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动态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当今中国的社会文化领域存在多种发展趋势和潜在潮流，很难用一种简单的说法来概括。并且，文化的变迁不像经济和政治变化那样具有明确的标志。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变迁是政治或经济变化的结果。持续的经济增长推动了民族自信和自豪感，这在文学、艺术、大众传媒和学术界都有所表现。然而，政治上的压制则致使一些文化思潮并未显现，对这些潜在潮流的发现需要仔细的观察和想象力。另一方面，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似乎都指向压抑的政治体系对社会的牢牢控制。而隐藏在这一决定变化的政治瓶颈背后的，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和整个社会道德与精神价值的迷失。因此，一部分文化变迁反过来也将对今后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如果说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中主导政治生活的的关键因素，宗教则是这种文化赖以塑造日常生活的核心所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提供了支撑各种文化潮流的广义的世界观。本文将关注这些广义的世界观，讨论当今中国的三种主要文化潮流——它们将在未来20年里对中国的国内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这三种文化潮流分别是：作为意识形态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持续存在;社会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以及儒学原教旨主义的兴起。[J1]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统 在很多中国观察家们看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统已经消亡，或者说已经名存实亡。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机器仍然由这一意识形态正统来提供润滑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统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声称坚持这一正统，便为现有政权提供了作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之继承人的合法性。因为在一个重视悠久历史的国家，单单保持高位的经济增长率是不足以为执政者提供充足合法性的。除此以外，目前的经济增长已经与无数社会问题交缠在一起，包括高失业率、贫富差距的扩大、政府官员中腐败的滋生，以及环境污染问题。 重申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是目前党的最高领袖所进行的首要公开活动——走访“革命圣地”——的原因所在。这些由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进行的公开走访，似乎点燃了当今中国的青年和中年人重走上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路的热情。除了长征路线，中国共产党开发了许多与其革命岁月和抗日战争有关系的遗址。这一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和宣传的“红色旅游”在当今中国非常流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很多中央政府机构一起，为推动这类活动进行了强有力的宣传——包括出版相关书籍、组织艺术活动和庆典、为相关电影和电视剧提供赞助等。许多工会组织、党支部、共青团支部都为这类旅游项目提供资金。同时，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红色旅游，以期从这类革命圣地和遗址中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收益。在大众媒体的宣传影响之下，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将红色旅游视为一种朝圣之路，通过这种方式以真诚地寻求自我和民族的意义所在。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政权领导者还发起了一系列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出版项目，为大学学者和党政理论研究者提供大笔资金以更新出版相关教科书、大众读物和专著。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们大都会感到一种边缘化的失落和愤懑，他们由于经济改革转型和党中央领导方向的实用化转向而失去了之前的荣誉和威望。而今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出版重新成为能够带来职业发展和物质生活双重回报的领域。在出版学术书籍对于学者们来说变得越来越昂贵之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们却拥有着大量可用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许多省级党校都因此更新了物质设施、提高了教师的工资和待遇。这些党校和大学中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要研究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个群体是不可忽视的。这个利益集团会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竞争中，从党内外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辩护。 在草根阶层，毛泽东的影响仍在通过另一种方式持续着。[J2] 比如说，在整个中国，如果没有上千、也至少有几百个毛主席纪念堂。这些纪念堂与民间宗教场所非常相似，虽然有时基层干部也可能会提供资金，但并没有政府资助，主要由村民们设计、建造和维护。有些证据显示，毛主席正在成为一个“真神”，成为中国传统民间宗教中的众神之一。与此同时，毛主席塑像仍然矗立在在许多大学校园里。 然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正统的理论下，某些实质性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些变化意味深长。比如：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立场的说法，在前领袖江泽民的任期内，已经开始接纳资本家成为中共党员——只是将其重新定位为“先进生产力”。