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报告3）

政党制度是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中国的党专制体制，顽固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权，用虚假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掩饰一党垄断公权力之实，同时扼杀民间自由力量的成长，这个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现代政党的基本功能和政党悖论   我国古代有所谓“君子群而不党”的说法，“党”在这里是个贬义词，反映了前现代君权、皇权制度背景下对官僚集体政见或群体势力形成的压抑。按照皇权时代的逻辑，每个官员、士大夫只能对天子负责，彼此“结党”势必“营私”。<a href="#_ftn1" name="_ftnref1">[1]</a> 现代政党的概念与此完全不同。现代社会构成有两个基本要件，一个是公民权利，一个是受托性质的公共权力，政党则是连接两者的桥梁之一。政党由具有相同或相似政见的公民集合而成。公民组成政党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并推荐、选举合适的人选参与公权力的运作，这是现代民主社会政治运作的基本形态。 联邦德国1967年的《政党法》把政党的任务规定如下： ● 通过推举候选人参加选举； ● 制定纲领提出政治目标； ● 影响公共舆论和公民意愿的形成； ● 对政府和议会施加影响。 这部《政党法》还规定：对政党功能最低的要求是它必须参加选举。“作为政党，一个团体如果6年内既不以自己的建议参加联邦选举也不参加州选举，那么它将失去其法律地位。”<a href="#_ftn2" name="_ftnref2">[2]</a> 既然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推举公职候选人，政党也就同时具有未来掌控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之孵化器和输送渠道的作用。这是对政党功能的引申，也是对政党功能的某种危险的修正。因为权力天生具有腐蚀性，公共权力也不例外。表达公民集体政见的政党由于权力精英孵化器和输送带作用的不当行使，可能（在某些条件下势必）给政党运作、政党对选举事务的参与、政党的实际参政等带来不利影响，甚至玷污一个政党的名誉。这就是本报告所谓“政党悖论”。这也是很多人厌恶政党政治的原因。但我在这里必须强调，这个源于人性弱点的两难是无法完全克服或解决的。人类的智慧有限，我们至今未能发明更好的连接公民政治表达和整体政治运作的中介方式，只能通过尽可能巧妙、周全的制度设计来减少这个两难可能给实际政治带来的损害。   民国时代曾有过生机勃勃的政党政治   正如分报告1和分报告2所描述的民国时代新闻和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一样，民国时代也曾经出现过生机勃勃的政党政治。 具有现代性质的党、会组织，起自清末，辛亥革命成功后有大的发展，迄1913年底，公开的政党、政治性会社已达312个。<a href="#_ftn3" name="_ftnref3">[3]</a> 虽然那个时候人们关于政党的属性、地位、作用等有诸多争论，但对政党的下列定义，在赞成宪政的人们中却有着基本的共识：1，政党乃部分国民之意愿的结合；2，具有永久结社之性质；3，抱始终一致的政见；4，运用光明之手段和投票之方法；5，为政治上之共同活动；6，求获优势于政界以行其政见。<a href="#_ftn4" name="_ftnref4">[4]</a> 这与前文所引述的国外政党法的有关界定基本一致。 民初的政党运作也曾可圈可点。1913年2月国会选举后，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成为占有议席最多的四大政党，其中国民党一家获123席，占国会总席位的44.9%。为使即将开幕的国会制宪过程更为顺利，四大党曾聚“有聪明才力学识阅历之各种人员”讨论宪法各重要议题。有论者指出，“这场时间长达两月，会议多达七次的讨论会是中国历史上国会各主要政党第一次和平地、理性地讨论宪法上的议题，这一讨论更多的是以理相争，而不是以势相压，更不是以武力为后盾，这不能不说是风刀雪剑的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闪光之点。”<a href="#_ftn5" name="_ftnref5">[5]</a>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也曾服膺共和框架内的代议政治和“政党”概念，而区别于更早些类似兴中会、同盟会那样的秘密“革命党”。但孙文关于政党的见解几经变化，在讨袁的“二次革命”后，孙又回到“革命党”主张，乃至强调“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a href="#_ftn6" name="_ftnref6">[6]</a> 国民党改组前后，孙文汲取苏俄经验，提出“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主张，但又制定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建国纲领，强调最终国民党还要“还政于民”，实施“全民政治”。这个带有矛盾特征的遗产被后来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所继承，蒋介石一方面借“训政”行独裁之实，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宪政”和“还政于民”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终目标，从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内容忍在野反对党派的存在。 事实上，在国民党大陆当政时期，民间反对一党专制的呼声从未间断。