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婚床”缘何会裂开 ——中美关系变化之回溯

种种迹象显示，中美婚床正在迅速裂开，而且在短期内并无弥合可能。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夏威夷亚太峰会上批评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强硬讲话及亚太九国TPP协议中国“未获邀请”之外，更重要的方向性指标是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年度报告。报告共列出了43条建议，第一条建议就是，美国国会应委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对现行对华政策开展评估。我注意到该委员会主席William Reinsch特别指出，美国已经意识到，指望中国彻底融入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不切实际的。这一说法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幻想已经破灭。梳理一下中美关系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特别是回想美国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的三年对华外交，一定让人感概万千：奥巴马在其任期的第一年访华回来两手空空，欧美舆论称其“向北京叩头”；这次在夏威夷亚太峰会上对华讲话强硬，国际媒体称其“揪住中国的衣领”。从“叩头”到“揪住衣领”，这三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先得简单交待决定中美两国关系走势的美国因素。以美国而言，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至少有三支政界力量：一支是以两国经贸关系为优先考量的财政部与商务部（支持者为美国金融界与产业界的跨国公司），代表美国的即期利益需求；另一支以国务院为代表，从克林顿时期的人权外交开始，一直希望通过接触、说服，影响并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这两支力量构成“拥抱熊猫派”的主体，是近年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力量。近两三年美国金、产两界对华态度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摩擦也日益增多。第三支被称为“敲打熊猫派”（由蓝队与弑龙派演化而来），以强调地缘竞争的五角大楼为代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这支力量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影响来看处于衰退状态，直到近两年势头才变得稍旺。与之相应的是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也发生同步变化：美国太平洋舰队本世纪零年代中期不得退守太平洋第二岛链，去年又在东南亚国家的吁请下回归第一岛链。从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中美关系成为两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都呈“低开高走”曲线。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承诺：“不会拥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但后来却成了解除“六四”后各国禁制措施的积极推进者。面对媒体的讥讽，克林顿只得以 “创造性模糊战略”来自我辩解。其继任者小布什在竞选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在9•11以后因反恐需要，被迫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在美国的“拥抱熊猫派”与“弑龙派”两种主张夹击中走中间路线，被称为“熊猫避险派”。与前两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呈“低开高走”曲线相反，奥巴马政府的中美关系呈“高开低走”。奥巴马在进入白宫之前，对中国（包括台海关系）并无倾向性的定见。他从未指称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也没有承诺他会采取一些方式将中国引向民主。奥巴马当选后，在对华关系上更是创造了两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在对华政策上充分考虑了来自中国的“智囊”的建议的总统，其“对华政策期望清单”是由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邀请中国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中国视角”出发参与起草的。该清单建议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五个伙伴关系：经济伙伴、反恐伙伴、防扩散伙伴、绿色伙伴、跨太平洋伙伴。另一个“第一”是开创了美国总统上任不到一年就访问中国的先河。这次访问中，他公开表达了正面接纳中国和平崛起、不谋求遏制中国、愿意同中国分享部分“领导责任”等意愿，以此换取中美战略相互保证，希望确保中国崛起不挑战美国利益而且成为促进美国利益的正面因素。但奥巴马向中国伸出的友谊之手，并未赢得北京的友谊。北京对他以种种方式表达了前所未有的轻慢。在奥巴马访华时，中国政府的各种控制比过去克林顿、布什两位总统来访时要严厉得多。美国为了表示奥巴马的访问行程不完全受控于北京，曾点名《南方周末》采访奥巴马。尽管《南方周末》总编向熹本来就是中共信任而派去看守这家媒体的干部，采访报道本身也没有出格之处，但北京还是给予向熹以免职的惩罚。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期间的24国首脑会议上，中国“忘记”了自己愿做美国的“绿色伙伴”并在全球气候及节约能源等议题上支持美国的承诺，甚至置起码的外交礼仪于不顾，派一个副部长级的官员对奥巴马颐指气使，表现极为粗鲁。所有这些，都激起了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的反感。这些反感积聚到2010年1月，终于在Google事件上找到了爆发点，此后中美婚床开始出现裂缝。两国间风波迭起。从Google事件、对台军售，直至奥巴马接见达赖喇嘛，所有过去美国为顾及中国政府情绪而暂时搁置的事接连推出。这些事情与2010年开始冒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华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严重不满结合在一起，使中美关系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中国的反应也非常激烈，《光明日报》于2010年2月4日发表了一篇“奥巴马，13亿中国人鄙视你”，开创了中美建交以来官方媒体辱骂美国总统的先河。当时，一向慎谈政治的美国在华商界人士对中美关系前景也持悲观态度，欧亚集团甚至将中美关系列为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中美关系出现这么多的风波，北京冷静下来之后，倒也想了一些办法希望挽回。尽管中国已经成为GDP总量第二，但中国却表示了前所未有的谦让姿态。先是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于2010年12月发表长文，主题是表示，“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继之又有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发表署名文章“被歪曲的中国国家安全形象”，斥责国内有人过高估计自身实力，鼓吹“持剑经商”，“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的误解”。2011年5月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美，再次强调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只是希望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一从“崛起”到谦辞“候选老大”的急转弯，虽然是缘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经济形势非常不妙，但希望与美国修好的想法表露得非常清楚。问题是，美国决定对华政策的几种势力的消长，并非白宫能够控制。总统个人无论对中国的观感如何，毕竟无法将其个人偏好带到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来，如同小布什总统从不喜欢专制中国，但也形格势禁，不得不与中国结成反恐“战略伙伴”关系。