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议2011年10月号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绪语 西谚有云，人生唯二事难逃，死亡和交税。现代国家把赋税的强制性、普遍性提升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而现代民主的发展则相应地要求赋税的公平性和回馈性。任何只有前者而无后者的征缴体制，必然是反民主的。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执政者通过“金税”、“金卡”、“金关”等工程的大规模建设，在税务、金融和海关等领域实现了非现金化和网络化的目标，将其征缴能力一举带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但是，一方面，普通公民和企业越来越难以逃避税收；另一方面，他们对税项、税率、特别是税金使用的决议权，却从未得到最低程度地尊重。 由此视角观之，虽然也夹杂着土客、地域等因素，织里事件仍然最主要地应被理解为，税负敏感度最强的一部分社会成员对于国家基本政治、经济安排的反抗。在执政者已然丧失采取变革的能力和意愿，而只能更加疯狂地掠夺资源冀以尽量延长其统治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织里小业主和劳工的行列，已是必然之势。后世史家亦必当为此大书特书。 二、话题 1、织里事件 湖州老费：织里事件又一次充分说明：政府不是矛盾的解决者，而是矛盾的制造者。 叶匡政：在税负奇高的中国，到今天才爆发一起影响力较大的抗税事件，已是奇迹。湖州织里抗税，只是一个信号，表明民众已不堪高额税负，极可能成蔓延之势。今年前三季度，税收是GDP增速的3倍，中国宏观税负已近GDP的4成，举世罕见。温商跑路、湖商抗税，真正根源都是过高的税负，中小民营企业生存之路越来越窄。 王建勋：前三季财政收入超7万亿，同比增长27.4%；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同比增幅分别为18.7%、24%、35.8%和34.4%。通胀日剧，财税收却直线上升！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马歇尔法官说：征税权包含有毁灭的力量。 刘军宁：宪政箴言：无代表，不纳税！ 莫之许：抗议政府加税，指向的是权力，砸车，指向的是富裕阶层，聚集在街头，统一的认同都是外地人，如此政治、经济、社会上的高度一致认同，加上乡籍（织里主要是安徽人）的因素，一旦形成，就不会消退，且会自我强化，并会通过冲突强化在地人的自我认同，长期的对立因此难免。 石扉客：此番湖州事发，比数月前的增城旧事更让人心悸。这是数百年来富甲天下的江南啊，这是所谓素来温和平静的长三角啊，仍难免于这熊熊烈焰，这汩汩鲜血。在同样的大背景逻辑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周天勇：从湖州抗税的事件看，国务院营业税改增值税，适当调低增值税税率的政策，我认为不要试点，而是尽快在全国实行。紧急废除收费罚款、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养人体制。宣布税外收费非法，企业可以抗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小微企业的创业、发展和增加就业，使人民增加收入，国家社会安宁。 胡锡进：浙江湖州织里镇发生童装业主抗税事件，除了抗税，还夹杂着本地和外来工矛盾。谴责暴力和对暴力的鼓掌者。对暴力中的挑头闹事者应依法严惩。法律尊严必须坚决维护。地方官员若行为错误导致民愤，也应追责。 2、关注陈光诚 Kielboat：东师古村攻防极其生动展现了当下的威权主义图景：持续数年的，全国性国家机器支持的，各种非法治手段并用的防御性暴力岛屿看守着合法维权的战士；同时，分散的通过互联网联系的觉醒者，如散兵游勇的游击队，如潮汐一波波地冲向这个暴力的深渊。 莫之许：很多人觉得执政者囚禁陈光诚很愚蠢，这个看法有道理，但不全面，网格化维稳就是要运用超法制手段将所谓敌对分子限制并隔离开来，这个是普遍运用的，临沂当局只是更加过份而已。 张健：陈案的“试点”意义在于，他们在明知公民社会的成长是对其统治的最大挑战之情况下，利用陈案来观察：1社会对不假掩饰的不正义的容忍程度；2社会自行组织起来以对抗政府的能力的成长程度；3锁定潜在的公民领袖。 极客库：中国的良心被一个拾荒的捡起来；中国的丑恶被一个瞎子看到了。 熊培云：终于看明白了，临沂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一是为了把全市积压几十年的墨镜卖到全中国全世界，今天它成功了，现在你戴的墨镜要不是临沂牌，都不好意思给别人打招呼。二是完成产业转型，开辟临沂探险之旅。什么“万里长城永不倒”，有了临沂它就倒了。现在流行的是“不到临沂非好汉”。 彭晓芸：王小山一行的“探险”再次证明，基层治理已经完全溃败。