比如，抗战伊始，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就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要求有各党派公开活动的自由。抗战中期，则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该团体强调“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前者在反对国民党一党训政，后者在劝诫共产党放弃武力。抗战结束，有“第三势力”之称的各民主党派又在国共两党之间积极斡旋，希望达成共建联合政府的目的。即便是在内战打响、国民党独自筹划的制宪国大召开之际，被邀参加国大的民社党、青年党还在苦心孤诣地提出改组政府的共同条件，不愿做国民党的道具和傀儡。中国现代政党政治在那样一个风云诡异的时代，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惊涛骇浪，却又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华彩篇章！   党专制与“花瓶党”   中国共产党也曾反对“一党专制”，但那是在野时的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1943年10月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曾把“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称为“法西斯独裁政治”；<a href="#_ftn7" name="_ftnref7">[7]</a> 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亦提出“保障自由、开放党禁”是实行宪政最重要的先决条件；<a href="#_ftn8" name="_ftnref8">[8]</a> 刘少奇甚至明确讲“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目的与利益。”<a href="#_ftn9" name="_ftnref9">[9]</a> 然而，后来历史的发展，恰恰证明刘少奇没有说实话。1949年后，共产党不但同样建立了一党专政的政体，而且远比国民党更专制，更独裁！它自称自己就“代表”人民，而且永远“代表”，所以不再提什么“还政于民”；它自称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执政，所以也不必担心什么“政党轮替”。1949年的新政协，虽然也有若干“民主党派”参加，但主要是摆样子的，如果他们真要就国是发表独立见解，1957年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等人的下场就是明证。 60年来，中国发展、演变出了一套充满欺骗性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虽然名义上有8个“民主党派”，但它们并无任何独立性，在事关根本的国家大政方针上，不可能真的作为独立政党发挥作用，更不允许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出挑战。所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云云，不过欺蒙世人而已。但这些“民主党派”的存在又是必要的，因为它们是中国式“民主”和中国式“政党政治”的橱窗，可以对事实上的共产党一党专权起到粉饰作用，所以本报告称其为“花瓶党”，应该恰如其分。 中国共产党对这些“花瓶党”的控制手段包括： ● 明确规定“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中共中央统战 部是“民主党派”事实上的“太上皇”，各民主党派在人事、宣传、党务等方面均需接受中共的指导，按照中共的“统一口令”行事。 ● 每个“花瓶党”只能在固定领域内发展党员，比如民盟以从事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 为主要发展对象；民建的党员发展集中在“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九三学社以科学技术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致公党则以归侨、侨眷为党员发展对象，等等。 ● 严格控制这些“花瓶党”的规模。1950年，各民主党派党员总数为1.1万人，到1989 年，这个数字达到32万人，似乎增长不少。<a href="#_ftn10" name="_ftnref10">[10]</a> 2009年，民革中央拥有党员数达8.8万，<a href="#_ftn11" name="_ftnref11">[11]</a> 照此推算，8个民主党派如今也当拥有70万以上的党员了。但若与8000万的中共党员数量相比，这个数字又算得了什么？！ ● 中共通过中央和省级“社会主义学院”，不断对民主党派党务干部进行系统“洗脑”。 各民主党派办的报纸、刊物必须与中共保持“高度一致”。 ● 同中国共产党一样，各民主党派的日常支出纳入国家财政，民主党派的党务人员 列入国家干部行列，享受有关待遇。<a href="#_ftn12" name="_ftnref12">[12]</a>   在维持这个骗人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框架的同时，当政者又对一切民间独立结社和组党活动严厉打压，毫不留情。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的打压从未间断，多少民间精英因此被送进监狱，判刑、关押数年乃至十数年。秦永敏、胡实根、徐文立、査建国、高洪明、郭泉、刘贤斌……这样的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正是在这种强力压制下，中国民间独立组党被完全窒息。 最近有“红二代”强调共产党政权没有人能够取代：“我们共和国成立60多年了，共产党内确有不争气，许多大矛盾很不顺，但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革命和建设，这个实践，不能假如，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的。