在胡锦涛的领导期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阶级斗争”，已经被“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新的原则所取代。中国共产党以“与时俱进”和“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名进行了这类修正，而并没有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统之名分。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语境中的灵活性，可以想象，更加激进的转变都有可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发生。比如：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将一些宗教划归为社会稳定和发展需要的文化力量，由此允许宗教信徒入党。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统在最近的将来不会被摒弃。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运行得非常有效，这主要反映在领导核心的指示与政策下达到党的基层组织的过程。几年一度的政治运动也非常有效地帮助改组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员结构，形成了当前的领导核心。同样值得重视的是，高效运行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机构能够成为保持社会稳定和平稳转型的资产。真正的问题在于：向什么方向转型? 社会政治自由主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统本身已经内在包含了自由与民主的元素。这一联系尤其表现在青年马克思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那里。多年来，党内的一些自由取向的官员和理论家继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话语体系中伸张这些元素。这些官员和理论家曾经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以支持政治改革和对世界“开放”。其中有一些最明确表示倡导社会政治自由主义的人，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被清理出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受压制的政治氛围中，持有这类主张的人很难被辨别出来。但重要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政治自由主义是内含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中的，而且这些自由取向的官员和理论家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出现。[J3] 其中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的出版发行。而俞只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中众多自由取向、努力向公众发出声音并试图对变革的方向产生影响的理论家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外，社会政治自由主义为接受过较高教育者、或者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广泛接受。在目前压抑的政治氛围下，大部分知识分子力求保持一种低调的形象，以避免卷入纷争和引来麻烦。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会创造性地发表和出版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主要是通过非政治性的作品、课堂教学、公共演说、各类会议、以及越来越多得到使用的博客。 少部分敢于公开挑战当政权威的人面临着被排挤出大学或社会科学学术机构的危险，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遭受严重困难，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能够依靠个人积蓄和私人资助以继续公开发表观点。一些自由作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小说家和社会活动人士游走于国家和私人组织之间——保持在国家机构中的职位，但在国家机构之外完成大部分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过去的几年中，有一些律师(他们的数量正在不断增长)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为保护公民权利和人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几类知识分子与自由取向的大众媒体人(报纸、杂志、周刊、出版社、网站的编辑和记者等)一起，构成了一股社会政治自由主义的坚实力量。虽然政府力图通过惩罚那些发表相关文章和书籍的人、关闭博客和论坛网站等方式来消灭这些声音，但是现代科技和扩大的社会空间已经使得完全控制这些大众媒体变得非常困难。猫捉老鼠的游戏已经成为一场持久战。 正在中国兴起的非营利性组织(NPO)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NGO)也是社会政治自由主义力量的一部分，它们也为中国缓慢发展的公民社会贡献了一份力量。这些组织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发达国家行列，并且促进和践行自由和民主的游戏规则。 在草根阶层，持续增多的基督教徒可以被看作一股正在成长的社会政治自由主义力量。对许多西方的中国观察家来说，社会政治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未必明显。由于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以及围绕这一运动产生的政治矛盾，许多美国人怀疑甚至完全否认这种关联。但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国在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一关联。并且，中国的基督教并不是其漫长的传统文化所原生的，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它反而是一种现代和自由的力量。在中国，基督教更多地被正面地与解放妇女的“小脚”、介绍现代教育体制和现代西方医学、建立慈善机构、以及倡导社会公平所联系。一个有意思但并不让人感到吃惊的现象是，上文中提到的大部分维护公民权利和人权的律师是基督徒——事实上，几乎都是发现基督教信仰的意义和力量、在其中找到自我何所依以及何所为的新的皈依者。 