生革命，而保留您剛才提及的君主的立憲方式，走漸進的體制內改革的道路，中國就能避免暴力革命的流血，使中國能夠在民主道路上穩定發展，持續發展。此外，楊小凱，幾年前在澳大利的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也提出過這樣的觀點，他指出一個歷史事實：每一次革命，都使得中國的民主進程停滯或倒退三、四十年。從這些觀點來看，似乎辛亥革命本來沒有發生的基礎和理由，是不必要的。您如何評價告別革命的觀點？ 一平：嚴格地說，在漢語中“革命”這個詞用得很混亂，這也體現出近代以來，中國人思想的混亂。就這個問題而言，革命包括“和平革命”、：“非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徹底的轉變等等。我的理解，李澤厚先生的“告別革命“的意思應該是“告別暴力革命”。就今天的科技與社會的發展而言，民眾大規模的暴力革命——如上個世紀的中國革命，已經沒有可能性了。現代社會，非暴力抗爭或革命，已經成為改變社會的有利方式，現代政治文明的進步。如果就此言，告別暴力革命是對的。 但是要說明，告別暴力革命不意味著告別革命。在今天，和平革命、非暴力革命還是有意義的。 關於辛亥革命，我認為，關鍵是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剛才我說的，滿族統治的利益跟整個國家、全民的利益是相沖突的，他們是不願意放棄政權的。實際上清朝政府不是沒有和平改革的機會，戊戌變法就是一次機會，如果慈禧和光緒聯合起來，推進憲政改革，那個時候是可以成功的。但是慈禧太后代表滿族貴族集團的利益，她看到了，如果他們進行憲政改革，即使皇室可以保存下來，但是整個滿族統治地位就沒有了，這是他們不能面對的。 今天的中國，中共也有進行變革的機會，和平進行憲政改革，但是這涉及到共產黨整個統治集團放棄他們特殊權力和利益，將之交還給國家和國會，但這是他們不能做到的。 由上之下的制度改革，需要中央有威有權，特別是有人民對它的信任，要能令行禁止。在中央尚有控制全局的能力的時候進行改革。這就可以使變革有秩序，發生混亂的時候，中央權力能夠掌控局面，穩定社會。比如臺灣的改革，從蔣經國開始，又經過李登輝，中央權力主動推進改革。他們有能力控制局面，一步一步地走。一般來說，這樣的權力改革，政治局團必須把國家民族的利益當成目的，並且要有一個前提，就是在憲政改革之後，有他們會喪失權力，要把權力交還給國家。很多專制政府不願意這樣做。當他們還有能力控制局面的時候，他們就想繼續大權在握，當他們控制能力削弱的時候，權力失效，以致不能控制社會的時候，為了保存自己不被推翻，它才被迫實施變革，而這時它已經沒有能力控制社會了。 戊戌變法是清朝的一次機會，和平改良是朝野廣泛的呼聲，特別是漢族精英的期待。如果慈禧和光緒聯手，加之漢族精英的輔佐，這將是一場和平的憲政改革。但是滿族權貴集團認為他們尚可統治中國，“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可拱手讓人”。這是出於保滿族之天下，慈禧才鎮壓了維新，特別是不惜軟禁光緒，可見她阻撓憲政改革的決心有多大。憲政改革關乎滿族的天下，是生死之爭。滿族世代統治的利益超過了國家利益。殺戮譚嗣同六君子，使滿族統治集團喪失天下之信，激化漢人士族的反叛心理，反滿驅韃為更多的人所接受，社會反叛心理加重，反滿驅韃的口號被人接受，讓人們更多地主張暴力推翻滿族統治，之後它開始改革了，實際上已經晚了，局面已經無法控制了。和平改革的機會已經喪失了。        北明：從結果看，暴力革命不可取，有了上個世紀人類社會的黑暗記錄，這已經成為世界上文明人類的共識。在這方面，諾貝爾和平獎為人類追求公義的社會變革做出過極大的貢獻。但不可取的東西不意味著不會發生。事物的進程在轉折點之前，人為的力量會起作用，過了轉折點，就會失控。民眾暴力一般都是在社會失控情況下發生的，有組織的暴力革命作為社會變革的力量，也常常是和平手段失去機會和作用的情況下發生的。我想問的是，分析這類歷史事件，用從後果來推斷結論的方式，是否可以說只有理論意義了？ 一平：對，因為我們今天回看歷史的時候你願意有一個更好的結果。但是歷史地看，從當時的處境來看，有時候是別無選擇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