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来代替它。你变苏联东欧，你有俄国的生态底座吗？你行吗？你接受普世价值，那个普世价值不就是今天的卡扎菲挨揍吗？”<a href="#_ftn13" name="_ftnref13">[13]</a> 这段引文谬误百出、不堪一驳。别的且不说，“没有哪个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如果这是个事实，那么它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来残酷打压一切异己力量的结果。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不是什么成就，而是当政者的耻辱！因为它迫害民族精华，堵塞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也把当政者自己引入死局。在后面这层意思上，这不但是耻辱，而且是愚蠢。难道“红二代”们还要通过“重塑”一党专制的合法性来继续这种耻辱和愚蠢么？   中国政党制度改革的目标   中国政党制度改革的目标是：继承民国的伟大传统，改变中国共产党党专制框架内名为“多党合作”、实则一党独裁的格局，还公民自由结社和组党的权利，在宪政框架内重构中国现代政党制度。   有朋友担心执政者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主张。他们觉得目前最好不要提这样的口号刺激统治者，而是暂且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在现存制度框架内做可以做的事情，比如推进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改革，50年之内不提组党。<a href="#_ftn14" name="_ftnref14">[14]</a> 我以为这是一种糊涂认知。暂且不谈这个制度是否还可以延存“50年”，即便假设中国未来的转型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公民政治结社和组党也是一个必须纳入议程的改革步骤，因为没有在野党、反对党作为中国政坛新生力量的出现，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会获得突破，具有宪政转型意义的中国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府制度等等的改革亦都无从谈起。 更何况，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只是中国政治转型的一种可能方式，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突发性革命转型。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政党政治的建构将会出现不同的路径。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对转型研究者和行动者均十分重要。   转型路径：建构未来中国政党体系的两种可能   先来看渐进式的和平转型，这种转型的前提是存在某种体制内外的合作、互动机制。在日益强大的民间压力下，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发生分化，开明派或党内民主派形成党内主导，或至少积聚相当力量而足以影响中共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将有可能形成体制内外的温和派（即体制内的改革派和体制外的建设性反对派）携手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格局。这当然是最理想的格局。本系列研究报告的“主报告”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个转型路径。<a href="#_ftn15" name="_ftnref15">[15]</a> 这个转型路径意味着： ● 转型将是实质性的，但又是循序渐进的，而且大体可控。民间反对派不要指望改革 一步到位，要给当政者留出时间、空间做必要的准备和内部协调。另一方面，当政者必须释放诚意、采取措施，给监禁中的政治犯以自由，给反对派更多的批评空间，逐步放宽政治结社限制，直至颁布《政党法》，鼓励公民自由组党。 ● “花瓶党”身份的逐步改变。各民主党派将逐步“断奶”，走向独立化。有能力生 存者演变为真正的政党，没有能力生存者则自然淘汰、灭亡。 ● 共产党自身在这个过程中也将完成其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理念转型指中国共产 党放弃过去的专制逻辑和敌对思维，认同普世价值，也就是自由、民主、公正、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价值观，认同多党制和权力的可替换是监督、制衡公权力的最佳制度安排。组织转型，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构原来作为极权主义执政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按照现代民主政党的建构原则实施组织改组，使这个党变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和行动的党。”<a href="#_ftn16" name="_ftnref16">[16]</a> 以上三个方面合成的结果，将构成未来中国政党政治的基本格局。 关于推进党禁解除、原民主党派的独立化、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社会民主党化等方面的具体步骤，“主报告”有更详细的讨论，此不赘述。这里只引证“主报告”的结论性语言：“前苏东国家和台湾政治民主化的经验均证明，从一党专制走向多党和平竞争的宪政民主制度，即便是在执政者主动为之、或至少没有设置大的障碍的情况下，也需要相当时日。