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救爱子未未，高瑛决意贱卖住房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今天（2011年11月7日）晚上11点，我要和妻子去南非旅游。能否出境虽然是个未知数，但心里挺有信心，相信中共当局不会骗我。   谁都知道，自2007年参与“反右斗争”50周年纪念后，我共和国的公民权利即默默地被有关部门无声剥夺，多次持有效签证护照在北京机场海关被限。为此，先后给胡锦涛主席写了不少公开信讨说话。   今年6月，北京市一位局长级的官员正式口头通知我：可以出境了，才有此次南非之行。但朋友们不看好，我却坚信不疑：一国之君的胡主席不会说话不算话吧？正因为相信能出境，所以行前专程去看望五七难友、中国著名诗人艾青同志的遗孀高瑛女士。   艾青难友是我的老师和朋友，生前一起共过事。90年代初，他是中国诗酒文化协会会长，我是副会长。他走后我常去看望高瑛大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今年，他爱子未未不知何事被公安机关羁押，她着得不得了。我曾几次去看望和安慰她。当时，她最担心艾未未被无理逮捕和判刑，终日忐忑不安。我根据看到的材料和得到的情咨，十分肯定把告诉她说：逮捕不了，也判不了刑，顶多三个月就会放出来。不久网上又传出艾未未在里面“遭受酷刑”。她竟然哭了起来：这怎么得了呀！我未未经受不住哟？   我是坐过23年监狱的过来人，“改正”后“官复原职”又成了党报记者，87年打拼来到北京，因工作关系与政法系统不少人有过接触，他们中一些人还是有人性、有法治观念的，不会轻易对未未法外施刑。她听后有所安心，再不悬心吊胆。不出三月，艾未未果然平安回家。她和我大喜，都阿弥陀佛。   最近网上又盛传：艾未未母亲高瑛为助儿子缴纳北京市地税局，对发课公司总金额为1522万元的处罚，决定将其所座落在北京市东四十三条97号老宅卖掉。   我半信半疑，心里十分不安，为探明真相，特于上午锻练完身体后，专程驱车去看望高瑛大姐。一见面，她就含着眼泪说：铁流老弟呀！你可来了，乍办哦？急死我了。发课公司是十年前注册的一家设计公司，资本仅10万元，法人是艾未未的妻子路青。他们（指当局一些人）在政治上没揪到艾未未的辫子，现在却从经济上下手，罚款1522万元，限期15天缴纳，如逾期每天将处以20万元罚款和追究公司法人的刑事责任。未未是我心爱的儿子啊！他正直、有能力、有艺术天才，敢为老百姓说话，像他父亲样敢和贪官污吏斗争。我不能眼睁睁让他再被公安机关抓走啊！只能卖掉房子救他。   我道：大姐哟，是1500多万元呀！你房子能值多少钱？她说：这房是我和艾青一手建的，有多少辛苦与爱意？又有多少回忆与眷恋？能舍得吗！它地处市中心，闹中有静，占地500多平米，按市价应值三千余万元。现在管不到那么多了，谁给我1500万元就卖。我急了道：卖了房你一家到哪里去住？她想也不想回道：扛着被盖卷去天安门住！ </div><div>我的老天，中国大诗人艾青的遗孀都扛着被卷去天安门露宿了，这还是国家吗？我真急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罚款是1522万元呀！   高瑛大姐说得好：如果我儿子是个打砸抢抄的坏人，我会赶他出门。可他是个正直人，有良知的艺术家，常帮助弱示群体维权，得罪了一些权贵，他有什么错呀？我是他的母亲，必须坚决支持他、营救他！！！   字字如铁，句句似钢，浪涌涛鸣，掷地有声。   为了却一位母亲的心愿，为挽救一个政府的面子，我破例写下此文：希望大家帮助高瑛一起救儿子，帮助胡锦涛主席留点面子，快快买这房子吧！     附：</div><div> </div><div>关于东四十三条这房子，高瑛大姐写有《我哪里都不去了》的文章   1975年艾青来北京看病。先是在他妹妹蒋希宁住的杂院里借用了一间小屋，后因房主自己要用，无奈之时，朋友的朋友李敏行把他在王府仓四号的闲房借给了我们。   刚搬进来的时候，只有我和艾青，还有小儿子丹丹。后来在内蒙兵团劳动的女儿玲玲回京了，紧接着在新疆高中毕业的儿子未未也来了。小小的屋子，挤得满满的，吃饭时放上折叠桌，人就无法走动了。   那时，李千峰和姚文经常来看我们。