如果说有什么力量在摧毁本来已岌岌可危的合法性，那么，基层所用的蛮力将是最有效的一招。 無事也生非：当今中国，哪个地方最能代表共产党的本质？山东临沂 西门不暗：在东师古监禁事件判断上，不是观点之争、立场之争，而是文明与野蛮、人类与非人的分野。 胡泳：“朱门酒肉臭，鲁有东师古。”好句！谁做的？ 张海迪：几年前我与作家史铁生就为此做了该做的事。只是我不便在微博上谈太多。 司马南：陈光诚事件明摆着是美国欺负我们，是美国发动的意识形态战争，意图羞辱中国。 3、辛亥百年 旁观者马勇：我们要实现辛亥先驱的理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可能要比说我们已经实现了孙中山的理想，已经建设成富强、民主的中国要更合乎实际，效果要更好些。 余世存：站在现代化的碎片上，回望百年前，确实四顾苍茫，一无凭借。大往小来的革命是我文武周公以来华夏文明最为了不起的“国人暴动”，这一现代公民运动仍待继续。 赵世龙1967：辛亥一百年，我们该反思什么？窃以为最该反思一百年终点回到起点。甚至还没能回到起点的高度。 王晓渔：回顾辛亥百年，如果要“通三统”（主要指政统），似乎只能列出以下三统：1912至1928年的北洋政府时期，1978至1989年大陆的思想解放时期，1987年至今台湾的民主转型和巩固时期。这三统并非没有问题，而其他时间不堪回首。 grace_xiang：辛亥革命最值得纪念的不是革命而是不革命。也就是虽然以枪炮开始，但以纸笔结束。 何兆武：革命不能只是一个招牌，内容不变，只换招牌不行。叫“中华民国”也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招牌变了，内容也要跟着变。 陈平：看似百年共和路，人伦倒退五千年。 孙海峰：朋友问：民国时期培养了那么多让我们敬仰的科学泰斗和人文泰斗，为什么建国后好像没有什么大师？——我说：你见过猪圈里养出老虎来么？ 许倬云：一次辛亥革命就够了，不要再做。 萧功秦：辛亥革命的意义没那么大，辛亥革命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它恰恰是二十世纪大混乱的开端。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如果当时按照预备立宪大纲加快改革，在皇权不受挑战的情况下，社会还能够有序地前进。 4、卡扎菲死了 张健：如果独裁者死也不愿交出权力，那就让他死。革命的道理就这么简单。 旁观者马勇：在过去42年，卡扎菲有足够时间、机会和机遇，参照人类普遍模式，为利比亚构建一个合理社会模式和政治制度。但卡扎菲辜负了时代，辜负了人民，他假借人民名义，以一个不伦不类的中校去掌管国家，以一个变态的绿皮书去掌控人民思想。这其实只是统治者自我欺骗自我麻醉。 斯伟江：卡扎菲死了，离我国太远，对我领导人触动不会太大，如果有一天金胖子也这样悲惨地死了，每一个和他脸贴脸拥抱过的常委，将会做噩梦。 冯小刚：不少朋友认为利比亚上街庆祝的和半年前上街挺卡的是两拨人民。您错了，他们确实是一拨。但他们戏演的好，把老卡都给骗了，真以为人民分了两拨呢。我觉得老卡临死前喊的肯定不是“人民万岁”，他喊的是：人民严重不靠谱！话音未落，被人民一枪给毙了。 张健：国际社会对卡扎菲如何被杀的追问是出于对一般人权原则的尊重和对自身的严肃，而不是对独裁者的同情，国内某些廉价同情发售者可要弄明白这一节。 蒲飞：据说卡扎菲死前和士兵对话如下：士兵问：你爹是李刚么？卡扎菲：不是！士兵：是李鹏么？卡扎菲：不是。士兵：是李双江么？卡扎菲：也不是。士兵：那你丫牛逼个屁，朝死里打。 芮成钢：从萨达姆到卡扎菲，独裁者的下场都是如此。这是一个正义高于一切的时代。何谓正义？有些价值观，有些对生活与生命的期许和憧憬，是地球人都渴望拥有并拥护的。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长：卡扎菲不是中国的朋友，是西方座上宾。 胡锡进：卡扎菲被宣布抓住了。这象征着中东，或许也是世界政治强人独裁时代的结束。民主是大势所趋，各国将在建立民主的实效，规避它的弱点和副作用方面进行制度竞争。 5.小悦悦事件 哈师大历史系教授林奇：小悦悦被撞后，为什么陈贤妹会伸出援手？这绝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受教育不够的结果。她早年没读过几天教科书，多年来又忙于谋生，不读书不看报，不注意理论学习，不主动接受宣传，没能改造世界观，结果导致良知未泯，天性犹存。 游泳的风9：这个社会已全面进入冷漠期，道德已接近死亡；冷漠的根源是全民物欲化，钱在人们的心里是最珍贵的；物欲化是现今体制造成的，助人为乐历史上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一个物欲化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复兴。 天马阿计的表白群：老人跌倒无人相扶，女童被辗无人相救，痛心疾首浪潮再起，却鲜有人追问国民道德为何沦落至此？倘若公权缺乏起码的道德自律，卸纾难解困责任于不顾，却以满足私欲为能事，即便道德话语满天飞，如何奢望底层拥有善良情怀？有如此自私的样板示范天下，才引发集体性的道德腐败，这才是最大的人心灾难。 