政党政治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解除党禁后，开始时可能出现政党林立、运作混乱的情况，然后逐渐走向规范，形成若干大党左右政局、形成制衡的格局。周密的宪政设计、开放的胸襟、改革时机的恰当选择、当政者与民间自由力量的妥协艺术都有助于减少混乱，尽快形成这样的格局，促进中国政党政治的成熟。”<a href="#_ftn17" name="_ftnref17">[17]</a> 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保持一党独大、但其他政党逐步获得影响力和独立参政力，可能是某种过渡形式。   下面看另一种可能：突发的革命性转型。 这种转型发生的背景是：面对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和巨大的民间压力，当政者仍然拒不改革，或是仍在犹豫之中，某个偶发事件即可引起连锁反应，专制大坝发生裂缝，局部甚至全局失控，这时突发的革命性转型的时机将突然到来，迅雷不及掩耳。 由于近年来中共顽固势力抵抗民主化潮流的倒行逆施有越演越烈之势，人们不得不对突发性革命转型的可能性予以更多注意，并作为现实假设，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推演。 “革命性转型”不一定意味着采取非和平手段，局部或全局失控也并非一定意味着“天下大乱”，关键看权力中枢能否迅速填补和有效运作。无论权力填补者是原政权中分裂出来的力量，还是迅即集结的民间在野力量，还是两者的结合，这种过渡性权力机构的形成都有助于局面的稳定。当然，也可能形不成这样的机构，社会走向分裂，那样内乱甚至内战就有可能发生。这将是民族的灾难。一切负责任的政治家和转型行动者都应该尽全力避免后面这种情形的发生。 就政党政治而言，突发性转型由于原专制体制的突然崩溃，将意味着党禁的瞬间打开，人们一夜间获得了政治自由。组党热潮会骤然而至，不可阻挡。这是一种盛大的政治狂欢，但也孕育着巨大的政治混乱，甚至危险。如果过渡性的国家权力机构迅速拿出办法，制定适当的选举规则和政党活动规则，政党行动和政党规模均有可能逐步合理化，但这将是一件困难的任务，有心的政治家现在就要对此有所考虑和准备。 突发性转型还意味着原来的执政党可能发生分裂、改换门庭，或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对抗民主化潮流导致社会失控，极权执政者自然要承担历史责任，其执政合法性将被公民唾弃和否定。在这个情况下，原执政党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另起炉灶，打出新的旗帜，但中国共产党将在这片国土上最终消失。相比在渐进的和平转型中完成自身功能和角色转换、从而成为一个崭新政党、甚至可能继续执政而言，这个结局对于已经有90年历史的老大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的确不寒而栗。但历史是无情的，自己种下的苦果最终还要自己食用。好在，要避免这种结局，今天还有机会。   未来中国政党体系的特征及其对中国宪政制度的影响   据现代比较政治学研究，今天的世界存在多种政党体系，不同的政党体系拥有不同的功能和特征。人们熟知的是一党制和多党制的区别，前者的本质是独裁，后者的本质是民主。但多党制还有许多细分，还有不同类型的政党体系，中国的转型研究者和转型行动者对此不可不察。 一般来说，人们关注的是转型进程或转型后政党的数量，但多党制并不意味着政党越多越好。不少转型国家都曾出现过转型初期大量新兴政党涌现的情况，动辄数百，但其中大部分昙花一现，并不具备政党发展的持久力。政党的自身分合、选举门槛的合理设计都有助于使政党数量趋于合理。对成熟的民主国家政党数量的统计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有效议会政党（即能够经过大选进入议会的政党）的数量不会超过10个。<a href="#_ftn18" name="_ftnref18">[18]</a> 英国、美国都是典型的两党制，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支配着这两个国家的政党格局。德国、法国则是多党制国家，会有若干有影响的政党进入议会政治舞台并发挥作用。<a href="#_ftn19" name="_ftnref19">[19]</a> 对理解政党政治而言，政党数量的差异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党政见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政党政见可以涉及内政、外交诸多领域，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宗教政策、政体支持、外交政策等方面均可能产生政党政见分歧。有研究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占支配地位的主要政党之间并无大的政见分歧，这种政党体系可称之为一致性政党体系；而若一个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各个政党在各种议题上的主张相距甚远，乃至高度对抗，这样的政党体系就是冲突性政党体系。<a href="#_ftn20" name="_ftnref20">[20]</a> 美国既是一个两党制体系，又是一个一致性政党体系，因为民主、共和二党的政治主张并无大的差别。历史上的魏玛共和国、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今天的俄罗斯则是多党制，且是冲突性政党体制中的多党制，因为在这些体系中不但政党繁多，而且政治主张各异。 一致性政党体系和冲突性政党体系都属于宪政框架内的竞争型政党体系，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对一个国家的宪政构造和政府运行仍然影响深远。正如美国比较政治学家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所言：“尽管政党的数量影响着政治稳定的程度，但是政党之间的对抗程度更为重要。如果多党体系是由相对温和的对抗者构成的，那么稳定和有效率的政府绩效似乎可能实现。