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北京学者陶东风先生说“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层面是‘好生活’”（文见10月29日《新京报》），对此观点，笔者脱帽致敬。照软实力概念的首倡者、美国战略学者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不是由于强制与报酬，而是由于魅力而获得所希望的结果的能力”，它“从国家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魅力中产生”；其源泉有三：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因此，所谓文化软实力，实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窃以为，没有不能落地于生活的文化软实力，一切无助于改善生活品质的“软实力”都是浮云。</p><p>日本文化人类学者、前政府文化厅长官青木保在其出版的数种文化学著作中，从“品牌国家论”、信赖、文化魅力及现代都市的力量等几个层面具体阐述了软实力论。所谓“品牌国家论”，其实并非青木的发明。几年前，荷兰政治学者彼得•邦•哈姆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品牌国家的抬头——形象和声誉的超近代主义政治》），认为今天是品牌时代，国家有必要拥有适当的品牌。没有品牌的国家在国际上不受欢迎，也不会成为经济投资的对象，从而遭到遗弃。“与品牌产品一样，品牌国家也要以可信度和满足客户为基础。跟购买产品一样，我们也会谈论国家的性质”；“虽说国家的品牌中形象和声誉非常重要，但绝不是只要对外摆出一副漂亮面孔，打出轰动效应的广告就可以一了百了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世界，国内和国际是紧密相连的，要想掩盖国内不光彩的事情非常困难。而如果信息不公开，便会令人觉得这个国家是个‘封闭的国家’，而这种负面形象会在世界上越传越广”，对国家形象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p><p>青木认为，信赖是软实力的源泉之一。“如果一个政府只是说些华而不实的大话，而不能通过社会、文化和人们的生活让别国感受到其说服力的话，是无法形成软实力的。”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的那样，“要想发挥软实力的力量，就必须具有足以说服对方的信赖度”。正因此，一些民主国家的政要，往往会在电视等媒体上频频亮相，力求拉近与公众社会的距离。</p><p>作为文化学者，青木主张把软实力的概念与政治和战略的背景分开，用“文化力量”、“文化魅力”来取代软实力的说法。他以世界各国观光人口的统计数据为例，说明哪些环节在削弱着日本的文化魅力。</p><p>都市的面貌和表情，无疑是文化软实力之一环，也是文化魅力之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城市只要有气派的购物中心、剧院、娱乐场所、博物馆、美术馆和超五星级酒店、宾馆，便魅力无限了，还要看这些资源是否能被当地市民和外来旅行者便捷有效地利用。从这个意义上，青木以巴黎为摹本，提出创造“可以行走的城市”的理念——让城市更加“符合人的尺码”。</p><p>两年前，笔者也曾撰文，谈日本的“软实力是怎样炼成的”（刊载于2009年10月10日《新京报》）。彼时，日本尚未遭遇“3.11”巨震。而地震、海啸、核事故“三位一体”的巨大灾难，在重创日本文明的同时，客观上也带来了对战后发展模式进行整体性反思的契机。从八十年代后期起，随着政治生态的“总保守化”，日本始终在两种国家战略之间摇摆，一是所谓“普通国家”化，说白了，即谋求做“政治大国”（State Power）；二是所谓“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化，即通过提高国民的福祉，来实现国家的尊严，从而获得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p><p>尽管“普通国家”化并未完全淡出日本的战略视野，一些政财两界的重量级人物和战略学者仍在念兹在兹，但随着泡沫经济崩溃后被称为“失去的20年”的持续性萧条，尤其是2005年以后，人口开始呈现负增长，老龄化社会迅速发展，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事实上已明显缺乏展开的动力，“无疾而终”似乎是一个无可奈何、然而却颇现实的收场。而与此同时，“民生大国”的道路则深入人心，两年前民主党政权上台时，出于与自民党政权的权力斗争，拼命向选民示好，出台了一系列利好于民生的新政策。</p><p>“3.11”巨震，尤其是海啸引发的核事故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日本进一步看到了经济发展的界限，认识到此前基于高度增长的预设前提下的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预见，在一场全社会性的、伤筋动骨的深刻反思之后，将产生一种全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势必会强化“民生大国”的大方向，从而成为日本在21世纪长远的软实力的来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