王蒙：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折射的是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当官员们贪污腐败成风，草菅人命，司法公正屡屡被突破，社会风气又怎么会好呢？正所谓，其身不正，何以正人？国人的冷血，其实是政府腐败的必然结果！！ 汪洋：小悦悦事件，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道德堕落更不是社会主义。悲剧的发生反映了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弊端。 袁伟时：看到路人对小悦悦的冷漠，当然是道德沦丧的方面，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热心人来关心包括小悦悦在内的一切受损害的人。所以不要片面去评价当前的道德风貌，关键要将公共道德的最低要求变成法令，人人遵守。只有法治能够救中国。 6.中央搞文化 吴稼祥：文化不需要改革，只需要放手。 李承鹏：规定什么才是正确的文化，这多没文化。 雷颐：说起文化繁荣，我想起80年代初的“白天老邓，晚上小邓。”无论怎样管制，人们就喜欢听邓丽君。 白岩松：在北京，一个普通人找到每晚各剧院的演出信息非常困难。我曾问过相关领导，他们小声跟我说城管不让，原来中国文化大发展最后被城管掐死了。 崔永元：限娱令己出台，限愚令什么时候出台呢。 沙叶新：台上诸公至多有点专业知识，文凭还不知真假。看他语言无味，面目呆滞，没斯文，没教化，哪来文化？独裁政治何来先进文化？专制体制只能毁灭文化！新闻封锁，网络封堵，是最没文化。连起码的文明都没有，还文化！ 人民日报：重庆“文化高地正在崛起”！ 李长春：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 三、微言 牛博 余世存：我们的一些知识人惯会告别革命。从崇尚英美模式，否定法国模式，发展到认为没有五四运动更好，没有辛亥革命更好。当纽约一家杂志的记者远道来访，问高尔泰，这个同样的五四之子、终生实践并笃信“自由”的中国圣贤，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高尔泰说：“我没有那样想过。” 陈永苗：目前已经丧失改革的最佳时机，除非放开党禁，不然只有两条不归路：一是牵着骆驼穿过针眼；二是捧着鲜花走向坟墓。 刘苏里：当一个政权有组织地规避自己制订的法律，这对其统治意味着什么？统治失序。统治失序意味着什么？崩溃的前兆。 郝劲松：选举自由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果，她把有人类历史以来一直由帝王将相和利益集团专有的国家权力归还给了最广大的民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自由行使是国家实现民主、人民获得自由、消灭腐败专制的前提。 长风：对外我们力争和平解决争端，对内我们积极武力化解矛盾。 五岳散人：对内不要脸、只要钱，然后用这个钱去外面买脸。 秋风：九十年代以来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环境导致中国经济陷入诸多二元分裂之中：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官府经济（国有企业、跨国公司）与草根经济，投机型经济（如房地产）与实业型经济。经济分裂导致社会分裂，大祸就在前面。 石述思：最初撒谎，自己信，别人也信；后来撒谎，自己不信，别人信；现在撒谎，自己不信，别人也不信。撒谎水平的下降是执政素质退化的主要标志。俺说的是卡扎菲。 莫之许：告别单向度改革并非如某些人以为的那样就是拥抱革命，而是意味着，任何变革都不能忽略既有的社会势能。在执政者的高压下，社会被隔离成若干碎片，因此，只能经由抗争走向联合，进而形成对体制的压力，这可能是改变这个社会的唯一途径。长平的“革命新发现”最终也落足到了告别体制幻觉、展开民间抗争之上，这恐怕才是日渐浮现的民间共识，至于什么朝野共识，不提也罢。 冉云飞：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都是言论上的“央企”，它们所做的事情是垄断和单向度宣传，没有多元信息交汇和不同向度言论的竞争，最终造成洗脑的格局，洗脑导致民众利益全面受害。而微博是众多手工作坊式“小企业”的兴起，看似竞争力不大，但却具有改变信息源和流被“言论央企”垄断独大的局面。 王朔：敬畏自己的人民，把他们当财富而不是当负担，是国家最起码的道德。我们总把人口多，素质差当成落后的理由，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没有十三亿人能有扬名世界的中国制造？能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国家嫌弃、不尊重自己的人民，却要人民天天唱歌赞美她，没见过那么不要脸的！ 萧瀚：“此侵犯人权行径既关我个人也关乎每个人，当广为周知并抗议。”