如果政党体系是由高度对抗的成分构成，那么不管政党的数量如何，崩溃和内战的可能性都将一直存在。”<a href="#_ftn21" name="_ftnref21">[21]</a>   现在来看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称今日之中国是一个“断裂社会”，<a href="#_ftn22" name="_ftnref22">[22]</a> 官民之间、城乡之间、“穷二代”与“富二代”、“官二代”之间都在发生可怕的断裂。其实，还有一个“断裂”更可怕，那就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在社会病理诊断和国家发展方向等最基本的问题上缺乏基本共识的断裂型社会。从4年前本系列报告的“主报告”发表至今，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演越烈。看看毛派和“乌有之乡”最近对茅于轼和辛子陵的讨伐乃至“公诉”，就可以领略极左复辟潮流有多大劲头；刘源、张木生一类“红二代”号称“不左不右”，但他们提出“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实则还是要保证“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报刊上“中国模式”的鼓吹者们正在为当朝唱赞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说不主义”则一方面反映了倡导者的投机心理，另方面又反映了信息封锁和专制文化熏陶下一部分民众的真实情绪。在“右”的方面，官方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家庭教会、“茉莉花革命”的强力打压，正在促使反对力量中的一部分走向极端化；层出不穷的民族地区“骚乱”则凸显了专制体制下积累的民族积怨正在外泄，甚至喷发，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国家认同正在遇到越来越棘手的挑战。 毫无疑问，造成以上问题的根源仍是当今冥顽不化的中共党专制体制。如果不是因为执政者拒绝批评和公开、严肃的历史反思，像文革这样的历史旧账就不可能仍然有着捋不清<a name="_GoBack"></a>的纠结和认知上的极度混乱。回想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国家百废待兴，但社会却有一个明确的基本共识，那就是必须与过去告别，走改革开放之路。当今的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基本共识。这是一个事实，而且充满了危险，因为这种认知上的断裂不会随着转型的推进乃至成功而消失。各种观点（包括比较极端的观点）都会在未来开放的社会条件下寻求表达，它们可能成为某个利益群体、乃至某个政党的政治纲领。那么这将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即便是在体制内外良性互动的渐进转型的条件下，未来中国大陆的政党光谱也会呈现出斑驳陆离的色彩；而在突发性转型条件下形成的政党格局，则更易具有冲突型政党政治的特点，甚至使未来的中国政坛充满火药味。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中国断裂社会的现实做出的前瞻性分析。 这样一个冲突性政党政治体系的形成将对未来中国宪政国家结构的选择产生巨大影响。比如，不少朋友主张未来的宪政中国应该采行内阁制的政府建构，总统虚位，内阁直接对议会负责；但如果本报告关于中国将出现一个冲突性政党体系的论断站得住脚，那么未来中国就不宜采行内阁制政府，因为在一个冲突性政党体系下的议会制内阁，势必是一个不稳定的内阁。世界上已经有大量事例证明频繁“倒阁”给国家、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型后、特别是转型初期的中国尤其应该避免行政机构的不稳定。（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见本系列报告的“分报告5”）   当下我们应该做什么？   鉴于上述分析，本报告特给海内外的中国民间反对派朋友们提出如下建议： ● 建设一个民主宪政中国，是我们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但在路径选择方面，只要有 可能，不可轻言放弃渐进的和平转型道路，不可轻言放弃争取与中国共产党党内开明派或民主派合作的努力。最近宪政学者王天成撰文对“渐进主义”提出批评，<a href="#_ftn23" name="_ftnref23">[23]</a> 我以为这个批评尚可商榷。天成所说的“渐进主义”指那种“没有勇气面对民主转型”、“假定只有小步幅、缓慢的改革才能平稳、有序地实现转型，而将开放党禁、全国直选等民主转型所要求的关键性变革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的观点。<a href="#_ftn24" name="_ftnref24">[24]</a> 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渐进主义，用来指称俞可平、周天勇这样的官方学者大体合适，却根本不是宪政主义的渐进转型论者的主张。宪政主义者所说的渐进的和平转型，乃基于对中国现实社会条件的冷峻的、客观的分析，而提出的战略上彻底、战术上分步推进的转型方略。它丝毫也没有回避“关键性变革”的意思，只是在强调应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达致转型的成功。毕竟，专制统治者并非铁板一块，反对派仍有可能借助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和强大的民间压力迫使执政集团作出反应，促使其内部分化。当然，鉴于中国国情的复杂和多变，鉴于中共保守势力的冥顽，反对派在不放弃和平转型努力的同时，必须做好应对、引领突发性转型的准备，要有相应预案。 ● 就政党体系建设而言，正是由于未来中国可能出现冲突性政党政治格局，力促转型 的反对派阵营才更应该避免极端化，而为转型后的中国政治文化和政党政治创造“多一点相互理解和包容”的基础。在这方面，曾经陷入内战的西班牙和30多年后成功实现和平转型的西班牙均给我们以启示。