郎咸平最近发文“我们低估了奥巴马的权谋”，是因为没看到决定美国对华政策两派势力的消长。如前所述，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诸多美国跨国公司巨头相继从中国市场撤出。中国方面只承认美资有撤出的，但不承认撤资“成潮”。美国波士顿企管顾问公司（BGG）发布的研究报告《美国制造归来》（Made in the USA, Again）指出，中美生产成本差距缩小，美资企业已从大陆撤离回流到美国，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已变身成为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 中国市场已成美资眼中“鸡肋”这里需要先对中国商务部公布的外商投资增加的数据作一解析。北京一直宣称外资还在持续增加，2011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407家，同比增长6.24%；合同外资金额1778.6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6.79亿美元，同比增长16.6%。如果仅看这些数据定会产生误解，即中国还被世界跨国公司视为投资宝域。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上述数据包括来自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由港的对华投资。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等地正好是中国资本外逃的中转站和洗钱天堂。来自这些地方的所谓“新增对华投资”，其实只不过是中国人和中国公司在这些洗钱天堂漂白的资本回流。早在四、五年前，美欧众多跨国公司就已经公开表露对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严重不满。中国美国商会与中国欧盟商会连续三年发布的调查报告，都表示欧美商界对中国的保护性政策越发感到担心，认为它们在华工作的环境在未来几年将会更加恶化。外资的不满集中在三点：一是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新规定迫使外资企业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二是政府采购规定有失公平，在华经营的外资公司“期望在公开招标中获得平等对待”。三是中国对外资企业并购采取的限制。要成立合资企业，外资方面必须寻找中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双方的股权分配只能是一半对一半。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重不足，这给外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美国政府与欧盟领导层与中国就投资环境进行多轮磋商，但未能有所改变。加之中国大陆近两年面临员工薪资上涨，土地成本增加，以及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因素，造成整体生产成本大增。美资企业盘算成本之后，认为大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于是将企业回迁美国。BGG在《美国制造归来》中预测，到2020年将有15%针对北美市场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前不久，福特汽车公司宣布把1.2万个工作机会迁回美国，并将在美国投资160亿美元，包括62亿美元用于购买和升级在美工厂的配备。BGG高级合夥人希尔金（Harold L. Sirkin）指出，未来五年在美国一些地区制造的商品，生产成本将只比大陆沿海城市略高5%至10%。成本缩小的同时，美国的生产效率更超过大陆。高盛从急欲联姻到绝袂离婚撤资的不止产业界，还有金融业。最近几个月，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和高盛先后结束与中资银行的联姻。在它们采取行动之前，美银（Bank of America）和美林（Merrill Lynch）将其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的10%的股份出售了大约一半。在所有美资的撤资当中，高盛的退出具有标志性意义。就我所知，高盛曾绞尽脑汁希望在中国扎根，为此充当了中国金融业最踊跃的战略投资者。为了获得北京青睐，高盛曾投入巨额公关费用进行巧妙的公关。这些公关手段当中包括采用北京最喜欢的手段：即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宣传。那本罔顾事实、竭尽吹捧之能事的《北京共识》（2005年），就是美国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执笔写成。这个报告不仅将中国这种罔顾社会公正与人权、严重透支生态环境的经济模式，说成“以平等与高质量的发展为其特点”，是“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的发展模式；还说“北京共识”包含的许多“非经济理念”（即“专制极权政治＋市场经济”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观）不仅值得发展中国家仿效，还将在全球范围内取代“华盛顿共识”。这种有点无耻但很有效的“公关”方式其它外资银行亦曾广泛采用，2004年在英文世界里发行并获得关注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作者就是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的花旗（银行）集团的执行董事库恩。这位既非传记作家，也非记者，更不是中国问题专家的金融界从业者，亲自捉笔写就这本传记，其公关意义自不待言。花费如此投入公关而进入的市场居然被舍弃，只有傻瓜才会将这一信息解读成是出自于自身的困难。只能说，这些银行已经看到一点：中国市场的前景晦暗，该是全身而退之时了。跨国公司：北京游说美国的重要盟友这些对美国政界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跨国公司退出中国，意味着联系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已经松动。以往的岁月里，由于在华投资的广泛利益，这些跨国公司一直力主中美友好，是美国政商两界“拥抱熊猫派”的主要社会基础。多年来，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和保障在华投资利润，对国会进行了大量游说。它们在华盛顿有专门的游说人员，还结成了同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他们热衷于呼吁美国政府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态与专制政治，他们游说国会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正行进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等。这些游说活动中有几项让中国政府受益匪浅。例如，2000 年美国国会对中国最惠国待遇表决之前，波音等美国数百家跨国公司结成团体，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说行动。参与人员包括各公司的政府关系专家、行业联合会的游说机构以及共同雇佣的专门游说公司。在近一年时间里，他们举办大量讲座和会谈，向国会灌输开放对华贸易将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的巨大商机的理念，最终获得成功。这次集体游说总共花费1.12亿美元－－此前，美国商界集体行动的最高纪录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游说，总额也不过3,000万美元。2007年美国出台《对华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增加了47项出口管制产品，但最后促使美国减少管制产品的不是中国政府的抗议，而是美国的跨国公司波音、联合技术等企业的游说。美国跨国公司对中美友好所做的贡献，中国政府基本不会公开承认。但北京心知肚明，尽管北京曾聘请20多家专业公关公司为其在美国游说，其效果却远不如这些在美国本土政界拥有盘根错节关系网络的跨国公司。当美国金融产业界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松动之后，中国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中共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内在冲突等各种因经贸利益而被强行压制下去的摩擦性因素就会日益突显。无疑，中美关系面临新变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美国对此似乎已有心理准备，中国方面明显准备不足。