他们是艾青在延安时候的朋友，看到我们一家五口人蜗居在大约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非常同情。他们向王震反映了我们的困境。又是王震帮助了我们，他在给北京市政府的一封信里写道：“艾青同志在东城区丰收胡同21号的私房，应物归原主，退还给他住。”   不久，东城区长来到王府仓，当时有几位朋友正和我们挤在一起吃饭，没有区长的立足之地了。他看到拥挤的情况，就说：“房子实在太小了，也实在太挤了。我们尽快给解决住房问题。”   艾青说：“大救星来了，那就太好了。我们要不是床上架床，一家人挤在一起就成沙丁鱼罐头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区长说：“我去看了你们丰收胡同的旧宅，里面住着四户人，要叫他们搬出去，还得做工作。我的意见，先给你们找几间过渡房，改善一下目前的居住情况好不好？   艾青说：“当然好。只要屋子大一些，把大儿大女给分开住就行了。“   不久，我们搬到了史家胡同27号。里外四间屋，房子是宽敞了，但是离公共厕所少说有一百多米远。这对一位患有前列腺肥大的病人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常为艾青上厕所所发愁。他反倒对我说：“这要比新疆一四四团二营八连的条件好多了。人得知足。多走点路不是坏事，你不是常说么，生命在于运动，上厕所也是一种运动。“我是为他着想，他却找到机会给我上了一课。   橡皮文出版社的法文翻译苏姗娜，在燕汉生陪同下，来我们家谈出版法文《艾青诗选》一事，苏姗娜林解手，我陪她去了公共厕所，她刚走进去就捂着鼻子跑了出来。从此，她每次到我们家来，都不敢吃、不敢喝。谈完事情就匆匆地回去了。她害怕再进那个厕所。   1979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对艾青错划“右派“问题正式给予平反。9月我去新疆搬家，把户口和工作关系都办回北京了。   10月末，周扬忽然到史家胡同来看艾青，这是艾青没有想到的事情。   两个人坐在椅子上，看不出这两个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刻骨铭心的事。   周扬说：“你的问题搞错了我是有责任的。“他说着两眼滚着热泪。   艾青说：“俱往矣，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一个人在表示歉意，另一个人宽宏大量。那些陈年老账，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周扬看到住房环境说：“条件太差了，我找张僖谈谈，先找家宾馆住吧。”   艾青在电话里告诉丁玲说：“周扬来看我，说1957年对‘搞错了’他有责任。他还是有检讨精神的，我回答他说：‘俱往矣。’”   丁玲说：“艾青，你也太宽大了，我可就做不到。”   艾青放下电话对我说：“不宽大又能怎么样，也不能惩罚他21年吧？1957年是谁硬要送给我一顶‘右派’帽子，这还是个问号。郭小川陪我去王震家那天，在路上他对我说，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你是怎么戴上‘右派’帽子的。遗憾的是他已经去世了。1963年他和贺敬之、柯岩一道去新疆，那时我问问他就好了。”   我和艾青很快就住进了北纬饭店。一住就是两三年。   我们所等待的房子——木樨地23号楼终于落成了。但是以艾青的名义要的房子，搬进去的却是别人，说艾青在丰收胡同有房子。其实这是一个不存在的理由。我们和中国作家协会管理。我们在北纬饭店住了两三年，等的是楼房，不是丰收胡同的房子。艾青知道这些情况之后，沉不住气了，他拨通了周扬的电话说：“周扬同志，我不知是谁的主意，把国管局分给我的房子，给了别人。在房子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又反映出来文艺界的宗派性？希望你能过问一下。   艾青放下电话说：“周扬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要了解了解。我一辈子与世无争，看来真是马老实有人骑，人老实有人欺。”   