上个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本来已经建立共和政体，却因为缺乏社会基本共识而陷入内战，民众迅速两极化，极左和极右都有旗鼓相当的民众在支持，而且左、右阵营内部也厮杀得一塌糊涂。这场内战的结果则是佛朗哥长达30多年的独裁统治。林达曾就此总结说：“大的社会变革中，最理想的模式是双方的温和派的结合。”但“非常不幸的是，在观点分歧的双方中，只要有一支出现极端派，另一支也必定会分裂出他们的极端派。而通常的规律是，两边的温和派都不可能掌控局面，大幅震荡必然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展开，不走到绝路不会回头。”<a href="#_ftn25" name="_ftnref25">[25]</a> 大概是西班牙人吸取了内战的教训，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西班牙政治转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四方博弈”且获得成功的经典案例。<a href="#_ftn26" name="_ftnref26">[26]</a> 这个成功避免了西班牙政治转型的极端化危险，不但使各个派别理性地坐在谈判桌前，达成有利于国家政治前途的决议，而且使西班牙尖锐的民族问题找到了化解的通道，这个国家从此有了更多的政治包容和民族包容。 ● 中国的民间反对派固然需要认真借鉴各成熟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政党政治建 设的经验，未雨绸缪，但更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自身的弱点。我们这一代反叛者都是在党专制这个体制内长大的，无形中沾染、积淀了很多党文化的毒素。我们并不习惯于自省。我们还没有学会聆听。我们不善于和志向一致但观点不同的同道合作。我们往往混淆果断决策和刚愎自用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深切体会在未来民主政治竞技场中一个政治家的品行和道德底线可能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即便我们结束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小圈子里内定未来国家领导人的历史，但迎来的却可能是各政党在宪政民主的平台上相互攻讦的可怕局面。这种情形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地区的政治转型中并不鲜见。<a href="#_ftn27" name="_ftnref27">[27]</a> 它说明这个问题的存在还不能完全归咎于党专制，而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无论如何，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十分重要。 现在，让我们回到西班牙，我想用西班牙政治转型中的一个真实故事来说明什么是民主框架内健康的政党政治的行为准则：1977年10月，为防止转型中的西班牙因经济困难造成政治分裂，年轻的改革家苏亚雷兹首相诚招各党派领导人共同商谈，最后达成一份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的文件，该文件强调要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但民众也必须承担一部分经济压力，工资增长会受到影响。那么在野党怎么办？我们看到，在野党并没有恶意利用经济困难和民众的失望情绪给执政方制造麻烦，而是帮助政府说服民众忍让。“事实上，这次盟约的执行，在短期内有利于政府调整而不利于民众。民众是生活艰辛的实际承受者。特别是共产党这样的左翼政党，没有从盟约中得到什么，却放弃了他们本来可以利用这种形势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实际上是反对党做出了很大牺牲。卡利约（也有译卡里略，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引者注）坚持这样做，不仅是他的思路转变，还表现了一个诚实政治家的底线：归根结底，你是要什么？如果是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那么，当你确信协助政府渡过难关，符合民众的长远利益，那么妥协与合作，就是一个诚实的政治家的自然选择。”<a href="#_ftn28" name="_ftnref28">[28]</a> 卡利约的这个“底线”值得未来的中国政治家们效仿。   余 论   本报告的最后，我们还需对未来中国政党的组织特征和分布状况做一些预测： ● 就组织特征而言，无论是原来的政党（比如转型后的中国共产党，如果它能够完成 这样的转型的话），还是转型进程中新产生的政党，其组织特征很可能更多是刚性的，而不像美国那样，政党组织结构松散，只是单纯充当“选举工具”。刚性政党对党员有较强的约束，适于承担更多的功能（比如沟通与影响公共舆论、与基层民众的制度性联系、更系统地反映某一阶层的民意呼声等等），而且易于形成有威望的领袖，这些对于转型后的中国建设健全的政党政治，都是重要的。但刚性政党之间如何既竞争，又能相互协调，对未来中国将是一个课题。此外，刚性政党内部如何处理决策层和基层组织间的关系、建立党内民主机制、防止政党内通常很难避免的“寡头化”趋势，也都是未来中国各政党必须面对并需加以解决的问题。 ● 就分布状况而言，未来中国比较理想的政党分布是形成5到6个全国性大党，兼有 若干有影响的相对小一点的政党，它们可以基本代表最主要的民意（如果加进港澳台，情况会更复杂些，会有两岸四地的政党建构交叉和融合，大党的数量也会有所变化）。这个政党光谱的最初呈示将是冲突性的，反映断裂型中国社会的认知和利益表达。如果处理得好，它会逐渐地走向相互包容，而形成相对温和的两极体制或多边体制。     另一方面，在地方（这里主要指省一级行政区域内）也可能形成一些小政党，它们主要在地方层级发挥政党功能；它们可能成为省议会或县议会中的重要力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地区差异明显、利益存在和表达如此多样化的国家，政党分布的这样一种局面，大概是有利的。