一些记者和基督教学者大胆预测，未来的三十年里，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将成为基督徒【2】。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曾经观察指出：“几乎在任何一个星期天，中国教会里的新教教徒都比整个欧洲的要多。”【3】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督教主要在农村地区得到发展。自此以后，则在城市中不断发展，主要现象包括在大学校园及其周边广泛存在的《圣经》学习小组和家庭教会。地下教会、未注册教会或家庭教会的数量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管理机构(比如宗教事务局、“三自运动”委员会、公安局和国家安全局)的管制力有不逮。在过去，这类基督教聚会常常被强制性驱散，其领导者往往被送进监狱或劳教所。而今天，这些教会被放任不管已成为越来越普通的现象。 儒教原教旨主义 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至少一百多年。然而，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一争论来了个急转弯。在中国，一项强势的社会运动已经开始复兴作为宗教的儒家。有些人甚至正在努力使儒学成为中国的国教。儒教的倡导者、爱好者和尚有犹豫的支持者包括了学者、大学生、经济与社会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即使在一些因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多年反宗教思想教化而不喜欢“宗教”标签的学者那里，他们也坚持认为儒学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其他一切都是其附属。 这一社会运动仍然刚刚起步，因此很少被学者和中国观察家们察觉。然而可以证明这一运动的事实比比皆是：政府资助的公祭孔子诞辰、大学校园中孔子圣像的设立、孔庙的重建、致力于弘扬“国学”的儒学经典课堂和相关机构的扩展、传统“私塾”的出现、汉服的推广以及儒学论坛、博客和其他相关网站的大量涌现。一些关键性的事件可以说明儒学的迅速发展： 2003年，康晓光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民族主义论纲》的文章，文中提出了四点建议：(1)儒学教育必须纳入从小学到高中、从大学到党校的官方教育体系;(2)国家必须支持将儒教设为国教，通过法律方式确立其地位，并对相关项目提供经济资助;(3)儒教须通过规范和发展教义、经典、仪式、组织、建筑和活动场所来进入所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4)儒教须通过非政府组织(NGO)在海外传播。不论是巧合还是有意计划，这些建议都似乎正在得到实施。 2004年，一群著名的中国学者联合发表了主张回归中华传统文化的《甲申文化宣言》。同年，一年一度在孔子家乡——山东曲阜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仪式，成为了国家性质的公祭活动。同时，教育部开始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据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截止到2006年底，全世界共有49个国家设立了123所孔子学院。【4】与康晓光所建议的由非政府组织来支持相反，孔子学院都直接由教育部通过新成立的国家汉办来直接资助。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世界宗教研究所(ISWR)“儒教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那些批评儒教为宗教的学者，比如曾为任继愈(世界宗教研究所创办者)学生、并将任继愈的立场解释为“批判儒教”的李申，失去了影响力，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儒教研究中心的秘书长陈明，曾经是最积极倡导“文化保守主义”和建立儒教的力量之一【5】。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参加了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举行的成立仪式，并表达了对中心的祝福。同样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国学院，此后其他大、中、小学也相继设立了很多国学机构或课堂。台湾企业家王永庆计划于2005年到2015年间在全中国出资建设10000所明德小学。而他的条件之一是，所有的明德学校都必须每天教授儒学经典。 2006年9月，文化部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6】。其中有一章的内容用于陈述“保护民族文化”，并主张实行以下措施：编辑和出版文化经典;复兴纪念中华民族炎黄始祖的传统节日和仪式;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加强传统经典阅读和传统艺术教育。 儒学的复兴似乎在大部分中国人那里广受欢迎。2006年有两位儒学“电视明星”深受大众喜爱，其中最近的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她因为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而变得家喻户晓。在北京举行的一次8小时的签售活动中，她的《论语心得》销量超过了10000册，而这本书第一版在出版后的四天内卖出了600000册。 在当前的儒学复兴潮中，一部分热切的儒教原教旨主义者(虽然为数不多)已经有了很大影响，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儒教原教旨主义者倡导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强调中国社会环境的特殊性，抵制作为西方文化概念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观念。这些原教旨主义者们是公然的精英主义者，他们为政治权威主义提供了文化的、民族主义的辩护。[J4] 同时，他们也引发了一些反对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社会政治哲学、尤其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的大众情绪。最近，十位名牌大学的博士生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反对庆祝圣诞节。到目前为止，其言论大部分都指向西方文化及其宗教核心——基督教。这封信受到了中国各家报纸、杂志、电视台、新闻网站、论坛和博客的广泛关注。如果这一方向不受限制地发展下去，儒学复兴运动很可能会将基督教作为直接攻击的靶子——就像发生在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和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历史可能会重演。 