并对关心他的朋友们表达谢意！（10月15日17：30—次日凌晨1：30萧瀚被绑架，路途遭被戴黑头套！） 宋石男：降价就打横幅抗议开发商，涨价的时候怎么没见给开发商送锦旗呢？与其找开发商退赔差价，不如找政府退赔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和冗重的房地产税费吧！政府不能总像太极拳传人一样地卸掉责任，再像飞毛腿一样地逃离任何一个灾难现场。 宋祖德：公民应该爱国，人民有权选择不独爱某个党派，任何执政党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应该允许并倾听人民的批评！ 蒲飞：近期官方文件用语翻译指南：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界分脏、社会管理——高压管制、社会服务——公共服务收费、网格化社区——人肉监视。 Kielboat：查验身份证一事，就警察国家的发展倾向来看，最终会形成香港模式，即每个公民出街都必须携带的强制规定，否则可被带回警局调查。但在大陆，如此查验缺乏相应警察行为和身份调查的约束，势必演成每个公民日常生活的恐惧，随时因忘带身份证被扣24小时、拘或暴虐，身份证之查验也将沦为占领下之良民证。 胡泳：当人们的权利被压制，他们就会逐渐丧失有关正直与正义的感觉。 崔卫平：言“所有的人都在恐惧中”，有可能让恐惧成为一种普遍的借口，给它以某种合法性。实际上，有些人恐惧少一些，有些人多一些。自由是个零花钱，自己挣，自己花。 岭南左月刀：道德崩溃的标志是：当某人或机构做了守住良心底线或职责所系的事情，社会弥漫着感动和赞誉。据此，中国道德早已崩溃了。 中坚 茅于轼：私有制是道德之神。 江平：国务院严厉批评当前社会诚信缺失，决定加大对失信的惩戒力度。那是白费力气！社会诚信的缺失，是因为国家诚信的缺失，党的诚信的缺失。你不诚信，人民岂能诚信？ 秦晖：他们啥都爱谈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商贸全球化，偏不谈人权全球化… 资中筠：当人们要自由民主时，他们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远高于资本主义，所以坚决不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民主制度。当人们批评矿难频发安全事故不断时，又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也是这样，我们正处于类似的发展阶段，现在比别人落后，不应和别人现在相比。“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实行西方那套”的说法逻辑不通，再多理论也无法自圆其说。 李悔之：不能把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寄托在少数精英或英雄身上。公民运动，才是拯救中国的最强大动力和最可靠的保证。 周志兴：最近几年来，“改革已死”或者“改革遭遇瓶颈”这类说法越来越流行起来。这两个说法，“已死”，我认为太悲观了，而“瓶颈”好像又没有说够危险性，于是，我就用了“窒息”这个词。 余华：在暨大演讲，有同学问我《活着》改编电影时什么事印象深刻？我说这是18年前的事了，还记得当时张艺谋时常说原作里的什么细节要改动，审查才能通过。看他胸有成竹的模样，心想他如此了解共产党，对他十分钦佩。可是张艺谋拍摄完电影后，审查还是没有通过。我不再钦佩张艺谋，我钦佩共产党了 何兵：观察最近对中东的外交实践，我国不仅在国内维稳，而且帮中东维稳。对外交往，还有第五项基本原则：凡是搞独裁的，都要坚决支持，垮台以后再说。 雷颐：为什么有人一定要把现在的状况作为“中国模式”固定下来？因为他们想把这种他们既有“社会主义”的特权又有“资本主义”的赚钱的状况作为“模式”永远固定下来. 张维迎：说老实话，在提出双轨制的时候，我想到了会出现不适应，我们过去是国家本位，如果价格过度地变化，会使政府部门、人们的观念、企业家都不适应它，但是没有想到腐败会如此严重。 刘瑜：在21世纪想通过“道德大跃进”运动来塑造政府合法性，就象试图通过骑毛驴到达月球。 于丹：中国省部级干部基本上都是高干生出来的，市县级干部基本上都是金钱买出来的。乡镇级干部基本上都是酒肉喂出来的，村级干部基本上都是拳脚打出来的。 周孝正：都说台湾的阿扁是个大贪污，可人家是很有良心的，阿扁在福建樟州捐款建了46座希望小学，你们再帮我看看大陆的那些贪污高官，一弄就是几百、上千个亿，谁见过他们做过半件好事？四川地震时，胡主席捐了300元，天津卖废品的一个老人捐了9856元，谁敢说中国现在是一个正常国家？ 孙立平：当今中国社会已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  蔡国庆：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演员是不允许开微博的。 姜昆：如果我们生活在没有权威、没有偶像、没有榜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悲哀的。 