全国性大党和地区性小党之间也会发生变化，随着影响力的升降而易位，也有可能。一切视各自的发展。还是那句话：如果未来的中国政治家都学会遵守“诚实的道德底线”，如果未来中国的政党政治找到了更健康的制度基础和人性基础，则中国的民主宪政有望。             （作于2011年5月27日~6月8日，北京）   <div> <hr align="left" size="1" width="33%" /> <div id="ftn1"> <a href="#_ftnref1" name="_ftn1">[1]</a> 民国学者张君劢认为中国古代之“党”同现代政党的区别，一是“因人而起，不是因事而起”，二是“我国古代所谓党，既起于人，故易流于私。其起于事者易流于公。”（见张君劢《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223）这个解释并未抓住问题的根本。 </div> <div id="ftn2"> <a href="#_ftnref2" name="_ftn2">[2]</a> 沃尔夫冈·鲁茨欧著、熊炜等译《德国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74。 </div> <div id="ftn3"> <a href="#_ftnref3" name="_ftn3">[3]</a> 张玉法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页32。 </div> <div id="ftn4"> <a href="#_ftnref4" name="_ftn4">[4]</a> 同上书，页23。 </div> <div id="ftn5"> <a href="#_ftnref5" name="_ftn5">[5]</a> 见夏新华为《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一书写的总序“让历史告诉未来：近代中国宪政得失之评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1。 </div> <div id="ftn6"> <a href="#_ftnref6" name="_ftn6">[6]</a> 参见邵德门主编《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127。 </div> <div id="ftn7"> <a href="#_ftnref7" name="_ftn7">[7]</a> 参见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页214。 </div> <div id="ftn8"> <a href="#_ftnref8" name="_ftn8">[8]</a> 同上书，页223。 </div> <div id="ftn9"> <a href="#_ftnref9" name="_ftn9">[9]</a> 见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292~293。 </div> <div id="ftn10"> <a href="#_ftnref10" name="_ftn10">[10]</a> 这两个数字引自张忆军主编《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页424、592。 </div> <div id="ftn11"> <a href="#_ftnref11" name="_ftn11">[11]</a> 见2009年7月28日人民网“党员超过8万 民革：促进和平统一，履行参政职能”。 </div> <div id="ftn12"> <a href="#_ftnref12" name="_ftn12">[12]</a> 按中国现行财政预算分类，“政协事务”和“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均列入“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范畴。据2008年福建省一般预算支出分类表，当年该省“政协事务”支出2.9亿元人民币，“民主党派及工商联事务”支出1.2亿元人民币，这两个数字与同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共产党事务”20个亿相比，似乎还不算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福建省当年全省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才3个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也不过5.3个亿！（见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追问阳光财政：2009公民税权手册》） </div> <div id="ftn13"> <a href="#_ftnref13" name="_ftn13">[13]</a> 此语出自张木生，见2011年4月30日共识网刊发的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新书发布、研讨会纪要。 </div> <div id="ftn14"> <a href="#_ftnref14" name="_ftn14">[14]</a> 前不久就有朋友和我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位积极热心基层人大选举改革的人士，“50年不提组党”就出自这位朋友之口。 </div> <div id="ftn15"> <a href="#_ftnref15" name="_ftn15">[15]</a> 见“主报告”的第三部分“中国宪政改革的实施步骤”。 </div> <div id="ftn16"> <a href="#_ftnref16" name="_ftn16">[16]</a> 见笔者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写的导言“纪念耀邦，推进转型：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14。 </div> <div id="ftn17"> <a href="#_ftnref17" name="_ftn17">[17]</a> 见“主报告”第三部分。 </div> <div id="ftn18"> <a href="#_ftnref18" name="_ftn18">[18]</a> 美国学者A·Lijphart（中译利普哈特，也有译李帕特）曾制成图表，展示1945~1996年间36个民主国家根据选举结果计算出的有效议会政党的平均数、最低值和最高值。比如英国在这期间举行过14次大选，有效议会政党数最低值1.99，最高值2.27，平均值2.11；日本举行过19次大选，有效议会政党数最低值2.58，最高值5.76，平均值3.71；意大利举行过14次大选，有效议会政党数最低值3.76，最高值6.97，平均值4.91。（见A·Lijphart著、陈崎译《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53） </div> <div id="ftn19"> <a href="#_ftnref19" name="_ftn19">[19]</a> 德国左翼是社会民主党，右翼是基民盟／社民盟，此外还有绿党、民社党和自由民主党分列左右。法国的左翼则有社会党、共产党、绿党，右翼有保卫共和联盟、国民阵线、法兰西民主联盟。 </div> <div id="ftn20"> <a href="#_ftnref20" name="_ftn20">[20]</a> 见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著、杨红伟等译《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八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页102。 </div> <div id="ftn21"> <a href="#_ftnref21" name="_ftn21">[21]</a> 同上书，页103。 </div> <div id="ftn22"> <a href="#_ftnref22" name="_ftn22">[22]</a> 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div> <div id="ftn23"> <a href="#_ftnref23" name="_ftn23">[23]</a> 见王天成“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正在由“中国人权双周刊”网站连载。 </div> <div id="ftn24"> <a href="#_ftnref24" name="_ftn24">[24]</a> 同上文。 </div> <div id="ftn25"> <a href="#_ftnref25" name="_ftn25">[25]</a> 见林达著《西班牙旅行笔记》，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216~217。 </div> <div id="ftn26"> <a href="#_ftnref26" name="_ftn26">[26]</a> “四方博弈”这个词出自美国转型政治学者胡安·J·林茨，这里涉及的仍然是体制内外分别存在的温和派和强硬派（或极端派、保守派），但与极端派占据主导不同，在一个典型的“四方博弈”过程中，是两方的温和派控制各自的强硬派，从而能够主导谈判进程。“一个真正的四方博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当政的温和派必须拥有充分的自主性，这样，他们可与温和的反对派进行战略性和策略性的谈判；另一方面，为了在协议谈判中扮演他们的角色，温和的反对派也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组织、权力和跟随者存在，这样才能胜任协议谈判。”（见胡安·J·林茨等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65。）毫无疑问，由温和派主导的“四方博弈”的成功，将有助于建设一个转型后相对包容的政党政治格局，哪怕它仍然带有冲突性政党体系的特点。 </div> <div id="ftn27"> <a href="#_ftnref27" name="_ftn27">[27]</a> 有研究者曾这样总结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新兴政党政治存在的问题：“尽管一些国家或地区已经发生了政治转型和执政党的交替，但由于政党之间的竞争还带有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对抗的性质，没有实现在公平的竞争基础上的合作和合作基础上的竞争，新的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还不能相互容忍……”“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已经与民主国家的政党体制和政治过程没有多大差别的制度、规则和操作方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要发生很大的扭曲和摩擦，其效果也要打很大的折扣。”（见李路曲著《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页378~379）台湾民主化转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此类问题，见本系列报告的附件2“台湾民主转型与政治现代化对大陆宪政改革的启示”。 </div> <div id="ftn28"> <a href="#_ftnref28" name="_ftn28">[28]</a> 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477。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