2020年可能发生的前景 如果以上所描述的任何一个潮流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独占主导地位，中国社会将会陷入动荡。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统的独自垄断不是完全不可想象。毕竟，文化大革命(1966-76)也还没有过去很久。儒家学说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文化正统的可能性很渺茫。但是，儒家们正希望能与佛家、道家和其他民族主义者，包括那些处于权力核心的人物联合起来。儒家运动已经获得了活力。儒学用语和概念已经在最高领导人的发言和最近推行的政策中不断增多。在国家外部，正在上升的日本民族主义和神道教原教旨主义也可能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增长。只要共产党仍然执政，社会政治自由主义可能不会获得排他性的垄断权利。然而来自国内的压力——比如群体抗议和自由的努力——以及来自国外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怀有敌意的压力正在增加。因此，一场急剧的变革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然而，以上任何一种文化力量独尊的可能性都非常小。经济和政治变革可以是戏剧化的、急剧的，一些文化泡腾也可以是戏剧式的，但是作为基础的世界观会保持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和韧性。更为现实的前景是，三种主要文化潮流中的某两种结合起来支配中国社会。 一种可能的前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统和儒教原教旨主义结合。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统中，存在着内在的专政元素。而正在复兴的儒家学说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提供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柔化为仁爱的权威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自由可能只能在一定界限中得到发展，同时民主化的进程会止步不前，基督教的发展也会陷入停滞。虽然这种市场经济、权威政体和传统文化的集合体看起来有些怪异，却是可能发生的。这种结合意味着，经过这么多年想象中的学术讨论之后，一种现代性的另类模式将成为现实。[J5] 第二种可能的前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统和社会政治自由主义结合。如果中国共产党中的自由派能够获得权力、发动公众舆论、并且与党外的自由派联合起来，这些力量将可能一起推动个体自由和民主宪政的进一步发展。在不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宪政和法治会成为这两股力量共有的目标。他们将联合起来，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努力实现一种平稳的政治转型。基督教不仅可能从这种发展中受益，而且能帮助扩展这一转型的社会基础。 第三种可能的前景是，社会政治自由主义和儒家学说的结合。儒家学说和社会政治自由主义的共通性和交叉点可能并不是很明显。然而，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儒家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形态和组织方式的主张。现代西方的一些研究儒学的哲学家(威廉·T. 迪百瑞，罗伯特·南乐山，约翰·H. 白诗朗和杜维明)认为，原始或最初的儒家思想包含了民主和自由的种子。同时，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普遍保留了儒家道德观念，尽管是有选择性和改造性的【7】。这一可能性前景发生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党内自由派足够强大，在宪政主义、法治和民主化方面取得进展，由此保证个人自由的社会空间不断扩大——包括宗教自由。尽管可能性不大，这种情况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这种转向是否会发生，取决于儒学家、社会政治自由主义者和基督徒的互动。如果说坚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者还没有消亡，至少也正在消亡。在这一语境中，复兴的儒家学说可以在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为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提供合法性;同时，社会政治自由主义则可以从现代性、普世价值和规则出发，为其提供合法性。[J6] 注释： 【1】本文由《2020年的中国：未来的前景》一文修改而来。该文曾在2007年2月15-17日在美国弗吉利亚州艾尔利中心举办的全国亚洲研究局会议上宣读。发表于《亚洲政策》2007年第4期，41-52页。 【2】参见，如戴维·埃克曼(David Aikman)《耶稣在北京：基督教怎样推动中国转型和改变全球力量制衡》(华盛顿：Regnery，2003年。);托尼·兰伯特Tony Lambert，《中国的基督信徒》(伦敦：Monarch Books，1999年。) 【3】丹尼尔·贝(Daniel H. Bays)，《当今中国的基督新教》，《中国季刊》总第174期， 2003年6月第2期，第488-504页。 【4】《2006：孔子学院成为中国“软实力”的最亮品牌》，新华网，2007年1月 <a href="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7-01/01/content_5556842.htm">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7-01/01/content_5556842.htm</a> 【5】2006年陈明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到首都师范大学任教;这一变动的意义尚不明确。 【6】全文见 <a href="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26/71018/4">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26/71018/4</a> 814170.html 【7】尼可·康斯特布尔(Nicole Constable)：《基督教精神与中国的灵性：香港客家社群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杨凤岗：《美国华人基督徒研究：皈信、同化和叠合身份认同》(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