文艺界有些知情人为艾青抱不平了。纷纷向上反映，曾经在新疆任书记的王锋同志也过问我们的住房问题了。胡启立知道了这件事，他的态度很明确：“征求艾青同志的意见，愿意住楼房，按照他的级别待遇给楼房；他愿意回原来的四合院住，给维修，安装暖气。” 1982年秋末，我们终于结束了东搬西移居无定所的生活。艾青又回到了他喜欢的小院里。年老多病的人，还是那么热爱生活。他又开始买花养花，小四合院里，充满了生活气息。   天有不测风云，小院又要“寿终正寝”了。我们住的这一片民宅，都被国家征用了，拆迁工作紧锣密鼓。艾青知道了这个消息很难过，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小院。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好放弃了。他说他的一生可能是命里注定要不断地迁移生活，人是抗争不过命运的。   拆迁单位的人到家里来了，他们说读过艾青的诗，知道身患多病的艾青有过不幸的遭遇。当艾青说想住平房时，他们推荐了东四十三条一座危旧四合院。   艾青给当时的北京市副市张百发写了一封信：   百发同志： 您好！   从电视里得知您很忙，打消了我拜访您的念头，只好写信给您了。   关于我的住房一事，向您作以下汇报：我现在住的东城丰收胡同工同21号四合院，是1956年经周恩来同志批准用稿费购置，1957年反右后，我携带家眷先去北大荒，后去新疆历经21年返回北京，在王震同志帮助下最早落实了房产政策，住进了旧居。   我的一生很动荡，好像生活在旅途中，没有安定感，直到迁进旧居，有了固定的家，以为总算可以安度晚年了，不料住宅被划为国际金融大厦工程征用之地，为了顾全国家建设，我同意搬迁。但是，由于我已八十，身患疾病，行走不便，右眼失明，所以我向拆迁的单位提出要四合院，拆迁单位表示同意。   恰好，东四十三条97号院的主人因房子破旧，修复无力，想住楼房，我们两家达成协议，我以安置于我的楼房与97号院对换，这样不是两全其美？之后，我再自费重新翻建。   据说此事得市里批准，我希望得到您的关照，恭候批示，谢谢了。                         艾青                   1989年8月3日   8月4日发出的信，8月8日就批回来了。   1990年3月，艾青住进了医院。我每天要去医院看他、照顾他，抽空还要到十三条97号监工盖房子。   经过几个月的苦战，新的小院落成了。住在医院里的艾青，急着要出院，我请东城公安分局贾炳武局长找公安干警和武警六支队的战士，帮助我搬了家。   6月6日下午，我去医院接艾青回家。从协和医院一出来，他叫司机霍志华开车去丰收胡同。我告诉他小院已经没有了，他还是坚持要去。在一片空地上，他下了车，东看西看，连小院的一砖一瓦都找不到了。我知道他很难过，就说：“艾老，旧房子不去，新房子不来。我们走吧，有一座新的四合院在等着你呢。   艾青上了汽车，沉默不语。我知道他还是在留恋着住过、爱过的那个小院。我原以为他到了新的家会很高兴，能夸奖我几句，但是没有，他吃完晚饭就上床睡觉了。我几个月的辛苦，。没有得到他的肯定，心里真的不是滋味。   艾青睡得早，也起得早。他坐在写字台前，把我叫过去。说：“高瑛，我是看着天一点一点亮起来的，窗前走廊上的落地玻璃设计得很好。我坐在窗前，小院都在我眼睛里。空中鸽群飞来飞去，鸽哨声忽近忽远真好听。这座小院要比丰收胡同那个小院好得多。”他说这些话使我比得什么奖都高兴。心里想，为了这个小院，我费了多少心思，出了多少力，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天早晨，天是蓝的。淡淡的云朵慢慢地浮动。我对艾青说：“你坐在这里就像船长坐在驾驶舱里，你可以把蓝天当成大海，把白云当成浪花，把鸽群当成海鸥。”   艾青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你就是我的舵手了。”   这时我以战士的口气说：“船长，一切就绪，准备起航。”   艾青笑着说：“这里是港湾，船已经抛下锚了，我哪里也不想去了……”     见2006年北京文艺出社，高瑛著《我和艾青》244页</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