孔庆东：姜昆是相声界下三滥的典型代表，政治上趋炎附势。 杨振宁：我认为，社会结构的原则，以整个人民生活状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 商界 谢文：历史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怎么可能不经过长期，艰苦，反复甚至是流血牺牲的斗争而得以重新分配？既得利益集团凭什么心甘情愿地让渡手中的权力和利益？宪政这点道理讲了几百年了，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光靠讲道理就实现宪政的？ 马云：我乐意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从商。我不喜欢网络游戏，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游戏就是创造财富。 潘石屹：我从建公司的那天起，就对我的财务人员说，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绝对不能做一分钱的假账。不光拿到中国的税务部门去看，就是拿到国外去看的话，都是合法的。 郭去疾：中国经济药方其实很简单：缩减投资信贷与政府主导投资以控制通胀；减少流通环节税费，取消高速公路收费，降低油价，鼓励消费信贷以降低商品价格，刺激消费；加大教育投入，实施12年义务教育，再次扩大高教规模以改变劳动力结构提升全球竞争力。 宗庆后：打拼这么多年，就明白两个词。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分工和自由交换。 海外 余英时：1949年以来，一方面把中国文化传统当作封建毒素来批判和咒骂，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评为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结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后所推崇的就是阶级斗争之类的暴力。在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决不能靠政治力量从上而下强迫灌输。 龙应台：你可以选择做官，你也可以选择挣钱，但你不能选择通过做官来挣钱；你也可以选择玩女人，但你不能选择通过从政来玩女人；你可以选择做圣人，你也可以选择做俗人，但你不能选择让大家像圣人一样崇拜你，还要像俗人一样原谅你。只想要权力不想要约束是恶霸，只想要享受不想尽义务是流氓！ 政客 温家宝：努力营造有道德、讲诚信、守秩序的社会环境。 汪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中国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了，再不讲真话，说人话，可能就没有在台上讲话的机会了！ 薄熙来：提到家人，我的心里既感激又愧疚。我的夫人开来，是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精通法律，英语也好，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做得很成功，受到广大客户和上级司法部门的充分肯定。但为了我，她在事业正红火的时候急流勇退，关闭了这些事务所。 薄熙来：如果说到“文革”，其实我和我的家庭都曾受到很大冲击，对“文革”有切肤之痛。 俞正声：我认为他（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误的，现在的很多事情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马恩最强调的是普选制，不是巴黎公社。主张改造议会，不是取消议会。主张分权，抨击集权，反对革命后议行合一。主张实行法治。 人民日报：外储不全是百姓“血汗钱” 不适合分给民众。 杨洁篪：当前全体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 清华大学国情中心胡鞍钢：中国为什么总成功，源30年来中国式政治制度：领导人新老交替，领导集体稳定、连续；领导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公共政策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中国道路”是条从未有新路，越来越成功的新路。 天津市市长黄兴国：中国的农民为什么伟大呢？我认为，中国的农民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三次大的贡献，第一次贡献是农副产品。第二次贡献农民工。第三次贡献农用地。没有这三次大的贡献，工业化“化”不了，城市化“成”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